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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兵降车桥,政坛生涯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1-30 06:55

  1. 不懂财政的财政大臣

1940 年9 月27 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订立了“军事同盟”。自此, 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便急于结束侵华战争,以便抽兵南进。于是,积极策划中国内部分裂,想借中国人之手,镇压中国的全民抗日运动,以达到其抽兵南进,并巩固其后方之目的。

1934 年7 月初,红军面对的局面已相当严重。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在红军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懂中国国情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懂军事而指挥革命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吴再丰一个温馨的玫瑰梦一段羞涩的浪漫曲到了做梦的年龄,谁都想拥有一个温馨的玫瑰梦。在踏入爱河之前,俊男倩女的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完美的她或他。
  心中的她或他当今社会,提倡自由恋爱,青年男女喜结鸾凤的阶梯大多是约会。初次约会,在略带羞涩的低声交谈中,男女双方都在进行“快像判断”;像拍摄一张张快像那”“样,对对方作出判断。这时,他们会以心目中的她或他来衡量对方的容貌和气质。
  这个她或他并不是生活中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受电影、电视、小说或生活中一些经历的影响,在头脑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理想形象。这个形象是完美无缺的,对一个男孩或女孩选择恋爱对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埃姆赫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卡宁加姆博士,曾就容貌的魅力作了一次有趣的实验。他把女性的五官描述成23种情况,让75名自愿受试的男性根据自己的审美观来作出选择。结果,大部分男性都描画了这么一幅美女图:瓜子脸,大眼睛,大瞳孔,小鼻子,突出的颧骨,高挑的眉毛,微笑时樱桃小嘴稍启,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接着,卡宁加姆博士又进一步让这75名男性根据女性的面部照片来判断一下她们的性格,以及自己对她们的感想,如:想和谁约会,甚至想和谁发生性关系等等。最后的统计结果表明,大眼睛、高颧骨的姑娘被认为是性格开朗、快乐、善于交际的人,不过这类女子比较主观,且虚荣心强。如果姑娘的鼻子很大,那她的性格正好相反。小伙子们多认为,大眼睛、小鼻子的姑娘很有魅力,想与之约会。如果姑娘的大眼睛能传神,下巴短而翘,那就很自然地会想到与她发生性的关系。
  以上是卡宁加姆博士对美国人的调查,由于东西文化的背景不同,所以在审美上也有着相当的差异。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年轻人心目中的她或他又是怎样的呢?日本北星学园大学的大坊郁夫教授曾在年轻女性中进行过一次异性调查。他的实验对象是25名18~25岁的单身女性。他让这些女子观看男子的全身照片,然后根据提问来回答。姑娘们的回答使大坊教授相当满意。他说,“调查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它对现代男女青年的恋爱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日本女性喜欢男友具有宽宽的肩膀、结实的胸脯和瘦削的臂部;希望他的服装既切合时宜又整齐清洁;待人接物具有高雅的气质和不凡的谈吐;性格上既有阳刚之处,又不乏温柔体贴。这是姑娘心中的理想情侣形象,条件虽然苛刻,却是她们梦寐以求的如意郎群。没有哪个姑娘愿意选一个斜溜着肩膀、挺着个圆肚、衣衫不整、谈吐粗俗的人作为自己的守护神。
  双目中的秋波人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内心的思恋会通过眼神传递出来。初次约会的青年男女,从相互间的目光交流中,就能知道对方对自己是否有好感。在一般情况下,约会中男女双方的目光交流次数愈多,彼此间的距离也靠得愈近。如果对方用炽热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眼睛,那他(她)对自己肯定有好感,甚至蕴藏着强烈的爱情。
  然而,再炽热的凝视也要讲个时间火候,如果一味盯着对方的眼睛,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使对方的心情变坏,甚至产生恐惧的心理。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正高信男说:“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长时间地凝视对方就是在制造紧张气氛,意在恐吓对方。这是发动进攻的前奏。”
  我们去动物园猴山游览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请不要凝视猴子眼睛”的告示牌,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游客不要刺激猴子争强好胜的本性,以免发生“战乱”。在猴子自己的王国内,当两者的视线碰在一起时,地位低的猴子会立即避开视线,这已成为一条规矩。
  这种情况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样。有人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十字路口做过一个相当有趣的实验。他让一些人站在十字路口,每当红灯亮时,就让他们用眼睛盯着停车线后面的司机或行人。结果绿灯一亮,这些司机或行人都尽可能快地逃离了现场。这说明,人本能地认为,过分的凝视是一种威胁,是在窥视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私。同样,青年男女在约会的时候,你如果一直傻乎乎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就会给对方留下极其不好的印象,对方不是当作你有病,就是认为你动机不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这样的心理实验:他们让几名男生看同一女性的3张不同视线的照片,照片上女子的视线分别是直视、俯视和斜视。结果,女子斜视的照片给人的印象最好,温文尔雅;含情脉脉;而其直视的照片则被理解为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心地不善,令人相当不快;与直视的照片相比,俯视时的女子虽然显得呆板和懦弱,但给人的感觉要舒服得多。
  青年男女在初次交往时,如果女方经常很快地避开男方的视线,并且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那就表示她对他有好感,但又唯恐他很快识破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因此,可以说恋爱是从女方避开视线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侣之间的感情也愈来愈深,相互凝视的时间也悄悄地延长了。
  非凡的瞳孔眼睛之所以富有魅力,是因为拥有神秘的瞳孔。瞳孔是光线进入眼内的门户,在生理上的作用是调节入射光线的强弱:它在光亮处缩小,在暗处扩大。
  心理学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又有了关于瞳孔的新发现。瑞士心理学家汉斯披露,如果一个人的心情特别愉快,或者见到了久别重逢的爱人,那么她(他)的瞳孔就会扩大;如果一个人的心情抑郁烦闷,或者见到了令自己讨厌的人,那么瞳孔就会缩小。因此,情侣们在含情相视的时候,能够通过对方瞳孔的大小变化,读懂他(她)内心的独白。
  另外,瞳孔变大还会增添女性的魅力。传说在中世纪,意大利女性已经掌握了这一技巧。她们在参加舞会前常常用颠茄制成的药水滴眼,以扩大瞳孔,使自己更加妩媚。难怪本世纪的画家在创作人体艺术画时,都将画中美女的瞳孔画得特别大。而古今中外的情侣也都喜欢在幽暗的场所约会。
  还有,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个人的瞳孔也会变小。许多人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便想方设法让瞳孔变大。
  恋爱的生理人常说“情人眼里出西施”。男女双方一旦产生爱意,会感到彼此越来越美,小伙越变越潇洒,姑娘越变越娇美。也许,大多数人以为,爱情是一种心理现象,其实,恋爱有着复杂的生理机制。
  热恋中的男女,肌肤都会变得漂亮,尤其是女性,她们体内的催乳激素含量明显地高于往常,使其肌肤细腻、爽洁、富有透明感。过去人们只知道拥有大量催乳激素的专利属于孕妇和产后哺乳期妇女,而现在发现恋爱居然能左右催乳激素的分泌。这确实令人惊奇。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大岛清先生曾对恋爱的生理机制作过细致的研究。他认为,男女一旦相恋,他们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而副交感神经就受到抑制,于是人体就出现心率加快、瞳孔放大、行为活跃、食欲减退、脸面泛红等现象。日本《夸克》杂志前不久进行的一项有趣生理实验,进一步证实了爱对人体生理的影响。实验时,A君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邀请到一间会议室,工作人员在他身体的一些部位安上电极和发射装置,然后在隔壁的接收机屏幕上进行心率监测。会议室里的A君独自一人,无所事事。这时,同一个公司的B小姐、C小姐、D女士和E先生分别进来和他进行了5分钟的单独会谈。结果,他与C、D、E交谈时心率很正常,唯独与B小姐交谈时心率异常加快。大岛教授立即断定,A君对B小姐有特殊的感情。实验结束后,在大岛教授反复劝导并言明绝对保密的情况下,A君终于承认,他在半年前就开始单相思本公司的B小姐,每每与她擦肩而过,心里就觉得非常快慰,只是由于B小姐在其他部门工作,至今连她的芳名都不知道。
  恋爱是一门艺术,但愿本文能为您成功的恋爱助一臂之力。

  鲍尔温对丘吉尔的任命,令人啼笑皆非。丘吉尔对财政问题一窍不通,而且缺乏任何兴趣,读书时就没学好数学,竟当了财政大臣!丘吉尔传记的一位作者弗吉尼亚·库斯说:“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丘吉尔本人的不幸。”

  这时,反共的阴谋家们认为良机已到,便大肆活动起来,亲日派更从中挑拨,企图借此扩大反共阴谋,投降日本。10 月19 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19 日代号)”电,在电文中大肆诬蔑八路军与新四军,并强迫命令我们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11 月9 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发出“佳(9 日代号)”电,除对“皓” 电的造谣加以严正驳斥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

  自1934 年7 月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到1935 年1 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

  面对数十年宦途的最大成就,丘吉尔穿起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保存了30多年的他父亲穿过的财政大臣的官服,兴冲冲地走马上任。

  叶挺军长接到北移命令后,亲自到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商量北移路线、经费、物资等问题,数度交涉,未获解决。顾祝同一面远从苏南、浙江调其四十师与三十九师到皖南,连同其在皖南的五十二师、一四四师、新七师、一○八师,共约七八万人,对皖南的新四军造成包围态势;一面又向部下布置:“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使日伪增强长江两岸防御,焚毁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封锁新四军渡江。同时,在新四军部队中进行监视与特务工作的“联络参谋”,也突然在一天夜间不辞而别。各种迹象表明,事态发展严重。

  1979 年底,粟裕请教叶剑英: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面对他迄今担任过的最困难的职务,丘吉尔把他的秘书班子一下子扩大到五人,并依靠财政部的顾问班底出主意,小心翼翼地迎接这次他以为是通向最高职位的最后的擢升。在议会开会时,他大半个上午在床上批阅由私人秘书在夜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和口授一些备忘录。他的主要政务秘书P·J·格里哥说:“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他的负责议会事务的秘书罗伯特·布思比说,丘吉尔一见到自己的朋友、同僚和下属,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个不停,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在客厅里、餐厅里、卧室中、浴室里、庭园中、汽车里、火车上,或者在他下院的工作室里,他那实际上充满文学色彩的 ‘私下’谈话就滔滔不绝。”这样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仍旧 坚持早期议会生涯中经过反复磨练而养成的习惯,竟然事先把所有的演说完整无遗地整理成文,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才使用习惯的速写。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决定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进行了战斗编组。

  叶剑英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向议会提交财政部编制的预算,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恢复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这一主张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支持者认为这样做可以控制黄金外流,紧缩通货,降低物价。以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①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会造成失业增加。丘吉尔曾举行晚宴,邀请两派人士赴宴各陈己见,最后拍板同意支持者的意见。执行的结果,使1英镑升值到等于4.86美元的水平,为英国金融界财团增加了10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这项改革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 12%,造成竞争力下降。为了消除提价的影响,资本家便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将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样仍克服不了困难,到1931年,英镑不得不贬值,金本位制不得不取消。
① J.M.凯恩斯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1941 年1 月4 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 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5 日下午,才到达茂林一线。由于部队疲劳,便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 日下午,顽军开始袭击。

  在粟裕向叶剑英请教之前的1973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曾经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事向朱德请教,朱德答复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转移)。”

  在处理国外债务问题当中,据陪同丘吉尔多次参加债务谈判的官员说,由于丘吉尔“对技术性问题一窍不通”,“很容易被我们从前的盟国请求他慷慨一点的呼吁所动摇”,他又过于急躁,往往被存心拖延谈判的对手所击败。本来德国向英国赔款和欧洲盟国向英国借款的数额,要多于英国欠美国的借款,但是谈判的结果,却使外国政府得到的好处多,而英国国库则吃亏不少。一位财政部官员说:“同法国和意大利的谈判自始至终是由温斯顿主持进行的,我们后来发现,这两个国家从温斯顿得到的让步,要比其政府授权其代表所争取的东西多得多。”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一千余人突围外,其余九千余人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遇难。

  粟裕说,朱德和叶剑英的谈话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

  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报告,是财政大臣的重头戏。当丘吉尔从唐宁街11号财政部官邸走出来,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手中提着一个装着预算草案的红色小提包,前去议会说明预算的主要数字及其变动理由,提请议会审议时,成群的伦敦人和外地人都驻足而视,等待经过一次特殊庄严仪式之后公布预算,因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其中的增税减税措施更是直接与千家万户的收入与支出息息相关。他提出的预算,在下院都能顺利通过。出色的演说家以动人的言辞弥补了蹩脚的理财家之不足。他在议会发表的言论,以透彻的说理和深邃的目光而著称。一位反对派人士说:“他总是能够把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论题都阐述得清清楚楚,他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从而使听众确信,他刚才所说的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1957—1963年期间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说:“没有一个人不流露出对他所显示的机智、幽默、独创性和演说技巧的钦佩。”当然,他的预算演说的成功,主要还在于编制的财政预算符合和维护了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保守党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利益。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由于种种原因,身为先遣队重要指挥员之一的粟裕并不了解先遣队北上的真实意图。

  丘吉尔实行的是一条紧缩政府开支的路线。他要求削减海空军的扩军计划,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日本同英国有同盟关系,英日之战在最近或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考虑海军经费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这种错误的判断妨碍了英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面临强敌处于被动的局面。政府还削减了对医疗和失业保险的拨款,由此遭到工党议员的抨击。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重庆吹起了什么“军令军纪”的法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要组织法庭审判叶挺军长,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之耳目。

  若干年后,他看到中央给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

  在增收方面,恢复了对进口人造丝绸征税和战时制定的对进口高级消费品的征税,新开征了一些税种和提高了某些税率。

  日方、汉奸,更为“皖南事变”拍手称快。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地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1926年提出征收赌马税,引起靠赌马吃饭的人的牢骚,而正统人士则指责这样做等于鼓励赛马赌博。尽管如此,1927年预算仍然出现3650万英镑的财政赤字,于是他便靠挪用修路基金、将付给酿酒商的信贷往后拖延等办法来解决。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件亲笔题词:一件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件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先遣队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

  丘吉尔的预算还被称为富人的预算。1925年他将所得税每英镑减少六便士。1927年他又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企图通过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由于内阁中对此有争议,最后折衷方案是将此税取消3/4。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陈毅、粟裕正在盐城开会。一名机要干部铁青着脸慌慌张张把陈毅叫出会场。粟裕知道这名机要干部平时一向沉稳冷静,闻雷不惊,今天如此慌张,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正要起身去看,陈毅忽然一脚把门踹开,脸色煞白走进会场。粟裕紧张地盯着陈毅,他认识陈毅多年来,还未见过他如此生气。会场上的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马上停止讲话,整个会场一下鸦雀无声,很静,很静。

  1934 年7 月初,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

  丘吉尔的预算中也有促进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如发放孤儿寡母抚恤金,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提前到65岁。但是这些经费大多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业工人捐助。

  “同志们!”陈毅的声音颤抖着,“出了大事了!”

