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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奇兵巧周旋,从乞讨的人到元首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2-10 19:37

我喜欢雾。
  我喜欢那使世界呈现出朦胧之美的雾。我赞美雾之神那种象征派诗人一般的笔法。
  有人说过:落雾的时候,世界整个的变成了一间白色的屋子,而这屋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你既无从进来,也无从出去,只有在那一片白色的氤氲中,和自己的影子捉迷藏,这真是一种很有趣味的说法。
  古今诗人吟咏雾的词句很多,宋代的词人秦观郎曾写过那样的句子: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八个字已在纸上展现出那一片微茫的境界。
  美国一位现代诗人桑德堡也曾写过:雾来了附在小猫的足上。
  他的想像的确非常丰富,还有什么比猫足更能表现出那轻而且软,落地无声的雾呢。
  在雾中,一个富丽堂皇的世界是隐去了,我们徘徊雾中,正如读到一首意境高远、含蓄深厚的诗,其妙处,原只可以意会。(你在雾中一步步的向前挪移时,正如将诗中妙句一字字地仔细默咏)当你隔着一片浓雾,忽然听到你熟悉的那条小河的潺潺水音,那份喜悦,确不是在阳光朗照时所能体会得到的。
  我喜欢雾霭烟横的晨昏,一如我喜欢晓阴翳日的微雨天气。薄雾与轻阴笼罩下的世界,虽然是那样地迷离恍惚,使人有无处不凄凄之感,但是霏雾弄晴的光景,不是已予人无限的希望吗?——浓雾微阴之后,必能看到更灿美的阳光。

苏北,人口稠密,物产富饶,河网交叉,公路纵横。

1933—1934.6

引 言

  在抗日战争中,苏北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而且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地区,也是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的重要纽带。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人所共知,丘吉尔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的代言人。他的个性也有一些令人厌恶之处。于是,有些人曾对他拒之千里之外。

  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直通华北和中原。因此,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1)

  不过,长期以来,总是有许多人着魔似地被他所吸引,对他很钦佩。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1938 年春,毛泽东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5 月4 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翌晨,戈培尔太太给希特勒送来了鲜花。那时,他在旅馆的房间内,凭窗眺望。他慢慢转过身来,“以庄重的姿态”接过花束。“这是第一束鲜花,你是第一个向我道贺的女人。”他喃喃地说——据她的说法。沉默片刻后,他好像继续在自言自语,“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我为何不当副总理了。很长时间,连我的党员都不了解我呀!”好一阵沉默后,她朝门边走去。“是的”,她听见他在轻轻地说,“我得独自呆些时候。”
  他把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命运使然,是沿着早已划好的道路迈出的又一步。然而,那些赋予他权力的人们却认为,他不外乎是受他们作弄的对象。例如,巴本就曾对他圈子里的人吹嘘:“他是我们雇来的。”然后他又对爱吹毛求疵的朋友说:“你要什么?兴登堡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希特勒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去吱吱呀呀叫唤!”
  由巴本所代表的容克,认为他们已收买了一个独裁政权,但希特勒却无意当他们的傀儡。他立即着手为独裁奠定基础。首先,他将中央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要求一笔勾消。他说,因为与该党的谈判已经失败,新的选举便很必要了。接着,通过巴本,他说服了兴登堡将国会解散。
  最初的步骤有何意义,这很少有人明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社论并未预见到革命性的变更。毕竟,在希特勒内阁中不过是多了两名纳粹分子罢了——戈林与弗兰克。“从内阁的组成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较大的限制”,当日的《法兰克福报》傲慢地说——48小时后它又评论道,“很明显,政府是围着休根堡转,不是围着总理转。”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吃惊——人们广泛地相信,希特勒不可能在国会内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从而改变魏玛宪法。
  《纽约时报》也抱类似观点:“内阁的组成并不为希特勒先生留有余地,他不能为其独裁野心欢欣鼓舞。”英国大使报告说:“总的看来,报界对希特勒出任总理一事,保持合情合理的冷静”,而“公众对这一消息反应冷漠”。
  正当这些观察家向世界保证希特勒无能时,他却在2月1日向选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在一连串鼓舞人心却又保守的词句后面,隐藏其革命意图。他明确宣布,他只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对他之处置犹太人的计划,他闭口不谈。实际上,凡会伤害或吓住一般公民的东西,他都只字不提。
  在希特勒发表广播演说过程中,美国驻柏林的临时代办正与一个人共进晚餐,此人是曾协助希特勒上台的帝国银行的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是有能力让人当国王的人物之一。
  他透露,他是希特勒朝里的金融和经济顾问;他向这位美国人保证,纳粹“并无实行他们著名的煽动性改革的企图”,所以,“所有大商家都对新政权表示同情。”
  最后一语虽属言过其实,但是,没有工业家和军方的支持,希特勒是当不上总理的。军官团的人多数同意卡尔·多尼茨(海军中正在起步青云者)的看法,即这不过是在希特勒和赤色分子之间所作的一种选择罢了。
  军方之所以支持希特勒,与工业家们一样,是有其自己的打算的。这希特勒也清楚。他对将军们的评价并不高。“我当总理前”,多年后他承认,“我认为总参谋部像一条猛犬,必须紧紧抓住它,因为它威胁着所有的人。”时至今日,他与将军们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在慕尼黑时,洛索夫“出卖了”他;施莱彻尔则极力阻挠他当总理。现在,既然掌了权,他就得下决心与军方讲和,并利用他们为德国的振兴效力。
  在出任总理后的第4天晚上,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应邀到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家里进晚餐(将军曾公开蔑视纳粹)。这次晚宴是新任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安排的,目的在于将元首推荐给军方领导人。晚宴后,他起身发表讲话。在这些人物面前,开始时他有点拘谨。他谈到了国家正面临着的灾难性的经济问题。他的答案并不是扩大出口,因为全球均生产过剩,而德国先前的客户均已发展起了自己的市场。他的结论是,失业和经济衰退将继续下去,直到德国恢复了*?先前的世界地位时为止。
  室内,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种解决办法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的。希特勒继而说,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像癌一样在生长的民主”,必须铲除。德国要振兴,重新武装实为首;祖国一旦重新复兴,就“必须征服东部的土地,并无情地将它日耳曼化。”为了不因其为未来制订的蓝图而产生恐慌,希特勒向其听众保证,他们无需为其国内外政策操心。他不会动用军队去对付国内的骚乱;在今后几年内,军队应致力于“实现其主要目标,好好训练,在遭受侵略时保卫祖国”。关于冲锋队,他再次保证,只有军队“才允许携带武器,其建制不予改变”。
  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对希特勒的印良象好,认为其他在座者的感觉也相同。然而,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却惧怕侵略一说,而里特·冯·李勃将军则认为,希特勒试图贿赂他们。“商人的货物要是好”,后来他讽刺说,“就无需像市侩那样大声兜售。”
  反应虽不一,希特勒却争取到了一批新的追随者。那些希望将新政府变为军事专政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之第一步的人们,已准备批准国社党的改革;许多带恐惧心理的人们,出于对冯·兴登堡元帅的尊敬,也倾向于听之任之。
  希特勒动用了他曾鄙视过的、宪法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强行通过了一项法令(“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对政治集会和报纸加以控制。无论是巴本还是其他阁僚,均未对希特勒的条文提出抗议。在此一致意见面前,兴登堡只好屈服,签署了这项法令。不久,另一道紧急法令也被通过了——用起自己的人选代替了普鲁士政权。人们虽有抗议,但希特勒的回答却又是合乎情理的——新任普鲁士总理巴本,定能拿住新任内政部长戈林——但,事实是,希特勒已完成了走向独裁的第二个步骤。
  德国出现了新贵。汉堡区总裁是新概念的产物,是中下层阶级中一夜之间便飞黄腾达的数以千计的人物之一。教师、律师和商人也成了领导人。如此众多家境清寒的人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先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都是老纳粹战士,由于对希特勒和党忠心耿耿,现在可分到了红息。
  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元首,为取得领导权充分作好准备的总理,在德国,也许未曾有过。对纳粹党,话却不能这样说了。是靠了他之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实现其权力和地位的梦想,党才得以维持的。不错,新贵们确曾按当地水准进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是由于保守派的自命不凡,自由派和左派的混乱使然。
  正当普通党员在笨拙地组织村镇城市和省的机构时,他们的元首却在建立对于被击败的对手的权威。在陌生人面前,他很谦虚,甚至有点儿狼狈。起初,许多人对此误认为是软弱。然而,过了不久,他便占了那些低估他的人们的上风。“在内阁会议上”,曾当过罗德兹研究学者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忆说,“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地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察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和其他政府官员从未碰到过如此强悍的人,他们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月的《观察画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对他之在权贵中出人头地作了描述。他已不再是衣着不整,身披满是皱褶的军大衣、手持鞭子的人物了。他微笑着,显得信心百倍,身上穿着质地优良、剪裁合身的软大衣——他成了洋溢着信心的偶像。

  他说过:“恐惧和仇视是人类最丑恶的本性。”那么,他所崇尚和极力弘扬的人类最美好的天性,该是勇敢和爱心了。大概,这正是他和被他吸引的人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灵犀”吧。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却将新四军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新四军于这一狭窄地区。1939 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说:“我让新四军到那里去,是为了让日本人消灭它!”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与蒋介石的险恶居心相反。党中央、毛泽东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新四军一开到敌后,便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如鱼得水,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燎原之势。

(2)

  确确实实,他是勇敢坚毅、奋发有为的化身,是恐惧怯弱、平庸无能的天敌。只是他并非绝对地反对仇视,他说得过于简单和抽象,需要结合他的行为来认准他所说的仇视何所指。

  时任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由于受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以“江南的特殊性”为理由,没有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苏南,直逼京沪,渡江北上,联接华北”的战略方针,而困守皖南,把已经东迸苏南的主力一团、三团先后调回皖南,致使前线的力量大为削弱,因而使新四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6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2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7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2月21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2月24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2月26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3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24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4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3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2月27日——带上4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9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2楼阳台。
  晚9时30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10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6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Reichsba-ner(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G.(”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3000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3月2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1572年8月24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他一生无所畏惧。他在实现自己的追求时,无论别人对他说多少“不”,他都置若罔闻;他下决心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便预先把“失败”从他的词汇表中删除。他是个多方面的强者,他有不少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破纪录、创第一。

   年2 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到皖南做项英的工作,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且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依据这些原则,周恩来同项英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意见。但此后,项英却迟迟不见行动,拒不执行这些合理的方针。

(3)

  他不怕而且勇于奔赴艰苦和危险。身为豪门贵族之后,偏偏不恋舒适安乐,刚出校门就自找门路,飘洋过海闯世界,一头扎进异国他乡的炮火硝烟中去实现他的人生价值。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粟裕率领的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云寺、秣陵关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粟裕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所谓的“界限”,打到防区以外去。向南打到高淳、郎溪,向西南打到芜湖,向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不但得不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配合,反而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不仅没有理直气状地予以反击,反而责难粟裕“破坏统一战线”。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25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10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100万马克(约值25万美元),I·G·法本的代表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讲演4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43.9%,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3月9日中午,在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1919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1924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作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仑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坦卫戍区敬堂作为3月21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
  3月21日,全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凯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之爱国精神。
  希特勒之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凯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垦,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兴登堡的座椅前,弯下腰去紧握他的手。老头子深受感动,缓缓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两墓献了花圈。此时,礼炮齐鸣。
  由戈培尔一手导演的庆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军人、容克、君主主义者——均相信,希特勒对兴登堡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的理想的。然而,两天后,他便向客观的观察家表明,对谁他都不奴颜卑膝。场地不同了——这次是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气氛也大大不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边悬挂着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们谁才是德国的主人。下午2时5分,国会总裁戈林宣布会议开始。在简短地致词后,他朗诵了《苏醒吧,德国!》一曲的歌词。接着,他便请希特勒谈话。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会场沉静了片刻;接着便是众口一词的喊声“胜利万岁!”喊声连着疯狂的掌声。希特勒通过臂林,大步上台。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份讲稿,若按其措词之谨慎和调子之温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这个所谓授权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暂时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来温和,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品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他不把困难放眼里,脚踏困难登高峰。小时说话结结巴巴,在校功课成绩大多很差,由于生理原因总是发不准S音,从未受过正规的和非正规的高等教育,全靠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挤时间刻苦学习和锻炼,终于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20世纪杰出的演说家,作品高产而又畅销的著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尽管如此,粟裕仍坚持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不断挫败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高举旗帜!
  紧密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挺进,
  步伐稳健,平静……”

  他在中小学就不喜欢因而也就没学好数理化,以后也没有受过任何工艺技术训练,可是战争一旦有需要,他就敢想敢干,居然在军事科技方面也有发明创造。威力强大的新武器坦克的制造,带有铁丝网破坏器的坦克登陆艇的设计,供大部队在无港之处迅速登陆的人造港的建造,都闪耀着他那丰富想象力和勇于探索精神的光辉。

  寒暑交替,冬去春来。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
  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任何人生挫折、政坛风波都吓不倒他,他在宦海浮沉中镇定自若而又坚韧不屈地长游不倦。26岁当议员,33岁当大臣,在注重传统、官僚老化的英国,真可谓凤毛麟角。然而这颗政坛崛起的新星,却走着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进出于两党之间,在九个部的大臣位置上移来转去,还曾几次贬官失位,最长的一次在野十年。直到66岁,强敌来犯才临危受命当首相。下台后坚信必定东山再起,果然77岁高龄重任首相。

  1940 年春天,抗战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面战场上,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的进攻,采取了诱降政策。在南京,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大叫“蒋汪合作”、“和平反共”。蒋介石的假抗日真面目也日益暴露了,他主张什么“曲线救国”,同时暗地里偷偷下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主要力量对付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4)

  他还是一个不屈不挠地向身体的虚弱病伤挑战的斗士,他以勇气、意志力和乐观精神从多灾多难的魔掌中夺得了健康长寿。早产了两个月,先天不足,儿时多病。青年时期又跌入深谷,严重的脑震荡三天三夜不醒;一次拉得右肩脱臼,接上后多年间用力过猛还会复脱。人到中年惨遭车祸。花甲古稀之年劳累过度,患肺心病等。耄耋之年严重中风,背骨、胯骨先后折断。

  国民党顽固派将磨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准备对华中各根据地发动三路进攻:冷欣进攻苏南,韩德勤进攻皖东,李品仙进攻皖中。

  革命在进行。但由于表面看来没有流血,许多德国人并不理解——或不想理解,这场”褐色革命”的初期有个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协调”。看来,统一祖国的过程进展顺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统治之下,并为独裁统治播下种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坚持法律。由此,反对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魏玛共和的政府。在授权法开始实施当天,社会民主党向各地分部发出了一套指示,该指示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何等迟钝。关于应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及其它世俗问题,该指示作了详细的说明,唯独对正在进行的纳粹革命应如何看待,里边只有一段文字。正当纳粹夜间在他们的领导人家里搜查武器时,正当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抛进监狱时,原应作为保卫民主的堡垒的社会民主党。却在告诫党员,不要再记错帐了!
  “全市都处在恐怖的传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谨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写到柏林时说:“我骨子里感觉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整个城市“都在窃窃私语,说那里在晚间非法抓人,还说冲锋队又在兵营内吊打犯人,强其他们往列宁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旧袜等等。它们被政府的愤怒喊声淹没。政府通过其万口千人进行反驳。”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镇上,人们被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壮观的场景搞得眼花缭乱。群众组织,被自愿“协作”进了国社党的组织。慢慢地,每个公民都发现自己与当局有了牵连。人们熟悉的老街被换上了新名。例如,在赫尔纳,拉道斯广场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贝贝尔大街成了赫尔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几乎都有新组织出现:什么母亲乡间学校、母子福利组织、儿童野营团、食品供应福利组织,等等,真是层出不穷。
  在希特勒劝说选民投票选他的努力失败后一月,他采用渐进协作的方法,暂时赢得了大多数德国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这些友善的公民们,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这些年轻人“脚穿大皮靴,大摇大摆地穿街走巷,决心推翻凡尔赛条约,他们满心欢喜,因为夏季又快到了,因为希特勒曾保证保护小商小贩,因为他们的报纸告诉过他们好日子正在来临……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偷偷地快乐和激动,因为他们的买卖对手犹太人,以及被称为少数、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者,犯有使国家失败和通货膨胀的罪行,且要受到惩罚。”
  自政权更迭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系统的迫害。由于在室内发现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断地说成一把凶器——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银行存款便被没收。在德国,这些都被诬为外国的宣传,而在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对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保证说,对德国犹太人的人身迫害“实际上已结束”。即使如此,国外自由派人士的呼声仍使希特勒更加烦恼。他宣布,除非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停止他们的恶意宣传,否则,德国的犹太商界就要大吃苦头。
  然而,呼声并未终止。4月1日,希特勒用这句话予以抵制:“我认为,本人今天的行动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对犹太人是为上帝而战。”这仅是一个试探性步骤。希特勒好像在试探,看他的同胞会让他走得多远。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鲁提曾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劝他软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希特勒回答说,在意大利的犹太人屈指可数,总统并不了解犹太人的问题,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已从各个角度作过多年的研究,谁也没有这样研究过”。他“绝对肯定地”预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在每个国家受到崇敬,“因为此人一举将犹太人从全球永远消灭”。
  在大部分犹太商店和办公室门口都布有褐衫党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冲锋队员们在提醒顾客他们光顾的是一家犹太商店时,也大都彬彬有礼。“围观的一群群行人——觉得有趣,好玩或无动于衷。”伊舍伍德对一家百货商店进行了观察。许多人进了那家百货店。他自己也走了进去,随手买了一个豆蔻粉碎片,挥舞着包裹,走出门来。有个年青的冲锋队员,向他眨了眨眼,作为对他这种挑衅行为的回答。虽然抵制者得到了某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号召农民支持他们),却抵制不了大百货商店和银行。不到三天,抵制便结束了。
  兴登堡本人对继续采取反犹措施也表示反对。他给总理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谴责对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进行歧视。“如果他们值得为德国而战和流血,他们也值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而献身。”然而,老头子却不是那人的对手。希特勒回答说,垄断了法律界和医务界百分之八十的犹太人,现正朝政府部门钻。“古老的普鲁士州之所以如此干净,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务部门只允许有限的犹太人栖身。军官团几乎是绝对纯洁的。”这个论点是无法不使这位老元帅信服的。这点,以及他对战争老兵会作某些考虑的含混的许诺,使他得于在4月7日实施法令,解除犹太人在各公务部门的职务,并限制他们在法律部门任职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诉医生联盟,他本人了解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尤其是青年医生。这样一来,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双重的世界观。“恰恰是为了这些年轻人,我们才有必要用强硬的镇压异族的办法,为他们行医就业创造生存空间和可能性……这项正在进行的民族净化工作,也许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基础。”
  几个星期后,根据《反对德国学校过分拥挤法》,高等学校里的犹太人的数目减少了。在与贝宁主教和天主教要员施泰因曼阁下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为此举辩护。他提醒这两位牧师说,教会曾禁止犹太人散居,只允许他们聚居,且不允许基督教徒与他们一起工作。接着,他解释说,在他眼中,犹太人“是国家和教会的恶敌,他要驱逐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特别是将他们从学术部门和公共职业部门逐出”。他不外乎是在有效地做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试图要做的事情而已。
  许多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其他人则觉得,反犹计划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的。多少世纪以来,他们用随大流的方法生存了下来。曾产生过歌德和贝多芬的民族会拿他们怎样呢?另外,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东方的犹太人。
  国社党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本身却不团结和组织涣散。它取得政权时,其干部结构是脆弱的,关键职位上的“老战士”也太多。党在迅速发展,党员人数已达150万,还有100万人申请入党待批。但是,看到党变得如此臃肿,希特勒并不高兴,于是,他便于5月1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党申请。
  这也标志着他攻击工会的开始。他宣布那天为“国家劳动节”,并把它作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团结节日加以庆祝。当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召开了大型群众集会,参加者有数万名工人和劳工领袖。他们倾听元首阐述劳工之尊严和国家团结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灯光外,其余全部熄灭;听众诚惶诚恐,鸦雀无声。他虽泛泛而谈,但其热情却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结束讲演时,工人们热烈欢呼,似乎他已将世界许给了他们似的。工人们还未从他的语言魔力中苏醒过来便在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众人的热情刚刚消失,天空又出现了礼花。“这真是个勇敢的、壮丽的节目”,法国大使回忆道,“离开会场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客人都坚信,一阵和解协调的浪潮已席卷了整个第三帝国。”
  次日,在警察的协助下,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全国占领了工会的办公室。昨天还保证支持新政府的劳工领袖。今天却在家里被捕;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存款全部被没收,劳工的报纸也被封闭。至傍晚,有组织的劳工工会便在全德国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劳工们保证,在新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下,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日子也会更富裕。没有起义,也未出现有组织的抗议;至月底,庞大的劳动大军便在卍字旗后边乖乖地前进。他们阵脚未乱便从红变褐。
  成功并未使希特勒过激。希特勒变得小心谨慎,使党内的激进分子摸不着头脑。这点,可在5月中旬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呼吁世界和平的答复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说,总统建议让美国介入欧洲关系以作为和平的保证,德国对此可能表示欢迎。上台后的最初日子里所提的好战的要求消失了。“德国政府希望与其它国家的所有困难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德国深知,欧洲的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完全成功,与可能得到的东西相比,牺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对总统果断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钦佩的。)“我同情罗斯福先生”,两月后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因为他敢于超越国会走廊和国家机构,直接朝自己的目标挺进。”希特勒接着说,他本人是欧洲唯一敢于表示“谅解罗斯福总统的动机和方法”的领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党的人才敢于如此彻底地改变方向。“在我听过的希特勒的演讲中,这篇是最好的”,罗茨纳给他的孩子们写道。“我常常不解,为何纳粹能一举将其反对派铲除——例如施特莱斯曼和勃鲁宁——而他又敢发表那样一篇抚慰的讲话!反正,这是有关专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们便如羔羊一样驯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毕苏斯基(*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将军及政治家;1918—1922任波兰总统,1926—1928及1930任波兰总理——译注)。因为他们清楚,要在国内巩固*?政权,麻烦是很多的,由此,在与外国来往时,凡像是麻烦的事情,他们都设法避免之。很明显,希特勒并不想要战争。”
  这篇演讲不但抚慰了西方,而且也进一步向兴登堡证明,新总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时,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讨好老头子了。对老头子,他既彬彬有礼又谦顺可恭;他的论点之力量和逻辑,已把老头子对他不相任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抹掉了。“不到三个星期”,希特勒回忆说,“由于我们进展极快,他对我已像慈父一般亲切。”
  由于兴登堡已在他之影响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权的道路上,他已没有什么阻碍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确定了纳粹党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根据旨在“维护无法解决的血汗关系”的农场限制继承法,首先屈服的是农业组织。结合“以种族为基础的”定居政策,这就为希特勒在征服东部地区后,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办法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当政府通过在国社党的地区和州政权(不适宜地称作《帝国营养地产》)领导下的农民政治组织,牢牢地控制这块土地时,希特勒本人则致力于征服德国的经济。5月3日,《帝国地产贸易与手工业法》得以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它便起到了“德国工商会”的作用。更有意义的是,6月1日成立了“德国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会”,使工业界和纳粹党双双受益。这样,由于控制了市场和价格政策又有组织管理,德国的工业便走上了对政府完全奴颜卑膝的道路。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采取下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消灭政敌。共产党早已被消灭;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理由是它“敌视民族和国家”。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被开除,许多社会民主党领袖则与其他异端分子一起被抛进新近建立的集中营。几天后,民族党自动解散;两星期后——正当希特勒在对其各帝国总督说“现在,我们必须将民主的最后残余消灭干净”时——德国人民党也解散了。
  至此时,希特勒已在内阁内增加了5个纳粹成员,所以,当希特勒提出将德国变成一党专政的国家时,反对者便寥寥无几了。这个新建议不但无视宪法,而且也无视授权法本身,因它剥夺了国会的所有权力,歪曲了国会制度。“我们在内阁讨论这一措施时,几乎未遭反对”,巴本回忆说。希特勒宣布投票——一致通过。在7月14日法国革命纪念日那天,它变成了法律。
  与苏联一样,德国成了一党专政的国家,党受一人控制,而控制党的人又梦幻迷心。

  然而,他凭着顽强的求生欲望,坚持体育锻炼和有规律的生活作息,硬是多次战胜病伤,迅速康复,赶走叩门的死神,将生命的长跑进行到90岁后第55天。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党中央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5)