  部队到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接见了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是皖南。当时皖南有几个县发生了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

  当时英国对预算计划的执行构成严重威胁的,是支柱产业煤矿工业的困难非常严重。由于成本增加,出口下降,矿主们提出要么将7小时劳动日改为8小时,要么削减工资。矿工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工资一便士不减,工时一分钟不加”。谈判破裂,英国职工大会支持矿工工会,1926年5月4日发动了煤矿、铁路、港口、公共汽车和印刷工人参加的总罢工。

  与会的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不安地盯着陈毅抖动的双唇。

  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5月2日《每日邮报》印刷工人拒绝为一篇批评罢工的社论排版,随后伦敦报界的印刷工人几乎全部离开了工作岗位。

  “蒋介石派人在茂林地区袭击了我们军部,叶挺军长去跟他们谈判时被扣押了,项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部队除千把人突围出来,其余..”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丘吉尔参加了内政大臣主持的供应与运输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确保一切基本的公共服务行业在罢工期间设法维持下去。丘吉尔积极鼓吹和完全支持对罢工实行坚决镇压,并安排军队和招募的志愿兵,在警察控制不了局面时,穿便服、戴臂章、持警棍去维持秩序。当时鲍尔温主张通过谈判与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丘吉尔则以炫耀武力挑动总罢工,然后再镇压。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说,在这暴风雨时代,对于英国统治集团来说,丘吉尔比萎靡不振和贪图安逸的鲍尔温更加重要和不可缺少,他若把罢工搞垮,“就可以指望把鲍尔温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挤走”。

  陈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眼圈红红的。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出自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本能与直觉,丘吉尔敏感地想到,必须出版一份临时性的代表政府发言的报纸。 《晨邮报》的主编格温纳表示愿意将该报 设备交政府使用,于是5月3日傍晚,丘吉尔便偕同空军大臣霍尔和一位低级大臣戴维森去报社,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三点,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日报。5月5日这张《英国公报》问世了,一直出版到5月13日总罢工结束,几天内发行量从23.2万份迅速跃增到250万份,成为当时全球第一大报。报纸用的纸张,全部由政府出钱购买,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的做法,曾引起《泰晤士报》抗议。作为出版人和主编,丘吉尔通过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攻击罢工参加者,使反对工人斗争的宣传攻势达到顶点。

  粟裕吃惊地站了起来。脸,痛苦地扭曲着,一拳砸在桌子上,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戴维森曾任鲍尔温的议会私人秘书,是《英国公报》的实际掌权人。他对丘吉尔事事插手很不满意,他说丘吉尔来到印刷车间,指手画脚,“极坏地……扰乱了为数不多的排字工人在不够熟悉的机器上工作的秩序”,并生气地讽刺道:“他简直自以为是拿破仑,然而他居然不懂得,那些一辈子在各道工序上从事印刷业的人,对自己这一行所知道的要比他多得多。”格温纳也向鲍尔温抱怨丘吉尔:“他常在别人最忙的时候闯进来,坚持要改动这个那个标点符号,一直弄得大家发火才肯罢休。”

  “国民党!卑鄙!”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在财政大臣任内,丘吉尔继续发表反苏言论,正式宣布同苏联做生意的英国企业不能指望得到财政部的支持。1927年5月,英国警察袭击了苏联商务代表住所和苏英贸易公司,随后英国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他在1927年1月访问意大利墨索里尼后,又极力颂扬这个法西斯独裁者“温和质朴的举止”,夸他“除了意大利人民的长远幸福之外,他什么都不想”,表示支持他的“反列宁主义的胜利斗争”。直到1935年9月,他还称墨索里尼是“伟大的人物和英明的统治者”。

  会场上在经历了片刻的静寂之后,立刻便炸开了,有的怒骂,有的痛哭,有的请战。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总的来说,丘吉尔当财政大臣政绩平平,乏善足陈,失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泰勒认为,他在财政部的工作“使他在头脑清醒的政治活动家眼中威信扫地,并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前削弱了国库工作”。首相鲍尔温对丘吉尔过分好胜和总是炫耀自己也不满意:“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某些部。”他打定主意,以后如果他再组织新政府,就决不把丘吉尔延揽进去。1935年他第三次组阁时果然说到就做到了。

  粟裕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会场,心头像压着一块巨石般的难受,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回自己房间的,进了门便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闪现: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丘吉尔在政治舞台上的多年表演,也使工会领袖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同他分道扬镳。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小说家H.G.韦尔斯,1908年曾发表长篇声明,敦促选民在补缺选举中支持丘吉尔。1920年,韦尔斯号召同苏俄达成谅解,丘吉尔在报刊上撰文尖锐地攻击他。韦尔斯在1923年初出版的《人喜欢神》一书中,根据丘吉尔的特点,塑造了一个鲁珀特·凯茨基尔的人物,对一项社会主义乌托邦计划组织了一场叛乱,以此进行影射。20年代后期,丘吉尔继续攻击韦尔斯同情布尔什维克,韦尔斯予以巧妙回击,说他是“非常像邓南遮式①”的冒险家。
① 邓南遮 (1863—1938):意大利作家,鼓吹尼采超人哲学和帝国主义战争,鼓吹法西斯主义,拥护墨索里尼。

  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且面对强敌,背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十分险恶。为此,陈毅、粟裕于1940 年3 月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向苏南靠拢。中央复电同意陈、粟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当时我军控制着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粟裕布置了三个团打算接应军部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以种种借口为由,拒绝北移,幻想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1929年是例行的大选年,丘吉尔全力投入到竞选斗争中去。他在埃平选区搭起了两个大帐篷,每个大帐篷能容纳比大厅多四五倍的人。除了他每天发表多次演说外,还出动家庭成员争取广泛的支持。他的妻子主持妇女集会,刚18岁的儿子伦道夫发表简短的演说。长女黛安娜头年才初进社交界,也为父亲竞选积极活动。丘吉尔虽然当选了,但票数不占明显的多数。

  后来,中共中央多次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党由于反对工人运动和对失业问题束手无策而威信扫地。英国历史学家指出,1929年的“英国已悲观失望,痛苦不堪,……因此渴望变革。”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丧失大量议席,工党以288个议席领先,6月间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受命组阁。

  就这样一次次错过良机,终于招来灭顶之灾。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这以后,丘吉尔失去大臣职务达十年之久。

  想到这里,粟裕一下子站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对顽固派绝不能一味妥协,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打!血债要以血偿还!”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 月1 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鲍尔温在党内一派的压力下,又重新转回到关税保护主义和大英帝国内部实行特惠制的立场上来,丘吉尔却坚守自由贸易主张不变。鲍尔温看到印度人民在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开展“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主张吸收印度上层人士参加对印度内部事务的管理,让印度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而丘吉尔却说,倘若让印度独立,“它会急速倒退几百年,回到野蛮时代,并只能饱尝中世纪的困苦。”他还挑动印度的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企图利用宗教仇杀达到对印度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政见与党内主流派有重大分歧,丘吉尔于1931年1月退出了“影子内阁”。此后,他作为议会中一个普通的后座议员,对议会的活动采取了比以前冷淡得多的态度,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势态,决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经济的不景气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使工党内阁岌岌可危,1931年8月又通过大选组成一个各党联合政府来支撑。新一届内阁虽然仍由麦克唐纳担任首相,但实权却操在副首相鲍尔温手中,议员绝大部分是保守党人。到1935年和1937年,便变成分别由鲍尔温和尼维尔·张伯伦任首相的保守党政府。

  1941 年1 月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5 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粟裕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师下辖三个旅,由苏北指挥部三个纵队改编而成,第一旅旅长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该师主要在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活动。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这几届政府丘吉尔都靠边站,他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可是他指责起当权派来却是无比地尖刻和锋利,对于麦克唐纳,他甚至在议会演说中编造出一个故事来进行人身攻击:“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努姆马戏团的演出……

  1 月17 日,粟裕从盐城启程回东台二里桥组建第一师师部时,陈毅特地来到粟裕住房,关切地问:“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 ‘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 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50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 ‘没有骨头的恶魔’。” 1934年11月,丘吉尔庆祝他的60大寿。在他年轻时,他想过这样的年纪一定老迈不堪,甚至就像他父亲和马尔巴罗公爵八世那样,活不到这把年纪。现在,他惊奇地发现,他虽已到花甲之年,但除了头发稀疏不过仍是棕褐色,发胖的躯体顶着一个秃得厉害的脑袋外,精力仍然那样充沛,身板还是那样硬朗,似乎正处在如日中天的盛年,离日薄西山的晚年尚远。他完全无意退出政界。

  粟裕爽快地回答:“军长放心,哪里有群众、有敌人,那里就有我们的发展。”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2. 官场失意,笔下丰收

  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们。”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从世纪之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首次当选议员到重任海军大臣,这40年政治生活中,丘吉尔经历了三次他称之为“黑狗”(即沮丧)折磨的时期。第一次是从海军大臣卸任到军需大臣就职这两年多,第二次是从议员落选到担任财政大臣以前这两年,这是他几次人生低潮中的最低点,第三次是从失去财政大臣到重任海军大臣,整整十年漫长的赋闲。

  陈毅走出门,粟裕目送他很远很远。在此以前,他一直是陈毅的副手,现在他要单独去苏中,他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除第一次低潮中有近半年在法国前线部队当军官外,其他十几年时间要么没有担任公职,要么只是挂个不受重视、“说了也白说”的议员闲职。他虽然爱发议论,习惯于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和垄断谈话,但他更是一个最富于行动的人,他喜动爱走,总希望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在指挥、管理的岗位上实干、大干,干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业绩来。他有时因轻率而招来失败,但是他害怕赋闲更甚于失败。就像他一位助手所说的:“情况越糟糕,他却越果敢、越平静——正是这种该诅咒的闲散无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丧。”

  深夜,万籁俱寂。粟裕房间的那盏灯仍然亮着。他正在思考着苏中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问题。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度过政治上无人理睬的日子时,丘吉尔“恰似一个玩具被人搞坏了的孩子” (莫顿少校语)。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精神崩溃,也没有虚掷时光。他用 创作上的波峰填补了政治上的浪谷,著述和绘画的成就和喜悦,聊以抚慰官场的失意和寂寥。

  “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粟裕反复品味着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回头盯着墙上挂着的地图。

  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福州,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被动。

  丘吉尔学画,始于他离开海军部之后。一天,他从业余画家、弟媳琼纳夫人手中接过画笔,试着比划了几下,突然发现自己具有母亲遗传下来的秉赋,对色彩的感受很灵敏。于是他决定发展自己画画的才能。

  苏中,位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是华中南部的一个前哨阵地,也是军部的南大门,这个门必须把好!粟裕暗下决心。

  先遣队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造次,先遣队占有主动权。福州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国民党军队于是疯狂追击,咬住不放。

  起初,他用侄儿的颜料盒进行绘画练习,接着就从画店中购置了全套的画架、调色板、画笔、颜料管和画布等。他让埃迪·马什摆出各种姿势,把他作为肖像素描的模特儿。他部下几个军官将他的画推荐给英国著名画家约翰·莱弗里,莱弗里认为丘吉尔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靠绘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丘吉尔勤学苦练,在莱弗里悉心指导数月以后,画技大有长进。莱弗里还给丘吉尔画了一张他的工作画,画面上以花园作衬景,丘吉尔穿着乳白色工作服,戴着汉堡帽,抽着雪茄烟,手中拿着调色板站在那里,俨然一副忙于绘画的神气。无论是去郊外度周末,还是去朋友家作客,丘吉尔总是随身带着画架和颜料,一有机会就画起来。他曾对一位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算白过了。

  苏中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源料基地。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战略作用,定然是日、蒋、我三方必争之地,斗争肯定会极端尖锐和复杂。

  先遣队向闽东转移,正值8 月中旬的炎热天气,总计六千人的队伍有七八百号伤病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民夫难找,大部分伤病员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由于有很好的调色感,又向画家塞尚纳的门徒学了点画法的基本技巧,丘吉尔的风景画后来小有所成。他喜欢在法国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地中海的岛屿上作画,他画过日落景象、湖光林景、埃及金字塔、雅典娜女神庙和耶路撒冷城景色。英国景色的灰暗色调和英国灰濛濛的天空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喜欢地中海的大风大浪,喜欢蔚蓝艳丽的大海和阳光明媚的天空,他的画使人想起他那富于浪漫主义的个性和叱咤风云的一生。

  粟裕一边思考,一边又拿起了桌上的中央文件。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丘吉尔说:“画画是极大的安慰,画画帮助我经受住残酷深刻的考验。

  “对!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械’的战略方针。”粟裕边看文件边自言自语。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若不是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尼克松从他画中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看出他以绘画来宣泄被压抑的能量。

  游击战,在一般的作战原则中是战术性的。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他在巴黎举办过小型风景画展,有的作品卖到一定的高价,并被国家博物馆珍藏,1948年出版过《绘画集》。毕加索对他的评价是:“要是他是个职业画家的话,准可以不愁吃穿。”

  那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军事斗争策略必须处理好进与退,进攻与防御,大打与小打等方面的关系..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丘吉尔对绘画的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他写有一篇《绘画:销魂的畅游》,非常真切地表达了他对绘画的感受,引人入胜地赞美了绘画的魅力:“绘画几乎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消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绘画那样,使人既不感到疲倦,又不感到乏味,而且还会全身心地投入其间。不论是过去的烦恼,还是未来的险恶,一旦你展开了画布,它们都会离你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过思考,粟裕感到对苏中工作的开展有了底,暗自松了一口气。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绘画会自然地使你将它们抛在脑后。”他说从绘画中“获得精神的享受和锤炼,在平凡的事物上寻找趣味,在休闲的时间里填补空虚,在无尽的美的发现中作销魂的畅游——这些,都是绘画给予我们的高尚的回报,我希望人们都能分享它们。”

  睡意袭来,疲倦至极的粟裕不由自主地趴在桌上睡着了。

  9 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 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如果说,绘画还只是他新的业余爱好,那么,写作则是他固有的专长。

  时局依然是紧张的。

  于是,先遣队不敢怠慢,继续向北进发。

  处在政坛边缘乃至界外的岁月里,丘吉尔大大地拓展了写作的领域和品种,开始进行大部头乃至多卷的著述,并由此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国民党顽固派自“皖南事变”后,进一步与日方妥协,密议媾和,把“抗战”的招牌已抛到九霄云外,对内更一意孤行,专门搞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由于蒋介石的怂恿,国民党许多将领公开率部投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苏北,李长江在泰州城挂起太阳旗,摇身一变,成了汪精卫的“反共救国军”;潘干臣在淮阴向日军摇尾献媚,甘当敌人的“黑狗队”,被编为正规的伪军二十八师;项鑫庚、刘湘图、杨仲华、徐继泰、吴漱泉等也都率部投敌。这样,敌伪合流,日军更是气焰万丈,加紧对其后方地区的控制。

  粟裕认为,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中央既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先遣队必须到皖南去。如果让先遣队留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联系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

  早在当陆军大臣时,丘吉尔就开始了《世界危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写作。1922年12月,他在法国南方夏纳租了一幢别墅,抛开一切无关事务,把自己的超群才干和惊人的记忆都集中于此书的写作上。从这本书开始,他采用了向秘书口授的方式写作。他总是嘴里咬着没有点燃的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思索,一面口授内容。起初轻声细语地叙说着每一句话,等到他觉得措辞清楚妥当之后,再高声向秘书复诵一遍。每天他能口授英文三四千个词。1923年此书在《泰晤士报》上连续选载,当年出版了前两卷。这两卷得到两万英镑稿酬,丘吉尔用这笔钱在伦敦东南不远的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购买了恰特韦尔庄园,这是他后来公余休假和退休至逝世前经常居住的地方。到1929年,这部4卷5册长达2000页的巨著全部问世。

  2 月上旬,粟裕接到军部来电:“李长江在泰州公开投敌,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阴谋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计划之内;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解决之。”

  当时,不仅中革军委的遥控指挥不切合先遣队的实际,先遣队指挥中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世界危机》在叙述从1911年开始上十年世界性重大事件时,鲜明地贯穿了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实践了他“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这一原则。其中叙述他本人活动和作用占了重要的地位,并且提出这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略问题上持正确观点的,多半不是职业将领,而是职业政治家包括他自己这一看法。书中的傲慢自负曾引起军界、政界一些人士的轩然大波。但是贝尔福勋爵却称这部作品为“融进了世界史的丘吉尔光辉自传”。

  2 月18 日,陈毅、刘少奇颁布讨逆令,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速率所部歼灭李逆。”

  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不管怎么说,在欧洲,政治家而又能在记述自己参与领导的历史大事中进行深思的,自凯撒写《高卢战记》以来,丘吉尔写《世界危机》是第一人。

  当天,粟裕发起讨逆战役,兵分三路出击, 19 日即连克姜堰、石家垡、苏陈庄。20 日攻克泰州城。李长江猝不及防,士无斗志,兵败城破,扔下佩剑,翻墙脱逃。一师乘胜追至界沟、塘头。三天作战,歼伪军三千余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

  曾洪易的恐慌动摇愈益严重。先遣队在水口遭到敌军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赣浙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遭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将士的反对,中革军委也在回电中对他进行批驳,以后他由恐慌动摇而变为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

  这部书的准备工作,在大战进行时就已开始着手进行。丘吉尔仔细搜集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和备忘录,他留有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包括机密公文。作者在书中以罕见的消息灵通人士和当事人的视角,运用丰富的材料,对那刚刚过去而人们未能全面了解的要闻秘事,以新颖有趣的方式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生动描述。例如,他这样描写大战前夕:“一个奇形怪状的阴影笼罩的世界,在剧烈的震动中向着不可预测的灾难前景移动着。”

  与李长江投敌相呼应,日军亦于2 月18 日由扬州、黄桥、如皋等地出兵, 对苏中进行第一次大“扫荡”。

  粟裕说,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抗日先遣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的战争,它卷入30个国家,杀死800多万人,杀伤2000多万人。《世界危机》以非常动情的笔调描写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

  讨李战役后,粟裕命部队立即撤出战场,按预定计划,第一、第二、第三旅各参战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撤向第三、第二、第四分区农村,进行反“扫荡”,并以主力一部转移至东台以北,打击北犯日军。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从闽北挺进浙西。到了浙西,中革军委又相继下达了一系列叫人困惑不解的指示。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对先遣队进行追剿。

  上下古今的一切恐怖都聚于一炉。不但军队,甚至全部人民,都被投入炉中。凡是牵涉进去的强大文明国家,都明白它们的生存犹如千钧悬于一发。

  日军虽先后占领了海安、东台、泰州三城及其沿线许多集镇,但日军伙同李长江合去盐城的计划被打破了。

  先遣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先遣队的指挥员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自愿落入地狱的德国,固然站在恐怖的尖端,就是受它攻击而拼命报复的国家也一步步跟着它走向这危险境地……

  讨李战役和反“扫荡”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和日本侵略军,警告了投降派、亲日派;国民党投降政策也被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

  9 月底,先遣队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这里距原定的目的地皖南已不远。到了这里,先遣队才得知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

  商船、中立船和医务救护船在海上被击沉。船上一切生灵只有听从命运摆布,在海中游泳时被杀死。每份力量都被用来使全国饿至屈服,不论年龄或性别。

  苏中抗战军民受到鼓舞,为深入农村开展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先遣队于10 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

  城市和纪念碑被重炮所粉碎。炸弹从空中丢下来,不分玉石皆被炸毁。各种毒气使士兵遭受窒息或糜烂。液体火焰燃烧着他们的身体。

  日军集结兵力,先后侵占苏中地区主要城镇后,苏中地区的斗争由反摩擦为主转为反“扫荡”为主。部队在反摩擦作战中。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对于游击战反而生疏了,有的同志有一种模糊观念,认为我们不去刺激敌人,就可以避免敌人的“扫荡”。

  至此,先遣队已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多华里。这时的队伍大约还有三千人。

  遍体着火的人从空中掉下来,或慢慢淹死于海洋深处。军队的战斗力只受他们国家的人口多寡的限制。

奥门金沙所有网址,  在这种形势下,粟裕认为要从战略上转变作战方针,必须首先统一干部思想。

  闽浙赣苏区的刨建者是中国革命史上英名远播的方志敏。

  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成为一个大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不但军队甚至平民都流离失所……

  4 月10 日。角斜旧场,粟裕召开干部大会。

  方志敏亲切地看望先遣队的将士们。苏区的人民热情欢迎先遣队的将土们。

  不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认为丘吉尔创造了饶有兴味的文体。英国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他的书“几乎和麦考莱的著作一样容易读”。评论家阿瑟·柯南道尔说,丘吉尔“写应用文章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

  粟裕身穿灰布军装,面带笑容,侃侃而谈: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别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也有些批评家指出这部书文笔比较粗糙,篇幅由于引证资料甚多而略嫌冗长。

  “同志们!敌军目前占领了一些城镇,但是广大乡村仍然在我们手中,广大抗日群众也站在我们这一边。敌占城镇,我占乡村,我们斗争的方式也要由大兵团的运动战转变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我们要把游击战打得热火朝天,像老百姓过年放鞭炮一样,遍地开花,处处响枪。这样,敌人虽然占领了城镇,无异于

  粟裕被调到闽浙赣军区任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是方志敏,政委是曾洪易。

  1930年他的《我的早年生活》经《新闻纪事》杂志连载后出版,接着又出了美国版,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本经埃迪·马什仔细润色过的书,丘吉尔晚年还津津乐道是他“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当时他的文学技巧臻于圆熟,《泰晤士报》评论此书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用一只如此有把握的手,去拨弄所有的琴弦:幽默,亢奋,不动声色的嘲讽,对已消失的习俗和荣耀,令人感伤的遗憾,追寻友谊。”

  自己设下圈套,往自己脖子上套!”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

  接着他又着手写《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他决心把这本书写成学术性传记,1932年他曾去马尔巴罗战斗过的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考察古战场遗迹,因为喝了脏水还染上了副伤寒;他先后聘请两个牛津大学历史系优秀毕业生作助手,代他到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地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调查和利用马尔巴罗家族后代和远亲的收藏品。此书四卷先后于 1933、1934、1936、1938年出版,附有许多脚注、文件、复印件和实物插图以及作战地图,对传主事迹的考核、详述和评价,都超过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莱等人的有关作品。这部缅怀祖先的史学巨著,对于后来丘吉尔在二战中拟订系统的军事战略,加强外交上的大联盟,具有发扬马尔巴罗传统、进行自我教育的作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特别爱读这本传记。

  台下的干部听到粟裕这形象的比喻,大声鼓掌叫好。

  十九师的任务是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师、二十一师的任务是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1933年初,丘吉尔同伦敦出版商卡塞尔签订合同,预支稿酬撰写《英语民族史》。写作时他甚至聘请了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G.M.杨当他的高级助手。到二战爆发前,此书已大体完成,但因战争等事中断,直到1958年才出齐四卷本。

  粟裕也很兴奋,提高了嗓门:

  此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区指示,二十师和二十一师与十九师会合,创造皖浙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十军团的领导,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这一时期,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出了不少小册子和演讲集。

  “我们面对着敌人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中间仅隔一道长江,同敌人唱‘对台戏’,这下可精彩啦!我们这里打一个胜利,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很快就会传到南京、上海,政治意义太大了。大家要把眼光看得远一点,苏中抗日根据地地处长江下游,将来战略反攻时,敌人从长江逃跑,我们像打渔人一样,在长江口张上一个大渔网,统统把它收罗起来..”

  粟裕改任十军团参谋长。

  他的稿件总是写得整齐清爽,他很守信用地按时交稿。他平均每年获得 10万美元 (约合2万英镑)稿费收入,但需从中支付助手报酬和资料费。

  台下的干部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信心倍增,精神抖擞。

  12 月中旬,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在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接火。

  1948—1954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写作期间他每天工作8小时,口授8000~10000个语词,两个能干的助手班子为他服务,还邀请了一批军事专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帮助核对事实、查阅资料,解答他本人不甚了解的问题。该书第一卷上市时,几个小时就卖出25万册。全书出版后英美多家杂志高价竞相争取连载权,美国《生活》周刊以200万美元夺标。《星期日泰晤士报》说:“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多。”

  6 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战争初期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寇的野心。于是日军在华中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之各一部,及李长江伪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接替第十二混成旅团之全部,于7 月20 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四路气势汹汹而来,再次妄图摧毁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

  红军沿路设伏,扼守险要地势。

  从1945年起,丘吉尔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53年他终于荣获这一奖项。获奖评语为:“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以及由于他那捍卫人之高超价值的杰出演讲。”瑞典文学院S·席瓦兹致颁奖辞说,“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丘吉尔的政治和文学成就太大了, 我们忍不住要将他描写成拥有西塞罗文才的凯撒大帝。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两样兼备又这么杰出,跟我们如此接近”,“一个协助造历史的人写出来的史书自有其特殊的价值”。

  盐城吃紧,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粟裕等,指示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组织百万军民积极作战,以紧密配合盐城保卫战。

  12 月14 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围圈,红军发起攻击。但红军在当时毕竟不善于正规作战,加之三个师之间配合不佳,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丘吉尔的文风犀利、幽默、直率、爱铺排,丘吉尔的雄辩措辞轻快又尖酸。他的不少名言脍炙人口,如“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他的政论富于文采和激动人心,他曾这样自评:“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粟裕说:“敌人集中兵力去北线扫荡,南线就空虚了。这好比光着屁股等着挨打。我们就狠狠地打他个皮绽肉烂!”

  寻淮洲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夺取制高点。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牺牲。

  3. 家居生活和出国旅行

  趁敌后方空虚,粟裕命令各旅主力和各分区地方武装四处出击,分别拔除了季家市、天星桥、姚家岱、金沙,石庄等敌伪据点,同时广泛破坏公路、桥梁,造成敌后勤运输的极大困难,前线给养无法保证供应。

  形势对红军很不利,于是决定撤出战斗。在组织掩护撤退的战斗中,刘英和乐少华又先后负伤。

  丘吉尔个性中有不少孩子气,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一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他难得有空闲遂此心愿。20年代以后,通常是在恰特韦尔庄园,他常同儿女一起猜字谜和参加化妆舞会,为他们建了一座小木屋,鼓励他们自己组织游戏。他特别爱装扮成大猩猩模样,一边摇晃着身子在地上吃力地爬行,一边发出哼哼呀呀的声音,去抓捕四处逃跑和躲藏起来的孩子。在海边度假时,他领着保镖和孩子们进行费时费力的筑堤截流娱乐。恰特韦尔离伦敦只有一个小时的汽车行程,劳合·乔治等友人常常在周末来到这里,丘吉尔爱跟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政治,直到夜深才散。当孩子长到10多岁时,丘吉尔鼓励他们参加到父母的社交活动中来,毫不拘束地与客人交谈,有时全家同乘一辆汽车到欧洲大陆去长途旅行,参观游览。

  粟裕率部在苏中区积极地展开攻势,策应了第三师和盐城的反“扫荡”,保卫了华中局、军部的南大门。日寇痛感苏中区抗日军民的威胁,不得不暂时放弃摧毁我新四军军部的企图,转而南下寻歼苏中主力部队,企图首先控制苏中。

  谭家桥战斗是红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役。

  丘吉尔善于动脑,也爱动手,购置恰特韦尔庄园后,就按照自己心愿,逐年搞一些改造和建设。

  自此,苏中区便又成了华中日寇进攻的重点。苏中地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尖锐化了。

  初战失利,红十军团陷入被动。

  他专门向石匠学习过,每天学习6小时,直到学会了砌砖垒石手艺。他既爱洗澡又爱游泳,1924年底,召来亲友在溪谷地带修筑一条堤坝拦水,建成一座新的游泳池。由于污泥太多,杂草丛生,这项工程没能令他满意,便又修筑另一条堤坝,建造一个带有热水供应系统的游泳池,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请客人在这里游泳。庄园内还修建了小屋、养鱼池、养猪场、户外凉廊,开辟了菜园,造了假山和瀑布。两个养鱼池分别喂养鲑鱼和金色鲤鱼。

  黄海边上,白天太阳暖洋洋,夜晚却遍地白霜,风也变得尖利了。这正是海边十月的天气。

  谭家桥战斗之后,国民党纠集了近二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十军团围追堵截。

  他所饲养的良种母猪不止一次地在伊登布里奇肥猪展览会上获奖。他的一个侄儿想从事室内装饰这一行当,被丘吉尔雇来在凉廊中展现马尔巴罗的战斗场面,于是“奇形怪状的车辆从威尔士穷乡僻壤气喘吁吁地赶来,装满了从山腰采来的大石头”。他在庄园的四周砌起了围墙,将这个独门独户的大院落同外界隔离开来,每当主人在家的时候,庭院的屋顶上就升起一面旗子作为标志。

  二十几天来,粟裕带领着七团在这里打游击,天天夜里和敌人捉迷藏。

  红十军团在粟裕和方志敏率领下,于1935 年1 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

  丘吉尔利用部分时间参加砌砖等劳动。他对鲍尔温说,1929年8月整整一个月,他是这样度过的:“盖了一所小别墅,还口授了一本书。每天砌200块砖,口授2000个词。”

  粟裕指挥部队,让一个班在敌人前面走,逗引着敌人在后面追赶,新四军主力便实施有计划地转移。一边转移,一边休整。等敌人发觉了,新四军已瞅准了它的弱点,以神速的行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它较孤立的一路。等敌人的主力赶来增援,新四军又早已无影无踪了。

  1 月16 日,方志敏和粟裕商定:敌情紧急,部队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

  他的砌墙技术引起建筑工会当地负责人的注意,后者决定吸收他为工会会员,收了他的入会会费,给他发了会员证。但是不少会员却对此提出抗议,这不仅因为丘吉尔砌墙只是业余消遣和自我服务性劳动,而且更因为他曾冷酷地镇压过工人运动。

  有时,敌人四下出动,找来找去找不到新四军,到处是空旷的原野、坚壁的村庄。但等到敌人开始松懈,灰溜溜的分成几小股爬回据点时,新四军又找上它较弱的一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口就吃掉了。真是东打埋伏,西打据点,敌人只好在茫茫的黄海边上疲于奔命,被打得团团转。

  部队正要出发,刘畴西派人通知,说大部队虽已齐集,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

  丘吉尔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写作生活过得很有规律。他通常早上6点30分或7点去浴室洗脸、刷牙,然后又回到床上阅读各种报纸,在床上吃早餐,牛肉是必备的。在床上工作两小时后,下床去洗澡、散步,有时还向他饲养的天鹅致意,喂金鱼,喝一杯苏打威士忌,又重新工作。下午1点中餐,除吃必要的食品外,还备有香槟、葡萄酒、白兰地、雪茄。接着午睡一个半小时。下午工作的中间,约5时左右又喝一杯苏打威士忌。晚餐后同克莱门蒂娜玩15子游戏。从晚上11时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是他口述的主要时间。他一昼夜睡眠时间很少超过7小时。一天约抽15支雪茄,但很少把每支都抽完,要是抽到半截熄灭了,就不再点燃。

  10 月中旬的一天,粟裕率七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六甲镇东北方的范公堤边上。白天战士们安营宿丁,睡了一通大觉,又香又甜。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侦察参谋来报告粟裕:海面上发现敌人的几艘大帆船,还有钢板划子,在急速向范公堤开进;与此同时,六甲镇据点的敌人,集结了三四百名,也有出来骚扰的征兆;西北方向的大同镇,敌人也增加了二百多名..