  他说仇视也是人类最丑恶的本性,因此在不涉及他的阶级立场、政治信念的时候,他对人不记私仇,而且对于他的政敌和战败的敌国,他也宽宏大量。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令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在德国的每个村镇,红黑两色的卍字旗与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一起飘扬。希特勒之用兼收并蓄的办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个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进行的国家内产生作用。现在,人们已把元首的冲锋队看成几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个关键部门差不多均由纳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堂里,褐色革命均受到赞扬和祝福。
  希特勒继续在说,动荡是暂时的。“革命并不是永远如此的”,在宣布国家由一党专政的前夕,他对各州总督说,“必须将革命所产生的激流引进安全的进化渠道内。”掌权的唯一标准是才干,不是党员与否。
  希特勒并不要流血的起义,也不想搞将普通公民或工业家驱除的全面改革。他给自己的地方长官订下了指导原则。“为了取得权力,我们就得迅速地一举而征服之。在经济领域内,我们的行动必须由其它发展原则来决定。在这里,进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采取过激行动将现存的条件打碎,这会危及我们的生存基础的。”这些话,在他的最强大的支持者即冲锋队员们听来甚为反感,几乎惹其他们动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他们都在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个享受战利品的制度。然而,希特勒却作出了惊人之举。他从下而上挫败了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之力量。
  他宣告经济革命已经结束,并将党员经济专家撤换,换上来的是大商家代表。希特勒之社会主义是独一无二的,且服从于他的秘密目标。他之有组织的经济概念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颇为接近,但是,只有当它能为更伟大的目标服务时,他才愿作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对私有财产的蔑视是波希米亚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够的资本以重建武装和恢复经济,使德国享受到适当的命运。他是凯撒,不是列宁。他只将社会主义用来调动群众。假如他认为;资本主义能推动群众,他很可能会举起那面大旗。对希特勒说来,只要能拯救德国,可以不择手段。
  从表面看来,他好像在创造一个工人的社会。在工人们看来,他既是兵又是劳工;他们还在宣传这一形象。这样,战时回战败而受辱、平时又因经济处于崩溃边沿而受苦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便极易与这种既是战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领袖被关在集中营里——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一个家。接受希特勒关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不同的定义是一点儿也不困难的:“德国之社会主义是由德国人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则是犹太人的工具。”
  到1933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支持。资产阶级和工人,军界和政界,种族主义者以及国内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它庞大起来。权力腐蚀人——这历来都是一条政治原则;但它也能使人变得神圣。一年前还是街头暴徒的希特勒,却也被他的职务带来的权力变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国人是被贪图方便引诱,但更多的人却是被理想主义的浪潮引诱。改革似乎在席卷全国。再者,经济业已好转;大城市的街头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追随希特勒,连剧作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脚下,虽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7月,斯宾格勒与希特勒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对法国的政策展开了争论。两人对新教会领导之平庸均表示鄙视。分别时,希特勒对这位作家说,他认为,“将党外人士争取到某项政策上来是非常重要的”。斯宾格勒同意这一见解。元首虽然平淡无奇,却也“是个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带着这种感觉告别希特勒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并不是元首最宠爱的作曲家。他宣布,对德国之变更,他是满意的。当《罗生卡瓦利亚》在柏林首演时,元首前往参加,中间休息时在包厢内接见了施特劳斯。这使他喜出望外。
  教会的“王子”们更是急于向希特勒献媚取宠。“希特勒知道如何驾驶航船”,新近被宣布为非法的天主党领袖路德维希·卡斯牧师在晋见教皇后宣称,“在他当总理前我就常与他见面。他思维清晰,既坚持崇高的理想,又面对现实。他给了我深刻印象……只要秩序得以维持,谁来统治都可以。”*?
  乌斯十一世也恪守同样的原则。这点可在7月20日希特勒与梵蒂冈签订的宗教协定中得到证明。教会同意不让牧师和宗教界人士参政;希特勒则同意给予全国的忏悔学校完全自由——这是天主教的一大胜利。教皇陛下对希特勒的代表弗兰茨·冯·巴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说对德国政府有一位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和俄国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首脑,他是多么的高兴”。
  梵蒂冈对被承认为一个十足的伙伴感恩不尽,祈求上帝保佑第三帝国。更实际的是,他令德国的所有主教向国社党政府表忠。新的誓词是以含义深刻的话结尾的:“在尽本人之神职时,在为德意志帝国的福利而静默时,本人将尽力避免危及帝国的行为。”
  在德国社会的每一阶层,人们均在寻找支持新政府的理由。元首在群众中大受欢迎;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希皮塔耳瞻仰元首的故居便是证明。他们也前往希特勒孩提时代度暑假的农舍。他们爬上房顶拍照,在院子里的木槽内洗手,好像里面盛有圣水似的;他们敲下小块堆谷仓的石头,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以留作纪念。现在的主人从地里回来时,他们常常受到游客们的包围。“简直像赶集一样”,约翰·施图茨回忆说,“他们在牛身上画卍字,一边高唱希特勒的赞歌,一边游村。不久,那个地方便被糟蹋得像废墟。”
  1933年7月下旬,希特勒偷空再次拜访白莱特,在理查和科西玛·瓦格纳以及他们的儿子品格菲的墓前安放了花圈。他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自他担任总理以来,这是首次拜谒瓦格纳的故乡。他在设在万弗里的图书室内漫步,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十年前您就是在这儿接见我的”,他对威尼弗里德·瓦格纳说。说完,他便阴郁起来,“那次起义如果不遭失败,一切都会大不相同。那时我的年纪正合适。我现在太老了。我失去的光阴太多了,必须加倍努力。”沮丧情绪来得快也消失得快,一会儿他便预言他将在位22年,“到时我就退休,但首先我得掌握更多的权力,省得再找内阁的麻烦。目前,他们认为完全有权过问根本与他们无关的事务。”在进素食午餐时,他透露,一旦得到全权,他就将寺院解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时间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消夏。他邀请汉夫施坦格尔一家前往瓦申弗尔德度假。汉夫施坦格尔脱不开身,便派赫仑纳和埃贡前往(埃贡已12岁)。他们从慕尼黑乘车出发,希特勒坐在司机身旁。车抵罗森海姆附近一崎岖路段时,突然发生急剧的爆裂声,停了下来。7名卫兵,端着自动步枪,立时将抛锚的车子团团围住。司机凯姆卡连忙检查发动机——由希特勒打手电。“元首,又是老毛病”,司机解释说,“不知是哪个共产党分子往油箱里放了糖块。”希特勒令卫兵加强警戒,兴致勃勃地观看司机拆下一个零件。司机又吸又吹,还往地上吐——汽油和糖。
  与其他自豪的家长一样,希特勒领着赫仑纳和埃贡参观瓦申弗尔德。他的住房坐落在二楼,正对着上萨尔茨堡,与其它房间一样,陈设简朴。“室内只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和好些简易的书架”,埃贡回忆道,“我特别注意寻找,看元首消遣时看些什么书。”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是卡尔·梅依所著的描写荒凉的西部的书籍——这些书更适合于埃贡阅读,而不是总理。
  汉夫施坦格尔母子是请来的客人,但住在附近旅店里或寄宿公寓里的党员也会来看元首。“戈林与元首形影不离。他们常在花园的小砖路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密谈。走来走去都是那块地。若是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他们走过时,也可听到一些谈话内容。说话的总是戈林:‘我刚签完20份死刑书……’据我记忆所及他说的大概只是这些。我母亲也听到过。我们俩都觉得奇怪,堂堂皇皇的国家政策后边,竟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们全在一聘用餐。餐室设在楼下,简朴大方。埃贡吃不惯安吉拉做的奥地利饭菜,尤其是豆荚,因为这菜要与牛奶、面粉和些小糖一块吃。不过,餐桌旁无拘无束的谈话却令他神往。“他们谈音乐,谈政治,还谈中国艺术——实际上,什么都谈。按其标准,希特勒是够开恩的。我是说,他并不让你老觉得他是个元首。照例,希特勒是不与人交谈的,他不是听就是长篇大论,而他之所云又好像具有天主教的权威。但在这里,在他的‘乡村别墅’里,他经常完全与普通的主人一样,举止得宜,是个普通人。他谈得很多的是汽车,发动机,不同型号的船只的性能,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技术的事情。”
  到此时,元首在瓦申弗尔德别墅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全国的旅游者便涌向上萨尔茨堡。他闭门不出,以免被人看见。
  一天,一群人将埃贡叫来,问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来。12岁的埃贡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的说:“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诚的人在门廊里等您,等得很急。”
  希特勒放声大笑,跟着埃贡走出去与众人打招呼。“他们差点儿晕了过去。他进去后,他们大大谢了我一番。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还把希特勒踩过的卵石拾了一些,放在玻璃药瓶里,欢喜若狂地塞进胸前。”后来,门廊里又来了一群人。埃贡向他们收集了一叠明信片、照片和纸片,一声不响地将它连同一支笔放在元首面前。“我的上帝!孩子”,他笑着喊了一声,“你也不放过我呀,是不是!”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后,准备以同样和善的脸孔去面对世人。那年8月,希特勒批准埃贡的父亲出版一本反对希特勒的漫画集,这些漫画系集自德国国内外的报刊杂志。画集书名叫《白纸黑字》,封皮上画着希特勒,他善意地对他的批评家放声大笑。这些漫画是经汉夫施坦格尔精心挑选出来的,有些是讽刺画,有些是恶意中伤的画,是近10年来最好的。汉夫施坦格尔在序言的开头,引了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话:“小册子应挂在低一些的地方”他在序言中解释说,本书是区分真假希特勒的一个尝试。
  这种宣传吓破了戈培尔的胆。汉夫施坦格尔的理由是,这样才能使英美人获得良好印象。这便改变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觉得,希特勒是寻开心的对象,而不是惧怕的对象。“当领袖的神话在德国迅速传开时”,《文学摘抄》评论道,“欧洲某些独立的日报和周刊却着重强调德国独裁者可笑的方面。他们将希特勒描述成滑稽人物,他的严肃令他更加可笑。”对斗争中处于劣势者历来深表同情的英国人,在元首就赔款与边境问题与法国人打的交道中,帮了希特勒的忙。罗提安勋爵辩解说,国社党人在国内的残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人受外国迫害的反映。”英国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仅次于德国。
  希特勒带着这种善意开始修订其对外政策。统治他的对外政策的,是他的双重理论,即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偶尔他也会拐弯抹角,但最终总离不了归结到东方生存空间问题上。希特勒总想诱使英国作为一个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为此,他必须使英国人相信,帝国已放弃了世界贸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简而言之,德国将控制欧洲大陆,成为反共的堡垒,海洋则由英国去统治。在东征前,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因为意大利同情纳粹之原则,又由于墨索里尼对地中海存有野心,与德国同样敌视法国。
  希特勒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得来的外交人员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对他的外交方法心存恐惧,但是,大多数外交人员却也同意其大多数的基本目标——原因完全不同——并自我解释说,他们可利用他和他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人都相信并希望”,职业外交家赫伯特·冯·迪尔克森回忆道,“不可救药的革命党人会被及时消灭,而他们的继承者,在尝到了权力这杯美酒的甜头和享受了权力带来的舒适生活后,会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会变得保守些。”于是,想法与迪尔克森类似的同事们都“觉得,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进行帮助”。
  希特勒在操纵外交事务方面,与操纵工业家和军方人士一样狡猾。他允许所有官员留任原职,包括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与犹太人结婚的官员在内。他并宣布,帝国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只要他们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他之反对土生土长的共产运动并不表明他们也敌视俄国,同时,为了表示诚实可靠,他秘密地允许苏联根据在他上台前达成的长期贷款协议,延期付款。
  到1933年秋,希特勒觉得,小心翼翼的国际游戏已玩到头了。他决心退出国联——别的不提,国联对重新武装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乱的。“我们必须退出”,他差不多兴高采烈地对巴本说,“其它考虑均完全无关紧要。”当兴登堡询问退出国联是否明智时,希特勒辩解说,为求得德国之完全平等,这势在必行。老头子违心,勉强同意。两块大地产的礼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头允诺,即从帝国和平鲁士的资金中给每块地产拨款40万马克以资修缮——可能影响了他。
  10月14日,希特勒通过电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国不参加会议并退出国联。“在一个没有这样的平等权利的组织内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对一个有6500万人民、热爱荣誉的国家和热爱荣誉的政府来说,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
  这个攻击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之退出一个歧视战败国的组织,是拒绝凡尔赛条约的象征,而不是对西方的挑战。他破例向法国人重申其和平愿望,并希望德国与法国和解。
  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是赌博——然而,由于声言和平,这又是包赢不输的。不出所料,英国人同情多于谴责。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在上议院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15年来,我们和其它国家均未将明智的公平正当手段交给德国,而这种手段,当德国从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将发动战争的政权交出去时,德国是理应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将把自己的决定交给订于在月底举行的公民投票。这是希特勒处理问题,在国内争取广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后几小时,祝贺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办公室涌来。“天主教行动”组织还拍来电报,“一致”支持他们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国联的并非野心”,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对他的学生们说,“也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的固执,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乎是要无条件地为掌握我国人民的命运而明确地负责的愿望而已。”(海德格那时是个纳粹党员,数月后退党。)
  希特勒绝未放弃其两面的外交政策。10月18日,在会见《每日邮报》记者华德·普顿斯时,他的讲话既温和又入情入理。虽然德国人“决不再容忍继续歧视德国之举,但他们绝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新闻记者发表的保证言辞,在外交界却意义甚微。德国驻意大利大使致电外交部说,墨索里尼“对我采取之步骤甚为不安,并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认为德国之退出国联是对他之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而且“觉得无法摆脱目前局势,也不知道德国将如何动作。”
  墨索里尼的愤怒虽然使元首感到关切,但他仍集中全力,为在行将到来的公民投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授权而奔波。他处之如同竞选,利用党的财力人力,力图说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国联。教会再次给予热情支持。巴伐利亚的每个主教均批准红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赞成票的声明:“这样,民主教徒们便重新表明他们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表明他们赞成元首为使德国人民从战争恐怖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下解救出来,使公共秩序得以巩固,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所采取的卓有远见而强有力的行动。”它反映了公众对失败的战争和压抑人心的凡尔赛条约的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选择在12月12日,即停战协定签字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阶级发出呼吁,似乎他们亲如一家似的。“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获得你们的地位而斗争之际,内部再闹矛盾,你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在西门子公司的工厂里对工人们说,“要使德国不再甘心做个流浪汉,它就必须坚持权利平等。要做到这点,全体德国人民就必须团结一致。接收我为你们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领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属于你们。”
  在选举前夕,兴登堡与希特勒结成一体——他曾从希特勒处得到巨额报酬。“明天,请拿出你们的民族荣誉感来,与帝国政府结为一体”,在广播讲话中,他告诫全国人民说,”为了平等原则,为了荣誉的和平,请与我和总理一起,发表意见。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95.1%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92.2%的选票支持国社党——选票上唯一的党。虽然有些外国观察家嘲笑这一结果(达豪集中营内2242人中,2154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却是德国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尔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合二而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胁)的办法,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这是因为,军方甚至正在抱病的兴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将德国引上了独裁的道路。德国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驱使自己去跟随正在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和铲除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的普格菲(*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
  当然,没有镇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营(这是英国波尔战争时期的外来词)已遍及全国,且人们已习以为常。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是一种受惩罚的威胁。在没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出版社后,报上也会出现严肃认真的抗议。编辑和出版商已双双受到控制。随着帝国新闻局的建立。独立办报的最后痕迹也被一扫而光。与新闻自由一起被扫除的还有文艺、广播、戏剧、音乐、电影和美术。
  时至1933年12月,德国已站在极权主义的门槛前了。这样做不是恐怖而是时代的需要和团结的愿望。因循守旧的精神也不是个阶级问题。它在科学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们希望,这样便能与国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实地与政府合作”,德国数学家协会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每个德国人均必然会如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
  于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在各行各业,都少不了极权和一体。虽然其它国家和民族都在暗自庆幸,这种俯首贴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权的镇压性也是条顿式的典型,但这两都却是经济、地理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同一结果。这些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拍子前进的德国人,在热爱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残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异。

  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爱必有仇。丘吉尔仇恨社会主义国家、本国工人运动和殖民地民族独立斗争。然而,他尤其仇视那仇视整个人类的法西斯。出于对大英帝国的大爱深爱,他领导英国人民对德意法西斯进行艰苦卓绝、大勇大智的斗争,在他一生最光辉的时期,他捐弃前嫌,表现出博大的胸襟和气度,同国内外广大人民在一个队伍中团结奋进。

  1940 年3 月,顾祝同调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十八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新四军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同时,在大兵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新四军将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和叶、陶部南调。

(6)

  一旦他的厚爱与深仇在正确方向上找到了结合点,他蔑视恐惧的无畏气概,就发展成建立不朽功勋、推动历史前进、造福于人类的弥天大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他以罕见的先知先觉、大清大醒,坚持不懈地敲响战争逼近的警钟。战争爆发后,他泰山压顶不弯腰,越是危急越顽强,他没日没夜地工作,激励群众斗志,团结举国上下,争取国标援助,变反苏为联苏,率领上千年没进行过反侵略战争的英国人,为捍卫民族生存而战。终于挽狂澜于既倒,由自卫转入反攻,直至犁庭扫穴,彻底消灭法西斯强盗。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创造的以手指表示胜利的V形符号传遍世界,他的大名也永远载入史册。

  皖南地处敌后,在国民党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新四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以当时新四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作战。

  在欢呼希特勒的阵阵胜利声中,却也有刺耳的声音——国会纵火案审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开审,但至此时,德国共产党人已令世界大多数人相信,国会的大火是原告纵的。首先,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书,但书的内容却是以想像为基础的。“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找不到证人,只能暗中与德国通讯”,阿瑟·科斯勒后来供称,“事实上,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由于有了这一成功,这些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自己搞了个审判,于1933年9月14日在伦敦开庭,由包括英国的D·N·普里特和美国的阿瑟·加菲尔德在内的国际陪审委员会主审。听众席上的名人有乔治·肖伯纳——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别是《圣女贞德》。肖伯纳拒绝入陪审席,只以持异议者的身份出现:“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时”,他说,“他的命运早就定了。”经过私设法庭6天的审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结论公布了:“对国会大厦系国社党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纵火焚烧一说,存在着严重怀疑的根据。”
  翌日,德国的审判在莱比锡开庭了。戈林亲自插手起诉,被4个被告共产党人驳得狼狈不堪。戈林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利亚总理):“你这个流氓!等我们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发言权,但胜利却在共产党一边——全部被法庭无罪开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卢勃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局外人却认为,那荷兰人不外乎是纳粹的工具,其纵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灭共产党的口实。许多历史学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们的推测都是在弗里兹·托比阿斯的书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书写得很详尽,结论是,共产党和纳粹都与此次大火无关,纵火者只卢勃一人。不少历史学者,包括布拉切尔,对托比阿斯的书提出疑问。尽管如此,他所列举的事实,与汉斯·莫姆森所列举者相同。莫姆森的权威文章,是由当代史研究所发表的,而这个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纳粹的解释的。再者,对卢勃的历史及审判记录所作的审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纵火是一个喜欢单独行动的流浪汉的行为。
  莱比锡审判的判决虽受外国舆论的影响,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独立性。戈林牢骚满腹,说法官的行为丢脸(“你简直可说,受审的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希特勒的回答却泄漏了天机:“我亲爱的戈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让那帮老傢伙讲我们的话的。反正,他们都该退休了,到那时,再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不过,只要老头子还活着,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
  汉夫施坦格尔说,他是在总理府进午餐时偶然听到这番话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试图让希特勒走上一条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给美国大使的女儿、娇媚动人的玛尔塔·多德打了个电话,说:“希特勒应有个美国女人——一位可爱的女郎能改变欧洲的整个命运。玛尔塔,你就是这个女人!”(与众多元首的心腹一样,汉夫施坦格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个情妇即爱娃·勃劳恩,但被弃置)。
  “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玛尔塔·多德很是“兴奋”。她同意与元首会面,并“改变欧洲的历史”。在凯撒饭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还狼狈地喃喃了几个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觑。“他好像很谦虚,中产阶级,相当不活泼,且很腼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温柔感和令人感兴趣的无可奈何感。”在晚餐时她描述了她对他的印象。父亲“对我之易受感动觉得非常好笑”,叫她勿冲洗被这位伟大人物吻过的手。
  多德大使对希特勒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国同行们却认真对付起希特勒来了。关于元首之重新武装的要求,他们愿意作出相当的让步,并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这由1934年初,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访问柏林时透露了出来。艾登对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绝不仅是政治煽动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会晤的时间很长,随着会晤的进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会谈的主题。”关于国际保证,德国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卫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条约得以签订,希特勒答应保证解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武装。次日,2月21日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姿态,即前往英国大使馆进午餐。这似乎要着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图。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国使馆。他对饭菜和饮料兴趣不浓,但是,一当谈到个人在大战中的经历时,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说,退伍军人是最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希特勒”欣然同意”这一说法。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30%,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60%。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这是个作让步的季节——希特勒作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3月14日向美国人作的。外交部氏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词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马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尼克松说:“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公式,包括三个要素:

  为此,陈毅、粟裕建议皖南军部应向苏南靠拢。

(7)

  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丘吉尔的成功,离不开英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的人心和物力的支撑,必须凭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舞台,否则就不会出现“丘吉尔神话”。

  4 月26 日,中央复电陈、粟,同意他们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但项英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部调回皖南。

  希特勒关于削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安下心来,但他们的领导人却不相信希特勒之重新武装的计划只是为了防卫。“英国人急于求成”,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回忆道,“他们一份接一份给我们发来照会,敦促我们说明,需要什么保证才足以使我们同意让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然而,英国人在私下里却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德国迅速发展的空军,但对新帝国之处境仍公开表示同情,许多人嘲笑希特勒正在走向战争的说法。
  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同意向德国作出让步的意见。“有限的、受控制的重新武装,比无限的、不受控制和压制的重新武装要好!”他觉得,有协议,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协议,总比没有好。他于是便极力争取他的上司。4月初,他亲赴巴黎面呈他的看法。但在与总理杜美尔会晤时,“却不准说一个字”,几次三番想转入话题,都被总理打断。法国的决定是,在东部建立反纳粹集团,以遏制德国的野心。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这一长链中的一环,统统由“法国母亲”卵翼。
  那年春,苏法达成协议。希特勒害怕这是包围帝国的开端。为了与建议中的集团相抗衡,希特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最有可能成为这一盟友的是意大利,但它的领导人自1924年拒绝借给希特勒几百万里拉以来就一直对这一联盟没有多少兴趣。求人一事使希特勒很不痛快,但骄傲不得不向需要让步。他再次作出努力。希特勒压住怒火,致函墨索里尼道:“……本人既对阁下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表示钦佩,又期望以真诚友好之精神与阁下合作。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紧紧相连,若适当地注意一致的利益,两国则为欧洲的稳定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辩解说,由于德国已被解除武装,他有权要求其它国家裁减军备。接着,他便详尽地列举了他通常的论点。为了提高这封信的重要性,他便差戈林前往意大利送信。
  数星期后,希特勒的国外新闻秘书和非正式的朝廷弄臣汉夫施坦格尔也往访墨索里尼,并建议他与元首会晤。“你们两人都是瓦格纳的崇拜者,这就给了你们共同的出发点”,汉夫施坦格尔记得曾说过,“想想看,如果您把他请到威尼斯瓦格纳逝世的地方文德拉明广场,那该有多大意义!从您的长期经历中,他能得到好处,得到迫切需要的从德国国外去观察欧洲问题的洞察力。”墨索里尼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发出了邀请。希特勒表面上推辞了一番后,接受了邀请。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据意大利新闻社驻柏林代表菲力波·波加诺说,墨索里尼的动机主要是想见见这位全欧都在议论的政治家。“希特勒是个头脑糊涂的笨蛋”,他私下对波加诺说,“他脑子里塞满了政治和哲学的标签,且全是毫无条理的货色。我真不明白他为何要等这么久才把政权拿过来,为何要扮演丑角,搞什么竞选,搞什么合法掌权。真是荒唐!要不是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意大利就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希特勒先生不外乎是个空谈家。”
  由于这一轻蔑态度被传了出去,意大利报界倾巢而出,“看看这位畸形怪人希特勒。”6月14日,当他在里多机场步出“容克”座机时,身穿毛哔叽服,外披旧军大衣的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在作绝望挣扎的推销员。到机场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则穿一件黑衬衣,一双高筒马靴,还系了闪闪发光的金穗带,身后还有身穿整齐制服的意大利士兵。墨索里尼把胳膊往外一甩,行了个罗马式的欢迎礼。这一甩,刚劲有力,记者H·R·尼克博卡想,“他把手都甩掉了。”
  希特勒胆怯地侧身出来,将手轻轻一抬,像表示歉意,又像行纳粹抬手礼致谢。很明显,墨索里尼的这一表演着实令他狼狈不堪。在阳光照射下,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便笨拙地走下舷梯,与他的理想中人物握手。“他们离我不过3码远”,尼克博卡写道,“他们的脸部表情让我着了迷。在不得不客套一番的下边。我在墨索里尼的眼中看到的是取笑的神情,希特勒眼中的是愤怒。”当主人领他打那排军队前走过时,他的窘迫感并未减轻,他的举止就像小学生首次参加正式晚会一般。对那顶新软帽他简直不知如何处置。他先是脱帽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然后想戴上,却抓在右手中。与墨索里尼——此时他已开始交谈,讲的是怪腔怪调的德语——一起行进时,他把帽子来回倒手,好像它是个滚烫的马铃薯似的。
  去威尼斯时还有一桩笑话。上游艇时,希特勒慌里慌张,谦让墨索里尼先上。但是,善于当主人的墨索里尼却拐到他身后去了,不断挥手让他过跳板,好像赶鸡入笼似的。在旅馆内,他从电梯里跳出来,低着头前行。“墨索里尼风度翩翩出来,他明白他是众目之的。他抬头挺胸,目光四射。他是意大利总理呀。”
  一进房,希特勒便破口大骂他的几个顾问,为何竟让他穿便服来,说墨索里尼穿得如此出众。他心绪烦乱,首次与主人交谈时,又碰到一场灾难。墨索里尼主宰了会谈,内容是奥地利问题。他讲的是似通非通的德语,希特勒有时竟听不懂,而墨索里尼也误解了许多希特勒的奥地利德语。
  次日,两人在圣马尔科广场检阅法西斯部队。两队士兵争论谁该从检阅台正前方走过。两队各不相让,同时前行。这时,乐队开始像猫叫春似的吹打起来。后来,他问他的新任副官弗里茨·魏德曼,这样的军队军事价值有多大。战时曾在希特勒所在兵团当过副官的魏德曼回答说,战斗力与游行毫无关系。“然而,这句话并未使希特勒产生什么印象。特别是就在那时,他往窗外瞧了瞧,发现有艘军舰,桅杆上挂的不是舰队的旗帜,而是水兵们的五花八门的衬衣和内裤之类,令他目瞪口呆。”
  只有傻瓜或喜剧大师才会把独裁者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安排在里多高尔夫球场。“我注意到”,被加诺回忆说,“希特勒不停地说话,且很激动。墨索里尼则在听着,一声不吭,脸有不悦之色。”在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波加诺很少看见墨索里尼开口。“希特勒之唾沫横飞令他生厌。当晚,在正式招待会中间,他匆匆起身而去,离开了小湖,宣称他任何人都不见。”
  希特勒被刺痛了。他明白,他不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冷落,而且在外交上也遭他暗算。元首同意承认奥地利(他将它看作是帝国的一部分)完全独立,但他得到的却是墨索里尼对裁军问题并未作肯定支持的保证。这样,当外交部长牛赖特向各外国使团散发一份通知时,各外交官员都怀着好笑的心情读这份通知:
  “……帝国总理访问威尼斯时,受到了破格的热情接待,气氛和谐,公众对此印象尤深……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处甚洽,私人间的同伴之情远甚于相互尊敬。
  “会谈是详尽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谈到了由两种观念之亲密关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达成了远期的协议。正式协议尚未草拟,因而尚未签订……”
  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茨萨克私下对一个瑞士外交官说,他“预见不到两人会更密切地合作”。