  粟裕认为情况紧急,不能再迟延了,必须当晚全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自从不再驾驶飞机后,丘吉尔喜爱的体育活动主要是游泳、打马球和猎野猪。他是下院马球队队员。有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得一身青肿,伤势很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从此就逐渐放弃这项运动了。威斯敏斯特公爵在法国诺曼底有座大别墅,丘吉尔每年都要到他那里去打几天野猪,有时还带儿子伦道夫去。

  粟裕一言未发,沉思片刻,断定这是敌人想从水陆三面合围我军。于是马上进行了战斗部署。

  方志敏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立即前进。

  丘吉尔大抵每年夏天,有时还有冬天,都要进行一次出国旅行。行踪所至,主要是地中海周围欧、亚、非洲各国,有时远涉重洋去北美洲。他不晕船,喜欢航海度假。

  范公堤外的海面上,敌人的船只愈驶愈近,六时左右靠岸登陆。刹那间,枪声大作,敌人攻上来了,子弹在空中尖叫着,掷弹筒发射的炮弹在堤里堤外爆炸。

  先头部队沿中路斩关夺隘,在粟裕率领下于上半夜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一带。粟裕一边同省委和省军区联系,一边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

  在财政部长卸任的当年夏天,丘吉尔如释重负,一下子甩掉令人厌倦和困恼的事务,同弟弟、儿子和侄儿并带着厨师和侍从,横跨大西洋作长途旅行。8月,海轮在魁北克登陆后,他们戴着宽边高筒遮阳帽去钓鱼远足,然后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提供的专列,自东到西作横跨加拿大的奢华旅行。这趟专列备有一间餐厅、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两间浴室、四个盥洗室以及厨房,后部还带有一个观赏平台。丘吉尔在沿途几个大城市短暂停留,发表演讲,并去风光优美的地方观光。车过落基山脉,他们下车在湖边游览数日,丘吉尔还画了一些写生画。9月初到达美国西海岸,曾任美国军工局长、与丘吉尔任军需大臣时结为好友的金融家巴鲁克,说服报业巨子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接待丘吉尔一行。在他家住了四天后,丘吉尔去好莱坞会见电影明星,与查理·卓别林交上朋友,并动员卓别林扮演拿破仑,由他来写电影剧本。他们还去海边冒险捕箭鱼,将一条188磅重的箭鱼拖上岸来。

  粟裕带领部队凭着坚固的范公堤、向敌人猛烈还击。敌人爬行在海滩上,毫无屏障,一打一个准。等到枪声渐渐稀下去,粟裕登上大堤举起望远镜一望,海滩上日本兵倒下一大片,剩余的日本兵还不死心,正组织再次冲锋。

  第二天没有来。

  随后又乘坐巴鲁克安排的专列,从洛杉矶驶向东海岸。他们游览了大峡谷,参观了芝加哥的牲畜围栏,凭吊了南北战争中的哥底斯堡战场。在华盛顿拜访了胡佛总统,会见了一些国会议员。最后到达终点站纽约,亲眼目睹了美国经济由繁荣顶点突然转向大萧条。他向伦敦《每日电讯报》发回一篇通讯,最先报道了纽约股票市场暴跌,“就在我的窗户下面,一位男子从15层楼纵身下跳,一下子就跌得粉身碎骨,引起街上好长一阵骚动”。这时正值美国禁酒,丘吉尔随身带去不少威士忌和白兰地,可是他在沿途演说时还约定,每次演讲前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这是一次自由自在的休息兼参观式的长时间旅游,直到11月才回到英国。

  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大同镇、六甲镇的敌人也已出动了。”

  第三天没有来。

  1931年12月,他又来到美国作演讲旅行。他知道在美国作40次演讲就可以除开支外净赚1万英镑。这次由妻儿陪同前来,到达纽约不久的13日这一天,他在住地饭店用罢晚餐,应巴鲁克之约去他家晤谈。当他跨过街道时,忘了美国的交通规则是车辆靠右行驶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靠左行驶,在他只顾向左看的一瞬间,他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旋即失去了知觉。他被一辆卡车撞倒在柏油路上,腿部和手臂都受了重伤,前额和鼻子也被擦破,他被送进医院治疗。

  根据这一情况,按照预定计划,集中轻重机枪向海滩射击一阵后,粟裕一挥手,“撤!”全团悄悄撤出范公堤,向三门闸方向跑步前进。

  第四天还没有来。

  他对这次意外的车祸非常镇静达观,后来他写道:“没有空闲,也没有力气顾影自怜,连考虑懊悔或害怕的余地都没有……大自然仁慈宽厚,不想让她的孩子,人或兽,越出她的怀抱。”

  海滩上的敌人整理好队形,弯腰翘屁股地刚想往堤埂上冲,就遭到一阵猛烈火力扫射,队伍又乱了,日军静静地蜷伏在海滩上,再也不敢动了。

  粟裕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去联络接应,均未能联系上。

  他向警察承认了自己违反交通规则的过错,关照不要怪罪那个美籍意大利司机,并同送他住院向他道歉的司机合影。

  天黑以后,六甲镇的敌人赶到了范公堤。但堤上空空的,不见粟裕他们的影子,漆黑中只见海滩上面有队伍在蠕动,蜗牛似地向堤上爬,快爬到堤上时,突然向堤上开起火来。六甲镇敌人以为这是新四军故意隐藏在下面,要打他们的埋伏,于是也不甘示弱,“叭贡!”“叭贡!”打了起来。而这时粟裕带领七团,早已跑过三门闸了。

  起初隐隐约约听到山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

  丘吉尔这次不幸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新闻记者前来病房采访,丘吉尔的保镖不得不把他们从拥挤、嘈杂不堪的病房推了出去。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和肇事司机的合影。

  新四军刚过三门闸,还不到二十分钟,大同镇的敌人也悄悄地进入到三门闸南端范公堤的两侧,埋伏下来。他们听到范公堤上激烈的机枪声、手榴弹声,可乐坏了,以为新四军被他们水陆两路部队包围上了,这下再也跑不掉了。他们要在这里等待新四军突围,打一次痛痛快快的伏击。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通知粟裕: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再以后就是方志敏、刘畴西被捕的消息。

  4. 战云起兮,严密观测勤报警

  范公堤上,六甲镇和海滩上的敌人误斗了半个多小时,双方越打越猛,大有不把对方消灭掉谁也不肯停火之势,直到双方都遭到很大伤亡,指挥官怒骂着,一声声威逼士兵向前冲,堤上堤下的敌人才明白过来,又上了粟裕的一次大当。

  后来,少数突围的将士辗转找到了先头部队,粟裕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人的重围,由于众寡悬殊,又兼红十军团指挥失当,除一小部分突围,大多数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特别严重地打击着战败后连年赔款的德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600多万工人失业,农民纷纷出卖土地,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十分恐惧,把政权交给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专政、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纳粹党。

  敌人打得两败俱伤,更加恼火了。整顿队伍,两部合一,沿范公堤向三门闸开去。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鼓吹大日耳曼主义和复仇主义,走上了疯狂地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大同镇的敌人发现有人向三门闸走来,误以为是新四军退了下来,满心欢喜;早已严阵以待;等这队人马进入伏击圈,所有武器一齐开火,突然发起了冲击。好厉害啊!直打得对方乱作一团,招架不住。日本话乱七八糟地嚷成一片:“唔,新四军,快快的缴枪!”被打的敌人一听,糟了,又被自己人咬了一口,真是打落牙往肚里咽,有苦说不出。

  红军北上抗日光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吏!①

  战云在欧洲上空密布,越来越浓,覆盖面越来越大。没有什么硬性政务的后座议员丘吉尔,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欧洲大陆的军事、政治形势,密切地监测着战争风云的变幻,他从那伏案著述的书斋里,从下院的讲坛上,从和友人的聚会中,频频地发出预报、警告、呼吁,提出各种对策性建议。

  三路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气急败坏,互相指责,漫骂。他们不知道新四军到底在什么地方,又玩出什么把戏?提心吊胆地害怕再遇上更猛烈的伏击,无心再往前赶了,连忙缩进附近的据点三门闸去。粟裕仍不罢休,把七团分成一个个游击组,东游西击地活动,闹得敌人躲在三门闸内一夜也不敢合眼。天明了,各路敌人才抬着死尸,耷拉着脑袋,各自撤回原来的据点。

  1935 年1 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粟裕的感想是:

  1932年夏天,他到马尔巴罗当年的作战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就已“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纳粹党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

  粟裕领导全区军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同时选择苏中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域作为根据地的基本区,同日军进行反复争夺,组织指挥了七次争夺三仓和五次争夺丰利的战斗,仅1941 年1 月至11 月就作战三百三十四次。歼灭日伪军九千余人,俘虏三千八百九十人,挫败了敌人全面伪化苏中的企图。

  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1933年初,希特勒出任总理,年底德国人就不再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希特勒当上了国家元首,集总统和总理大权于一身。

  转眼到了1942 年。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迸师。粟裕被任命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

  在禁止共产党、残酷迫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解散工会,使国会形同虚设的同时,希特勒政府勒紧老百姓的裤带,疯狂地扩军备战。1935年,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把陆军从10万人的限额扩展到60万人。1936年德军开进莱茵不设防区。1937年德、意、日结成法西斯同盟。

  日寇连续遭我打击,兵力又不足,为巩固点和面的控制,再次变换手法,加紧修筑公路,加强各据点之联络,提高转运能力,减少各据点守兵,在战术上来取步步为营,稳扎稳筑,推进一段,巩固一段。

  粟裕和刘英率挺迸师向浙南进军。根据形势的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粟裕率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游击根据地。其中心区先是在浙西南地区,后移至浙南。

  丘吉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可是,英国上上下下却弥漫在一片和平主义的气氛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剥夺了英国300万名精壮劳力和巨额资金,使它的经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处于长期停滞、衰退的状态,将它从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拉了下来。英国政府被战争吓怕了,对狼子野心已经毕露的德国法西斯,一味地采取姑息、纵容、屈从、讨好的方针。不少英国人也错误地接受了战争的教训,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一项决议,声称“本团体决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世界进步人士深深地感到英国已经日落西山、萎靡不振了。

  敌人的战术变了,粟裕在苏中地区也改变战法,以民兵和广大群众对敌人进行纠缠破坏,主力则选择适当时机乘隙袭击据点,尽一切可能保持和巩固现有的地区。各分区多次进行由地方武装掩护,广大民兵群众参加的全面破击战,使日伪在维护公路和运输过程中受到巨大损失。

  挺进师的游击区域遍及浙赣铁路义乌至江山段和天台山以南的浙江省南半部和闽东北边缘。

  丘吉尔明白,处在这样的时空环境里,他的声音暂时还是孤立的、微弱的。要使居危知危变成普遍的意识、雄强的声音,必须搜集情报,用雄辩的事实和数字来说话,必须聚集力量,以集体的看法和意志来显示力量。

  在此期间,粟裕率领部队开展了改造地形的伟大群众运动。苏中大部分为水网、半水网地区,相当一部分地区非舟楫不通。敌伪“扫荡”这些地区使用汽轮,每条河流都是他们的水上公路,行动比新四军木船迅速得多,在“敌退我进”情况下,新四军难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如果上岸转移,条条河流都成了新四军运动的障碍,加之水田中间的田埂狭窄,沿着田埂转移,往往遭受敌人的火力杀伤。而在“敌退我追”时,木船又赶不上汽轮,难以歼敌。这种情况让粟裕和指战员们伤透了脑筋。

  浙南游击战争,从1935 年初开始,到1937 年9 月中旬与国民党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才告一段落。

  他把恰特韦尔庄园办成了一个“小外交部”。这里的常客有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林德曼,他学识渊博,对飞机、潜艇、雷达、声纳、空投水雷系统(水雷随气球或降落伞漂浮)等方面军事科技均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具有把复杂的专科术语解释得令丘吉尔听起来清楚易懂的非凡能力。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识的好友莫顿少校,此时在工业情报中心任职,他向丘吉尔提供了德国重振军备的机密的系列数据和事例。外交部高级官员威格拉姆告诉丘吉尔德国飞机生产数据和各国对外政策方面的秘密动向。英国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的重要将领纷纷向丘吉尔反映本军兵种的困难、窘境和需要,力图获得他的支持。丘吉尔还同法国的一些部长和流亡英国的德国政治家保持良好的联系。英国驻巴黎和柏林的记者,也是丘吉尔的重要情报来源。

  群众的智慧是无究的,他们发明了在河流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新四军的木船吃水浅,船底平,从坝上一拖而过,畅通无阻:敌伪的汽轮却因吃水深,拖不过坝,无法施展威力,若舍汽轮上岸,条条河流又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浙南游击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基本停止,在革命低潮时节,由一支红军主力部队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地发展起来的。

  丘吉尔对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了如指掌,他耳边时时鸣响着从前在漫画杂志《笨拙》上读到的为火车失事而写的诗句,觉得它是对眼前局势的生动写照:

  改造地形,使情况颠倒了个,我们由劣势一转为优势。

  粟裕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认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强大,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被破坏,没有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作依托。但是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有革命传统,浙江有些地区的地形对挺进师开展游击战争有利。从全局来看,当时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主力红军吸引在北上途中。长征路上是主战场,相对而言,浙江的国民党力量比较空虚。并且还有几个在南方坚持战斗的老苏区,可以和挺进师相互支援。先遣队在浙江没能站住脚跟,主要是由于当时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挺进师接受先遣队的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就可以在浙江站稳脚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此外,新四军大力加强了部队水上作战训练,较好地掌握了水网地区打游击战的窍门。

  粟裕还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地形,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刨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粟裕的根据是:其一,仙霞岭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挺进师可以与其他两省的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又可以利用三省之间国民党的矛盾;其二,仙霞岭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十三军革命暴动的影响为挺进师的游击战争创造了群众条件,当地有一个青帮组织,其首领与国民党积恨已久且与挺进师已有联系,可以成为挺进师的初步依托;其三,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道路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机动。

  于是他在议会中大声敲响报警的钟声:“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向青年灌输一种嗜血的哲学,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他在谈到伦敦容易受到日益强大的德国空军袭击时说:“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绑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如果缺乏危机感,不火速加强国防,他认为将来走上沙场的千千万万英国儿女,必然会“并拢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长江出海口的北部,是一块伸向黄海的半岛形平原。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海边晒盐,河里出鱼,地里产棉花和大米。它的南边,和崇明隔江相望,再向南就是上海了。

  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共有四百多人,主要是怀玉山突围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此外还有一些康复后的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四百多人之外,闽浙赣省委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

  丘吉尔在二战前几年中发表的这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出版,在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美国驻伦敦大使指导他23岁的儿子、后来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写作毕业论文,也选择丘吉尔的论题展开论述,出版了《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一书。

  自1941 年春天,新四军一师在这里正式成立军分区司令部以后,这块土地称为“苏中第四分区”。

  挺进师下设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的规模相当于连,但都是团级干部担任领导。

  丘吉尔认为,加强国防的当务之急是抓空军。英国是一个岛国,过去海洋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强大的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然而,20多年前发明的空战方法已经大大地改进了,在数量和战斗力方面正在穷追猛赶英国空军的德国空军,构成了对英国的严重威胁。1934年夏,丘吉尔全家出发去地中海度假之前,还抓紧时间邀请林德曼教授一起,趁鲍尔温正在度假之际,不顾他的不愿受打扰,赶到他的度假地,同他就防空问题作了一次长谈。11月,丘吉尔又晋见国王,陈说一年之后德国空军将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到 1937年就几乎会比英国强一倍。1935年6月,麦克唐纳退休,鲍尔温继任联合政府首相。7月,政府接受丘吉尔意见,成立秘密的防空研究委员会,丘吉尔为委员,拥有批评国防政策的权利。政府又接受丘吉尔提议,让林德曼教授参加其中的技术委员会。当时很多人没有料到,年过花甲的丘吉尔,以担任这个地位不高的委员会的委员为转机,揭开了东山再起的序幕,在英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进行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

  1942 年12 月 1 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将“清乡”重点放在我苏中根据地,并首先选择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对日伪威胁最大的第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

  挺进师的参谋长是王蕴瑞,政治部主任是黄富武。

  1936年,内阁决定新设国防协调部,需要任命一位协调三军的大臣,虽然丘吉尔是惟一具有陆、海、空军大臣资历的最佳人选,但是好运尚未降临到他头上。他邀约几位资深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去同鲍尔温商谈,反映德国空军第一线实力已达1236架飞机的最新情报,指出英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险,提出采取全面紧急行动的主张,鲍尔温听了置若罔闻。

  敌人制订的“清乡”计划,分为三个时期三个步骤:第一阶段是所谓“安民时期”,主要是用军事力量,集结重兵,疯狂地进行“扫荡”,妄想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把新四军一师的主力部队歼灭;第二阶段是所谓“训民时期”,打算在清乡区内进行宣传活动,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编练壮丁;第三阶段计划着手从政治上灌输顺民思想,用奴化教育来麻醉人民,最后达到伪化这一地区的目的,这一阶段称为“新民时期”。这样,大量的棉花、粮食、税收、壮丁,就可以被搜刮来支持他们的“大东亚圣战”了。

  粟裕率挺进师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闽北党组织联系后,再去浙江。

  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英国的欧洲政策时说:英国400年来这一政策的基石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而当前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的德国,其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如果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在希特勒发迹的过程中,丘吉尔曾称赞过他“把德国恢复为欧洲强国所取得的成就”,钦佩他的“爱国热忱”,但在看清他的灭亡英国的野心后,就把他当做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恨之入骨。

  为了实现上述阴谋,敌人在四分区投入了大量兵力,从江南太湖地区调来的一个特种师团——小林师团,作为这次“清乡”

  挺进师南下,首先必须通过国民党布置在信江以北的几道封锁线。部队在粟裕率领下,经过充分准备,以一天七十公里的急行军,巧妙地通过了封锁线,胜利到达闽赣边境。

  1937年5月28日,古稀之年的鲍尔温退休,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继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张伯伦随身携带雨伞,口上不离“和平”。他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家庭,是个鼠目寸光、骨软如泥的政客,他极力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妄图把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对国内防务不作积极准备,结果养痈遗患,使英国在战争初期蒙受惨重损失。

  的主力。除此以外,敌人还配有伪军田铁夫两个师,五个“清乡”大队,四个保安大队和三个伪警大队,全部兵力达一万五千人以上。

  挺进师进入福建边境,突然遭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伏击。这次战斗,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保安团打坏了。从此,挺进师同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丘吉尔主张成立法、英、苏联盟来制止纳粹的进犯,同张伯伦在外交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两人之间发生一系列的斗争。

  1943 年4 月,各据点日伪军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战术,几十路敌军由如皋向海门地区“分进合击”,反复搜索,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军事“清乡”。

  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前,曾向闽北党组织通报,请他们派人接应。

  张伯伦上台之初,陆军大臣曾敦促他邀请丘吉尔入阁,他说:“如果我让他进入内阁,他就会主宰整个内阁,甚至连讲话的机会都不给别人。”

  敌伪增筑据点,分兵把守交通要道上的大小村庄,并借梅花桩式的据点四出搜剿。伪“清乡”人员则随日伪军跟进,挨户清查。设立伪区乡行政机构,抽丁拉夫。在“清乡”区边缘沿河川公路赶筑篱笆,修建碉堡,设立了望哨和检查所,实行全面封锁,企图隔绝“清乡”区内外的联系。

  但当粟裕打垮拦路袭击的敌人进入闽北根据地时,却到处碰到敌人,找了几天,不但没找到闽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反而发现了署名“李德胜”的劝降告示。粟裕明白了,原中共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这个叛徒正带着国民党的队伍在闽北清剿。李德胜把挺进师进军浙江的秘密出卖给了国民党。所以,粟裕的部队遭到国民党保安队的伏击。

  而张伯伦自己恰恰是一个喜欢专权的人。他把大臣只当作临时性的助手来使用,对他们的施政行为进行过多的控制。张伯伦主张在外交上减少潜在的敌人,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占领,而丘吉尔的好友、外交大臣艾登却认为他无法阻止德意日的联合,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必须尽力争取更多的友邦。艾登的意见在内阁中没有得到多数支持,他愤而辞职。丘吉尔为他的辞职演说“高声喝彩,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此后,当议会就重要问题进行表决时,丘吉尔和追随他的20多位议员不再投政府的票,而是弃权。

  为了粉碎敌伪的“清剿”和封锁,粟裕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集中苏中各分区的短枪,组成了一百多个短枪队,在“清乡”区内,神出鬼没,打击汉奸、特务、伪“清乡”人员。短枪队或在敌交通路上拦截汽车,捕捉敌特工;或深入虎穴,捕杀罪恶昭著的汉奸。此外,在苏中的四百多个乡都建立了锄奸组。只要敌特工一出动就会落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用斧头劈、钉耙打..还有的群众将捉到的敌特捆得紧紧的扔到大河或深沟里,群众戏称为这叫“扎粽子”、“大汤馄饨”。锄奸运动使敌特工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甚至在“清乡公署”里的高级特工,一提到锄奸运动,也是“谈虎色变”,整天提心吊胆。

  鉴于李德胜叛变,粟裕只好放弃原定计划,自己率部队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处于纳粹领土三面包围之中。它西北部的苏台德区有300多万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指使他们的头目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自治”。5月,希特勒声称支持“苏台德自治”,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军队,局势紧张起来。

  在“清乡”开始时,敌人从江南运了五百多万根竹子,在“四分区”周围打下又高又密的篱笆,造成划地为牢的包围圈。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那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较强的战斗力。粟裕率领挺进师在外围先展开活动,把那些保安团队吸引出来,进行各个击破。

  8月31日,丘吉尔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写信,主张英国联合法国和苏联,集体向德国发出警告,如果德国不以和平方式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必将引起严重后果。张伯伦又一次拒绝了这一主张,并且还说服法国放弃根据条约承担的援捷义务,牺牲捷克斯洛伐克。

  包围圈长约数百公里,沿篱笆设大小检查所几百个。以盘查进出篱笆的行人。大检查所驻敌人六个,小检查所驻敌人三个;每隔十里,再设一座碉堡;围圈内部再打篱笆,实行分割。仅沿篱笆专任封锁的部队,就有伪二十四师、三十三师和保安大队的一部。

  3、4 月间,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迸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江山,又在武夷山、洞宫山区,辗转作战,后来又游击于龙泉河以南。先后打了大小十几仗。

  为实现既定计划,张伯伦9月13日晚急电希特勒,愿意前往屈尊求见。

  篱笆封锁,是敌人在“清乡”中使出的主要法宝之一。他们认为“清乡”的关键在于封锁。“清乡”特工总头子张兆生说:“篱笆打起来,新四军就钻不进来、逃不出去,只要封锁成功,‘清乡’就会成功。”因此,敌人不惜兵力财力,用于打篱笆活动,企图把四分区分割成碎块,截断交通,以便竭泽而渔,达到“清乡”的目的。

  国民党军纠集了大批保安团队,并调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挺进师。

  9月15日,这个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69岁老人,不顾丘吉尔等人的劝阻,经长途飞行到达慕尼黑,旋即换乘火车去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的休养地伯希特斯加登朝见希特勒。这回希特勒已不只是支持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自治,而是要把它并入德国,并以愿为此承担卷入一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来恫吓张伯伦。张伯伦对战争怕得要命,膝盖发软,回来后就说服法国达拉第政府压迫捷克斯洛伐克就范。

  但是,敌人完全错了。

  4 月下旬,挺进师被敌人合围在斋郎地区。国民党部队有三千多人,五倍于挺进师。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部一千二百人从东北进攻,福建保安第二团团长马洪深部一千余人从东面进攻,近千人的地主武装从东南进攻。

  丘吉尔对张伯伦的姑息养奸发展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9月20日,他去巴黎访问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好友保尔·雷诺和乔治·芒代尔,两人忧心如焚,打算辞职,丘吉尔劝他们留在政府中斗争。9月21日他向新闻界发表声明:

  他们从南京派到天生港的一个封锁主任,刚上任不几天,就被四分区短枪队长“一技梅”除掉了;从江南运来的竹子尚未起岸,就被新四军的便衣队毁坏大部;打篱笆时,敌人找群众当民工,大家又用逃跑躲避、消极怠工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有的地方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拆运动。

  挺进师当时只有五六百人,但战斗力极强。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 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1943 年8 月下旬,粟裕率部队发动数十万群众,在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掩护下,在三百余里的“清乡封锁线”上同时破袭,所有的竹篱笆都被拆毁,被焚烧,熊熊的烈火,像一条火龙蜿蜒三百余里。火光冲天,喊声震地,敌伪大惊失色,吓得躲在碉堡里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苦心经营多日的竹篱笆被付之一炬。

  国民党军依仗人多势众,先派出地主武装打头阵,计划先用地主武装扰乱和消耗挺进师,然后出动主力,一举聚歼。

  9月22日,张伯伦再次去德国,在戈德斯堡同希特勒会晤。他带去了已由捷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满以为可以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哪知希特勒得寸进尺,又提出德军立即占领苏台德区的要求,并且必须至迟在28日完全实现。张伯伦无可奈何,回国召开内阁会议,执意要大臣们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但这回海军大臣坚决反对,外交大臣提出异议。法国政府也拒绝戈德斯堡备忘录。26日,丘吉尔拜会张伯伦,敦促英法苏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德国的要求。28日下午,张伯伦向下院通报情况,演讲中途收到一张便笺,突然整个脸色和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原来希特勒把军队动员令推迟24小时,并且决定立刻召开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

  在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之下,伪军政人员开始分化动摇,四分区军民乘机展开政治攻势。伪军政人员纷纷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要待机立功。

  挺进师军事和政治攻势齐下,地主武装不到半天就全部瓦解。

  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在慕尼黑开会。丘吉尔意识到张伯伦有进一步作出让步的危险,便在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一次午餐会,邀请各反对党领导人和著名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到会,劝说他们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要求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安全。到会者尽管所见相同,但因心怀个人打算而顾虑重重,不愿签名,一个与会者回忆说,“当我们分手时,丘吉尔眼里噙满了泪水”。

  1943 年9 月,南通伪保安旅在金沙起义,一连十几个据点得到解放。接着,“清乡”区内集合成千上万的民兵及群众,日夜围困伪军据点,在这气吞山河的斗争形势下,许多伪军被迫放弃据点,抱头鼠窜。

  李秀部骄横轻进,深入到挺进师的伏击圈里。挺进师集中火力,给以突然袭击,杀伤三百余人,俘虏约二百人。李秀的手被打断,他率残部仓皇逃窜。挺进师穷追十五华里。马洪深部见势不妙,不战而逃。挺进师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蛮横地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拒之门外,签订了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协定,然后把它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法西斯德国进一步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同时,粟裕派出各主力部队在四分区的外围发动攻势,打下南坎等十余个据点,歼灭日军一部。敌人撤走了北新桥、孔家窑、曹家埠等十二个据点。

  经过调查,粟裕决定选择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一带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这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讨论了攻打大不列颠岛的前景,意大利准备派陆军和空军参战。

  敌人在1943 年春天吹出的要在三个月内在四分区“清乡”成功的牛皮, 就这样吹破了。

  1935 年5 月,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的首领陈凤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过1928 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 年,陈凤生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另一位首领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尔后加入青帮,但他积极学习并传播革命知识。陈凤生和卢子敬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他们领导的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挺进师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了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挺进师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粟裕决定留第四纵队牵制敌人,命令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根据地并建设根据地。其余的队伍辗转游击,以掩护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

  奴颜婢膝、恬不知耻的张伯伦,洋洋自得地以“凯旋者”的姿态回到英国,大肆吹嘘他使“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某些目光短浅的英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为没有因一个东欧国家之事而卷入可怕的战争而庆幸。

  苏中,终于度过了苦难的岁月。当1944 年到来的时候,春风吹绿了广阔的原野,而这里的抗日斗争,已呈现出新的局面。

  为挺进师规定的任务是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他运用在井冈山跟毛泽东学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他要求将士们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下院就慕尼黑协定进行辩论,海军大臣达夫·库珀强烈谴责张伯伦,并且挂冠而去。丘吉尔对张伯伦三次德国之行作出了出色的总结:

  苏中区五届扩大会议前夕。

  挺进师的前身是红十军,是赣东北的子弟兵,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长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不少干部已不愿意也不习惯分开活动。

  独裁者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1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2英镑。最后,这位独裁者在许下未来亲善的诺言声中,和你达成协议,先收下1英镑17先令6便士,余下的钱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粟裕住所。

  起初,粟裕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可是,刚过了三天,他就带着小部队回来了,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大部队一起走。

  他最后严肃地警告和提出希望:

  房间里炭盆烧得正旺,通红的炭火上搁着一把紫铜水壶。壶里的水已经沸腾,嗤嗤地冒着热气。粟裕和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正热烈地交谈着:

  后来,粟裕改变方式,不让小部队出去大长时间,从三天,到五天,然后慢慢加长。这样,小部队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信心也逐渐增强了,甚至可以派一个班长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

  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一杯苦酒刚尝了第一口,以后这种苦酒将年复一年地端到我们面前。除非我们竭尽全力,振作精神,加强战斗力,重新奋起,像往昔一样为自由而战。

  “我们一直强调‘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眼下苏联红军老大哥快把德国鬼子逐出国境,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正加强反攻,小日本的日子不好过,正在作垂死挣扎,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抓住时机,应把领导重心从坚持为主,转到发展为主。”粟裕话语中流露出兴奋之情。

  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是依靠群众。

  然而,慕尼黑协定在议会还是得到了通过。弃权的议员只有20余人,他们的声音暂时还是孤立的,光荣的孤立。

  “有道理,是到了反攻的时候了。”陈丕显赞同道,“你说我们从哪儿开始好呢?”他抬头看了一眼粟裕。

  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里,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之语言不通,群众又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被国民党胁迫着离开村庄。有时,挺进师连向导也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困难。

   5. 临危受命,战时首相发强音

  “你来!”粟裕站起身来,走到军用地图前,指着一块地方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打一个大仗?”