  莎士比亚说:“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的要求,于1940 年5 月4 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五四”

  丘吉尔无疑是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向伟大的。即使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丘吉尔的事迹也令有志有为者深受鼓舞和启迪。

  指示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1927 年的错误。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 “不应强调华中特殊而坐失发展时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勇敢地走近丘吉尔,正确地认识丘吉尔,有选择地借鉴丘吉尔。愿本书能为此尽绵薄之力。

  陈毅、粟裕当即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五四”指示精神。项英却向中央撂了挑子,认为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新四军的领导已在思想上犯了路线错误,在行动上存有拒不执行中央方针的行为。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也无法领导”新四军的工作。

  1. 出身豪门

  6 月,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从南、北、西三方面向新四军围攻的阵势已经形成,至此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计划进展也十分艰难,新四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

  1874年,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正值世界上这个“日不落国”国力鼎盛的黄金时代。自然,紧接着太阳当顶之后的,是开始从中天慢慢西斜。

  6 月15 日,陈毅同粟裕相商后,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将部队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附近的布伦海姆宫中,灯火辉煌,乐声悠扬,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进行。英国虽属海洋性气候,夏凉冬温,不过过于潮湿的空气,仍然使肌肤感到寒意侵袭。而在这座作为民族胜利纪念碑修建起来的富丽堂皇的公爵府内,湿冷已被隔绝在室外,一群贵族男女脱下厚重的外套,挂好防寒的冠冕后,立即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心头感受到的是一片暖洋洋、乐融融的春意。

  美丽的苏北,垂柳环绕,池塘如镜,河里白帆点点,远山在雾中飘浮,就像一幅绚丽的油画。

  正当乐曲高奏、舞兴正浓之际,詹妮·丘吉尔夫人,一位淡妆华服、风度优雅、腹部隆起的美貌少妇,忽然肚子像针刺一般疼痛起来,浑身直冒冷汗。她原是活泼好动的美国姑娘,随双亲在巴黎过惯了上流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4月中旬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①在巴黎结婚后,5月25日作为新娘首次来到丈夫故里。这里是乡间小镇,一向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社交场合应酬交往惯了,她哪里耐得住乡镇生活的寂寞乏味。到11月下旬,已有7个多月身孕,她还是想方设法寻欢作乐。24日她和众人出去打猎,摔了一跤,受了惊吓。随后丈夫去牛津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接受学位证书。29日布伦海姆宫举办舞会,她哪能错过这大好机会。婆母和同辈妯娌姐妹,劝阻不住这个爱赶热闹好贪玩乐的女人。终于,舞会当中临产的阵痛突然爆发了!
① 侯爵、伯爵、子爵可泛称勋爵,男爵必称勋爵。公爵、侯爵儿子也可称勋爵,只是礼节性称号,并非真正的贵族。 詹妮强忍了一会,无效。“要生孩子吧?”她暗暗地想。她谁也没有告诉,急匆匆地向自己卧室奔去。

  就在这风光旖旎的苏北,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形成。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此时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哎哟!”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走不到十步,她痛得大叫了一声。人们赶来,连忙把她扶进就近一间临时女更衣室,里面堆放着大衣、帽子和毛皮围脖。

  韩德勤本来就是一个反共专家。抗战之前他曾率兵去江西苏区“剿共”,与工农红军多次交锋。他的部队被打跨,自己也被活捉,由于红军政策宽大才得以释放。粟裕对韩德勤也并不陌生。第五次反“围剿”时,粟裕率部从高兴圩撤向富田南边白云村,途中碰到韩的一个师,粟裕率士兵们一个冲锋,像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缴获颇丰。现在的韩德勤,粟裕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到,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依靠嫡系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等武装,实行苛捐重赋,鱼肉人民。当地老百姓流传着一首歌谣:

  11月30日星期一,凌晨1时30分,一个早产婴儿,像未听到发令枪响就偷跑的运动员一样,急匆匆地冲出了产道……

  天上有颗扫帚星,

  他,就是英国两任首相,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风云人物”的温斯顿·丘吉尔。①
① 1923 年创刊的《时代》周刊,以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见长,每年评选一个“世界风云人物”,丘吉尔为 1940 年和1949 年当选者。

  地上有个韩德勤,

  他,就是20世纪大英帝国走下坡路的艰难时世中的救国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三巨头之一。

  手下白养几万兵,

  他,似乎以其提前两个月来到人世间的不寻常之举,显示他未来将是一个以急性子著称的国务活动家、大政治家。由于急于事功、只争朝夕的个性,加上超群的高效率、创造性和坚韧性,丘吉尔在历史运行的轨道上,留下了众多的业绩和辙印。

  专门欺压老百姓。

  婴儿长着来自外祖母的母系祖先易洛魁人②的黑眼睛、黑头发——后来才变成蓝眼睛、棕黄头发,来自父系马尔巴罗家族祖先的翘起来的圆头鼻子,脸色红润,身体结实。出生不一会儿,他就拼命大声啼哭起来,向世界发布早产的新闻;没过多久,英国最大的《泰晤士报》按照当时上层社会的传统,紧跟着在头版刊出了他早产的一句话公告。新生儿一阵罕见的极其厉害的哭声,也宣告了虽早产却健康无虞的信息,公爵全家人又惊又喜。当晚,教堂敲响了悦耳的祝福钟声。
② 易洛魁人系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韩德勤不仅不抗日,而且极力镇压爱国运动,摧残抗日力量。1939 年春, 韩部突然围攻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类似的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苏北国民党部队内部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韩德勤的压抑。日寇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镇压苏北抗日军民的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来,狼狈为奸,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婴儿很快有了一个四节组成的姓名: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

  韩德勤已成了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韩下手。

  这个长长的四节全名,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我们这位书中主人公所独有的。按照那时地位显贵人家起名习惯,尊重传统的英国人往往把他们先辈的名字用在自己的姓名中。

  当时,苏北地区由韩德勤指挥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共有十六万人,其中韩德勤系统八万人,号称十万。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驻在泰州附近地区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及曲塘一带税警总团陈太运等部,都是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的中间势力。他们的处境和具体情况与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态度也有差异。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德勤老,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的正副处长,自从顾祝同、韩德勤包揽江苏军政大权以后,保安处长由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取代,二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维持了当时的地位。他们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企图借助于我新四军的抗战声威,以抵制韩德勤的压迫与兼并。而贵州籍的苗族人陈太运,属于宋子文系统,是以同乡关系得到何应钦的支持而维持了今天的地位。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识。1939 年,他曾一度被韩德勤软禁于兴化,与韩也是面和心不和。

  丘吉尔是他的姓。他的第一代祖先是17世纪的约翰·丘吉尔,法律学家,铁杆保皇派。

  粟裕从以上情况分析,认为,李、陈等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之间的矛盾,虽有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但也包含有坚持抗战和破坏抗战的矛盾。在苏北顽、我之间,李、陈等地方实力派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他们能中立,就可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因此,粟裕与众多领导人认为,要解决苏北问题,必团结李、陈全力除韩。

  温斯顿是他的第二代祖先的名字。生存于1620年至1688年的那位温斯顿·丘吉尔,早年从军,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替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过仗。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当权时期,他遭到厄运。1660年,逃亡到法国的查理二世回来,王朝复辟,温斯顿时来运转,被封为爵士。爵士也译作骑士,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贵族。

  于是,江南新四军积极主动与李明扬、李长江联系,陈毅亲自与二李会面,并从新四军的战利品中特地选了一匹好马,佩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同时向李明扬赠送了日军的指挥刀。二李对新四军到苏北抗日表示谅解,并将韩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诉了陈毅、粟裕。

  近300年前的老温斯顿·丘吉尔儿子中,有个约翰·丘吉尔(1650—1722),即本书主人公的第三代祖先,是世家望族马尔巴罗家族的开创者。

  可是,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表明,由于二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要作“和”与“打”两手准备,“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

  约翰原是英国王室约克公爵的侍从,从军后立过战功,成为皇家骑兵团上校,35岁时受封为男爵,开始跻身于世袭贵族阶层①。他相貌英俊,头脑机灵,打仗勇猛,又善于在宫廷中钻营投机,于是步步高升,日益飞黄腾达起来。先是约克公爵继承王位,成为詹姆斯二世,他奉命去镇压蒙默斯公爵谋取王位的叛乱,大获全胜,晋升为少将,几年后又受封为伯爵。詹姆斯二世被推翻时,他又转而支持新国王威廉三世,被封为侯爵。他28岁时同安妮公主侍女莎拉·杰宁斯成婚。威廉三世没有子嗣,死后小姨子安妮公主继位为女王。安妮女王于1702年登基不久,就加封他为马尔巴罗公爵。1704年,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被任命为英、德、荷等国联军总司令,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指挥联军把法国及其盟国军队打得大败。女王欢欣若狂,为了纪念这次重创不可一世的法王路易十四的辉煌胜利,决定给威震欧洲大陆的虎将马尔巴罗公爵以令人咋舌的重奖。在5000英镑的年金以外,又赏给50万英镑,从牛津伍德斯托克地区王室土地中划出数千英亩,让他修一座雄伟豪华的宫殿,建造精美阔绰的住宅庭院。这座据说比皇宫还漂亮的宫殿,命名为布伦海姆宫,因为公爵在8月13日布伦海姆战役中,指挥有方,用兵如神,打死打伤敌军3万人,俘虏1万人,取得名传遐迩永垂青史的战绩。还在伍德斯托克镇通往布伦海姆宫的路上,修建了一座巍峨壮观的凯旋门。
① 英国世袭贵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等。公爵是最高一等,除王室成员外,公爵家族不超过20 个。世袭贵族一般按男系传长原则继承。非世袭的终身贵族只有男爵。

  当陈、粟积极争取二李时,韩德勤利用二李对蒋顽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二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使二李动摇而倒向反我。

  马尔巴罗公爵这时已经传到第七代,即传主丘吉尔的祖父约翰·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祖父五个儿子三个夭折。长子乔治后来成为第八代马尔巴罗公爵。第三个儿子即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亨利·斯潘塞—丘吉尔,生于1849年。到1890年,当乔治和伦道夫相继去世,而乔治的儿子即传主丘吉尔的堂兄弟第九代马尔巴罗公爵尚未得子之时,丘吉尔曾一度成为公爵爵位的指定继承人。幸好后来公爵得子,丘吉尔没有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继承人,否则,按照英国规矩,贵族是国会上议院的当然议员。一旦当了上议院议员,就不能当选权力很大的下议院的议员;而不具备下议院议员身份,就不能出任内阁大臣。所以,身为贵族,实际上就丧失了在政治上大展雄图、大显身手的资格。如果这样,也就没有了往后鼎鼎大名的丘吉尔。

  1940 年5 月17 日,挺进纵队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江都郭村休整。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丘吉尔全名中的另外两节。

  二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说是占了他的地盘,竟向新四军下最后通碟,限三天退出郭村。在顽军保安第三旅的配合下,调动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向郭村进逼,总兵力达十三个团。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之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岐一带,妄想一举围歼我挺进纵队于郭村、大桥地区。

  斯潘塞与丘吉尔构成双姓。因为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逝世后,由于儿子早逝,英国议会通过一项特别议案把公爵的爵位和领地传给其女儿及后嗣继承。大女儿成为女公爵,由于她没有直系继承人,于是爵位又传给她妹妹的次子查尔斯·斯潘塞(长子继承了父亲的伯爵爵位)。他作为姨母封号断承人,成为第三代马尔巴罗公爵。从此以后,这一公爵爵位便在斯潘塞家族内代代相传。传到第五代公爵时,奏请国王将两个家族的姓氏连在一起,称为“斯潘塞—丘吉尔”,以便使家族姓氏同其显赫的祖先第一代马尔巴罗的姓氏联系起来。要是当年无此一举,本书主人公也就不叫丘吉尔了。

  此时,一方面新四军挺纵兵力单薄,顽、我兵力对比悬殊,如作战不利,将失去大江南北交通的枢纽地带,势必严重影响新四军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了二李,但如果处置失当,二李倒向韩德勤一边,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新四军发展苏北也极为不利。在此关键时刻,陈毅与粟裕相商,决定穿便衣,带少数警卫人员和电台北上渡江,赶赴郭村,亲临决策,并要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机关渡江随即北上。

  至于伦纳德,是丘吉尔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的名字。杰罗姆是美国纽约的百万富翁,从事房地产经营和股票投机,又办报纸又创建纽约音乐学院,还是在美国推广赛马运动的元老,无论在勇气、才能、人格、事业哪方面,都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他的先辈是英国移民,新大陆开拓者的后代。他的妻子是个美人,有1/4的易洛魁人血统。詹妮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她从母亲获得俏丽的容貌,从父亲学到对骑射的爱好。丘吉尔在早年生活的回忆中写道:“我的母亲在我眼中永远像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焕发具有无限才能的女性。”她1854年生于美国,普法战争爆发之前随母亲到巴黎、伦敦游历和居住。1873年8月,詹妮和伦道夫在一次舞会上相识,两人一见种情,不久便决定结婚,婚礼于1874年4月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内举行。伦纳德从纽约赶来祝福,赠给5万英镑的嫁妆。而古板、守旧的第七代马尔巴罗公爵夫妇却不大满意这桩婚事,以为自家是英国古老的高等贵族,而对方是美国的平民,再富裕也高攀不上名门显贵。他虽然给了儿子一笔礼金,一所位于伦敦的舒适的房子,却因为这一婚事不能门当户对,有失他们的尊严,没有前往巴黎参加儿子的婚礼。

  6 月30 日,新四军挺纵第一团两个营于夜间隐蔽出击,突然袭击李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一个团部,李军大恐。此时,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领了一个团,在新四军第四团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

  丘吉尔复杂的全名,简要地记录了他父母的复杂的迥异的血缘关系。或许,正是先辈的多次跨家族、跨民族,跨种族的婚姻,带来了远缘杂交的优势,偶然地在丘吉尔身上埋下了体质的、智商的、意志的优良遗传基因组合的种子。

  新四军反守为攻,对李军实行内外夹击,歼其三个团,迫使李军全线溃退。

  尽管姓名长达四节,丘吉尔签名时一般只写其中两节:WinstonChurchill。同时,对细节认真得有点拘泥的他,在任何场合,无论怎么忙,他也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压缩得只剩W·C。

  7 月3 日,陈毅到达郭村时,郭村周围的战斗已结束。陈毅称赞挺纵和苏皖支队打了胜仗,同时又指出:李明扬部队是中间势力,这次他们受了韩德勤的唆使进攻我们,吃了亏,我们还是要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才能孤立反动的韩德勤。现在怎样争取他们呢?陈毅认为:

  2. 保姆,豪门幼儿的惟一亲人

  一不做,二不休,再打他们一下,把东进的要道口塘头镇打下来,一直打到泰州城下,但不能打进泰州。打了他们,再给他们和谈的机会,才能使他们接受教训,知道利害得失。

  丘吉尔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小时候却既没有得到父亲的循循善诱、严格培养,又没有领受到母亲的温情照料、慈爱关怀。

  挺进纵队立即按陈毅的指示迅速行动。部队分路追击,除原有的一个多团外,还有陶勇的苏皖支队配合作故。一举夺取了塘头镇,俘虏李部官兵近两千。李部兵败如山倒,仓皇奔逃。转眼之间,挺纵直指泰州城下,先头部队并已占领泰州城外的碾米厂。城内一片混乱。泰州城唾手可得。这时,传来了陈毅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攻城!”

  那时上流社会家庭大多忽视对孩子的抚育,而习惯于把他们交给保姆去照管。年轻的母亲往往“回避抚育孩子的责任,而满足于一天之中带上‘小宝贝’或小闺女在楼下的客厅中逗着玩一两次,孩子只是供他们玩赏的小猫小狗而已”。

  就在泰州城惊慌混乱得好似失了火的时候,陈毅派朱克靖进城谈判,并直接与二李通了电话,希望重修旧好,协力抗战。同时新四军又把李部“青年大队”大队长余福基、五支队长陈东生等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兵败城危,李长江不得不悬崖勒马,把新四军代表陈玉生放出来,李明扬也从兴化回来收拾残局,再三谢罪。

  丘吉尔的双亲尤其如此。伦道夫在结婚的那年,当选为他们家族所控制的伍德斯托克选区的下院保守党议员,并在议会发表陈述政见的首次演说,这是议员从政必须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他在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热衷于仕进,急切地向上爬,人们讽刺他是“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

  陈毅亲自来到泰州城,李长江极为尴尬。陈毅宽宏大量地说:“我们都是抗日的部队,你们不应该打我们,这是不利抗战而有利敌寇的。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就别提了,兄弟俩有时还免不了吵嘴打架呢,吵过就算了。只要我们今后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陈毅还答应归还李部一部分枪械,但要他们借路让新四军东进;并且说明,如果韩德勤来进攻时,他们要保持中立。李明扬感激不尽,完全接受。

  他对幼小的丘吉尔漠不关心。

  郭村战斗是巩固苏北桥头阵地的一仗,也是同韩德勤争夺二李的关键一仗。

  詹妮虽说是很有教养的女性,但她过分沉湎于上流社会的享乐与社交。

  陈毅奔赴郭村后,粟裕便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向长江边移动,准备渡江北上。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为阻止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派出四个团的兵力尾追于后。日、顽相互默契,日军由丹阳等地出动“扫荡”,企图对粟裕部形成夹击围歼之势。粟裕随时注视着日、顽行动情况,不急不躁、沉着冷静、机智灵活地率机关部队与敌周旋。1940 年6 月下旬,冷欣部两个团在西塔山地区轻举冒进。粟裕抓住时机,不动声色地吃掉这两个团后,迅速从中间撤离。日、顽双方蒙在鼓里,都以为粟裕部仍在延陵以南地区,于是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猛烈地对打起来。双方对战数小时,直到上午十时,日军发起声势浩大的总攻,打垮顽军,才发现打的不是新四军。

  妈妈在丘吉尔心目中留下的最早最深刻的印象,是“喜欢骑马,爱穿紧身衣衫,常常身上溅满污泥”。她还卷进了丈夫激荡的政治活动漩涡,常常乐此不疲。因此尽管母亲并不像父亲那样板着脸孔,令人望而生畏,她“就像夜晚的明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可是这种照耀和喜爱“却总是从一段距离之外”。

  这一仗使日、顽双方都损失惨重。冷欣气急败坏地对顾祝同说:“粟裕真厉害,打仗真有一套,使我们上了当,吃了大亏!”正在日、顽分别懊丧之时,粟裕己带领机关部队,机智地通过层层封锁线,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在郭村地区和挺进纵队以及苏皖支队会师了。

  父母完全把儿子交给保姆——40开外的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太太。这位和善的妇人对丘吉尔悉心教养,爱护备至。

  会师后,部队整编成三个纵队,每纵队各辖三个团。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这一年,粟裕三十三岁。苏北指挥部成立后,便面临着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

  保姆亲热地叫丘吉尔为“温尼”,丘吉尔也给她起了个昵称,叫她“爱姆”,意思是慈爱的保姆。丘吉尔小时难得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爱姆”就成了他幼年时代惟一的亲人。

  粟裕主张东进黄桥。他认为:第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能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二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必将与二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与我统战方针相背。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对我进出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寇威胁不大。第三,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第四,黄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温尼”脸蛋长得圆圆的,经常机灵地转动的眼珠,闪出蓝色的晶莹的光辉。刚学会走路后,就使劲地甩开保姆牵着的手,常常独自在室内走来走去。结实的身体给他供应旺盛的精力,即使累得跌跌撞撞,倒在地下,脸上也露出得意的笑容,显得十分倔强和可爱。

  经过反复磋商,最后陈毅决定:东进黄桥!

  他小时有点口吃,而且发音不清,但却十分饶舌,从学会说话起,就几乎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显得非常自信和固执己见。

  7 月底,新圆军向黄桥方向开进。

  丘吉尔两岁的时候,一桩事关马尔巴罗家族的丑闻,闹得伦敦满城风雨。

  一路上,河川交流,水网如织,太阳像一团烈火似的晒得人口干舌焦,满身大汗,但战士们情绪高涨,草帽戴在头上,枪管上的红布片儿迎风飘动,不时唱出嘹亮的抗日歌声..一天一百多里地向前进军!