  为了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高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群众说明情况,请群众带路,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

  1939年春天,英国政界沉浸在反常的乐观主义情绪中,高官显贵甚至还盼望同德国签订贸易协定,创造“黄金时代”。《笨拙》杂志登出一幅讽刺画,画着约翰牛正从一个噩梦中醒来,刚喘过一口气,在夜间打扰他的一切恶毒谣言、幻觉和疑虑,都飞出窗外了。

  “车桥?”陈丕显反问道,似乎有点惊讶。

  群众有了接触红军的机会,认识了红军是工农子弟兵,于是不再相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军接近了群众,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积累了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

  而德国灭捷以后,从这个军火工业发达的国家掠夺了95亿马克的金钱和大量武器弹药,包括1500多架飞机、2100多门大炮,指令当时最大的斯科达兵工厂日夜加班生产,法西斯军火库一再膨胀。德国和意大利虎视眈眈地打着东欧和东南欧各国的主意,4月7日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

  “对!车桥。”粟裕缓缓地点了点头。

  浙西南山区的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加之旱涝成灾,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张伯伦屡遭挫折,此时略有觉醒。他仍然寄希望于同希特勒谈判取得成功,避免英德之战,但也不能不采取一些备战措施,建立了丘吉尔三年前就催促建立的军需部,实行征兵制,把本上陆军编制扩大一倍。为了洗刷名誉和蛊惑人心,又信口承担保卫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的义务,却偏偏不愿与苏联结成同盟,使英苏谈判陷入僵局。

  “在这儿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敌人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陈丕显似乎有点担忧。

  面对这个现实,粟裕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

  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丘吉尔抛开强烈的反苏成见,反复强调在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苏联结盟。认为“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无法维持反纳粹的东方战线”,“在这个时候同俄国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日军现在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太大。”

  当时,保安团队被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围,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红军则放开城市,辗转于广大农村。

  同时,他虽无官职,却不遗余力地设法巩固英法关系。7月14日,他去巴黎参加法国国庆盛典。8月又去法国察看法德边境的马奇诺防线。

  粟裕肯定地说。

  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区别情况处理土豪劣绅。

  张伯伦和丘吉尔都知道,战争的可能性越大,丘吉尔进入政府的机会就越多。正统保守党人喉舌《每日电讯报》7月3日社论称丘吉尔为“一个不仅从长期同国家大事的密切接触中增强了责任心的,而且对战争导致的紧迫问题,尤其是在高级战略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实际知识的政治家”。一些知名的自由党人联名写信给张伯伦,要求恢复丘吉尔大臣职务。街上有人打出标语牌,上书“丘吉尔必须回到内阁中来”。

  “如果我们攻下车桥、泾口就好了,我们就可背靠苏北,与淮北、淮南连成一片。”

  5 月17 日,红军袭占了松阳县古市镇,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

  “我知道,如果战争爆发——谁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一副沉重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丘吉尔还知道,希特勒把他当做眼中钉,为了提防被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所暗害,他把曾任巡警的过去保镖汤姆森召唤到身边,在他睡觉时整夜警戒,他自己也随身不离武器。

  “这次战役,我打算让副师长叶飞负责战场指挥,我掌握全局,你看如何?”粟裕征询陈丕显的意见。

  5 月21 日,红军袭击龙游溪口,镇压了国民党的一个公安分局局长。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终于打通了丘吉尔通往政权之路。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恰在这时,叶飞推门进来。

  浙西南的群众觉悟了,行动起来了。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一个局部的高潮。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积极拥护。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被摧毁,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忍无可忍,群情激愤,许多男女青年整天抬着标语牌,在英国下院和首相官邸旁边的街道上游行,高呼口号,抨击政府错误政策。群众推动议员,“下院把战争强加在动摇不定的英国政府头上”(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语)。 张伯伦被迫对德宣战,让丘吉尔参加内阁,担任海军大臣。

  “叶飞,好!我们正要找你。”陈丕显高兴地说。

  国民党浙江当局为浙西南的红军之崛起感到震惊。此前不久,《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元问题”,转而又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

  9月3日中午,丘吉尔得到任命,像往常一样睡了午觉,等不及两天后才在王宫举行的阁员大臣向国王吻手的仪式,当天下午6时就到海军部上任视事。“温斯顿回来了!”电讯传遍全球四大洋的英国舰队。

  “叶飞,我们打算打车桥,你看怎么样?”粟裕目光闪闪地盯着他的爱将。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下令进剿,企图把红军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9月11日,丘吉尔收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以个人名义写来的信。早在1918年夏天,担任美国海军部部长助理的罗斯福到法国前线视察途经伦敦,在英国海军大臣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与当时任军需大臣的丘吉尔邂逅相遇。

  “打车桥,好!我们打下车桥后,运河沿线的平桥、泾口等敌伪据点就统统可以收复了。这对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非常有利!再说,粟师长不打无准备之仗,去年他就察看过,没问题。”叶飞很兴奋。

  粟裕率领一支红军在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无异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共产党的武装堡垒。蒋介石是浙江溪口人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丘吉尔对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印象却极为深刻,说他生气勃勃,像一部发电机。此刻罗斯福预感到英国政治的未来是属于丘吉尔的,他在信中称赞丘吉尔的《马尔巴罗传》,并热情洋溢地说:“因为您我都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务,所以我要您相信,您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希望您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和我直接联系。您无论何时都可以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和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丘吉尔知道美国总统以这种方式表示的关心,是对他政治上的最大支持,他立刻署名“前海军人员”给罗斯福回了信。此后直至1945年春罗斯福逝世,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双方通信总数达两千件之多,据丘吉尔统计,“我总共发给他950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800份”。

  的确,粟裕对车桥战役的考虑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1943 年6 月,他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开会时,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心中早有了底数。

  蒋介石当时必欲除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形势是严峻的。就在丘吉尔上任不久,几艘英国客轮被德国鱼雷击沉,“无畏号”航空母舰被德国潜水艇击沉,停泊在英国港湾中的“皇家橡树号” 主力舰被德国飞机炸沉。

  “叶飞,这次车桥战役,决定由你唱主角,我在幕后。你看这仗怎样打?”

  而后快,他更不能容忍粟裕在他的家乡附近耀武扬威。

  以往海军建设欠债太多,丘吉尔就任大臣太晚了!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每天苦干十八九个小时。

  粟裕追问叶飞。

  1935 年8 月,国民党开始策划对红军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

  他在海军部专门设立一个统计处,由他的好友和科技顾问林德曼教授领导,网罗了大批专家,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关系全部战局的数据、图表、情报、解说和方案。他们从泰晤士河港口泥滩中搜寻到一枚磁性水雷,经过拆卸解密,找到了对付它的方法,使它从此不能再为击沉英国舰船大逞威风了。

  “我来唱主角?”叶飞兴奋地直搓手,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眼睛盯着地图,陷入沉思: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还是同时攻击,或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呢?

  这时,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蒋介石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认为红军已是插翅难逃。

  他赴各海军基地进行视察,指示给它们配备战斗机和高射炮,但全部配齐尚须待以时日。他吃惊地发现,连自己乘坐的“纳尔逊号”旗舰,竟也没有驱逐舰护航。英国是个粮食和不少资源均需仰仗海外的国家,为了支持日后大规模战争和维持全国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他迅速组织了强大的护航队。

  “不久前因我军攻击泾口未克,所以,目前径口敌伪防备很严。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我看不能先攻泾口。”陈丕显分析道。

  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称为“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害差异,无论各军队

  他获悉德国在大西洋中有两艘袖珍战舰非常活跃,便组织搜索队追踪,重创其中一艘,使其被迫自沉,舰长自杀。

  “如果同时攻击车桥、泾口,一旦不得手,便会陷入被动,况且车桥地处敌人中心,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不太好打。”叶飞进一步分析道。

  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本着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他还提出在莱茵河上投下漂浮水雷,在挪威海岸线布下水雷,以阻止德国潜艇将瑞典铁矿砂经由挪威的纳维克港运往德国的计划,可惜未被内阁批准,他感到行动备受限制。

  “敌人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就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就像奇袭官陡门一样,必能收到出奇制胜之效。”粟裕主张先打车桥。

  蒋介石把“安内”放在“攘外”之前,专意剿共,无心抗日。

  张伯伦对德宣战后,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宣而不战,袖手旁观,不去援助波兰,实际上是慕尼黑政策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有人称它为“奇怪的战争”、“晦暗不明的战争”。直到1940年4月,德军以闪电战在4小时内占领丹麦和挪威首都奥斯陆,英国才派出军队在挪威同德军交战。由于英军无滑雪部队,无冬季作战装备,对挪威地形无作战经验,再加上张伯伦越俎代庖瞎指挥,致令成千上万的英军死在雪地里,最后只得撤离。

  “叶飞,别忘了,车桥外围有十几个坚固据点,来援方向较多。”陈丕显提醒叶飞。

  保安团对付不了浙西南的红军,蒋介石决定调其主力部队来“围剿”。

  挪威的失利在英国引起了“深刻的骚动”。在5月7日进行的下院辩论中,保守党、工党、自由党神情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纷纷质问和批评张伯伦。著名的保守党议员利奥波德·艾默里,引用克伦威尔向议会说过的话指斥无能的政府应当辞职:“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主要来援方向可能是淮安,我打算采取攻坚与打援并举的方针,不惜牺牲,坚决攻占车桥。”叶飞已有了明确的思路。

  他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这个指挥部最初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红军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至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的共产党武装力量。7 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蒋介石必欲消灭浙西南的红军。

  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

  “叶飞,回去早做准备吧!”粟裕叮嘱着。

  卫立煌和罗卓英认为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只不过是红军的残余,只需“清剿”而不必“围剿”。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叫“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在罗卓英的手下,有六十三个正规团。其中一大部分用来对付粟裕和刘英领导的红军。

  议会大厅里响彻一片欢呼声。

  “是!”叶飞转身走了。

  罗卓英是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员充实,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发展为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罗卓英手下的师、团长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著名人物。

  张伯伦还想赖着不走。他表明愿意改组内阁,成立他领导的联合政府。

  3 月4 日夜,月明如昼,担任车桥攻坚战的三旅七团出发了。一路上沟渠河道闪着点点银光,村庄里的狗汪汪乱叫。部队几路进军,快步如飞,在离车桥还有半里路的地方,停了下来。叶飞命令队伍展开冲锋队形,向围墙接近,不准打枪打炮。战士们静悄悄地横过云梯,爬过了外壕,随即又把云梯搭到围墙上,很快突击队便蹿了上去。二梯队也紧随其后冲了上去。寂静的夜空升起了几道红红绿绿的”流星”——这是部队进攻的信号!进入围墙的突击队把寨门打开,于是大队新四军就像决堤的洪水涌进镇内。战士们冲着,喊着,奔跑过街道,打进了伪军的驻地,伪军这才惊醒过来:“新,新四军!..哪,哪里来的啊?”

  罗卓英的部队于8 月间开进浙江。他的“围剿”部署是: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五个团在西南,部子举“剿共军”的四个团在西北。

  但是工党表示不接受他的领导,提出不信任的动议。自由党和保守党中反张伯伦集团的领导人,敦促工党领袖艾德礼提议进行表决,连自由党的元老、77岁的劳合·乔治也被请来出席。表决结果,政府的支持票由原来的200票以上一下子跌到81票。

  新四军突进围墙后,攻打碉堡之战就在镇内四面八方展开。敌伪军缩进大大小小的碉堡里负隅顽抗固守待援。这时狂风大作,黄沙蔽天,火舌从碉堡枪眼里吐出来,飞弹如雨,夹在狂风里“嗖嗖”地叫着。七团战士勇猛冲击,各个击破,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镇内所有的碉堡都被打开了,车桥终于拿了下来。

  罗卓英还布置了大批机动部队,合计共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加上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用来“围剿”千余人的红军挺进师。

  张伯伦众叛亲离,只好让位。起初他想让哈利法克斯继任,但各党政要都认为只有丘吉尔具有担负战时首相重任所必需的意志和活力。舆论认为,丘吉尔无论遭到什么挫折和失败,始终是一个强者,他善于鼓舞民众并且毫不妥协地抵抗德国的入侵。哈利法克斯借口他身为贵族担任首相有所不便而推辞,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自己没有军事指挥能力,即使当了首相也会成为名誉首相,指挥战争的终将是丘吉尔。向来滔滔不绝的丘吉尔这时已是众望所归,却在被征询是否同意哈利法克斯任首相时缄默不语,以此表示他当仁不让地希望得到这个渴求已久的职位。

  在车桥激烈战斗的同时,阻击打援的战斗更为激烈。

  粟裕没有想到蒋介石拿这么大的力量来对付浙西南的红军游击队。他认为浙西南红军所直接面对的可能是宣铁吾指挥的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

  5月10日清晨,德军进攻荷兰和法国,几分钟后又进攻比利时,当天,小国卢森堡不战而亡。西线德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把企图推迟辞职的张伯伦赶下了台,半年后他就绝望而死。

  3 月5 日,淮安、淮阴等大据点的敌人得知新四军围攻车桥的消息后, 急忙赶来增援。由五百多日军和数百伪军组成的增援部队,乘着汽车,拖着大炮,分两批滚滚而来。

  8 月初,粟裕指挥部队向国民党的保安武装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

  下午6时,乔治六世宣召丘吉尔去白金汉宫,授权他组织政府。和工党领导人紧急磋商后,当天午夜他就将战时新内阁名单呈报国王。五名阁员大臣是:丘吉尔,首相兼国防大臣;保守党下院领袖张伯伦,枢密院院长;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以上三人均为保守党);工党领袖艾德礼,掌玺大臣,后为副首相;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不管部大臣。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任空军大臣,他和财政大臣可出席战时内阁讨论重大政治问题的会议,保守党艾登任陆军大臣,工党亚历山大任海军大臣。新一届政府是平衡各党实力,广泛团结对敌的政府,主要责任落在五名内阁大臣身上。丘吉尔说:“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余的人要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他对张伯伦等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体现了他5月7日在下院演说所弘扬的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精神:“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入战争中来,把所有的健壮马匹都套上轭具。”
① 伦敦塔山是英国中世纪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下午四点左右,战斗打响了。

  这次“示威”给了敌人保安团队以有力的打击,但也过早地暴露并消耗了浙西南红军的力量。

  后来,丘吉尔在回忆临危受命主持国政这天的心情时写道:

  两批日军先后攻人韩庄,向七团三营阵地接连猛扑,三营指战员毫不畏惧,愈战愈勇,无数次地把敌人打下去。七时三十分,阻击阵地上,炮声不绝,枪声密集,呐喊声,拼刺声连成一片。稍停,一片大火漫延,浓烟滚滚,烧红了半个天空。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和火力突破了阵地。

  面对如此众寡悬殊的情势,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关系重大。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的多事之秋,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情况十分紧急。叶飞向粟裕请示。

  粟裕想起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反第一、二、三次“围剿”和朱德、周恩来指挥反第四次“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粟裕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靠游击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这里情况又有别于当年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朱毛会师形成红军主力。在战争中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因为中央苏区有相当力量的主力。而浙西南的红军则不具备主力优势。这是一支游击队,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在正常情况下,一次至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

  丘吉尔在同保守党的摩擦和斗争中度过了漫长岁月。他和不少保守党人互相接受都有些困难,但是他懂得“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让那些心怀宿怨的保守党人暂时对他冷寂相迎吧。

  粟裕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向韩庄之敌发起总攻,从侧翼打击向三营攻击之敌,并将其切断在韩庄附近予以“围歼”,同时以一营向芦家滩方向相继出击:以一个排配备侦察员向淮安方向警戒;以防敌人继续来援。

  于是,他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坚持在原地牵制敌人,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自由党的劳合·乔治热烈地祝贺老同事、新首相丘吉尔,赞扬他有“闪烁的智慧,无畏的勇气,对战争的深刻研究,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

  命令下达后,二营四、五、六连及特务营一、二连即分头向韩庄之敌攻击。韩庄白刃战开始了。

  9 月下旬,粟裕率部从根据地中心区南下,在敌人两个师的结合部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边境。

  最初对丘吉尔上台表示热烈欢迎的主要是工党,民意测验也表明他的主要支持者是收入较低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工党中某些积极能干的人,甚至还有劳合·乔治,要求肃清新政府中那些卖力地贯彻过绥靖政策的人,丘吉尔认为这样做有害团结和稳定,他对此进行抵制:“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5月11日清晨,他就给张伯伦写信:“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张伯伦仍住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丘吉尔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这就避免了麻烦和干扰,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拼图似地把三个政党60多位大臣的方案赶紧搞出来。

  敌人很狡猾,在向三营猛烈攻击时,却害怕新四军攻其侧背,将用于照明的柴草围成一圈,信号弹不断升起,并以此同前后攻击队伍联络,掷弹筒、机枪不时漫无目的地轰击着,扫射着。

  罗卓英非常狡猾,他查明红军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闽浙边境后,并没有派数万大军追赶不足千人的游击队,而只派出大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游击队,几十个团的主力仍旧死死围困住红军的游击根据地。

  5月13日,下院召开特别会议,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会上,丘吉尔发表了一篇金声玉振、激动人心的讲话:

  六连部队悄悄地向前运动,越过了开阔地。这时,只见火光一闪,轰隆隆响起一片手榴弹爆炸声,烟雾起伏,火光里隐约可见部队扑向庄内。接着,庄内日军用掷弹筒不断发射炮弹,响如雷鸣,轻重机枪声响成一片,霎时间,六连指战员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

  从9 月中旬开始,罗卓英血洗浙西南红军游击根据地,直到次年6 月“两广事变”爆发。

  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和辛劳,眼泪和汗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

  紧张的几分钟过去,六连在兄弟部队同时配合下,调整部署,首先在韩庄西北突破敌军阵地。接着,四连从韩庄北,特务营一连从韩庄西分别攻人韩庄。最后,五连也自东面突破,韩庄之敌就被截成四段。

  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福建省寿宁县与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闽东特委会合,遂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组织部长,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长,陆大英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精力,竭尽全力地在海洋、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十一时左右,韩庄已听不到枪声。庄里庄外燃起一片大火,弹尽的敌人挥着指挥刀和刺刀沿街奔逃,战士们则四处追逐,高喊着:“站住!”“缴枪不杀!”刺刀、枪柄的撞击声与呐喊声混成一片,不绝于耳。

  粟裕与叶飞汇合之际,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已到了陕北苏区的吴起镇。

  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正当韩庄的白刃战进行之际,草荡东侧出现了一簇簇火光。有一股敌人,狗急跳墙,竟涉过十分寒冷、飘浮着薄冰的草荡,向东窜去!

  粟裕的主力部队虽已跳出敌人的合围,但国民党用来追堵的五个团虽不及国民党投入“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却已相当于挺进师主力的十倍。加之处在国民党腹心地区,有国民党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与国民党正规军配合,挺进师的处境仍十分艰难。

  当他说到“胜利”时,掌心向外屈肘将右手举在右耳侧前方,叉开食指和中指,摆出英语“胜利”这个词第一个字母“V”的形状。从此以后,“V”形手势就成为他演说时惯用的体态语。

  一、三、四营便与聚集在草荡边上的敌人展开了激战,把敌人截成了三段,敌人大部就歼。

  面对这种局势,粟裕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他命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的括苍山一带发展,其余的主力部队集中力量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讲话结束,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议员一致投新政府的信任票。

  7 日,战役胜利结束。

  浙南一带,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粟裕认为浙南比浙西南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1924年这里就有党的活动, 1929 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在这一带的武装斗争给这里的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平阳、福鼎之间尚有党组织活动,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

  6. 彪炳史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车桥战役共摧毁日伪军碉堡五十座,歼灭日军三泽大佐以下四百六十多名。其中,生俘日军二十四名,歼灭伪军五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粟裕率部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县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之间,据此向东南和东北发展,直至东海之滨。

  “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

  与此同时,日军出动飞机七架,窜到车桥以西地区轰炸、扫射,掩护其残部撤回两淮。新四军则乘胜前进,相继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尖,张家桥、蛤拖沟等日伪军据点十二处。

  局面打开后,由刘英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并打击敌人,掩护并保护省委在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首当其冲的,是已过65岁退休之年,新接任的老首相丘吉尔。

  淮安、宝座以东纵横百余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苏中、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随即连城一片。

  从1935 年9 月到1936 年6 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一度丧失,但沥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争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罗卓英的三四十个团的“围剿”,未能奈何粟裕的这支千把人的队伍。

  5月10日,希特勒调集136个师(包括拥有3000辆坦克的10个装甲师)和几千架飞机,像潮水般汹涌地奔袭西欧。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的伞兵部队从天而降,荷兰抵挡不住,4天后就全境沦陷。德军转攻比利时,比利时苦战18天后投降。小国像火柴杆一般折断了,号称帝国主义强国的法国也不堪一击。它自恃法德边境全长750余公里的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可以高枕无忧。哪知德军绕开防线,采用闪电战术,用坦克部队作前锋,从比利时南部进攻,突破法国要塞色当后挥师南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个月内就占领了法国北部半壁江山。6月14日,德军未发一弹占领了未设防的巴黎。

  车桥大捷,振奋人心。

  由于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被敌人打坏,从此粟裕他们便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召开遵义会议,清算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浙南的党组织无从知晓。

  6月22日,法国同德国签订停战条约,卖国贼贝当在南部地区建立维希傀儡政权,年轻的夏尔·戴高乐将军飞来伦敦,组织自由法国抵抗运动。

  部队将俘获的日军官兵押送到指挥所。粟裕为瓦解日军,亲自接见。一师敌工部长陈起寰向日俘们介绍说:“这位就是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粟裕将军!”日俘们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位中等个子、文质彬彬的军人,竟是他们心目中十分敬畏的“天神”——粟裕!

  在革命转入低潮之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其认识并不十分明确。

  在这紧急时期,丘吉尔一个月内五次飞往法国,希望能千方百计地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的杀伤,同时为灾难临头猝不及防的英国争取训练军队、生产武器和动员民众抗战的宝贵时间。他应法国政府的要求,从英国35个战斗机中队中慷慨地派出10个中队支援法国。但是当时统治法国的那帮人,如果不是妥协投降派,便是极端无能之辈,他们向来只搞消极防御,现在被马奇诺防线的突破吓破了胆,失败主义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只顾逃命,无心抗战,丘吉尔终于未能挽回颓局。他有一次去图尔会谈时,法方竟没有一个人来迎接,连找饭馆吃顿午餐都有困难。停在马赛附近机场的英国轰炸机,准备去轰炸已经参战的意大利的都灵和米兰,但法国政府为了避免同墨索里尼交战,竟用很多汽车和农村大车堵塞机场跑道令飞机无法起飞。被英法空军击落的400名德国飞行员,也被法国释放,不久就参加了对英国的空袭。丘吉尔要求法国舰队驶入英国本土和海外属地的港口,防止落入德国之手,这一愿望也只是部分地实现。

  一个个不由得肃然起敬,全体立正,脱帽向粟裕鞠躬!

  挺进师成立之初,粟裕和他的战友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进入浙西南,建立游击根据地,在浙江省立脚生根。前四个月的斗争进展比较顺利。

  德军5月14日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色当以后,主力迅速向西向北推进。

  一个日本军曹,低着头,凄楚地说:“我们日本快完蛋了!‘天皇’发动战争,弄得国内民穷财尽,我们在中国到处挨打,士兵厌战,..唉,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啊!..”这是一个聪明的日本人,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惨败死亡的阴影。他们的末日就要到来。

  后来,比游击红军强大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血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遭受严重摧残。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下,粟裕回顾浙西南的游击战争历程,产生了一些想法。

  40万英法联军溃不成军,在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楔形攻势的进逼下,慌张狼狈地向英法之间的海岸撤退。20日,一支德军进抵松姆河口的海岸城市阿布维尔,英法联军退缩到海边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背后是血盆大口的追兵,全军覆灭的危险就在旦夕之间。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表扬粟裕将军的指挥才能。

  在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

  丘吉尔见情势危急,马上命令海军调集船只,准备接运英国远征军和法军渡海,并要求非战斗人员立即乘船返回英国。

  此时此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考虑,下一步将赋予粟裕将军什么样的使命呢?

  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做法,对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打开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坚持长期斗争的角度看,打土豪分田地的打击面大了一些,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社会阶层。况且浙西南红色政权的中心区离铁路不过几十里,这样一个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小小的公开的红色政权,目标突出,力量弱小,经不起敌人的反复打击。鉴于上述分析和思考,粟裕设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弧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以增强红军游击队对敌斗争的力量。

  到5月24日,北面的比利时前线已接近崩溃,南线德军沿海岸推进到布伦,包围了加来,距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很快就要锁住海岸边狭窄的袋口,对英法联军围而歼之。就在这天,希特勒发出了停止前进的奇怪命令,到26日夜间才取消。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和英国的海军、空军,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意外的宝贵喘息机会,一面加强防务,以三师兵力在重炮配合下积极抵御,一边开始悄悄地飞毛腿一般逃向海中,几天之内从暴露在德军鼻尖下面的沙滩上以惊人的速度撤退了338226人。

  当粟裕把上述想法同刘英商讨时,刘英认为粟裕的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因而甚为反感。

  这就是丘吉尔部署的“发电机计划”——震惊全世界的海上突围奇迹,彪炳史册的敦刻尔克胜利大撤退。虽然丢盔弃甲,一切重武器装备损失无遗,每人只带回一支步枪,但是保存了最为宝贵的有生力量。

  刘、粟两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

  从5月26日晚上差3分7点开始,“发电机计划”在退休的海军上将贝特兰·雷姆具体组织下,紧张神速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

  中共闽浙临时省委是在失去了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由浙南和闽东两个游击区的党的负责人,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协商一致成立的。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双方都不知道遵义会议的精神,“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互相错抓了人,错杀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双方都有气,发生了一些误会,以致产生了矛盾。

  敦刻尔克这个小小港口的码头已被炸毁,所有设备荡然无存。英法联军只好聚集在多佛尔海峡的沙滩上,先搭乘小船离岸,到水深处再换大船驶往英国,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集中到了敦刻尔克海岸附近,从驱逐舰、巡洋舰、运输舰到渔船和货船,从汽艇、摩托艇、游艇到小帆船和舢板,大小舰船日日夜夜穿梭般地奔驶在多佛尔海峡两岸之间,呈现出一幅有史以来未见的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蔚为壮观的图画。对海洋和岛国居民素质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及其将领们,做梦也想不到熟悉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在面临绝境时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观。

  临时省委应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但作为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刘英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留叶飞在省委工作,藉以把叶飞调离闽东。

  由于前方是纵横交错的河渠和大片湿地,坦克部队行动不便,德军主要用飞机和大炮进攻逃向海边的敌人。他们起初根本瞧不起那些小得可怜的船只的作用,洋洋得意地做着英军“正走向毁灭”的美梦。直到5月30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发现,大批英军正从他们眼皮底下成功地逃到英国去了,就下令加强空军的狂轰滥炸。数以万计的英法官兵,不顾炮火的猛烈袭击,秩序井然地在沙滩上等待援救。英军防线顶住德军日益增加的压力,始终岿然不动。众多舰船撤走的军人人数逐日上升,由27日的7669人进展到31日的68000人,大大地超过了预料。

  粟裕不赞成刘英的意见,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也不符合组建临时省委的初衷。

  狂轰滥炸炸不垮这条钢铁运兵线。一些舰船被炸沉了,更多的商船、民船、私船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总计出动非军用舰船861艘。在这几天里,丘吉尔发现海军部地图室主任皮姆上校等几个经常见面的人不辞而别,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他们也驾驶一艘荷兰小船,四天内运送了800人。德国的轰炸机奈何不了英国的“蚊式”舰队,它对集结在海滩上的大量军队所造成的伤亡也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细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住散不开。

  粟裕认为刘英给闽东游击师派的政委人选不当,可能对双方团结起不好的作用。

  英国新式战斗机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质量上却居于优势,它们在海峡上空大逞威风,往往一个中队或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就要打下德军几十架战斗机和笨重的轰炸机。战斗最激烈时,连英国“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战斗机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勇猛顽强的英国空军击落德国飞机数万架之多。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向希特勒许下歼灭英国远征军的诺言,完全落空了。

  刘英未能采纳粟裕的意见。

  刚晋升为少将的蒙哥马利指挥第三师在鲁贝突围后,他命令全师600辆军车都在后栏板下装个微弱的小灯,靠着这一点微弱灯光的指引,顺利完成夜间转移,于29日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侧阵地。次日一早,上司前来通知,他升任第二军军长。30日,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召集担任继后任务的两个军长商议,决定蒙哥马利的第二军先撤回英国,巴克的第一军最后撤退,不得已时巴克可自作决定向敌投降。会后蒙哥马利单独找戈特建议:要避免向敌投降,指挥官应有镇静而清醒的头脑,巴克并非适宜人选,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亚历山大更为合适。戈特于是调巴克回国,由亚历山大接管第一军。

  临时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经常分开活动,刘英实际主持临时省委的工作,他常常以省委的名义把个人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

  蒙哥马利率部于31日晚上到达海滩时,那里的临时码头已经塌陷,只好连夜徒步赶往敦刻尔克,于黎明前登上驱逐舰回国,慌乱中连自己的钢盔也失落了。

  闽东方面对刘英的做法有疑虑和反感。

  亚历山大在6月3日指挥最后一批英军登船。4日“发电机计划”结束,22万多英军全部撤出,大大超过原来指望撤出的45000人,另有11万多法军等盟军也撤往英国,只有少数法国后卫部队无法脱身。

  粟裕感到为难。他虽从中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

  在援救敦刻尔克的九天九夜中,丘吉尔昼夜不眠,全神贯注,亲自指挥。

  1936 年2 月间,转战于闽浙边境的粟裕遇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他写了一封信托这位政治部主任转交给闽北军分区负责人黄道。黄道在党内是有威望的老同志。在闽北、闽东、浙南三个游击区党的负责人中,黄道的资格最老,威望也较高。粟裕希望由黄道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配合问题。

  他向政府官员发布通令:“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大臣和官员不负所望,宁愿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战时内阁表现了坚强的团结,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出船出力,团结在内阁周围,奋勇抗敌。丘吉尔说:“在这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到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表述他们的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刘英此前也给黄道写信联系过,当他得知粟裕给黄道写信的事后,刘英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胜利同时也是失败。英国陆军被赶下欧洲大陆。2300门大炮、4万辆坦克、12万辆车辆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奉送给了德军。东欧、北欧、西欧一些国家降的降,垮的垮,英国面对德意法西斯,成了被解除大部分武装的孤军。

  1936 年3 月间,刘英写信给叶飞,说临时省委已于2 月2 日决定叶飞兼组织部长,要叶飞到省委工作。当时粟裕是省委组织部长。粟裕认为,刘英当时既想把叶飞调离闽东,又想撤掉粟裕的组织部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自从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公爵率领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并入主英国以来,英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外敌入侵的危险局势,如今法西斯德寇却在海峡对岸跃马扬鞭,正待跨海北征,德国轰炸机几分钟就可以飞过海峡投下炸弹……。