  丘吉尔伯父乔治拈花惹草,同有夫之妇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有越轨行为。这事在当时上流社会中本来不算出奇,但偏偏威尔士亲王①(维多利亚女王之子,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也在追求这个年轻女人,事情于是变得复杂起来。亲王发现乔治是其情敌后,策动他的朋友、伯爵夫人的丈夫提出离婚诉讼,并坚持要乔治与妻子离婚,与伯爵夫人结婚。这对马尔巴罗公爵爵位继承人乔治来说,是非同小可的耻辱。为了维护哥哥的情面,伦道夫写信给威尔士亲王,要他劝阻艾利斯福德伯爵不要告到法院。同时鲁莽地威胁说,亲王如不予合作,他就要把亲王写给伯爵夫人的几封情书公诸于世。亲王曾为劝说马尔巴罗公爵同意伦道夫婚事助过一臂之力,亲王私人秘书还当过伦道夫婚礼男傧相,现在伦道夫居然不念旧交,背信弃义,蓄意讹诈,亲王禁不住怒气冲天,提出同伦道夫决斗。这事惊动了女王和保守、自由两党领袖,他们一起商量调停,由大法官出面,迫使伦道夫签字,向亲王书面赔礼道歉。威尔士亲王仍然余怒难消,未肯善罢甘休,大肆扬言,谁家敢接待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夫妇,他就决不登谁家的门。伦道夫一家遭到达官贵人普遍抵制,在首都伦敦和家乡牛津(位于伦敦西北78公里处)一带到处吃闭门羹,形单影只,孤凄冷落。为了解脱这一窘境,换个环境,伦道夫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同窗好友、当时的首相迪斯雷利,建议他父亲马尔巴罗公爵接受爱尔兰总督职务,让他以不领薪水的总督私人秘书身份偕同前往。爱尔兰的生活开销很大,闹民族独立的风浪又在不断高涨,但是从两个儿子的心境、名声和前程着想,公爵只好饮下这杯苦酒。
① 英国王储成年后都要到威尔士一座古堡中举行仪式,由国王加封“威尔士亲王”称号,以示正式立为王位继承人。

  韩德勤反共之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一面通过其所属保安旅派代表到南京与日伪勾通,一面又命令八十九军及李长江各部:“迅速将江都两泰各县境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各地匪军分别包围之,歼灭之。”因此,当新四军越过从口岸镇到泰州城一带的二李防区寺港口、缪湾等处时,都佯作夺路而过,二李部队则如约让路,朝天鸣枪..以便瞒过韩德勤的耳目,好交差。

  于是,全家前往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在那里生活了三年,直到1880年保守党政府下台,自由党格莱斯顿担任首相,免去公爵总督职务之时。

  韩德勤得知新四军过了泰州防线东进的消息,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在黄桥的保安四旅何克谦部从黄桥及其以南的新镇市、毗庐市、虾蟆街、广陵镇、季军市等处向北攻击,同时命令在运河沿线的陈太运部,由黄桥北的曲塘镇南下北新街一带,实行两面夹攻,企图歼灭新四军于运动途中。

  在爱尔兰,伦道夫和詹妮仍然不管孩子,朝夕厮守的,还是“温尼”和“爱姆”。“从小爱维莉丝特夫人照顾我,呵护我,我有任何困难都会向她 倾诉,她也会像慈母般地安慰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她就是我的母亲。”

  韩德勤的这一行动,早在陈毅、粟裕的预料之中。陈毅对粟裕说:“陈太运与韩矛盾大,属中间派;何克谦作恶多端,被称为杀人魔王。我们对陈、何应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态度。你具体指挥反击。”

  “爱姆”向“温尼”讲述自己的家乡肯特郡。那是泰晤士河口以南、英格兰东南角上一块美丽的土地。她常常怀着深沉的热爱,非常动情和自豪地说:“肯特是英国的花园。”她像唱赞歌一样娓娓动听地描述肯特遍布原野的草莓、樱桃、李子……那鲜花盛开、水果满枝的美景,唤起小温尼的无限神往,恨不得马上就住到那人间天堂去。到20年代失去议员以后,他果然在肯特郡的恰特韦尔盖了一栋宅院。“爱姆”还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肯特又是英国最好的地方;一个热爱自己家乡的人,同时也会以自己身为英国人而骄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保姆为他播下了第一批爱国主义种子。

  粟裕马上部署战斗。他亲率一纵在北新街以南,突然调头向北,击溃陈太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当陈太运碰得头破血流时,粟裕如数遣返了俘虏,还主动地送还部分枪支,劝其不要受韩顽利用,制造反共磨擦,而应该团结抗日。

  “爱姆”从前在英格兰的坎布里亚(旧译昆布兰)郡一个牧师家里当保姆。她一边推着童车,一边经常栩栩如生地给他讲牧师女儿耶拉小姐的故事。

  在对付陈太运的同时,又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必成带领二纵占领蒋垛、古溪、营溪;由叶飞带领一纵占领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另一路由陶勇带领三纵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何部西面是二李防区,东、南、北三面均被新四军包围,成了瓮中之鳖。激战一夜,于7 月29 日凌晨,解放了黄桥, 歼何顽主力近二千人。

  “温尼”躺在童车里入神地听着,听得多了,他对耶拉的一举一动、喜好习 惯,都记得烂熟,难以忘怀,好像结交了一个未曾见面的朋友。父母很少给他亲子之爱,周围又没有来自兄弟姐妹的同胞手足之情(直到1880年,弟弟约翰才出生,以后母亲就没有再生养了),他把神交的耶拉当作姐姐,在想象中跟她对话和玩耍,从中获得不少温馨的慰藉。

  接着,陈、粟又派部队攻下了黄桥周围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日伪军两次报复性进攻,也被击退。黄桥周围东西百余里、南北七八十里内所有敌、伪、顽被一扫而光。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

  “爱姆”还带“温尼”到她姐夫家去作客。有一次,站在英国南部怀特岛一个小城海边白色的悬崖上,目睹一艘黑帆三桅船,在突然遭到的暴风雨袭击中挣扎。第二天再去看时船已沉没,潜水员开始下海打捞尸体,见鱼群正在撕咬和瓜分海面的浮尸,吓得当场昏了过去。而“温尼”心头滚过一阵颤栗后,又浮起一种新奇的刺激。这场暴风雨到来时,附近一座年久失修的桥梁上,正驶过一列火车,霎那间出现桥倒、车陷、旅客全部丧生的大事故。

  反动透顶、至死不悟的韩德勤,还是继续对我军制造“磨擦”战争。

  人们议论纷纷,谴责政府官员失职。保姆的姐夫做了30多年狱吏,他经常讲起监狱里暴动的事件。他的邻居闲谈,有个集中的话题,是当时英军同使用长矛的南非黑人打仗的新闻。在丘吉尔童年自由、快活而又有些寂寞、单调的生活中,很早就勾起了对于军事、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

  9 月初,他又派了他的主力一一七师、保安一旅等部,协同税警总团由海安、曲塘等地出发,分三路向黄桥扑来。

  丘吉尔最早的记忆,产生于都柏林生活阶段。那小鲁弗基村白色的邸宅、绿色的屋门,庭院的草坪、灌木的篱笆;那庄严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祖父在这个典礼上发表的崇敬英雄的演说;那穿着黑色军服的士兵在公园里练习射击的情景;那误以为遇上爱尔兰争取独立运动恐怖组织成员,鞭驴快跑而从驴背上跌落下来的狼狈,几乎所有新鲜的印象和奇特的遭遇,都同关于“爱姆”的镜头叠印在一起。

  粟裕闻讯后,遂决定趁其在运动途中,将其歼灭。当顽军到达营溪时,新四军一举歼灭了保安一旅两个团,毙俘千余人,一一七师等部连忙缩回曲塘、海安去了。

  家庭教师快要上门了,“爱姆”教“温尼”突击学习26个英文字母,好让他在教师面前显得聪明和光彩些。“温尼”进了寄宿学校以后,“爱姆”还给他经常写信问寒问暖,鼓励他好好学习,尽心竭力地给他各种各样的提醒和指点。她是丘吉尔学前阶段的启蒙教师,走完人生第一站的好向导。

  继后,韩德勤又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部向新四军进攻,并在新四军驻地北边筑起碉堡,层层设防,隔断黄桥交通,禁止粮食、食盐等物品运进来,想以严密的经济封锁扼杀新四军,把新四军压缩到江边。

  “爱姆”来自民间,她头脑中浸透着低教派的教义。英国的国教圣公①会分高、低两派,高教派搞繁文缛节的仪式,低教派不重仪式和经典,更注重为人的勤劳、善良、人道和富有同情心等信念和伦理,主要在下层流行。丘吉尔一生不信教,也从不反对任何宗教。当上大臣、首相以后,在尖锐的阶级冲突中,他自然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显出顽固乃至凶恶的阶级本性,但他的日常表现却很少官气,同普通人、穷人的关系比较平易、亲近,从中不难发现保姆思想、品性对他潜移默化的熏陶。
① 圣公会是16 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以后的天主教的名称。

  为突破姜堰顽军张少华部的封锁,打开局面,粟裕本着自主原则,决定进取姜堰。

  爱维莉丝特去世之后,丘吉尔还念念不忘她对他的慈爱之情,把它说成“或许是世界上仅有的纯真的无私之情”,“本人福星高照的少有的几个例证之一”,“表明人的本性远比一味讲究功利主义高明得多”。他前往参加她的葬礼,出资为她竖立墓碑。

  姜堰镇地处水网地带,与新四军对峙的南面又正好是宽阔的运盐河。顽军张少华部构筑了以三十六个碉堡为核心的强固工事,并加设了电网。大规模的营建工事,加上自然条件优越,张少华十分骄狂,以为姜堰稳如泰山。

  爱维莉丝特的画像,一直挂在国务活动家丘吉尔的办公室里。她晚景孤凄,无依无靠,后来启示丘吉尔建立退休制和设立老人保险金。

  面对这一切,粟裕对王必成、陶勇说:“叫化子打狗,背靠墙。打狗还讲战术,打仗更要讲战术。这次我们来一个出其不意!”

  3. 挨打、反抗与转学

  9 月13 日,按照粟裕的部署,王必成第二纵队、陶勇第三纵队攻坚,叶飞第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

  一天,女家庭教师就要跨进小鲁弗基村丘吉尔家大门,丘吉尔还没有学会26个英文字母。丘吉尔害怕在生人面前丢人现眼,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溜出门去,躲进附近的灌木林中。

  围攻前,攻击部队挑选优秀战士组成了两个排的“勇敢队”,战斗中,“勇敢队”自镇东北突入,并用橡皮裹着马刀把子,奋力砍开铁丝网,从碉垒的夹缝中猛插进去,以“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战术,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灭守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温尼,温尼,你在哪里?”“爱姆”跑到屋外树林中到处寻找,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为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在占领姜堰,打开粮源之后,粟裕决定,再次表明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陈毅、粟裕派朱克靖等同志四处奔走,联络各界绅、民代表继续呼吁,要求韩德勤重开谈判,力求合理解决。

  捉了几个小时的迷藏,爱维莉丝特终于从一棵大树后面把他拖回家里,又劝又哄地把他交到女家庭教师跟前。从此,开始了受尽拘束的痛苦日子。

  10 月2 日,各方代表云集姜堰共商苏北团结抗战大事,韩国钧拍来电报, 上写“..韩主席(韩德勤)认为只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万事皆休,一切均可商议,否则无谈判之余地!”由此看来,和解是可能的。

  学识字,还不太难。学算术,没完没了的习题,真是烦死人。他要母亲向老师求情。母亲虽然赞成美国的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但是“入境随俗”,她不便干预按英国传统对儿童进行的严格教管。何况儿子是名门望族之后,如果因为教育放松,日后庸碌无才,有辱世家门庭,她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不过,这又是韩德勤的一大阴谋。

  于是对儿子的哀求不予理睬。

  姜堰镇与曲塘、海安都是运河沿线的重镇,有名的粮食集散地,运盐河以南,黄桥一带的粮食都依靠这些市镇供应。当地人都称:“金姜堰,银曲塘”。韩德勤提出要新四军退出姜堰,无非是认为新四军不肯放弃姜堰,他可以此作为借口,向新四军进攻!

  丘吉尔只好“自己解放自己”。每当女教师有事或没有察觉,他就到那间小游艺室里去玩;就是女教师在场和加以阻止,只要他学习学累了或者对功课内容感到索然无味时,他也公然拔腿就走,进了那间房子就从里面把门闩上,让人奈何不得。

  这时,各方代表都认为,韩德勤的要求无理,部队很多同志也认为,不能白白退出用鲜血换来的地盘。

  那是他专有的儿童乐园,里面有许多玩具。他推着逼真的蒸汽机车在轨道上奔驰,用幻灯机在白幕布上放映生动的图画。最有趣的当然是调兵遣将,指挥那千多个铅铸的士兵啰!小小年纪,天天摆布玩具部队,发号施令,玩不厌的搏斗、拼杀、演习,过不尽的将军瘾。支配他一生的强烈的好斗个性和出人头地的领袖欲望,就从这种玩了十几年的游戏中潜滋暗长,逐步发展起来。

  但是,陈毅胸有成竹,早已洞察韩德勤这一阴谋。他与粟裕相商后,立即复电韩国钧,同意退出姜堰,并且邀集各方代表和姜堰商民开会,慷慨陈词,声色俱厉地呼吁:“我军为达到苏北抗战合作的目的,愿意退出姜堰。

  7岁,到上学的年龄了。此时,马尔巴罗公爵一家住在伦敦。

  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我军虽血涂四野,万死不辞,但求对方诚心履行诺言,不再逼人太甚,不逼我们退到黄河以北,不逼我们抗日无地到长江喝水的地步,我军还可容忍退让。现在我军既被逼于江南,又被胁于江北,竟不许中国的抗日人民军队在祖国土地上有抗战自由的权利,那是不行的,不能容忍的。即令我军可以牺牲,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不可牺牲的!如韩德勤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只有出于自卫一途,即是说我军退到黄桥,决不再退!”

  英国政府办了两所赫赫有名的中学——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设在伦敦郊区实行封闭管理的寄宿学校,不到寒暑假,学生不能回家。贵族和官僚子弟在这里接受系统的严格的教育,英国政坛历届高官名流,大多都有这两所贵族学校的学历。

  当时与会人员都觉得义正词严,朱履先老先生说:“如果退出姜堰,韩德勤再向你们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必然遭苏北人民共弃!”

  进伊顿或哈罗以前,先要读相当于小学阶段的预备学校。进哪间预备学校好?当然最好是选全国第一流的。从伊顿公学毕业的伦道夫为儿子选择了公立圣詹姆斯学校,这是模仿伊顿学校建立起来的寄宿学校。学费固然最昂贵,教学设备和条件也特别好。每班只有十个人,全部教师都由穿长袍、戴方帽的硕士担任。校内有足球场、板球场、游泳池和教堂,用发明不久、当时相当罕见的电灯照明,供应学生生活、学习用品。每学期举办两三次长途旅行,组织学生去风景优美的名胜古迹之地观光游历。

  9 月30 日,新四军履行诺言,撤出姜堰。为争取中间势力,通知李明扬、陈太运来接防。李明扬喜出望外,单独接管了姜堰。新四军又主动送给陈太运一百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与李、陈之间的矛盾越发加深。

  丘吉尔本来不想上学,可是大人们哄着说,学校生活很有趣,不像在家里那么冷清,可以同一大群小朋友玩,便也有些动心了,期待着热闹的学校生活来临。

  陈、粟向姜堰各界人士告别,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深切同情。韩德勤彻底陷入孤立的境地。

  上学这天,“爱姆”给他准备衣服鞋袜,目送载着詹妮和丘吉尔的三轮马车渐渐远去,想到要过几个月,在假期到来时才能重见“温尼”,眼泪不禁扑簌而下。下了马车,换上短程火车,很快就到了阿斯科特圣詹姆斯学校。

  新四军江南部队为了粉碎韩德勤的进攻,为了抗日大计和政治影响,凛然从姜堰撤退了。可是蒋介石并不以此罢休。他命令安徽李品仙的军队从速东开,配合韩德勤行动,命令江南冷欣积极予以策应。

  妈妈领丘吉尔见过校长,就在暮色中匆匆离去。听校长介绍每天都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连橄榄球也是必修的课程,望着周围生疏的一切和妈妈越来越模糊的背影,丘吉尔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悲酸,觉得自己被遗弃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于是他马上想起了“爱姆”,怀念那支玩具部队,留在家里多好啊!

  韩德勤在营溪、姜堰作了两次试探性的进攻后,未大伤元气。现在,正如恶风煽着邪火,他一心一意要把新四军从苏北“肃清”,以讨好主子,争功邀宠。

  一个老师把丘吉尔带到教室,递给他一本拉丁文①文法书,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组句子,要他半小时内把其中词尾变化记熟,一交代完毕就走了。
① 拉丁文是公元前古罗马拉丁人的语言,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传播到欧洲西南部,罗马帝国崩溃后分化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天主教经典和很多欧洲古代重要文献都是用拉丁文写的。

  韩德勤命令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为前线总指挥,率八十九军、独立六旅为中央纵队,由海安出动,经营溪、古溪分三路进攻黄桥以东和以北地区。

  英语和拉丁语使用相同的拉丁字母,丘吉尔咬咬牙,用英语的读法把这组句子中的词尾变形强记下来。

  命令十个保安旅为左翼纵队,由郭心冬指挥,进攻黄桥以东地区;命令二李部队和税警总团为右翼纵队,由李长江指挥,进攻黄桥以西地区。动员总兵力达十万余人。韩德勤得意忘形地叫嚣:“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

  半小时后,老师走进教室,对这个新生进行智力摸底测试。丘吉尔不知所云地把这些词尾变化念出来,老师点点头表示满意。

  前线总指挥李守维也大放厥词:“我十万之众进击,压也把陈毅、粟裕压扁了!”

  丘吉尔觉得受到了鼓励,就壮胆问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山雨欲来风满楼”,黄桥决战迫在眉睫。

  老师回答说:“意思是‘桌子”。”

  陈、粟马上将此情况如实上报中央。中央复电:已令黄克诚部兼程南下,并急电重庆周恩来要求何应钦制止韩的进攻,明确告以我军的方针是“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但你们必须在战役上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因黄部路途遥远,一时不易赶到,只能作战略上的配合。

  “这几个词也是‘桌子’吗?”

  黄桥新四军兵力总共才七千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五千余人。在顽敌数倍于我的情况,这个仗该怎么打呢?

  “也是‘桌子’。”

  粟裕彻夜不眠,在地图前踱来踱去。他双眉紧锁,凝神细思,一会儿盯着地图目不转睛,一会儿拿着铅笔在地图上勾勾划划,各种设想,各种可能像沸腾的铁水在他的脑海中搅动。

  “为什么词尾要这样变化呢?”

  他在想,大敌压境,顽军多我数倍,能不能打歼灭战呢?从发展苏北的任务来看,我们必须打歼灭战。如果只把韩德勤击溃,没有歼灭他的有生力量,他还会卷土重来,对我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很不利。

  “这样变化就这样变化。你如果还不明白,就去问桌子,它为什么要这样变化。”老师不耐烦地说。

  粟裕的眉头锁得更深了。他想起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役上、战斗上是以多胜少,这是一个原则。但当前的形势却要求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要想克敌制胜,必须一反常规,灵活机动。

  “但是,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丘吉尔听了老师的建议十分惊异,不禁脱口而出。

  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思考,粟裕有了成熟的腹案,紧锁着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你下次再这样无礼,我就要严厉地处罚你!”老师很生气地说。

  东方刚发白,粟裕便走出屋子,他的头发有些凌乱,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由于胸有成竹,仍很兴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抻了抻衣服,便大步走到陈毅的住地,参加陈毅主持召开的作战会议。

  这是丘吉尔第一次接触拉丁文,也是第一次认识到这所学校的规矩这么严厉。

  会议开始以后,陈毅首先指出目前统战工作进展十分顺利,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争取李、陈中立也已获得成功。说到这里,他把目光转移到粟裕身上,说:

  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学好拉丁文。以后学古希腊文,除了认识字母,也是一窍不通。他不明白,学这些外国古人死人的语言,有什么必要花费那么多功夫和气力。凡是他不能理解、想象,激不起他兴趣的东西,他就不愿学习,也一定学不好。

  “现在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就看你们指挥员的了。这一仗打得好,就能打开苏北的局面;打败了,就得重回江南,弄不好长江也过不去,只好像韩德勤说的:“到长江里去喝水喽!下面请粟副司令员具体部署作战任务。”

  校长斯尼德—基纳斯里是个高教派年轻牧师,四年前他抱着专为伊顿公学输送学童的目的,创办这所学校。他一方面用繁琐的宗教仪式对学生进行精神奴役,另一方面用罗马天主教管理教会那一套森严的规矩来体罚学生,为人非常刻板,颇为冷酷。一个月当中有两到三次,把全校学生集合到图书馆。犯有过错的学生被带到隔壁的房间,校长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们,直到鲜血直流为止,好让图书馆里的学生听到鞭打的声音吓得发抖,警惕自己务必严守校规,不要犯错误。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所学校“体罚学生的残忍程度,我想就是司法部办的少年感化院也不及它”。

  粟裕不慌不忙走到地图前,沉稳地说:

  丘吉尔只有历史和地理学得还可以,主科的成绩都很差,在班上是有名的劣等生和淘气鬼。父亲送给他一本史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他看得入迷,上课时也陶醉在书中的探险故事中。每当学期快要结束,他就扳着指头数日子,盼望早日回家去指挥那些玩具兵。

  “几天来,韩顽已兵分三路向我扑来。中路军由其嫡系第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组成,这是顽军进攻的主力。右路军由二李和税警总团组成,左路军由十个保安旅组成,掩护其主力两翼。韩顽的目的是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丘吉尔倔强任性,从不循规蹈矩,难免被抓住岔子,拖去受鞭子的体罚。

  对于对手,粟裕太了解了,这些敌人,早在他脑海中不知想过多少遍。

  即使打得皮开肉绽,他也决不哭泣呻吟,而是咬紧牙关,噘起嘴巴,绷紧圆脸,斜瞪着眼。

  多年来,这也是他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他接着说:

  有次,丘吉尔趁校长不在,拿起他的一顶硬编草帽丢在地上,把它踩得稀烂,出了一口挨打的恶气。

  “韩军部队由于长期没有作战,加之在城市中生活腐化,以致削弱了战斗力。士兵与很多下级军官还是爱国的,还是主张抗日,不愿打内战的。敌人官兵不平等,士官有矛盾,部队之间矛盾也很多,他们都希望别人被打跨,将来自己成为老大。正因为这些,他们在战斗中难以协同配合,所以尽管敌人人数很多,但战斗力并不强,因此我们不用怕。但韩军也有他们的优势。

  直到他进了军事学校,还跑回阿斯科特来同老仇人算账,只是这时学校主人已死,学校也已关闭。

  他们兵力的总数要超过我们七八倍,尤其这次进攻的部队差不多完全是生力军,没有作过战,部队不疲劳。他们的补充也比我们好,武器比我们精良,弹药比我们充足。姜堰战斗时,他们从江南运来了二十四万发子弹。他们有优良的通信、交通工具,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是,还控制着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海安、曲塘、东台等城镇,有纵深较大的后方,部队调动回旋比较自如。而我们目前则没有什么后方,作战行动受到不少的限制。鉴于以上这种情况,这次作战的方法,我考虑要用些反常规的方法,提出来大家加以讨论。”

  1941年10月,当英国处于抗击希特勒的险恶境地时,丘吉尔向小学生发表演说,高呼:“决不屈服!决不屈服!”全身快速奔流的热血中,也激荡着当年反抗圣詹姆斯学校残酷体罚学生的勇气。

  粟裕喝了一口茶,继续讲道:

  在这里念书两年多,学业没多少长进,身体却日益虚弱多病。1884年放暑假回来,“爱姆”发现“温尼”身上的鞭痕,并喊他妈妈看了。家庭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让他在家休养和治疗一段时间后,建议他转学到海边度假胜地布赖顿去边学习边疗养。

  “首先,我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黄桥都不能放弃。

  1885年,丘吉尔来到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赖顿,进了汤姆逊两姐妹办的一所学校。

  我们依托黄桥作战完全是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各方人士都会同情、赞助我们,就是顽军的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进攻表示不满。从军事上讲,以黄桥为中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

  在布赖顿学校就读的三年,尽管丘吉尔还是那样不守纪律和执拗,但是这里不再有体罚,教学方法也不那么苛严。丘吉尔感到愉快多了,努力学习他喜欢的英语、法语和历史,背诵诗歌,开始写文章,成绩有了进步。还学会了骑马、跳舞和游泳,开始集邮。11岁时因感冒转成严重的肺炎,但由于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忽然,一位性急的支队领导插嘴道:

  4. 特长突出的顽劣学生

  “粟副司令员,我认为,以我们现有的火器,不利于采取防御战,因为防御战是消耗战,就我们的弹药数量,每支步枪打快放,五分钟,子弹就打光了,机关枪消耗更快,没有补充,我们能守住黄桥吗?”

  12岁生日到来时,丘吉尔参加了中学入学考试。

  粟裕微笑地望着那位指挥员,不紧不慢地说:

  父亲和祖父都是伊顿公学出身。按照家族传统,丘吉尔本该进入一流学校中最好的伊顿公学。不过丘吉尔的成绩实在差劲,而位于伦敦西北近郊山上的哈罗公学,比地势较低的伊顿公学空气清新,对患过肺炎的丘吉尔身体更为有利,于是决定送他进稍逊一筹的哈罗。

  “你讲的很有道理。的确我们弹药不够,但我们可以少放枪,多用手榴弹和拼刺刀。这里河流多,地形对我们有利,我们把船只封锁起来,把桥梁拆了,等敌人靠拢时,用‘老虎钳子’把他钳住,使他动弹不得。考虑到你说的这一点,我们不能集中兵力,坚守黄桥,而要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

  新上任的哈罗公学年轻校长威尔登,无意拒收身份显赫的伦道夫勋爵之子,入学考试不过是走走形式。可是丘吉尔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还是认真地准备了拉丁文和数学。数学成绩不佳,考拉丁文作文时,他在考场上坐了两个小时,只在试卷上写了一个字,还用括号把它括起来,然后浓浓地涂上墨,再打上几个黑点。这科交了白卷,在返回布赖顿的火车上就病倒了,然而第二天丘吉尔就喜出望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那位指挥员听粟裕讲得有道理,便点了点头。

  威尔登校长的好意和热情并未就此终止。也许他的教育事业心和教学法探索,很想找一个变劣为优的成功试验品。尽管他很忙,但是仍然抽出晚祷前的15分钟,每周三次为丘吉尔个别辅导拉丁文。除了高材生以外,他从不对别人进行个别辅导,这种特别的钟爱,连丘吉尔也感到奇怪莫解。然而喜好热衷的东西容易学,不感兴趣的事物学不进,大概是教与学的一条铁律。

  粟裕转身面向地图,开始部署兵力:

  一见拉丁文就头痛,丘吉尔的拉丁文作文仍然没有多少长进,辜负了校长的一番盛情与努力。直到20多年后,丘吉尔在议会发表演说,引用拉丁文警句时,他还发现阿斯奎斯首相由于听不懂,脸上出现痛苦惶惑的表情。

  “第一纵队叶飞和第二纵队王必成这次战役担任突击任务,把部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出击;陶勇带领第三纵队坚守黄桥。”

  丘吉尔固执偏科,桀骜不驯,甚至挑拣自己愿意求教的老师,而对他不喜欢的老师则不予理睬。各项校规、公约、学生守则,他常常违反和破坏,他爱过一种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我行我素、独立不羁的生活。为此,校长不得不给他警告处分。一次,他遇见校长迎面走来,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先打谁?”没等粟裕话音落下,一纵队司令叶飞便问道。

  校长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丘吉尔回答道:“而我,先生,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您表示不满。”校长听了十分恼火,正准备对这个冥顽不化的学生严加教训一番,眨眼之间,丘吉尔已经溜之大吉。

  “先打独立六旅!”粟裕掷地有声。

  长大以后,丘吉尔为自己对威尔登校长的态度感到十分内疚。要不是威尔登破格录取他这个劣等生,要不是这位校长重视他的某些特长,没有把他当作不可救药的学生加以开除或勒令退学,哪有他丘吉尔日后的成才成名,飞黄腾达。回忆起哈罗公学的经历,他心中对威尔登升起感恩和敬重之情,特地请已是主教的这位校长为自己主持婚礼。

  会场上一下喧闹起来。

  哈罗的点名方式不同于伊顿。伊顿公学点名时,全体学生起立,老师点到谁的名字,谁就举起帽子答礼。哈罗公学则让全体学生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好队伍,老师点名时,一个个回答后,跟着从点名老师身边经过往前走。丘吉尔的双姓是Spencer—Churchill,由于字母S的位置靠后,点名时他排在全校倒数第三名,加上他成绩差,读了一年后被留级,于是成了全校被人耻笑的倒数第三名。后来姓氏排在他后面的两个同学因病退学,丘吉尔就成了长长的学生队列中最后一名。他对此十分羞恼,很不甘心,便心生一计,决定将姓氏改写为S·Churchill。将斯潘塞仅用一个字母代替,姓氏便由字母C打头,位置当然就大大提前了。可是学校当局不理他这一套,仍然按Spencer-Churchill的双姓来点名。

  这个独立六旅是韩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装备非常好,外号“梅兰芳部队”,一色崭新的七九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枪上的火漆还一点没褪。旅长翁达还是个中将。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利用党内建党进行派别斗争和蛊惑人心地讨好工人阶级的手腕,谋取了保守党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索尔兹伯里组织政府,伦道夫担任地位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并当上了下院领袖。他野心勃勃,求成心切,不满足于坐第二把交椅,急于登上首相宝座。当他缩减军费开支的主张遭到拒绝后,竟以辞职要挟索尔兹伯里,没料到首相居然同意他辞职,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这时,他才想到要关心和了解一下儿子的学习情况。一次,他同许多家长一道参观哈罗公学,正值学校点名,学生长队缓缓走过,看到儿子排在最后面,仿佛听到窃窃私语,心中涌起父子同是沦落人的想法,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伤感表情。

  一纵的一个营长汤万益说:“独立六旅?半年前韩德勤包围津浦路东我根据地半塔集时,我们一纵队增援,打的就是独立六旅!上次我带着一个连追击他一个团,追得他丢盔弃甲,七零八落,这次一定不让他逃出我们的手心。!”

  詹妮不像伦道夫那样对儿子冷漠严厉,丘吉尔对母亲怀有亲切的感情。

  叶飞马上接着讲:“汤万益,这次让独立六旅逃掉一个兵我就找你!”

  进哈罗以后,他给妈妈写信:“这个地方好极了。景色很美,校园十分漂亮。

  “不是讲歼敌先歼弱吗?这次为什么先歼强敌呢?”也有人有些迷惑不解。

  有一座很好的室内游泳池,一座设备齐全的体育馆,一间木工作坊和其他许多令人向往的活动场所。”但是,美景抚慰不了他那因为过于自由不羁的个性发展受阻而变得孤僻倔强的心灵,良好的设备也不会自然地带给他良好的成绩。他内心充满了孤单、寂寞和受冷遇之感,于是向妈妈发出了恳求:“请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来看看我……请务必来,那么多次我盼望您的到来,但又都使我那样地失望。”詹妮答应得很好,但来探望儿子的次数仍然非常少;而且当儿子放假时,她也往往离家外出,去自我实现她那外向的活泼的个性。

  “为什么要先歼强敌呢?”粟裕不慌不忙地解释道,“第一,这是一着奇兵,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第二,二李和陈太运虽然已表示中立,但在韩德勤大军向我进逼的形势下,他们能否保持中立,目前还很难下结论,如果我们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二李、陈太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第三,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迴;第四,该旅是韩嫡系主力,如果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它杂牌军不敢妄动。所以首战歼灭翁达旅是这次战役的关键。”

  在哈罗公学那漫长的数不清的灰暗日子中,也留下一些亮光闪闪的斑点。

  听了粟裕的分析,在场的指挥员无不点头赞同。

  学校让学生到步枪队接受操练和射击训练,步枪队组织学生以别的学校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战和战术拉练。这对于从小就爱好调遣玩具部队的丘吉尔,真是如鱼得水,欢欣鼓舞。

  又有一位支队领导迟疑地问:“这次决战,日本鬼子会不会协同韩德勤作战?”

  学校那个露天大游泳池,也是丘吉尔施展身手、消磨时光、寻找乐趣之地。

  “不会!”粟裕肯定地说,“当韩向我大举进攻时,日军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寇直接参与向我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

  一天,他看见一个又矮又瘦的学生披着毛巾,站在游泳池边想心事。经常感受到屈辱的他,这时脑海中突然蹿起一个恶作剧的火苗,觉得眼前这个弱者是寻开心的最好的耍弄对象,乘其不防,猛地将其推下水去。

  粟裕看了一眼专心致志听他布兵的指挥员,接着说:“根据这个情况,决定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从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

  落水者从水中探出一张愤怒的脸,拼命地游向游泳池畔。丘吉尔见势不妙,慌忙转身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人上岸后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他,凶狠地按着他的脖子把他拖进深水中,让他连呛带喝了几口水。

  会场又一下喧闹起来:“四分之一兵力,也就是一千多人,这么点人守黄桥,怎么守?能守得住吗?”与会者议论纷纷,“这太冒险吧?”

  “你知道他是谁么?他是高你两年的艾默里,橄榄球队选手,这回你可找错对象了!”围观的同学纷纷对丘吉尔表示幸灾乐祸。

  一直冷静地听粟裕布兵的陈毅忍不住敲敲桌子:“同志哥,吵啥子嘛,听粟副指挥讲完嘛!”

  丘吉尔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便连声赔礼道歉。他见艾默里尚未息怒,围观者又响起一片“揍他!揍他!”的怂恿声,只好改低三下四的苦苦哀求为讨好奉承:“我见你个子不大,还以为是同年级的呢。我父亲是个大人物,他的个子也不大,你今后也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在围观者爆发的哗笑声中,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这么点人守黄桥的确是少了些。”粟裕微微一笑,“不过,如果我们在西、南两个方向不派部队,只要伙夫去警戒,部队还少不少?”

  从这以后,丘吉尔暗暗地向艾默里学习,更加热爱体育运动,积极参加多项锻炼。他取得最大成功的项目是击剑,在全校比赛中荣获银质奖章。

  “还是少!”一位参谋脱口而出。

  丘吉尔几乎放弃了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学习,用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受大家轻视的英文。英文老师梭马贝尔很有一套教学方法,他用彩色粉笔把冗长的复句中的各种句子成分一一标示出来,循循善诱地分析文章的结构和写法。不久以后,丘吉尔的英文作文进步很快,便和一位拉丁文好的低年级同学签订互教互学协定,他教丘吉尔拉丁文,丘吉尔“教”他英文作文—

  “如果我们在北门也不派部队,只放一个班呢?全部部队都集中守东门一线,还少不少?”粟裕追问道。

  —口述自己的作文让他记录下来。有次校长向那位同学提问,他差点露了马脚。从此以后,丘吉尔再不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念给他听,只是向他口述一些平淡无奇的文思。

  在场的人都被粟裕这种异常的胆略惊呆了,这样用兵真是太绝了。

  丘吉尔还当了一回大放光彩的耀眼明星。他继承了父亲的非凡的记忆力,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他竟一字不差地背完了麦考莱①长达1200行的《古代罗马之歌》,全校师生为之惊叹不已,校长对他大加夸赞。他还能背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大段台词,当老师援引《奥赛罗》或《哈姆雷特》出了差错时,他决不会放过这种机会,总是当众纠正老师,炫耀自己。
① T ·B·麦考莱 (1800—1859):英国19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散文家和诗人,第一个为马尔波罗立传者。

  粟裕走到陶勇身边,一只手放在陶勇的肩头,充满信任他说:

  5. 投考军校,最佳兼惟一的选择

  守大门就靠你了!战斗打响后,我和你在一起。”

  那时候,名门望族出身的青年所热衷的职业,集中于当牧师、法官和军官三种上。当牧师和法官需要掌握古代语文,各门功课全面发展。丘吉尔只有历史和英文成绩好,另外擅长击剑、游泳和骑术,看来除了当军官外别无选择。

  陶勇心头一热,“腾”地站起来,对着粟裕敬了一个军礼,铿锵有力地一字字说道:“有陶勇在,就有黄桥!”

  丘吉尔自小就沉迷于操纵1500名铅铸士兵的战斗游戏,后来又同弟弟约翰对阵,一方扮演美国炮兵,一方假定为黑人步兵,玩出种种花样。不过,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政治上失意而健康又每况愈下的父亲却不能不为儿子的职业提前定向。

  “好!散会!马上回去各自准备战斗!”粟裕大声道。

  这天,丘吉尔和弟弟又在指挥铅兵开战,双方调遣兵力,模拟实战场面进攻对方,对敌方的攻势严加防守。父亲悄悄走进房间,默默地在一旁观战达20分钟之久。不但不发脾气,而且长久地专注他的游戏,这在父亲是破天荒的事,丘吉尔高兴得直掉眼泪。随后父亲面带微笑地问道:

  陶勇回到司令部后立即召开团营干部会议,分配好战斗任务后,指着预先摆在桌上的一把马刀和一支驳壳枪说:

  “温斯顿,你愿意当军人吗?”

  “同志们,黄桥一定要守住,大家表表决心吧!如果谁让韩德勤的一兵一率攻进黄桥,要杀头,要枪毙,随你们自己挑。”

  “愿意,我要当司令官。”丘吉尔随口答道。他以为父亲发现了他有军事天才,其实父亲不过认定他的智慧不够当牧师和学法律,不能实现他政治上未遂之志。

  “有我们就有黄桥!”大家异口同声。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丘吉尔在哈罗的后几年,是在该校的军校预备班度过的。进这个班也要经过考试,但是学军事投合他的兴趣与心愿,他发愤苦读几个月,加上猜中了一道题目,考前几分钟拿出填写新西兰地图的卡片来熟记硬背,这个平时成绩总是倒数第一名的学生竟然考上了。而有的成绩比他好的同学,却在投考这个被讥为“蠢材的天堂”的军校预备班当中考得比他还差。

  部队经过动员后,士气十分高涨,情绪火热,到处都是磨刺刀的“嚓嚓”

  读军校预备班,目标是瞄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军校入学考试须考五科,拉丁文、英文和数学三科必考,另外两科可自由选考,丘吉尔选法文和化学。第一次投考失败后,丘吉尔认真做了备考的战略分析,五科中必须有三张王牌,才可能有得胜的希望,他现在还只有英文和化学两张王牌。拉丁文是绝对的弱项,总分3000分能得400分就不错了,法文也不那么好拿分,惟一能争取得高分的只有数学了。向数学发起猛攻,夺取第三张王牌,这才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声。战士们说:“韩德勤要逼我们到长江去喝水,问我的刺刀愿意不!”提出了要三好三快:鞋子准备好,跑得快!子弹准备好,打得快!刺刀准备好,杀得快!

  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丘吉尔拼命演算数学习题,梅友老师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数学成绩终于像移近火炉的水银柱一般猛升。数学总分为2500分,第一次只考得500分,第二次跃增为2000分。由于其他科目得分很不理想,丘吉尔再次落榜了。可是这次尝试给丘吉尔以巨大的启示和教益,只要下定决心,不少事情是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克服困难,突击解决问题的。

  10 月4 日,顽军到达黄桥外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的情况,中央指示黄桥决战期间,陈毅撤至严徐庄掌握全局,由粟裕坐镇黄桥,负责前线的军事指挥。

  与此同时,作为配套的辅助措施,丘吉尔放弃了他十分珍惜的假期休息和娱乐,由父母安排,去凡尔赛一家法国人家中住了一个月,在与法国朋友经常相处、密切交往中提高法文水平。尽管这次学习收获有限,但却养成了他大胆讲法语的习惯,这对他后来整个政治生活,特别是外事活动极有好处。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4 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新四军代表见面(一直到6 号我军取得全胜,他才又开始会客),但都日夜询问战况;陈太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泰兴敌探也进到黄桥以西七八公里的石梅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注视着黄桥风云变幻。一时,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战、多方围观、准备应付突变的奇局。这一切都要求新四军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投考两次名落孙山后,父母接受哈罗公学校长的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让他离开哈罗公学,进詹姆斯上尉开办的备考补习班。据说詹姆斯具有对临阵磨枪的学生进行辅导的丰富经验和出色的成功纪录,他善于将历届试题搜集汇总,归纳分析,指导学生系统地回答各种典型题目,熟悉各类题型的快捷解法,并在临考前帮助学生猜题押题,填鸭式地把一堆答案塞进学生的脑海里。

  要迅速取胜,当务之急便是首歼独立六旅,而要歼灭这个旅,必须要选准最佳突击时机。如要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而没有打到它的要害,顽军不但可以退缩,避免就歼,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恐后地扑杀过来。

  离别哈罗时,威尔登校长拉着丘吉尔的手,鼓励他说:“到补习班好好学习,前途无量啊!”丘吉尔受宠若惊,感激莫名。可是积习难改,詹姆斯上尉给伦道夫写信,说他儿子在补习班学习漫不经心,粗心大意,“总想对辅导老师指手画脚”。

  4 日下午三时,侦察员报告:独立六旅前锋进抵黄桥以北三公里处。为了进一步判明情况,确实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粟裕快步跑到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奔跑。从这个迹象来看,粟裕判定独立六旅的先头确已来到。

  正当丘吉尔准备第三次考试时,一次意外的不幸中断了他的补习。

  精明的粟裕在心里迅速地打起了算盘:独立六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半,全部三千多人的队形将形成长达四五公里的一字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七公里半,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时,后尾必然已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伏击地段,我军此时出击,正好可以将独立六旅拦腰斩断。

  1893年冬天,丘吉尔姑母维伯恩夫人,把她在英国南部海边休闲地博恩默斯的宽大别墅借给丘吉尔家度假。别墅旁边是连绵四五十英亩的大松林,英吉利海峡曲折的峭壁之间有座长约四五十米的独木桥。这天,18岁的丘吉尔同12岁的弟弟和14岁的表弟一起玩捉迷藏游戏。跑了20分钟,丘吉尔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想跑到独木桥对岸去躲避他们的追击。当他走到桥中央时,发现他们两人正扼守桥的两端,虎视眈眈地等待把他抓获。丘吉尔灵机一动,跨过桥的栏杆,抓住桥下树梢接近桥板的小杉树枝条滑下去。“啪”的一声,树枝折断,一脚踩空,跌进9米多深的山谷里。

  粟裕决定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拦腰斩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求首先歼其旅指挥部。

  头破了,腿断了,严重的脑震荡使他顿时失去知觉,三天三夜不省人事。

  粟裕决定后,立即打电话至严徐庄征得陈毅同意后,马上下令出击令。

  “哥哥从桥上掉下去摔坏了!”噩耗传来,詹妮带着急救箱十万火急赶来,立即送往伦敦救治。正在都柏林友人家庆祝圣诞节的伦道夫接到电报,也连忙赶回伦敦。请来名医检查,发现一只肾脏跌破。顽强的求生意志使丘吉尔化险为夷,逐步康复,经过三个月的调养,终于可以下床走路了。

  叶飞率一纵分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六旅切成数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迴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

  在半年多的养伤期间,丘吉尔同父母住在一起,知名的政治家常来家中作客。他有幸结识了不少政客名流,听到了许多政治话题,勾起了对于政治的进一步兴趣。伤好之后,他跟随父亲去下议院听会,目睹某些人在会上激烈辩论、在会后私谊甚好的政治家风度,深感父亲以辞职相威胁过于意气用事,终于落得个下台结局是个大悲剧、大错误。他模糊地幻想着,有朝一日父亲重返政坛,他将父唱子随地一道从事政治活动,为父亲助一臂之力。

  战斗顺利地发展,敌人逐渐退缩。到了黄昏时分,粟裕不断接到战斗报告:“敌十六团团部被歼灭了,捉了四百多俘虏!”八十八团被歼灭了,轻机枪缴了几十挺!后来传来消息:“据俘虏来的独立六旅旅部副官说,中将旅长翁达自杀了!”

  1893年8月,丘吉尔第三次投考桑赫斯特军校之后,伦道夫为了培养儿子的吃苦耐劳精神,特地安排丘吉尔兄弟去瑞士徒步旅行,并请了一位体育教师陪同指导他们。他们攀登阿尔卑斯山顶峰,观赏壮丽的日出,俯视山下的深谷清溪,美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在莱蒙湖,丘吉尔背着体育老师,约当地一个男孩去湖中划船。远离湖岸之后,他们扑通扑通跳入水中游起泳来。游累了,想上船休息一下,这时突然刮起大风,船越吹越远。他们游得精疲力尽,尤其是那个少年,简直支持不下去了,小船却似乎永远在前面。太阳照在蓝色湖面上,山庄、林木的倒影如诗如画,死神却已逼近,救星只有这只小船。顽强的求生意志又一次驱使丘吉尔鼓起余劲奋力向前游去,终于一把抓住了船舷。登上小船后,再划回去救起同伴。

  粟裕听到这里,不禁大声说道:“打得好!”

  跳深谷跌得死去活来,游湖中几乎要见龙王,事后回忆这两件永生难忘的历险事件,丘吉尔毫无害怕之情,只觉得冒险给他极大的乐趣和满足。如果说学业成绩屈居人后多少令他有些自惭形秽,那么在勇敢无畏方面他却能以胜人一筹而感到自豪,他觉得这是跨进军校最好的见面礼,军人最需要有这种品质。

  这时候,距战斗打响仅仅才两个小时。

  出国旅行途中,丘吉尔收到父亲从国内来信。一则祝贺他终于考取军校,没给声名显赫的祖先太丢脸;二则怒气冲冲地责备他只有刚好及格的成绩,只能学骑兵,不能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去学步兵,父亲已事先请求第六十步兵团团长康诺斯基公爵,在团里为儿子军校毕业后预留一个位置。学骑兵除了每年缴纳150英镑生活费外,还要自备几匹马:军务用的,竞技用的,狩猎用的,以及相应的器械和工具。大手大脚好讲排场,已使家庭经济相当困难,现在又要为儿子学骑兵支付大笔费用,伦道夫十分恼火,大骂儿子是蠢货,因为学步兵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才能,不像学骑兵,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勇敢和骑术。而这两方面,正是丘吉尔之所长与所爱。成绩不佳,正好因祸得福,他不用逃避世俗热衷的步兵科,可以一头扎进众人鄙弃而他却情有独钟的骑兵科。

  外号“梅兰芳部队”的独立六旅就这样被全歼了。韩德勤中路的右翼被斩掉了,顽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这是韩德勤万万没有料到的,气得他暴跳如雷。

  值得庆幸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父亲的批评丝毫没让丘吉尔扫兴。他在回信中恭顺地承认了自己过去的过错与缺点,保证“将用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习与行动力争改变您对我的看法”。

  粟裕松了一口气,对陶勇讲:“估计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先头部队,不久会进到这里,这里一定要守住。守不住,就没戏唱了。”

  旅行度假尽兴而归,愉快奔赴新的前程。

  果不出所料,韩德勤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我军在东门一带的防御工事大部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摧毁,部队伤亡也非常大。5 日凌晨, 敌人第三十三师竟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

  6. 毕业就丧父,走上自立人生路

  情况异常紧张。

  如愿以偿,得其所哉,丘吉尔在生活中第一次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新的转折点开始了!

  粟裕知道,如果黄桥失守,在我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将无法达到围歼敌李守维的目的,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几个纵队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造成打游击的局面。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将付之东流。因此,必须动员部队以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坚决迅速地把突入东

  19岁那年初秋,丘吉尔从伦敦乘火车西行,在坎伯利站下车,步行几英里,来到伯克郡的桑赫斯特,兴高采烈地跨进军校大门。

  门的敌人就地消灭或驱逐出去!必须坚决夺回东门!

  丘吉尔一路上驰骋美好的幻想,他眼前浮现着一个英姿勃勃的年轻骑兵军官形象:自己穿着华丽的骑兵制眼,骑在马背上风驰电掣地奔驰着。他渴望像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即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从事戎马生涯,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出人头地。他自信有朝一日必定去印度或非洲进行征战,像上世纪英国殖民大臣克莱普当年青云直上那样,一直升上最高统帅的高峰,指挥千军万马,所向无敌,建立丰功伟绩,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用发亮的金字永远镌刻在大英帝国的纪念碑上。

  恰在这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老四团一个营由江南过来了,离黄桥镇还有十公里。

  “报告,骑兵科新生温斯顿·丘吉尔前来报到!”他扯开响亮的大嗓门,宣告自己控制不住的兴奋和喜悦。

  粟裕喜出望外,把左轮枪一挥,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冲啊!”部队立即士气大振,战士们高喊:“坚决打退敌人,迎接江南主力!”,向敌人扑去。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冲进了敌人中间。

  军校的课程丰富多彩,有战略战术、军事管理和军法、地形学和制图、筑城学、射击、操练和马术。那曾经带给他羞辱的古奥艰涩的拉丁文,一去不复返地滚蛋了!一切都是新课,大家同时起步,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丘吉尔学起来津津有味,进步很快,那戴了多年的劣等生的帽子,从此可以扔到大西洋中去了。

  敌人溃退了,东门终于又夺回来了!

  学好功课的同时,他还有余力广泛涉猎军事和战史方面的课外书,他让父亲寄来了很多需要的书,自己又购买了不少喜爱的书。这么一大堆书,简直可以装备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当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反击回去后,战场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转折。新四军第二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一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这时,新四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军校的生活当然是紧张的。早上6点3刻起床,上课一直上到下午4点,中间只有短暂的早餐和午餐时间休息一下。真是知之者不如爱之者,爱之者不如乐之者,丘吉尔学得起劲,一点也不感到学习负担沉重。

  原来,顽军三十三师于4 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率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三四九旅在野屋基附近构筑工事固守。

  军校的生活又是活跃的。下午4点晚餐之后自由活动,直到晚上11点熄灯就寝。丘吉尔喜欢打猎、打马球,到学校附近的村庄探访,并且开始进行社交活动,周末与同学们到贵族亲友家参加舞会,结识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

  我第一纵队的四团,出击占领了野屋基前的小庄子,忽然发现桑树林里人马乱纷纷,立即冲进桑树林。在里面抓到了十几个俘虏,其中有一个是八十九军军部副官,经审问得知,八十九军军部就在野屋基,并且,李守维也在其中。四团将敌情向纵队首长迅速作了报告。粟裕得知李守维军部及其本人在野屋基后,立即命令一纵队以两个团向野屋基发起进攻。

  他身高虽只5英尺6英寸,但长相像母亲,眉清目秀,容貌悦人,举止优雅,谈吐风趣,颇有一些人对他有好感好评,为他所吸引。

  这是一场鏖战!

  他还想方设法寻找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扩大校外联系,在假期和节假日创造条件培养和发展自己。

  八十九军火器比新四军强得多,新四军一团的轻机枪还多一点,四团却很少;而重机枪,一团只有一挺在江南缴获的歪把子,四团则没有。顽军的团、营都有重机枪,团有迫击炮连,师、军有山炮、野炮,他们布置了几层火力,因而攻击发起后,炮声隆隆震天动地,彻夜不绝,使新四军进展十分困难。但我军为了抓住李守维,彻底打垮顽军,继续向野屋基八十九军军部勇猛攻击。

  他去陆军大学,参加如何做一个好参谋的训练,分析历史和现实的战例,研讨战略战术的实际运用。他恨自己没能早100年出生,否则就可以在英国军队中同拿破仑较量,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大大增长自己的军事才干。

  与此同时,粟裕命第二纵队于当夜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顽军归路,然后与第一纵队两路夹击敌李守维部。

  他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得到一个骑兵连的同意,在营地里参加各种训练和演习。他不惜负债在连队附近村庄租用马匹,参加骑兵的越野赛和障碍赛。

  据守黄桥的三纵,在完成守备任务后,也转而向黄桥以北出击了,向顽三十三师发起了猛攻。

  为了驯服性情暴烈的战马,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也毫不气馁。

  新四军展开全面反击,喊杀声震荡在黑夜的长空,方圆十几里内战火通红。到了下半夜,敌人终于支持不住了,主力一个个地跨了下来。

  正如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所说的,军校时期他开始懂得,“一个人生存的最大意义,便是不断地努力,好好地充实自己”。

  佛晓来临,晨雾弥漫,溃兵满田满野,新四军在搜索追赶。到处是:“缴枪不杀”、“放下武器跟我来”的喊声。当地群众也赶来了,有的拿着钉耙,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扁担,三五成群地截在路口、庄头,帮新四军抓俘虏。俘虏成千上万,就是没有发现李守维。这家伙哪里去了?莫非插上翅膀飞了不成?

  军校的纪律是严格的,松松垮垮培养不出未来的军人。纪律作为手段的必要性,一旦为自觉追求某一目标的人所了解,它与自由放任个性之间的冲突就会在无形中化解。严明的纪律作为目标,其自身也有种种实现的手段,暗示、感化、启发人的自尊这样的软手段往往是强有力的。入校不久,丘吉尔遇到了一件永生难忘的事。

  粟裕下令:一定要找出李守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他们的中队长波尔少校,是一个沉默寡言、做事谨慎而且管理严格的长官,大家对他又尊敬又害怕。学校规定外出必先登记,获得长官的许可方可离校。一天,丘吉尔坐马车去拜访朋友,途中遇到波尔少校骑马返校。丘吉尔脱帽向他敬礼时,忽然想起这次是未请假外出,便匆匆结束访问赶回学校,若是波尔少校侥幸尚未查看登记簿,便争取赶快补登上去。穿过走廊,来到放有登记簿的桌子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少校的大字缩写签名。糟糕!他已查看过了,丘吉尔正准备接受严厉的处罚。然而意外的是,上面还有自己的外出登记,这一定是少校代他签写的。丘吉尔心里翻起一股说不出的感激热流,没想到在他严厉的外表下,还有一颗如此慈祥的心。从此,他那任意违反纪律的恶习大大收敛了,再也没有重犯私自外出的过错了。

  在八尺沟河边,一大股顽军逃到这里被滚滚的河水堵住。两边河岸很陡,中间只有一架木板桥。没命逃跑的顽军官兵顷刻把小桥拥塞住了,你推我撞,自相残踏,有的被踩死,有的被挤下河去。河面上漂浮着许多死尸。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用网往上拉,一网上来就是五六个。捞着捞着,忽然发现一个尸体十分肥胖,衣服上戴着将军的领章,忽然从口袋里掉出一个水晶石的私章,上面用篆体刻有李守维三个字。

  温斯顿学业上不断长进,品德上由顽劣向优秀转化,伦道夫政治上一蹶不振,健康上持续恶化,像两个向心的拉力,把父子间的感情由疏远拉向亲近。从前,父子间稀少的相处,不是相对无言,就是父亲大声训斥儿子;现在,儿子还只是士官生,父亲就把他当正式军官,在他放假期间,带他去看杂技、魔术、马戏表演,上皇家戏院看戏,甚至远赴法国马赛拜访蓄养赛马的马主。从前,儿子想帮父亲抄写信件,父亲也断然拒绝;现在,父亲主动带儿子去保守党一些政要邸宅,参加保守党的重要集会,让他见识见识政治。

  “李守维被找到了!”战士们兴奋地呼喊着,奔走相告。

  令丘吉尔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变化来得太晚。他在晚年写了一篇题为《梦》的短篇小说,叙述他同父亲的鬼魂所进行的政治讨论,父亲问了他许多问题,并且就他的回答发表了一些中肯的评论,反映了早在60年前,他就渴望同父亲在政治思想上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就是那个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喝水的反共“英雄”,李守维到头来没把新四军赶下江,自己却被赶下河,喝足了水!

  1894年6月的一天,丘吉尔正在野外进行制图作业,一位副官来通知他赶快骑自行车前往伦敦,以便次日一早为父亲送行,并说他父亲已代他向陆军司令请假并得到了许可。他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气色大不如前,不禁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使父亲伤心,他赶快背过脸去。医生诊断,伦道夫的梅毒和精神病已发展为不治之症。伦道夫不听医生要他静养休息的劝告,决定在告别人世前作一次环球旅行,对于丘吉尔能如期赶来送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轻轻拍着儿子的肩膀,久久地向他无言地注视,几次欲言又止。此情此景,丘吉尔也想不出什么得体的话送别父亲,只是再三劝慰母亲在陪同父亲远行期间,多多关心和照料父亲。

  10 月6 日早晨,新四军从缴获的第三十三师电报中得悉,韩德勤派海安第一一七师之七○一团,经由分界增援黄桥。

  日子过得真快,3个学期18个月的军校生活就要结束。1894年12月,丘吉尔通过毕业考试,在骑兵科130名学生中,他名列第20名,成为优等生,不久获得骑兵中尉的军衔。

  粟裕迅速判断,顽军第七○一团尚在营溪附近,当其得知第三十三师被消灭后,必定会退回营溪和海安。于是他马上命令第二纵队,趁敌退缩前,立即向营溪追击。

  正当丘吉尔可以第一次以优良的成绩告慰父亲,正当他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梦想协助父亲实现政治上的美梦之际,父亲在1895年1月24日清晨病逝于伦敦,终年不到46岁。父亲的死,对丘吉尔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才20岁稍稍挂零,初出茅庐,羽毛未丰啊!

  果然,敌七○一团得悉第三十三师被歼后,转守营溪。我第二纵队追至营溪,将其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

  不幸接二连三而来,4月,外祖母伦纳德·杰罗姆夫人病故;7月,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仙逝。当“爱姆”病重时,丘吉尔冒着暴风雨前去看她,给她请来名医;她急忙要“温尼”换下全身淋湿的衣服。接着,丘吉尔匆匆赶回伦敦,以便次日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阅兵大典。阅兵大典一结束,他立即奔回她身边,这时她已陷入半昏迷状态,见到他,她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安详地离开人世。“我很怀念她,她一直是我出生到20岁时最好的朋友。如果没有她,我的童年将是暗淡的;如果没有她,我大概也没有今日的成就。”

  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恐后地撤退。

  保姆辞世留给丘吉尔的悲痛,在两位亲人之上。

  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

  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大靠山一齐轰然倒塌了。从今以后,丘吉尔要完全靠自己了,他只能奋发图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了。这一年,丘吉尔变得懂事多了,成熟多了,坚强多了。后来,他抚今追昔,面对青年说:

  粟裕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不顾伤亡,不计俘虏,占领海安就是胜利!

  “当我回顾这些岁月时,我不禁虔诚地感谢至高无上的神所赋予我们的生存 才干。所有的岁月都是好的,无论起伏与兴衰,危险与坦途,永远是动的感觉与希望的幻景。青年们,全世界的青年们,让我们高举战旗,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排除困难,勇敢地向既定的目标进军吧!”

  粟裕也随部队向海安方向追击。这时的战士已三四天没有睡觉,整一天没有吃饭了,大家非常疲劳,四小时只跑了十里路。粟裕也已经六、七天没有很好地睡过觉了,骑在马上上眼皮不住地与下眼皮打架,快行至海安时,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7. 异想天开之举策划得天衣无缝

  战士们看到粟裕如此疲倦仍坚持追去,士气大振,逢水过水,见桥夺桥,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闻风而逃,我军顺利占领海安。

  1895年2月,丘吉尔踏上工作的第一站,到第四轻骑兵团服役。

  至此,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几乎全军覆没。

  这个岗位,是他们母子利用家族名望、熟人关系和“公关”手腕谋求到的。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带着仅剩千余人的残部逃往兴化,此后一蹶不振,从苏北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第四轻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有着传奇般的征战经历,又是伦敦社交界的活跃人物,同威尔士亲王交往甚密,也是丘吉尔父亲的朋友。他那魁梧、英俊的外貌,攻城掠地的战功,是吸引丘吉尔考军校学骑兵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军校学习时,他就以团长身份邀请丘吉尔赴宴,二三十个军官身着华丽的骑兵制服围坐在餐桌旁,餐桌上摆满这个团创办200年来参加历次战役和体育比赛荣获的奖杯。在乐队演奏的美妙乐曲声中,大家享用丰盛豪华的美酒佳肴。这种排场和气氛留给丘吉尔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怎能不投奔布拉巴松麾下,参加这个战功卓著的光荣团队呢。

  黄桥决战以新四军大捷而告终,共歼顽军主力十二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十三师第五旅各一个团,合计一万一千余人。顽军主力全军覆没。中将军长李守维、中将旅长翁达及旅长、团长数人毙命,俘师旅团各级军官十余名,下级军官六百名。缴获长短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八十九挺,迫击炮五十九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丘吉尔请妈妈给布拉巴松写信表明自己的心愿。詹妮那时40岁左右,仍然明艳照人,是社交界明星之一,在温莎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萧伯纳和王尔德也曾出席过她的家宴。她满口答应为儿子的前程扫清道路,打开大门。“我与她的关系,与其说是母子,不如说姐弟来得恰当,对于母亲对我的呵护,我有说不出的感激。”布拉巴松给詹妮回了几封信,说他无权直接应允丘吉尔入伍之事,劝她亲自给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写信。母亲遵嘱照办,坎布里奇公爵欣然答应。就这样,丘吉尔嘴里含着万能的银钥匙①,被正式任命为第四轻骑兵团的军官。
① 口含万能的银钥匙,是英国人形容运气好的一种说法。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历史上空前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连声叫好。

  入伍不久,年迈的陆军总司令到团队驻地来视察,丘吉尔被选中担任侍卫官,会见了威尔士亲王,并同陆军元帅罗伯茨进行了长谈。几周后,丘吉尔应邀会见了约克公爵及其夫人,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以及他们的叔父。这样一来,年轻中尉丘吉尔在政界上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他“收到许多请帖,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天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他虽然没有这样做,但对政治的兴趣却是更加浓厚了,并且萌发了仿效父亲在政治上追求辉煌业绩的抱负。

  两个月之前,华北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了百团大战。毛泽东把这两个战役作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标志。

  母亲希望他定一个与专业有关的课题,例如“军马的供应”之类研究一下。丘吉尔认为这种题目“会使人的思维变得狭隘而墨守成规”。他宁肯攻读视野开阔的政治和历史书,如亨利·福塞特的《政治经济学》,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莱基的《欧洲的道路》。

  9 月,八路军总部得悉黄桥战斗打起来的消息后,便派部队南下支援。

  母子间在花钱方面存在矛盾。詹妮向来挥金如土,从不量入为出。丘吉尔喜好美食与玩乐,花钱也是大手大脚。那时当个下级军官每年只有120英镑的津贴,如要维持自己职位的开销,包括购制昂贵的军服、马靴、社交场合的应酬等,每年还得贴上500英镑。丘吉尔置身于这个名气远扬的团里,开支就更大,何况他还要添置打马球的设备,负担弟弟学费。

  队伍撤开几十路纵队,浩浩荡荡,渡过老黄河、盐河。齐头并进,向南奔去。

  丘吉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坦率地说:“我同情您的一切铺张行为,甚至超过您对我的铺张的同情,正如您认为我花100英镑买一匹玩马球用的波尼马①是一件要命的事一样,我也觉得您花200英镑去买一件舞会礼服同样是件要命的事。然而我还是以为,您应当有舞会礼服,我也必须有玩马球用的波尼马,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太穷罢了。”
① 波尼马指几种80~140 厘米高的矮种马。

  路上大河架桥,小河涉水。这里都是水网地带,河流之间是一块块毗连阡陌的稻田。部队都是北方人,不适应这种环境,都很怕水,但由于支援新四军心情急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中途消息传来,黄桥战斗胜利结束,新四军大获全胜,战士们更是振奋鼓舞,进军更加神速了。自出发之日起仅仅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白驹、刘庄一带。

  丘吉尔争取不到母亲的资助,除接受伯母一些馈赠外,只好靠大举借债来解除燃眉的拮据。

  这时,新四军在黄桥战斗之后,也举兵北进。新四军向北,八路军往南,这两支英雄的部队,两股抗日的洪流,在白驹、刘庄会师。自此,南下的八路军也归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统一指挥。

  未曾借入先思归还。什么时候,指望什么财源,才能还清借债呢?思来想去,除了靠职务的晋升,津贴的增加,天上不会掉下金元宝来。

  在方圆几百里的平原上,北起陇海铁路,南达长江,西到运河,东到黄海边,都在新四军的控制之下。广大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终于成功地开辟了。

  可是,在和平的年代,军职的升迁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还得论资排辈,讲究先来后到,像他这样初出校门的初级军官,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出头和发达之日?慢腾腾地前进是他的天性所不能忍受的。循规蹈矩地在军队内服役,靠熬年头逐级晋升,不是他所要走的道路。

  不久,在海安,召开了苏北第一次参政会,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

  他的求取功名的心愿相当迫切,他急不可耐地要获取权势和金钱,他巴不得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和各县的民主政府,在团结、抗日、民主的总方针指导下,通过了实施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议案,并选出朱履先为议长。各地的“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也纷纷成立并展开工作。从此,苏北根据地像初升的太阳欣欣向荣,放射出了胜利的曙光。

  年轻人大多讨厌平淡无奇的岁月,渴求轰轰烈烈、新奇浪漫的生活。丘吉尔尤其喜欢冒险与刺激。瞧,布拉巴松上校胸前佩戴那么多闪闪发光的勋章!听,这位英雄的团长又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远征加纳和阿富汗的战斗经历和立功事迹。自己何时才有这种机会,上前线去冲锋陷阵,杀敌立功,让国人当成英雄来崇拜?

  为庆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纪念这历史上灿烂的一页,陈毅挥笔写下《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一诗:

  战争是立功的最好机会,也是升官的最佳捷径。丘吉尔这样想着,摊开了世界地图,寻找硝烟弥漫之地。在大于英国本土13.5倍、面积33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的版图上,处处不见炮火的踪影,抢夺与镇压殖民地的战争正处于一个间歇期。当视线过筛一般扫到西半球中部的加勒比海地区时,蓦然发现,古巴丛林中透射出烽火的点点红光,西班牙的殖民军正在同起义的古巴游击队交战。就像掘墓人挖到沉睡地下的财宝一样,激动的心一下子从胸腔跳到了嗓子眼。

  十年征战几人回,

  如此热切地急于远涉重洋去陌生的异国他乡,以个人身份介入一场与祖国无关,与自己也无世俗利害关系的战争,这真是一桩惊世骇俗而又困难重重的举动。一般人做梦也想不到,即使想到了也绝对做不到。但是丘吉尔敏捷的思路刹那间像电网一样连通起来,不久就制订出一个前往古巴体验和参加战争的周密计划,把异想天开的闪念变成现实的举措。

  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

  英国同古巴没有联系,如何通过西班牙的中介架线搭桥?正好亡父老友亨利·沃尔夫在担任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以马尔巴罗公爵八世之侄的身分,凭父亲的老关系,丘吉尔想去古巴的要求得到沃尔夫的大力支持。沃尔夫请西班牙国防大臣开了介绍信,正在古巴统率8万大军同游击队作战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开了绿灯,欢迎他前来。

  红旗十月满天飞。

  丘吉尔是个现役军官,突然离英赴古,是不是得找个说法,并经过陆军总司令亲自批准?①这也不难,新任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元帅是伦道夫的老友,他单独接见了前来拜访的丘吉尔,批准了他赴古计划,并将他介绍给情报部。情报部为了给他提供方便,要他尽可能搜集有关西班牙军队当时使用的新式枪弹质量的情报,安排他以出公差的名义进行这次战地旅行。
① 当时英国陆军只有一个步兵军团,一个骑兵师,外加民兵和志愿军,所以总司令直接过问基层军官一些重要事情。

  要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真凑巧,眼下正是军官一年一度冬季休假的时候,这两个半月的假期不去打猎、打马球,到大洋彼岸去游历和冒险,观战和作战,去创造新奇的充实的生活,实现一个军人的价值,那才更有意义呢。

  要找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当然,这样可以免除孤单寂寞,有什么意外还可彼此照应。跟同学和战友巴恩斯中尉一说,他高兴得欢呼起来。

  最好能一箭双雕,抓点创收,兼捞外快,赚点零花钱。这方面有什么锦囊妙计么?丘吉尔的写作虽然还不错,但毕竟从未投过稿,更没有发表过只言片字,哪家报刊会相信这个毛头小伙子、部队中的“老粗”呢?不过,事在人为,试试看,要敢闯嘛!他终于同伦敦的《每日纪事报》挂上了钩,以每篇5英镑的稿费发表他从古巴寄回的战地通讯。他没有新闻工作经验,报社为什么愿同他签合同呢?原来又是关系学和名人效应在起作用。这家报纸1891年曾聘请伦道夫为记者写南非报道。丘吉尔一位传记作者这样解释:“完全可以肯定,马尔巴罗公爵后代的响亮名字和他母亲的社会关系,使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舰队街①其他同事更加优越。”
① 伦敦舰队街为英国新闻出版机构集中之地。

  8. 冒险参战赴古巴

  筹划周密,万事俱备,1895年10月,丘吉尔和巴恩斯乘坐客轮启程。

  越过大西洋,11月到达纽约。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伯克·科克伦招待他们小住几日,观光游览。科克伦是丘吉尔外祖父的好友,詹妮在巴黎见过他,这次捎信请他对丘吉尔一行多加关照。科克伦担任过几届代表纽约州的国会议员,练就了一整套出色的演讲技巧。丘吉尔向他诚恳地求教,他给丘吉尔耐心讲述,详加指点。丘吉尔日后成为才华出众的演说家,考其师承,实出于此。

  11月下旬的一天,他们在黎明的曙色中登上哈瓦那海岸。冒险的生涯眼看就要开始,丘吉尔心中产生一种略带夸张的壮烈想法:也许我会在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也许我会默默无闻地死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人责备我好战。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一个在和平年代生活而又渴望迅速成长的年轻军官,如果不企盼打仗,那才是难以理解的呢。

  古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土地肥沃,景色秀丽。丘吉尔完全沉醉在这个岛国迷人的风光中,赞不绝口地说:“美啊!美啊!怪不得西班牙人称她为西印度群岛的珍珠。”

  他和巴恩斯被安置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被当作盟国的重要使节一般来接待。饱吃蜜甜的柑桔,吸够提神的雪茄,便尽快赶去圣克拉腊同坎波斯元帅见面。第二天,坎波斯元帅满足了他们亲临战场的要求,安排他们去前线同一支机动部队会合并随军行动。

  又搭汽车又坐船,还徒步穿越原始森林,经过几天行程,来到机动部队驻地。次日天还没亮就整装出发,在微弱的晨曦中,西班牙军队像长蛇一般缓缓地蜿蜒前进,去搜索和“清剿”古巴游击队。

  “敌人在哪里?”丘吉尔禁不住发问。

  “不知道。也许我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说不定就被隐藏在身边丛林中的敌人所射死。”他被这样告知。

  这种战争形态闻所未闻,同丘吉尔的想象相差太远。“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么?”这个可怕的念头令他有些战栗,但随即他就给自己壮胆和打气:既然是为了寻求刺激,怀着冒险的心情前来,那么无论遭逢什么战争经历,得到什么军事体验,都可慰藉那贫瘠、荒芜的心灵,比碌碌无为、枉来世上走一遭要强。

  天慢慢亮了,笼罩大森林的雾气渐渐散去,阳光在密密的枝叶间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上午九点,在一个开阔的空地停下来休息。很快准备好了早餐,有咖啡、燉肉和从未饮过的香甜的兰姆鸡尾酒。用过了早餐,将帆布绑在邻近树木的枝干上,大家奉命在吊床上午睡,从上午10点睡到下午2点,度过长年皆夏的热带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光。午睡后又行军4小时才宿营。

  11月30日,丘吉尔的21岁生日,他经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这天清晨行军,忽然队伍后部枪声大作,古巴游击队发起了袭击。浓雾散去,敌人已不知去向。西班牙军人拿着长刀,边走边砍除藤蔓杂草,在大森林中开路前进。天快中午才吃早餐,指挥官命令士兵坐在马匹旁吃随身所带的干粮食品。丘吉尔从参谋那里领来半只烧鸡正坐下撕着吃。一阵急促的枪声又从林中响起,他身后的一匹马受惊跃起,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漓,须臾便倒在血泊里。

   “好险啊!”子弹的呼啸声停止以后,丘吉尔毕恭毕敬地向替死的马鞠了一躬:“谢谢你。”

  另一天晚上,天气热得无法入睡,丘吉尔同两个参谋到附近的小河游泳。

  他头枕石块,浑身泡在清凉的浅水中,不觉昏昏睡去。忽然,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把他吓醒。他慌忙提着裤子,躲进密林中去。这一夜,枪声时响时停。起初提心吊胆,不敢睡觉。但是想到游击队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又见西班牙士兵照样呼呼入睡,他便也在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中熬到天明。

  他觉得游击队的作战方法收效不大,有些好笑,但对于他们艰苦奋斗和大无畏的精神,却很钦佩。

  古巴之行是丘吉尔自我设计、个人奋斗、急功近利、加快人生上升进程的发轫初试之作。他对自己这一习作自我感觉良好,他终于成功地办完了一件似乎绝不可能的大事,而且收获颇多。

  他走向了海外,接触了实战,对于生死和功名的关系有了种种复杂的真切的体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重要阅历,实属难能而可贵。

  他和巴恩斯荣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红十字勋章,这一嘉奖表彰他们的勇敢精神。不过丘吉尔后来承认,为了并非十分重要的目的而进行这种几乎导致丢掉性命的冒险,未免有些年轻人常犯的轻率与鲁莽。

  他写于1895年12月13日至1896年1月13日的五篇战地通讯都发表了,这既是生财之道,又是扬名之术。

  勋章和通讯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名声,受到很多人赞赏。他成了各种宴会和舞会上的嘉宾,结识了各界不少名流。

  他已经在考虑将来弃军从政的问题。他需要更多的勋章和更多的通讯为这一转变创造和积累条件。为了名扬四海,还得出国,还得当战地记者,充分运用这次成功的经验。

  当时克里特岛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丘吉尔想驾轻车就熟路,他向 《每日纪事报》建议,让他担任该报特派记者去采访。但是该报不愿为 他支付特派记者的大笔旅差费。

  当时英军与布尔人共和国的关系十分紧张,随时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他劝说母亲提请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批准他到南非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把自己雄心勃勃的抱负表露无遗:“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两枚勋章,从此我将弃武从文。”这一愿望也暂时不能实现,重要原因之一是第四轻骑兵团中一件诽谤性诉讼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政界也有议员插手,企图以此打击军方,丘吉尔被告知眼下不能离开部队,以免被人认为有回避调查之嫌。

  不过,这些客观障碍,仅仅是使丘吉尔加速扬名,早日登上政治舞台的计划推迟了一些时间而已。

  古巴之行,还给丘吉尔一生的嗜好和习惯留下两个鲜明的烙印。

  他在古巴染上了抽雪茄的嗜好。直到老态龙钟,驼着背,拄着手杖,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嗜吸雪茄烟,简直成了丘吉尔个人的“商标”。他的许多照片和画像,都是肥嘴大脸正咬着一支又粗又大的雪茄,炯炯有神的眼光,稍稍向斜上方瞪视着,或稍稍向斜下方凝视着。他的办公桌和床上,放着一个大盒子,装有许多蓝头或白头火柴,以便重新点燃因聚精会神思索和工作导致停止抽吸而熄灭了的雪茄。就是不想抽吸,他也常常习惯性地叼着一支雪茄,似乎只有维持这一姿态,他才能启动思维,进入高效率运转的工作境界。有关资料甚至说,丘吉尔抽烟往往把烟吐出来,很少吸入气管去。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初首次在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后,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上,也一直放置着丘吉尔嘴咬大雪茄的木雕像,直到罗斯福逝世后才被撤去。

  他在古巴向西班牙人学到了每天在最热的时候午睡的习惯。而且推而广之,有所发展,即使寒冬腊月,也要午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海军大臣时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每天午睡。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领,头一挨枕头很快就能入睡,他从不放弃这一甜美的享受。他通常午睡一个小时以上,如果有紧急事务,至少也要睡20分钟。即使只睡20分钟,他也感到能够重新焕发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首相,以70岁左右垂垂老矣的年纪,肩负异常繁重的工作,有时需要彻夜工作,睡得很晚更是常事,正是午睡使他能够恢复疲劳,振奋精神。丘吉尔经常向他周围的同僚宣传午睡的好处。他说,现代人忽视午睡的重要性,实在是不懂科学、很不明智之举。

  一个人从早到晚工作,即使可以做到,也会影响工作效率。如果有片刻的午睡,既可消除上午的倦意,又能为下午的工作带来生气,还可以夜以继日工作,一天能做一天半的事。他说他从不感到疲劳,就是得益于坚持午睡这一科学的作息习惯。

  9. 班加罗尔:驻防苦读度闲暇

  1896年春天,决定将第四轻骑兵团编入印度驻防部队。这次万里赴戎机将长达十几年之久,为了让军官们出国前有充分时间处理私事,他们得到长达半年的假期。

  这是丘吉尔有生以来最闲逸和快活的时光。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他成天在伦敦上流社会中混,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中沾染了奢华的习气。他特别热衷于赛马和马球比赛,他那五匹优秀的马在马球比赛中成绩不俗。但日子一长,对无意义的逸乐生活便生厌倦。他渐渐发觉,在承袭祖先庇荫奢靡享乐的豪门贵族与辛劳一生却摆脱不了穷困的大众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鸿沟。

  这种无所作为、平庸懒散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全团1200人乘坐运输舰从南安普敦港出航,经过23天波涛汹涌的颠簸,9月的一天,眼前出现耸立云天的椰子树和巍峨壮丽的宫殿,到达了印度孟买港。

  换了小船,驶近码头。风从岸上吹来,卷起大浪,把摇荡的小船又冲离码头。经过几次努力,当船再靠码头时,丘吉尔飞快地抓住岸壁的铁环,一脚踏上石阶。正在这时,又一个大浪冲来,小船猛烈地摇晃,在丘吉尔的手掌和身躯之间形成方向相反的拉力。他的右肩突然感到扭痛,上岸后才知道脱臼了!

  以后,凡遇用力过猛,就会脱臼,对于他喜爱的游泳、赛马和打球,行动颇为不便。不过,顽强加固执,使他宁肯脱臼,也不放弃这些运动。而且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的不幸,却在以后救了他一条命。在恩图曼冲锋中,因右肩脱臼只能拿手枪而不能拿军刀,要是拿军刀,可能早已阵亡沙场。他由此总结出一种对待逆境和困厄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不应对于不幸心存沮丧,相反应勇敢地面对现实。更何况这种不幸,如果你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就好像命运坎坷的人,总比一帆风顺的人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体验人生一样。”

  从孟买登上长途火车,第四轻骑兵团官兵于10月间进驻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班加罗尔,维持驻地一带的治安。这里纬度很低,白天骄阳似火,由于海拔近千米之高,晚上却十分凉爽。营地周围盛开104种色彩绚丽的名贵玫瑰花,白天蝴蝶在花丛中回旋飞舞,晚上美丽的印度姑娘在月下翩翩起舞,环境富于浪漫情调。

  丘吉尔等三个中尉合住在带花园和游廊、面积大约两英亩的平房里,雇佣大批廉价的印度仆役照料他们吃喝玩乐。丘吉尔住三间房,养几匹马,有一名男管家、两名男仆。他们三人还合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由于天气炎热,每天只上午11点前有些训练和军务。闲来无事,不是采集蝴蝶标本,就是打马球。他们这个团还在海德拉巴举行的马球赛中夺取了集体冠军,丘吉尔在比赛中发起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

  但是总的说来,正像他给母亲信中所说的,这段生活“贫乏单调、枯燥无味、百般无聊”。

  当他即将跨进23岁的门槛时,突然感到美好而宝贵的青年时期不久即将逝去,而他的知识库藏却还空空如也。在社交场合,他从那些牛津或剑桥毕业的名门子弟口中听到不少哲人名言警句,有的他也学会了引用,却不解其中深刻含义。有时大家谈起英国历史大事或轶闻掌故,他只能洗耳恭听而插不上嘴。他也曾萌发进牛津、剑桥去接受系统教育的念头,可是古典语言一窍不通,像只拦路虎把他挡在大学校门之外。

  思来想去,要实现追求功名的远大抱负,只有靠刻苦的自修,才能弥补知识的浅薄与不足。决心既下,马上实行。

  时间,有的是,他把同事们下午睡觉、打牌、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的闲暇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对他所喜欢的打马球,也有所节制。从1896年11月到1897年5月这段时间,在热得让人心烦意乱、昏昏欲睡的下午,他每天阅读4小时到5小时,全神贯注于书中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文句中。

  书籍,他开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赖基、马尔萨斯、达尔文、吉本、麦考莱等一批名家名作的书单,让母亲按月大包小包地给他寄来。他从诸如 《理想国》、《政治学》、《人口论》、《进化论》、《罗马帝国衰 亡史》、《英国史》这些经典著作中,获得了大量知识,接受了哲学和历史学的基本观点。

  他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便从中研究英国现代政治史。他仔细阅读,分类摘记。每次读到议会辩论重大问题的段落前,他就预先细想自己对此问题持何看法,阅读时再同与会者的各派观点进行比较。

  他特别喜欢八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手不释卷地读了不止一遍。吉本那华丽铺张、崇尚辞藻的文风对丘吉尔影响很深,后来丘吉尔也写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史学惶惶巨著。

  他钦佩麦考莱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的本领,并因此原谅了他认为麦考莱对自己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有所贬低的过错。为了尊崇和夸耀自己祖先的光荣,修正麦考莱书中给人留下的歪曲的形象,丘吉尔后来撰写了四卷本的 《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

  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教训,使丘吉尔怀着苏格拉底当年一样的心情来探讨英国的前途。他认为决定未来的是人才,而要造就人才必须革新教育,废除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和制度,让青少年身心得到自由而平衡的发展。

  他也关心宗教问题。他读了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认为书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很具体。在哈罗和军校,早晚祈祷是每天必修课程,他觉得这种仪式太形式化了。他在现实生活中也目睹了不少牧师言行不一、令人气愤的伪善言行。不过,他还是从宗教教义中吸取了劝人为善、对人宽容的旨意,认为这样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获得和保持安详、宁静的心境,从而面对现实克服困难。至于那些宗教传说故事、圣经语录以及各种宗教仪式习俗,他一生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相信、不宣讲、不参加,只在必要时才敷衍一下,这在国民普遍信仰宗教的国度的大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

  经过这半年多集中时间苦读自修,丘吉尔从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形成了他的才学根基和知识网络。这对于弥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缺陷,日后成长为出类拔萃的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0. 马拉坎德:激战浇开著述花

  从1897年5月底开始,有3个月休假。丘吉尔回到英国,拜访了保守党总部。接着在保守党附属团体樱草会巴思市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政治演讲。以前他总认为自己不能发准“S”这个音,可能引起听众哄笑。

  然而喜出望外,“演讲结束后,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晨邮报》记者还对这次演讲作了详细报道。自信打开一扇扇成功的窗口,成功又把自信的气球灌得越来越大。

  度假满期前夕,传来印度西北边境发生反殖民统治斗争的消息。对于天性总是渴求轰轰烈烈、大刀阔斧干一番事业的丘吉尔,这样的大好机遇岂能错过。宾登·布拉德将军指挥马拉坎德野战部队正在这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丘吉尔曾在伯母第二任丈夫家里见过这位将军,连忙给将军发去电报,要求将他调去。将军回电,编制已满,欢迎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去。丘吉尔立即启程,先回团部请准超期度假,再从班加罗尔日夜兼程赶去印度西北边境。

  布拉德将军已帮他领到《加尔各答先驱报》随军记者证,母亲又为他联系好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战地通讯。虽说这次从军全是自费,但一稿两发也收获不菲。

  印度西北高山深谷,白浪滔滔的溪河在海拔一两千米的悬崖峭壁下蜿蜒而急湍地奔流。这里世世代代是原始的帕坦部族的家乡,每个山民都是英勇的武士,每座房屋都是战斗堡垒,每个村庄、院落都修建了墙垛、枪孔、吊桥和烽火台,他们使用大刀、长矛、土炮和从英军夺来的洋枪战斗,曾在1863年把英国远征军杀得尸骨成堆。现在,在马拉坎德山口的马门河谷之战中,他们又对英军及其雇佣的锡克族军队进行围歼、袭击和骚扰,劫走大批马匹和军事物资。英军残酷地进行报复,丘吉尔曾在回忆早年生活时记述道:“烧毁他们的谷物,破坏他们的贮水池,炸毁他们的房屋,反抗的人则格杀勿论。”

  9月16日黎明,丘吉尔随同一支“清剿”队向深谷前进。突然,隐藏在峭壁悬崖岩石间的帕坦人连跳带跑地冲杀过来,英军惊恐万状,不一会就有“五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人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 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地在地上打转;还有一个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样子非常可怕”。英军抬起死伤者慌忙逃窜,帕坦人穷追不舍。其中一人挥刀向丘吉尔砍来,丘吉尔拔出长剑与他对杀。又一个敌人拾起大石头向丘吉尔扔来。丘吉尔一边躲闪,一边掏出手枪将他击毙。这时丘吉尔发现自己已陷入敌人重围、要不是逃跑得快,与后面赶来的援军会合,他几乎要被活捉。

  丘吉尔起初只是作为记者随军行动,由于英军军官死伤较多,难以补充,于是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飞驰于各支分遣队之间,后来又亲自参加战斗和指挥运送伤员的工作。从维护殖民统治的人看来,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指挥坚强有力,富于主动精神。因此,布拉德将军对他十分赏识和称赞,10月初派他到急需军官的旁遮普第391步兵团任职。但驻印英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调动,并命令他重返班加罗尔第四轻骑兵团。

  丘吉尔的战地报道写得十分及时而且生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不引起军政头目的反感,他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取舍材料的分寸,对于英军在一次溃退中的狼狈详情,以及毫无人道地使用开花的达姆弹和毫不迟疑地杀害俘虏,他都隐去不写,只在同家人亲朋交谈时,反复说到这些他所厌恶的真相。

  这些报道发表时,用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署名,这是他妈妈与友人商量后决定的,她生怕报道中涉及敏感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有人会抓辫子,使作者陷入困境。可是丘吉尔偏偏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感到遗憾,为了扩大影响,并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他以这些报道为基础,加上搜集到的其他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边境之战插曲》,1898年3月在伦敦出版,隔年又出了修订的第二版。

  这本书也给丘吉尔招来了麻烦。这位年轻的中尉居然在书中对驻印高级将领提出批评,对英国的国防制度说三道四。他还在 《三军联合杂志》约写 的一篇专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书中观点,认为在印度山民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实行“前进的边疆政策”困难重重,劳民伤财,今后军事远征应当谨慎行事,注意节省开支。后来他看到远征军受到重创的消息,几次申请上前线作战,都遭到军方领导冷冰冰的拒绝;即使只是利用圣诞节10天假期去前线看看的要求,也没有得到许可。

  这本书问世后,丘吉尔养成了“写作习惯”。在班加罗尔期间,他用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部小说,名为《萨伏罗拉》。萨伏罗拉是虚构的地中海上劳拉尼亚国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他具有英勇、机智、博学、善辩等优良品格,在公众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推翻军事独裁政权。小说先在《麦克米伦杂志》连载,1900年2月出版,以后几次再版,直到丘吉尔80岁时还出了一版。

  《萨伏罗拉》在艺术上显得有些抽象和粗糙,丘吉尔以后再也没有出版过小说。但它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因为从书中某些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丘吉尔本人和他的父亲、保姆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政治宣言,勾画出了他青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主人公萨伏罗拉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丘吉尔最喜欢的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丘吉尔这样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

  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惟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虚荣心——丘吉尔一生特别是青年时期活动的内驱力,丘吉尔交给我们进入他内心之门的一把钥匙。他的盛开的虚荣心之花,长在维护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棵大树上。

  11. 苏丹: 《尼罗河上的战争》

  “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早在丘吉尔到达印度驻防仅三个月之时,他就给母亲写信,要她设法将自己调往埃及。他预料英国及其占领的埃及将对苏丹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迫不及待地寻找战争机遇。

  现在,苏丹之战的机遇果真到来了。丘吉尔像赌徒不肯放弃每一次赌博机会那样,决定从亚洲跳往非洲参战。

  早在1881年苏丹就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英起义①,到1885年,几乎把全部外国军队都赶出了国境,连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击毙。这个刽子手戈登作恶多端,1860年参加了进攻北京和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1863年又统领“常胜军”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活动。英勇的苏丹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也为我国人民报了仇,出了气。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要为戈登之死报仇,并于1896年再次入侵苏丹。这时,进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决定性战役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① 起义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是伊斯兰教传说中的“马赫迪”——救世主,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圣战”。

  丘吉尔明白,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议论纷纷:“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

  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他还年轻,应该遵守军纪,努力做好日常工作才对!”还有些人谴责他“追求奖章”、“自我吹嘘”。

  丘吉尔不管这些,他我行我素,故伎重演。1898年夏天休假,他放下尚未完稿的《萨伏罗拉》,6月末赶回英国为参战周旋。他行事的惯例,是直接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军官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一个传说:克雷孟梭(法国总理)、劳合·乔治 (英国首相)和丘吉尔三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雷 孟梭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出来要求他说明自己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他照办了。劳合·乔治也一样。丘吉尔最后到达,圣彼得开门后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丘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这回,请出“上帝”也不灵了;不过,几经周折,顽强的参战愿望还是实现了。

  英埃联军司令是赫伯特·基奇纳。先是母亲写信给她的社交密友之友,基奇纳副手伊夫林·伍德,要他向基奇纳求情,被婉言拒绝;后来丘吉尔直接写信给基奇纳,也被置之不理。

  恰好这时,索尔兹伯里首相读了《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对书中涉及的政策问题感兴趣,约丘吉尔去谈话。丘吉尔认为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趁机提出参战要求,首相要秘书拍了个电报给基奇纳将军。没料到,“大主教”居然也不买“上帝”的账。

  三次请缨,三遭冷遇。如果就此罢休,那丘吉尔也就不是丘吉尔了。正面进攻失败,他改用侧翼迂回。丘吉尔通“天”尽管有术,最高当局的旨意却无效,然而靠打通同基奇纳有利害关系的关节,却获得了成功。他托人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帮忙。基奇纳将军要取得胜利,没有克罗默的密切合作不行。这一法宝祭灵了,然而条件很苛刻:“特准阁下以编外军官名义,参加苏丹之战,分配到第21枪骑兵团。请阁下立刻向开罗阿巴西营地的团本部报到。经费由自己负担,如果阁下战死的话,英国陆军也不负责任。”

  收到通知的当晚,丘吉尔就同父亲曾经供稿的保守党《晨邮报》签订合同,每登一栏取得15英镑,远高于他过去的稿酬。次日早上,他就启程取道马赛奔赴开罗。第六天赶到阿巴西营地时,已经迟到了,有两个营已经开拔,另两个营也将在次晨出发。报到太迟,原定安排给丘吉尔担任的连长职务,已由别人取代了。

  马赫迪已经牺牲,苏丹抗英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领导。这支伊斯兰托钵僧队伍人数众多,英勇善战,武器装备却停留在中世纪水平。他们由喀土穆北上,迎击由开罗长驱二千几百公里南下的英埃联军。

  乘火车,搭轮船,过瀑布,再换船,改乘军用火车,日夜兼程两个星期,第21枪骑兵团于8月中旬到达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交会处的新营地,然后徒步行军开赴前线。8月的非洲内陆炎阳高照,热浪袭人,虽然穿着厚衣服,戴着防暑帽,皮肤仍像火烧着一般难受,挂在马鞍上水壶中的水,很快就喝掉和蒸发完。直到傍晚宿营,才能饱饮尼罗河河水解除难耐的干渴。充饥的食品也十分单调,只有少量的牛肉罐头、饼干和啤酒之类。在沙漠地带跋涉,每天要损失几匹马,不少战士中暑病倒。丘吉尔有次急忙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被困在茫茫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他预料攻陷喀土穆之前有场恶战,死伤之灾难以预卜,便写信要求母亲“运用哲学上各种可以给人慰藉的观念来思考人生的全部意义”。由于医疗设施不足,他还说一旦他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恩图曼①战役打响了。9月1日上午,丘吉尔所在的营在行进中发现前方有个褐色的大斑点,随即判明那是苏丹军队。团长派丘吉尔掉转马头,赶回去向同步兵在一起前进的基奇纳司令报告。接近步兵大部队时,他让马稍微休息一下,自己爬上黑色高岩上瞭望,只见英埃联军的步兵以散开的纵队沿尼罗河畔开进,后面是炮兵和驮运武器弹药补给品的骆驼行列,河中有满载军用物资的20艘帆船和8艘白色大炮舰同陆地上部队并肩行进,旁边的沙漠中则有埃及骑兵和灰色的骆驼部队掩护着英国骑兵先头部队。
① 恩图曼现译乌姆杜尔曼,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约20 公里处,位于青、白尼罗河会合处西岸。

  丘吉尔用干脆利落的语言,向马背上的基奇纳将军报告了敌情,回答了询问。这位将军留着浓密的胡须,目光锐利,脸膛晒成紫红色,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奇纳任陆军大臣,丘吉尔任海军大臣,共同挑起英国内阁的军事重任。

  9月2日,骑兵连长派丘吉尔带领侦察队去山峰上侦察敌情。黎明之前出发,晨光熹微时登上山顶,视野由200米扩大到400米再到800米,突然发现远方平原上有些闪烁的东西愈来愈明亮,那是苏丹军队的刀鞘。他写了纸条,命令下士回去报告。不久,下士带回参谋长签署的命令,要他们留在原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接着,英军向正朝山顶爬来的苏丹部队开炮,炮弹越过丘吉尔头顶在敌军阵地爆炸。直到穿黑衣、戴头巾、拿长矛的苏丹侦察兵已进入手枪射程以内,大部队随后就到,英军步兵很快就要开始射击,丘吉尔他们才赶紧回到自己阵地。

  苏丹军队越过两军之间的山峰冲下来,丘吉尔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国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残忍的进攻,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英军岸上、舰上70门大炮齐发,苏丹军队损失了六七千人。目睹长矛部队无法前进,苏丹手执新旧枪支的部队没有瞄准就向英军发动猛烈射击,英军死伤两百余名。丘吉尔所在的骑兵连乘胜追击途中,突然侧翼遭到袭击,连队立即向右转,由纵队改成横队迎战。丘吉尔右臂挥刀用力过猛,右肩脱臼疼痛难忍,只好插刀入鞘,拔出在伦敦买的新式自动手枪。刚打开保险,一个匐伏在近旁的蓝衣敌军就向他开枪。枪法虽不准,丘吉尔的马却滑倒在干涸的河床上。等他从地上爬起,再骑上马,已被十几个敌人包围。一人挥舞战刀冲杀过来,丘吉尔连忙拨动扳机。枪响刀落,敌人跌倒在他的马蹄前。又一名敌人拔刀相向,由于距离太近,丘吉尔只好用枪身敲击他的脑袋。这时又发现左边10米处,有一名穿着鲜艳服装和头戴钢盔的苏丹骑兵,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向他开枪,被他闪过。接着又有几个敌人举着长矛向他杀来,丘吉尔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他想到孤身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实在太愚蠢,便紧贴马鞍,拍打战马,突围而去。

  苏丹托钵僧部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了。胜利者几次横扫战场,把苏丹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感到愤慨,他给母亲的信中说:“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仅在一个月中,丘吉尔从寄给 《晨邮报》的战地通讯中,就获取了300多英镑的收入,而作为一个中尉,他当时的月薪不过12.5英镑。丘吉尔更深刻地体验到,新闻工作可以使他名利双收,而出名和赚钱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阶梯和资本。他给母亲的信说:“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他越来越以为他的天职是当政治家。

  一次战斗经历一本书。丘吉尔这次撰写新书,比起关于印度之战的那本书又前进了一步,它不限于将战地通讯加以汇编、整理和加工,他要把它写成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他从恩图曼战役的参加者搜集了大量素材,又在开罗请克罗默为他介绍有学识的英埃官员,组织他们座谈,回忆发掘史料。一回到班加罗尔,他就埋头著述。1899年10月,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的书出版了,它分为两卷,长达950页。年方24岁的作者的这部新书,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有趣,尤其令人赞赏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一个英国青年应有的正义感,有人认为它是丘吉尔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基奇纳将军侮辱马赫迪陵墓的暴行,认为这种野蛮、卑劣的行径也是对敬仰马赫迪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尔讽刺地描写道:

  “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 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书中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基奇纳“对别人漠不关心”,“极度忽视……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书中还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伪善、可憎面目。他说很多英国人“对托钵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托钵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这些议论惹恼了英国官方和军界,丘吉尔也察觉到他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走得太远了。为今后政治上的发展和前途着想,1902年该书再版时,他将该书改为一卷,篇幅缩减三分之一,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尽管如此,这本让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愉快感的著作,仍然引人入胜,畅销不衰,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12. 南非:俘虏越狱成英雄

  丘吉尔决心要摆脱军职了。除了志向已经发生变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考虑。他觉得当骑兵中尉每天赚14先令①很不合算,而这14先令又得养活两匹马和购置昂贵的制服,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似乎不大公道。何况他已债台高筑,“要是再任几年军职,一定会使我更加困难,而无法开交”。而以新闻和著述为业,收入要丰厚得多。
① 先令是当时英国介于英镑与便士之间的货币单位。

  不过,对马球的酷爱强迫他推迟退伍。这年11月末,他又回到印度班加罗尔,准备参加 1899年2月驻印全军的马球比赛。赛前4天,不慎跌倒,右肩又脱臼了。团队的伙伴纷纷劝他:“你就是绑住右臂,用左手持棒上阵,也能长我们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好胜心和团体荣誉感极强的丘吉尔,果然应命参赛。第四轻骑兵团是个强队,丘吉尔这个马球名手又带伤上阵,首先就在精神上使与之交锋的各队慑服。在决赛中,丘吉尔一人独进3球,本团马球队以共进4球的成绩夺得了团体冠军。接着,丘吉尔便满怀胜利的喜悦与光荣,辞去了担任过4年的军职。

  辞去军职不等于告别军旅生涯,同年10月,他又以《晨邮报》特派记者的身分,以月薪250英镑,报销一切旅差开支的优惠条件,参加了南非的英布战争。

  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从17世纪开始,荷兰农民(“布尔”意为农民)开始移居现今南非共和国的领土,他们征服了土著的黑人,实行奴隶制度和种族压迫政策。后来大量英国移民也接踵而来,占领南非南部开普敦和东部纳塔尔地区,把布尔人赶往南非东北和中部。布尔人在这里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大量金矿和金刚石的发现,英荷两国移民的角逐日益激烈。1895年以英国南非专利公司董事长为首,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组织武装力量进攻德兰士瓦共和国,遭到惨败。但他们并不甘心,继续向北侵犯,英布冲突屡屡发生。布尔人比英国移民少,荷兰政府和德国便源源不断地给布尔人运来枪炮和弹药。1899年10月8日,布尔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英军三天内撤离国境。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之心不死,决定派雷德弗斯·布勒将军统领大部队开赴前线作战。

  丘吉尔兴高采烈,心急如焚。行前进见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出发时又赶上与新任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人员同乘一艘专轮。当时没有电信设备,前方战况不明,丘吉尔特别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之前结束。

  一天,前方驶来一艘货轮,当两船相遇时,军官们向货轮发出信号,让它报告南非近日军情。货轮挂出一块黑板,上面大书这样两句:“同布尔人三次激战,班·塞门将军阵亡。”丘吉尔一见,忧喜交集,忧的是想不到布尔人这么厉害,喜的是这回他又有好戏可唱了。

  10月14日专轮到达开普敦,旋即换小轮船沿东海岸北上纳塔尔的德班。

  这时,他遇上了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特金斯,两人很快交上了朋友。这 位同行后来这样追述对丘吉尔的印象:“他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脸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郎宁描写的拿破仑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是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维中的疙瘩。”在德班港登陆后,他乘火车向西北行,经彼得马里茨堡到达临近前线的埃斯特考特。在这里,丘吉尔意外地碰到了艾默里,即在哈罗公学就读时被他推到游泳池中的那个高年级同学,如今已是《泰晤士报》记者。当晚,三个记者在火车站旁的帐篷中睡了一夜。繁星满天,周围静悄悄,哪里料到战争的危险即将出现。

  第二天清晨,丘吉尔在印度结识的战友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奉命指挥一辆六节装甲列车,载上两连士兵,配备一门从军舰上搬来的火炮,沿铁路行驶进行侦察。霍尔丹邀丘吉尔同往,丘吉尔既爱冒险,又急于为写报道搜集资料,真是喜出望外,满口应诺。

  装甲列车前进了20多公里,发现在刚才来的方向约600米处出现了一支布尔人军队。敌人可能切断后路,危险!立刻决定按原路回去。驶近一座山丘时,装甲列车被炮弹击中,冒出白烟。突然,车上的人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列车撞在敌人堆放在铁轨上的石头上,前面三节车厢翻倒和出轨了,有一节还堵塞在路轨上。车上的士兵有死有伤,敌人还在继续开火,霍尔丹立即带队下车,组织火力迎击敌人,设法把敌人的火力从列车周围引开。

  丘吉尔不是军官,却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清除路障、使列车得以逃脱的指挥任务。司机早已跑出驾驶室,躲在翻倒的车厢后面,他的脸由于被子弹击中而流血,此时正在发牢骚:“我不是军人,若被枪炮打死是划不来的,我一分钟都无法留在这鬼地方!”丘吉尔想,只有他才能开动火车,如果他逃走了,大家都会遭殃,便鼓励他说:“一天当中,一个人不会受两次伤。如果为了完成任务而负伤,那一定会受到表扬,这种好机会,是没有第二次的。”

  司机听了这话,就揩掉脸上的血,走进火车头内。

  下一步,丘吉尔带领一些士兵摘掉脱轨车厢与车头和其他车厢之间的挂钩。然后又要司机开动机车一退一进,反复来回冲撞,把倒在路轨上的车厢缓缓冲开。这些艰难的工作,在敌人时断时续的炮火下,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才完成。

  丘吉尔指挥人把伤员抬上机车和煤水车,让司机在炮火下启动列车开回去。当列车行驶300多米,过桥以后,已无炮火威胁,他便命令司机停车等候。他跳下车去往来路走,打算接应后面边战斗边徒步撤退的霍尔丹等大队人马。走了不远,就被两个布尔人士兵跟踪追击,子弹从他身旁飞过,他想跑到200米外河谷岩石下去避难。这时,又有一个布尔骑兵从前方追来,举着枪对着他的脑袋大声喊话要他投降。他一摸腰间,糟糕,手枪在清除路障抢救机车时放在一旁忘记再拿了!他想起拿破仑的话:“当没有武器,又是一个人之时,投降是可以原谅的。”就这样,他当了俘虏。骑兵押着他走过一段草地,来到一支布尔人骑兵部队中,丘吉尔发现霍尔丹等人全部被俘了。

  三年之后英布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一次午宴会上,一位穿着白衬衫和燕尾服的路易·博塔将军,被介绍给丘吉尔。此人久久凝视着丘吉尔,突然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么?当年俘虏你的那个人,就是我。”丘吉尔怎么也想不起,眼前这个人会是当年衣衫褴褛、农民打扮的那个人。1906年,博塔当选为南非自治领第一任总理后,前来伦敦出席大英帝国的会议,丘吉尔以殖民事务副大臣身分欢迎他。从此,抓俘虏者和被俘虏者便成为终生好朋友。

  回头再说15日被俘的英军被解往德兰士瓦共和国首都比勒陀里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由40名哨兵日夜监守。丘吉尔曾以自己是记者不是军人为由要求释放,可是逃回的那些人早已替他在英国人控制的南非报纸上大肆宣扬,热烈称赞他英勇无畏指挥战斗,使遭到伏击的列车和全体伤员得以突围归来的事迹,他再怎么为自己辩护也难得到宽恕。布尔人军官还得意地嗤嗤笑着说:“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抓到英国贵族的公子哥儿呀!”

  关了几个星期之后,霍尔丹、丘吉尔等三人策划越狱逃跑。12月12日晚上,他们躲进靠墙的厕所中。趁巡逻的哨兵走到墙边转过身,脸朝向另一头走去时,机灵的丘吉尔飞速地跳上厕所侧边的洗脸台,一纵身,双手攀住围墙顶,把身体拉上去,翻过墙跳了下去。他躲进隔壁庭院的树丛中,等待继续逃出的难友。等了一阵,还不见有人跟着翻墙而下,他心想,或许是哨兵听到什么响动,起了疑心,监视得更紧,霍尔丹二人无法脱身,便果断地决定走出那家大门,从漆黑的街道走向郊外,一个人独自逃走了。

  俘虏营的伙伴在他的床上的被窝中巧妙地塞进一些衣物,布置得像有个人在睡着一样,直到第二天一早,哨兵才发现丘吉尔逃走了。当局得知,马上组织力量搜捕,并且张贴布告悬赏缉拿,告示这样写明他的外貌特征并公布赏格:

  该犯25岁,高约5英尺8英寸,走路时有些驼背,面色苍白,头发红褐色,蓄有不显眼的小胡子,说话带有鼻音,发不好字母S这个音,不会说荷兰语,出逃前穿一套棕褐色服装。凡有能将该犯缉拿归案者,不论死活,一概赏给25英镑。

  几年以后,幽默的丘吉尔将悬赏缉拿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有人来访,他爱讲述自己这段遭遇,对悬赏者有眼不识泰山,开价太低表示不满,指着镜框说:

  “这就是我的全部价格?难道我只值25英镑吗?”

  越狱成功的丘吉尔走在旷野里,心头洋溢着兴奋和喜悦,大步快行一阵就全身发热,迅速烤干了刚才因紧张过度而出的虚汗。估计暂时不会有危险之后,他放慢了脚步沉思起来:明天必定会派人追捕逃犯,在各主要路口和火车上设卡盘查行人和旅客,而自己口袋里只有75英镑和四颗巧克力,指南针、地图和牛肉干都放在没逃出来的人身上。最糟糕的是,他既不会荷兰语,又不会当地土著的卡菲尔语,路在何方?怎样抵达安全区?他不免感到一阵迷茫。

  凭着猎户星座闪烁的明亮光芒定方向,他不久就走近一条铁路。只要沿着铁路往东走,500公里之外便是葡属莫桑比克境内,到了那里就可以把担惊受吓扔到印度洋中去。可是体力和财力都不足以支撑他走完这漫长的路程,何况在走完之前重新被抓住的危险始终伴随着他。“爬车!”一个声音在他脑海内鸣响着。他马上将它捕捉住,紧接着就在口中轻轻地重复着:“对!爬车,爬车!”好像生怕这个念头会像他逃出俘虏营一样跑掉似的。

  走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了车站的信号灯光。他躲在离月台约200米的铁道旁的沟中。等到下一趟货车进站停了下来,他一跃而上,才看清了这是运煤车。他把身躯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由于担心白天卸煤时会被人发现,于是他在黎明前又从货车上跳了下来,准备采取昼伏夜行策略,到晚上又爬到另一列货车上去。

  他在溪中喝够了水,又吃了巧克力,便走进附近山丘的树林中休息。半上午以后,林中热得难以忍耐,一只大秃鹫又老在他的头顶盘旋,像要啄食他似的。好不容易挨到夜晚,拖着又饿又乏的身躯走向车站,等了三个小时,火车还没有来。站上只有两节货车车厢,丘吉尔正打算去看车厢上有无开往何方的标志,忽然看见几个人边说话边朝他的方向走来,他只得很快地离开车站,藏身到一个灌木丛中去。

  在黑暗中,他看到远处有两三盏灯火,他猜这或许是卡菲尔人的部落。

  他曾听说卡菲尔人很讨厌布尔人,而对英国人却有好感。他想既然再次爬车不知要何时才能如愿,而饿得咕咕叫的肚皮和疲倦不堪的全身又不允许他老等下去,那就不如往灯光走去,去碰碰运气。言语不通,有英镑说话,先吃饱肚子再说。

  凌晨3点,走到灯火处,发现这是一个煤矿。他曾听说这一带矿区有英国技术人员,于是他一手拿着75英镑,一手敲开了一座石屋子的门。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开门将他领进屋内。丘吉尔实话实说,请求帮助他前往国境,他愿意付钱。那个男人自述名叫约翰·霍华德,是煤矿公司经理,虽入了德兰士瓦国籍,从前却是英国人。他表示愿意关照丘吉尔,只是通缉他的风声很紧,矿内又有荷兰人和布尔人,只好将他藏在井下,安排他吃好喝好睡好,送给他一支左轮手枪,等待机会再图逃亡。

  他乘升降机来到60多米深的井下,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这里老鼠猖獗,连照明的蜡烛也啃吃了。疲劳恢复之后,他开始读史蒂文森的小说《拐骗》。

  书中描述大卫柏尔和阿伦布瑞克在幽谷中逃亡的惊险故事,同他现在的经历实在太相像了。每当想到随时可能受到路卡军警的盘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他就免不了感到周身紧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被悬赏缉拿的威胁?前途安危未卜的井下漫漫长夜哪一天才是尽头?

  16日霍华德告诉他,附近有个亲英的荷兰人要送几车皮羊毛出境,可以让他藏在一袋袋羊毛中间,上面盖着防水布,转移到英国友邦葡萄牙的占领地去。19日凌晨二时,丘吉尔装扮成搬运工人,带上烧鸡、面包、甜瓜和凉茶,来到铁路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登上满载羊毛的车厢。隆隆的列车穿山越谷,走走停停,向东驰去。当他确知已越过边境,到达葡属车站时,一俟火车开动,他就拉开防水布,把头伸出车外,大声欢呼和歌唱,举起手枪向天空鸣枪三声,热烈庆祝脱险已经大功告成。

  傍晚,货车驶抵葡属海港洛伦索·马贵斯① 。那个荷兰商人把他带到红白 蓝三色米字旗飘扬的英国领事馆。他提出面见领事,一位下属官员要他明天9点再来,他听了大发雷霆,高声嚷道:“你告诉他我是丘吉尔!”
① 洛伦索·马贵斯即现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领事馆一下子沸腾了。领事闻声先向窗外探望,接着又下楼亲自迎接。

  洗澡、换衣服、吃饭、拍电报,领事馆为丘吉尔忙得不亦乐乎。

  丘吉尔贪婪地阅读近日报纸,知道他出逃以来英军连连失利,是开战以来“黑暗的一周”。他心急如焚,想尽快重返军中,领事也希望他早点离开这个荷兰籍居民为数不少的城市。恰好当晚10点有每周一次的班轮南下,丘吉尔顾不上休息,旋即赶去搭船。

  丘吉尔脱逃成功的消息,像雷声和闪电一样飞速传开,在“黑暗的一周”战败背景上,他一下子成了耀眼的明星。12月23日,他在德班港上岸,像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

  丘吉尔紧紧抓住和极力利用他在南非的历险奇遇,把它变成巨大的政治资本。到德班后,他立即向《晨邮报》写了一篇详细报道,绘声绘色和不无夸张地介绍他逃出战俘营以来的经历。伦敦其他一些报纸,也把此事和他冒着枪林弹雨,排除装甲车故障,抢救伤员事迹,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大炒特炒,而且过分夸大他的英勇机智,甚至不惜杜撰一些情节和细节。再加上以讹传讹,越传越奇,于是这些报道便被人们当作惊险小说来阅读,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个最红的当代传奇式英雄的名字,传遍了英国,随着电波扩散到全世界。

  丘吉尔因祸得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轻人寻求冒险,新闻界需要广告,这两种东西我都得到了。”假如他当时坐进装甲列车的机车,护送伤员回去呢?日后的荣耀肯定不如现在,而且也许会在英军吃败仗时丧生于战场。丘吉尔一边这样设想,一边为自己的命运庆幸。

  丘吉尔的战地通讯如实地报道了布尔人的英勇善战:“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三至五个正规士兵。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需要25万人的部队……难道英国的绅士们都在猎狐作乐吗?为什么不派出一支英国轻骑兵呢?”

  丘吉尔的批评和建议引起一些人恼怒和指责,但却很快产生了正面的效果。通过在开普敦地区招募,南非轻骑兵团终于组建起来,英军陆续集结到25万人,相当于布尔人军队的5倍。布勒将军降为纳塔尔地区的指挥官,伦敦另派罗伯茨为最高指挥官。

  丘吉尔再次从军,在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薪水的连队副官,在不妨碍完成记者任务前提下度过了两个月只有小规模战斗的生活,包括雷迪史密斯解围之役。这段时间“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相当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充实,行军、打仗、写作交替进行”。随后,他又请调到罗伯茨的司令部,常去采访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先头部队的军事行动,这位将军是他在从印度归国休假途中航行于印度洋上结识的。有一次他随一支侦察小分队执行任务,差一点被人捉住。他还穿着便服潜入布尔人军队撤离前的约翰内斯堡,骑自行车穿过全城进行侦察。1900年6月5日,英军攻陷比勒陀利亚。丘吉尔随着首批队伍进入该市,立即赶到收容俘虏的那所学校,望着英国国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回忆在这里度过的屈辱生活,想到自己大难不死,后福已来,心潮澎湃,脸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微笑。

  当年,他把战地通讯汇集成两本书,出版了《从伦敦到雷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前者记述装甲列车遭受伏击突围而回以及他本 人被囚越狱的经过,四个月内销出15000册,一家报纸称他是“当今无与伦比的战地记者”。

  13. “妈妈,祝你再婚幸福!”

  英布战争这个上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戏剧的大舞台,让丘吉尔意外地扮演了出尽风头的英雄角色。南非这块殖民主义者激烈争夺而洒满鲜血的土地,竟成为丘吉尔家族邂逅相逢、海外团聚的家园。母亲、弟弟、堂兄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同丘吉尔一起,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参加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类似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或许是丘吉尔那篇文章,慨叹英军对布尔军是寡不敌众,讽刺英国绅士只知猎狐作乐,起了强刺激的作用,19岁的弟弟约翰和堂兄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也都赶来参加英布战争。

  还在祖父担任爱尔兰总督时,丘吉尔同大他3岁的堂兄在都柏林的山林小屋中一道玩耍,以后就难得见面。这回他们一道作战,并肩乘坐丘吉尔的四驾马车向比勒陀利亚胜利进军。

  在丘吉尔的要求下,弟弟也调到南非轻骑兵团里。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短短几星期。丘吉尔是福将,历经多次战斗,常有惊险而从无创伤,可是弟弟却在第一次参加战斗中就腿部负伤。丘吉尔把弟弟送到德班医治,正好“人类号”医疗船刚到这里,约翰成为船上得到治疗的首批伤员之一,而给 他治伤的竟是他的母亲。他们全家奇迹般地在船上团圆了,丘吉尔便请假陪伴母亲和弟弟。原来,詹妮见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便联合上流社会一些女界名流,发动与英国人有姻亲关系的美国人捐钱,向美国一位大富翁租了一条船,配备医护人员和全套设备,把它改装成医疗船,经过狂风怒涛的航程,到南非来医治伤兵。

  攻克比勒陀利亚以后,布尔军队大势已去,只能打防守战和发动零星的游击性的偷袭。丘吉尔见战争基本结束,就回到了英国,时年26岁。

  就在丘吉尔到达伦敦几天后,他惊异地发现,46岁的母亲要嫁人了,而且是嫁给比母亲小20岁的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继父与他同年,只比他大两星期。

  伦道夫去世时,詹妮才41岁。经过短暂的孤独苦闷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浪漫和潇洒。她一直铭记着父亲杰罗姆临终前对她说的那番话:

  要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不仅弹钢琴、听音乐,还办过呼吁英美结成联邦的《盎格鲁—撒克逊评论》月刊,写过剧本,当过导演。有一段时间,她义务地去医院做护士工作,人们戏称她为“奥林匹克护士长”,这次从筹划租船至随船前往南非进行军医工作,更是女流中罕见的壮举。她人到中年,仍然妩媚动人,频繁地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周围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崇拜者和爱慕者。

  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苏格兰警卫部队的年轻中尉韦斯特激情似火,追得特别紧,给詹妮写了上百封情书。他身材高大,面目清秀,家境宽裕,还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北威尔士鲁辛古堡的继承人。他喜爱竞技,对运动的兴趣胜过别的一切。

  韦斯特最近的一封来信,信封上画着一颗心,信中写道:“……昨天,我想你一整天。在思念中,我建造起一座空中楼阁,后来,我们便一起住进那座楼阁里……”这如火如荼的言辞,像丘比特的神箭一样射来,令她无法阻挡,只好接纳。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过大,但是能得到如此年轻的男子的爱,不是无比美妙,可遇而不可求么?不久,韦斯特从苏格兰警卫部队调到伦敦警卫部队,两人接触更加亲密,爱情瓜熟蒂落,便向双方家庭通报了结婚决定。

  韦斯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桩婚事,态度僵硬到不派任何一个人参加婚礼。

  丘吉尔听到此事,大出意外,起初感到难以接受。

  军校毕业以来,他像长跑和登山运动员一样,一程紧接一程,紧张、忙碌、快速地奔自己的前途,力争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更高更快的实现,还从来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思考过亲人处境和自己与家庭关系。

  此刻他心潮激荡,回忆起父母的桩桩往事。

  他在内心中对自己说真话,父母都有些自私,很少给他以应有的慈爱,基本上不过问他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父亲一门心思扑在那失败的政治活动上。母亲只顾她的社交应酬和寻欢作乐,她与奥地利驻伦敦使馆名誉参赞金斯凯的风流韵事,丘吉尔必定也有所闻,自然,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算不了多大丑闻。父母的生活享受都过分阔绰,没有给他的发展留下足以支撑的钱财;当然,这一点他并不怨怪父母,他自己也从来不懂得节俭,抵挡不住奢华的引诱,宁肯举债和辛苦多赚也要多花费。

  另一方面,他敬佩父母的某些优良品性。例如,父亲雄心勃勃,处事常持主动出击的态度,母亲生性活跃,广泛结交,朋友众多。这些虽无言教,然而身教的潜移默化已化为他的血肉。早年母亲对他是不关心的,而他走向社会的这几年,古巴—印度—苏丹—南非,每一站都是母亲利用她的身分、地位、关系网和公关术,为他打开了或润滑了最初的通道,使他顺利地走着捷径。偶尔,母亲的活动也不很见效,但至少她是费了心血尽过力。对此,丘吉尔心中充满着感激。

  支配丘吉尔一生的荣誉感和虚荣心,本能地指令着他特别看重、注意维护和宣扬马尔巴罗家族的名声。大概是继承了封建贵族的传统吧,他对父母向来采取隐恶扬善的做法,对他们的不足、不当、过错、劣性,包括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和举措在内,都保持缄默,为亲者讳。尽管父子间感情冷淡,他还从1902年开始撰写,1906年1月出版了两卷《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

  以后,他又授意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与其祖父同名)给自己写传。

  作为一个孝子,丘吉尔思来想去,觉得应当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成全她的心愿。因为有一种感情是儿女无法给予母亲的,有一份爱是无法被替代的,做儿女的不该畏惧流言,顺从世俗,而置母亲的幸福于不顾。

  他对母亲说:“妈妈,你应该享有新的幸福。儿子给你的爱再深挚也难以弥补你感情上的空白。妈妈,结婚吧!”

  说完从情感出发的关心和体贴的话,过了一会,他又补上一句从理智出发仔细权衡和预想未来的话:“妈妈,现在你和他的年龄差距可能是无所谓的,46岁的妈妈还像26岁时一样漂亮,等到再过15年呢?那时可能会发生危机。妈妈,我不愿你遇到任何不幸!”

  可是他母亲主意已定:“我想晚年毕竟是晚年,我不愿为晚年而牺牲我可能享受幸福的中年!”

  兄弟二人在骑士桥大街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母亲和韦斯特安排了庄重、欢乐的婚礼。马尔巴罗公爵把新娘带给新郎。丘吉尔向妈妈献上两束鲜花:“妈妈,祝你再婚幸福!”弟弟也向继父献上鲜花。

  婚后不久,韦斯特父亲取消了韦斯特的继承权,不给他以财力支持,韦斯特只得辞去军中职务,伦道夫的一个朋友给他在企业中找了一份工作。惯于玩乐的韦斯特,不懂经营之道,很快就亏损惨重。入不敷出,韦斯特和詹妮开始为了用钱之事发生口角,爱情的烈火逐渐地越燃越弱,光辉由摇曳而趋于暗淡。

  早已对韦斯特暗中有意的一位女士乘虚而入,将他拖入她编织的情网。

  他和詹妮的婚姻走到了终点。1913年詹妮59岁时,她主动提出,经法院审理,两人正式分道扬镳。

  詹妮对自己人生道路上作出过的选择从不后悔,对他人曾给予自己的感情也不会忘记,更不会以怨报德。第二年,她在给韦斯特的信中写道:“……

  为了以往我们共有的那些美好时光,日后,您如果遇到难处想找我,我不会不予理睬的。现在把订婚和结婚戒指归还您。再见了,永久的再见。”

  詹妮离婚后,回到了儿子家中。丘吉尔和弟弟簇拥着母亲,低头吻着她的额角和双鬓,以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妈妈!妈妈!回来了!全家欢迎你!”

  为了让母亲重新回到上层社交圈子,排解她的寂寞忧伤,当时已是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竭力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来维护母亲的尊严,还特意邀请首相夫人和母亲一起,在气候宜人的春夏之交,到风光旖旎的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周的旅行。首相夫人一个劲儿地夸丘吉尔的母亲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儿子。

  后来,詹妮的外甥与罗马一位公爵的千金成亲,她前往庆贺,顺便散散心。在灯火辉煌的婚礼舞会上,有个身材高大、胡须蓬松、容貌不凡的壮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走到她身边,微笑颔首,彬彬有礼地邀她共舞。此时詹妮年近花甲,白色的星星点点已开始为她的头发装点出色彩斑驳的图案,她站起来向壮年笑了笑,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去找那些年轻的女士跳舞吧。”他坚持邀请,并自我介绍说:“夫人,我是您外甥的同事,在尼日利亚殖民服务团一起工作,名叫蒙塔古·波尔希。”于是两人步入舞池,像一对老舞伴般配合极好地翩翩起舞。

  隔天,公爵夫人宴请波尔希,詹妮受邀作陪客。两人犹如相识多年的朋友,欢声笑语的交谈从无停歇,令同席的人十分惊异。在波尔希看来,詹妮除了岁月的风霜也很难消损的美丽,还具有他所钦佩的锐气、决心和力量。

  从此以后,他们就情书往还,创造机会多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尔希又一次从尼日利亚回到伦敦后,以无比热切的诗一般的语言向詹妮求婚:

  “你年轻时,我还没有出生。你中年时,我们未曾相逢。相见恨迟,我有幸向你奉送挽歌,我渴望得到这迟暮的幸福!”

  詹妮的心脏加快了跳动,要说的话语因喉咙的哽咽和唇颚的抖动尚未说出口,又听到波尔希排炮般的轰击声:

  “我仿佛就是伦道夫!我仿佛就是金斯凯!我仿佛就是韦斯特!我将为你写下最后的往事!”

  詹妮连忙找儿子诉说,寻求理解和支持:“我不是一个坚强的妈妈,我再也受不住重大的刺激,也苦熬不了孤独。在我的一生里,除去爱情,我没有另外的幸福追求。”

  要接受一个比母亲小23岁,比自己还小三岁的人为继父,而且此时母亲已垂垂老矣,这要是通常的人,准会暴跳如雷。但是军需大臣丘吉尔,此时却十分冷静,耐心地听完母亲的倾吐。想起父亲的早逝,想起母亲再婚未能白头偕老,尤其是回忆起自己独立人生的最初几站路,仰仗母亲帮助铺路搭桥之功,自己才迈出了既迅速又坚实,虽冒险而终稳当的步子,多年来想把这份感激之情变为照顾、侍奉、孝敬母亲的实际行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时间尤其缺乏,而个性也不甚相宜,于是他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不仅赞同,而且赞扬:“妈妈,你值得波尔希奉献!好胜的妈妈,你用波尔希答复了韦斯特,妙极了!”

  他等不及母亲来安排他和波尔希的会面,提前去约会波尔希,并在家中设宴招待他。他在餐桌上对波尔希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因为娶她而后悔的。”波尔希说:“绝不后悔。”于是丘吉尔举杯祝酒:“第一杯酒为我母亲和您一起生活幸福——干杯!”

  开明、通达的丘吉尔,又一次在婚礼上为母亲证婚。

  遗憾的是,波尔希回到伦敦谋生后,因长期居住国外而诸事生疏,举步维艰,社交圈内又有不少人对他的婚姻奚落讽刺,使他难以承受。1921年初,他背着詹妮,远走尼日利亚,这个家庭从此不再存在了。詹妮还给他去信,祝上帝保佑他,表示愿意继续为他效劳。

  这年6月,詹妮在惆怅中辞世。弥留之际,望着赶来的波尔希和围在身边的儿孙,只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我为英国留下一个丘吉尔,这是我一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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