  罗卓英经过几个月的“围剿”之后,把主力部队从浙西南红军游击区集结于城市和交通干线。

  就在突围撤退成功的6月4日当天,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提醒议员们说:“我们必须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他用小孩哭诉般的语调,向秘书口述了这篇著名演说的结束语,而演说时又用掷地作金石声的铿锵语调,传达出这段显示他的决心的名言:

  刘英判断敌人的“围剿”已经结束,他要求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回到浙西南地区去恢复工作。

  “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即使我们本土各岛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这是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的——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仍要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能耐,前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粟裕认为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断定敌人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游击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丘吉尔曾建议英法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宪法、议会、政府和军队,其本意是迫使法国依靠自己的海军和北非等处殖民地坚持同德国作战。法国政府一心向强敌妥协,丘吉尔的建议毫无结果。

  针对这种分歧,刘英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恢复工作的决定,并派许信馄任挺进师政委会书记。

  巴黎沦陷之后,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

  挺进师主力进到浙西南地区的外围,了解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已经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斗争。国民党的堡垒林立,罗卓英的主力部队虽已集结,但国民党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仍在继续“清剿”,敌情仍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也认为,挺进师主力如钻到敌人的包围圈里,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7. 约翰牛谈笑从容抗轰炸

  许信馄坚持要执行刘英的决定。

  从丘吉尔登台拜相到不列颠空战爆发这两个月,丘吉尔的国务活动堪称纷繁紧张,日理万机。他像一部包含许多转轮的复杂大机器,高效率、超负荷地飞速运转着。他全力以赴做的三件大事是建立和调整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煞费苦心而终遭挫折地敦促法国坚持抗战,卓有成效地实现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此前后和间隙,他还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为扭转危局、坚持抗战、准备条件、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粟裕却当机立断,率部队在浙西南地区进行了几次奇袭,随即转到外围去打游击。

  丘吉尔是陆军军官出身,又研究过马尔巴罗时代至20世纪欧陆重大战役。他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两次当过海军大臣,但此刻他却特别着重空军这个新军种,称它为“现代战争中的骑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表明,空军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冉冉上升。他克服重重阻力,把空军部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专门建立一个飞机生产部,任命他的朋友、报业大王比弗布鲁克为该部大臣。此人巧妙地将自己定位在精力充沛的天才和残酷无情的工头之间的平衡点上。他指导部下从被击毁和损坏了的飞机上拆下有用的零部件进行装配,几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之内,两三架破烂的飞机就变成一架新的喷火式飞机。他把飞机制造厂分成一些小单位,分散到全国各地,敌机无论怎样集中轰炸,都不能破坏英国飞机制造工业的生产能力。他鼓励职工不理睬不断发出的空袭警报而继续劳动。他甚至常常延长职工工时和取消他们的假日,而又给予他们慷慨的回报。有一次还给连续加班工作几个月的一个文官送了一串项链,留条上写道:“此项链原是我妻子的。”他的工作成绩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当军需大臣的丘吉尔。很快,英国生产的飞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产量也比德国多1/3。第二年,每月产量不少于1000架,而且还设计和生产了自动轰炸瞄准器、低空无线电定向装置和空中截击机。

  这件事加深了刘、粟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一部分同志中传扬开来。

  大撤退中扔弃了大量的军火,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弹药,坦克不到200辆,野炮不足500门。丘吉尔有一次视察多佛尔海滩,某旅守卫着长达四五英里的危险极大的海岸线,却只有三门反坦克炮,每门炮只有六发炮弹。旅长请示是否可以让士兵射击一发炮弹以资练习,并了解其效果如何。丘吉尔答复说,我们供应不起演习炮弹,只有敌人坦克进入最近射程的最后一刻才可以开炮。它要求军需大臣莫里森火速生产反坦克炮和各种常规武器。

  1936 年秋,刘英以省委名义给活动在闽浙边境的粟裕迭去一封信,要求粟裕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刘英还派来一支武装部队监督执行。

  罗斯福赞扬丘吉尔有丰富的想象力。他说丘吉尔总是有不少“出色的想法,他一天能提出上百个主意,其中可能有四个是有价值的”。早在 1917年,丘吉尔就设计过一种艇首装有铁丝网破坏器的坦克登陆艇。只需使用吊桥或使艇首倾斜,坦克就可以凭自己的动力登陆,而又无需借助炮兵就能破坏铁丝网。丘吉尔决定大批生产这种坦克登陆艇,以备跨越英吉利海峡和在地中海作战中使用。他又指示设计适宜于远洋航行的坦克登陆舰,以便运送大量坦克和车辆并将它们卸在海滩上。最后建成1000多艘这类舰艇,在1945年诺曼底登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丘吉尔的独出心裁有时未免显得古怪轻率,但由于他本人的工作富于独创性,他也就特别支持军事科学技术研究,鼓励发明新式武器。为了使任何一个新颖的想法或新的发明不受机关办事程序的束缚而能迅速付诸实践或投入使用,他以国防大臣的身分亲自领导杰弗里少校建立的实验厂。当时年轻的杰弗里正在研究一种可以从窗口投掷、粘在坦克上爆炸的炸弹,丘吉尔建议他再研究可以用于反坦克枪或普通来复枪发射的投射弹。他指示国防部逐日催办此事,每三天向他报告一次。他希望坦克专家霍巴特充分发挥其才能,当参谋总长批评霍巴特性情古怪时,他为之辩护说:“你不能指望天才具有一种常规的作风。”

  粟裕十分震惊。但他还是执行了刘英的命令,把叶飞扣押起来。

  为了防备敌人入侵,丘吉尔带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到东部和南部沿海敌人可能登陆的每个地方、每个防御工事、每支守卫部队逐一视察。

  在把叶飞押送省委的路上,遇敌人袭击,叶飞乘机脱身。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尚未尽除,党内仍存在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做法来处理党内矛盾,造成矛盾激化。叶飞如被押送到省委,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了加紧组建和整编正规军外,丘吉尔号召全民皆兵,保家卫国。全国很快就组建起150万地方防卫义勇军,丘吉尔称之为国民自卫军。当时英国的男男女女都在工厂里的车床和机器旁边辛勤劳动,加班加点,能手持武器保卫近千年来未遭侵略的祖国,他们觉得是无上的荣耀。有一次丘吉尔视察一个船坞,工人家属聚集在大门口热情地欢迎他,丘吉尔深受感动,高声问道:“我们消沉了没有?”妇女们大声回答说:“没有!”

  叶飞脱险回到闽东,闽东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丘吉尔领导的国防委员会,批准了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制定的防御计划,并立即着手实施。这个周密的防御计划主要是由三道防线构成歼灭入侵强盗的防御系统:外线在海滩修筑覆盖式战壕,由海防兵守卫,机动预备队增援和反击;中线是反坦克障碍线,由国民自卫军防守,保卫首都和工业中心不受侵犯;内线是进行大反攻的主要后备军。

  关于叶飞的逃脱,刘英始终认为是粟裕精心安排的,因为粟、叶两人的私交甚好。所以,粟裕一到达临时省委,刘英立即召开会议,说叶飞、黄道反对刘英,“分裂省委”,粟裕也参与了其事。

  丘吉尔通常在早上8点钟左右就开始工作,所有最重要的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往往开到深夜才结束。有时带着女秘书走进电报机房,一直工作到翌日凌晨两三点甚至五点钟。他告诉身边人员,除非德国法西斯侵入本土,否则不要在早上8点钟以前唤醒他。有人问他活到高龄的秘诀,他回答说:“如果有地方坐,我就决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下,我就决不坐着。”其实这也是他高龄战时担重任,忙而不乱,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的奥秘。担任首相以后,皇家医学院院长查尔斯·威尔逊(1943年经丘吉尔推荐被封为莫兰勋爵)成为专门照料他的医生,可是这位医生却无事可干,甚至丘吉尔在头两年出国时也不带他同行。接受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挑战,丘吉尔似乎越干越带劲了。

  黄道本不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叶飞和闽东党组织已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所以刘英只能“声讨”而已。

  为前任首相当秘书、现在又为丘吉尔服务的约翰·科尔维尔,记述丘吉尔上任以来的观感时说:“在两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过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树立起一种紧迫感,人们实际看到,受到尊重的公务人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任何延误都不能得到宽容;电话交换台的工作效率成倍地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在不间断地举行;取消了定点办公时间,周末休假也被取消了。”

  倒是粟裕将直接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斗争。

  丘吉尔以自己的示范和榜样,加上严格的要求,迅速改变了首脑机关公职人员的精神面貌,带出了昂扬奋发的新作风,以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这种宝贵的作风和氛围,保证英国经受住了不列颠空战的严酷考验。正如丘吉尔所说:“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我能发扬它是一种光荣,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在战前的岁月里,曾陷入极端和平主义而又缺乏远见,他们沉迷于政党政治的角逐;他们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现在他们面对一项事务:要同时清算他们过去的善良心意和疏忽的安排了。”

  刘英对粟裕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粟裕监视起来,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7月16日,希特勒发出指示,准备实行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在诱和试探失败后,8月15日“海狮计划”正式启动,打算先用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取得制空权,9月中旬,德国海军送陆军登陆作战,10月初就可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不列颠之战”拉开序幕,从8月24日到9月6日,德国每天派出1000多架战斗机掩护60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伦敦。德机还不分昼夜地轰炸英国的港口和海上运输线、海军基地、雷达站和飞机场。英国飞机也一批又一批升空迎战。双方损失都很严重,德国飞机不如英国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先进,又受到英国高射炮的射击,损失几乎为英国的两倍。9月中旬,制空权仍未夺得,希特勒不得不无限期推迟渡海登陆作战的“海狮计划”。闪电战变成了消耗战,德国飞机对英国各地进行大规模轰炸,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5月。

  在斗争粟裕的会议上,刘英把粟裕转战闽浙边境,给黄道写信、叶飞中途脱身,都说成是参与“分裂省委”的活动。把粟裕与自己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粟裕进入浙江之初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

  9月初,伦敦港船坞被炸,丘吉尔迅速赶到现场,目睹了伤亡的悲惨场面和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热情。伊斯梅将军记述道:“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丘吉尔昵称),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 ‘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 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当时,浙南的党和红军已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得不好,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摧残。在这种情况下,浙南内部又出现如此

  有的港口岸边放置假军舰迷惑敌人,造得惟妙惟肖,企图诱引德军进行浪费的轰炸。丘吉尔仔细观看并细心寻思后说:“这军舰四周没有海鸥,应该撒点食物,让海鸥飞舞在它的周围,这样德寇就难识破了。”初期的雷达只能在敌机飞近国土上空时发警报,飞临上空以后就无法报告了。政府组织5万多群众手持望远镜和步话机,从各个角落进行对空监视。

  严重的危机。

  9月7日起,德国空军开始改为夜袭伦敦。丘吉尔不肯钻地下室,常常爬到屋顶或站在阳台上观看空战。有次附近落下几颗重型炸弹,他的朋友和卫兵慌忙把他拉到坚固的石柱后边。白厅一带的政府建筑物,如农业部、财政部和国防部都一再挨炸,有的燃起大火,有的倒塌。唐宁街首相府也难保安全,于是将首相办公室设在安娜克斯街的一幢称为斯托里门的特殊结构建筑物里,这个办公大楼地下20米处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战争期间丘吉尔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但是夜间空袭时他仍爱爬上圆顶阁楼了解情况,对劝他钻地下室的卫兵发脾气训斥。一次,他又不顾旁人阻止爬上屋顶,他的朋友只好轻声嗔怪地说:“就因为你坐在烟囱上面,难怪下面会烟雾满室。”周末,他一般在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度过。若逢月圆之夜,距伦敦几十里的契克斯容易遭受空袭,他就应邀到保守党下院议员特里家中住一晚,特里家在稍远的牛津郡迪奇利。

  怎么办呢?

  9月中旬,德机在伦敦等地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给人造成时时提心吊胆的威胁。许多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投入挖掘和清除定时炸弹的危险工作。

  粟裕想,在如此极端严重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

  萨福克伯爵及其女秘书和年纪较大的司机自称“三位一体”,哪里危险哪里去,英勇事迹传遍全国,直到挖除第35颗定时炸弹时,由于引信爆炸,三人壮烈牺牲。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粟裕决定相忍为党,相忍为革命,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样,对粟裕的斗争才告结束。

  10月15日月夜,480架德国飞机,除向伦敦投掷386吨烈性炸药炸弹外,还投掷了7万颗燃烧弹,全城一片火海。此前,政府敦促市民钻防空洞,到地下室去隐蔽起来,在丘吉尔的坚持下,还将伦敦地下铁道的某些地段作为防空袭的掩蔽部。此后,政府号召市民“上屋顶去”,丘吉尔指示国内安全大臣组织防火瞭望哨,开办消防人员训练班,有效地扑灭了许多火灾。不少燃烧弹刚刚投下,起火的势头就被扑灭在未燃之前。起初瞭望和消防都是募集志愿人员来干,可是由于需要的人数很多,后来就变成轮流担负的义务工作,不少人在这项业余工作中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敌机来袭成为家常便饭,汽笛一响,就立刻躲藏起来,但有时敌机只是从旁路过,或又飞了回去,这就造成工厂生产、机关工作的浪费和混乱。丘吉尔指令,对警报体制进行改革,将它分为两步,空军发出预备警报,不应中止日常工作,屋顶瞭望员发出紧急警报,才是敌机已飞临上空,需要马上隐蔽。

  从此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了。刘英主要坚持在浙南地区,粟裕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有一次空袭后,丘吉尔立即去察看废墟,看见被炸成一堆瓦砾的一家小饭店旁,店主夫妻双双掩面哭泣。他们今后将何以为生?丘吉尔被深深地触动了,回去后他马上同财政大臣商定,凡由敌人轰炸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一周后,内阁根据这一原则制定了战争保险方案,它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粟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存戒备之心,每当必须汇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11月14日,满月之夜,德国空军采取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大行动,派出近500架飞机向考文垂投下600吨炸弹和好几千颗燃烧弹,将市中心炸成一片废墟,炸死400多人,受重伤的更多。这是英国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此后,空袭的重点转向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设菲尔德、贝尔法斯特、普利茅斯、南安普敦、布里斯托尔等工业中心和港口,企图摧毁军火和民用生产。不过,由于吸取了考文垂的教训,加强了空防,损失较少,重要工厂的生产仍然在猛烈的轰炸中照常运转。

  1936 年6 月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和对日妥协的政策,联络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国”

  11月19日到22日,德军三次空袭,给伯明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2800多人的死伤。隔天,丘吉尔前往视察,一位女工向他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丘吉尔叫汽车停下来,女工说:“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您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丘吉尔认为这是人民对抗战政府的信任,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很高兴地亲吻了这位女工。

  旗号,进行反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抗日。

  12月29日,德军又一次滥炸伦敦,这是典型的纵火行为,目标对准金融区、商业区,破坏自来水管道、火车站和码头、熊熊大火在1500多处燃烧。

  6 月2 日,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通电全国,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敦促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

  1941年5月10日,伦敦又遭到空前未有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轰炸,连议会大厦下院大厅也全被炸毁。

  6 月4 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位国民党将领通电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许多英国市民要求报复,丘吉尔也认为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是赢得战争的道路。于是,一些空军将领陆续收到像罗马教皇的通谕一样开头的文件:

  6 月9 日,陈济棠出兵湖南。

  “声誉在等待着首先……的司令”。紧随而来的是,纳粹德国一些重要城市 遭到英国重型轰炸机具有极大破坏性和毁灭性的袭击,汉堡和德累斯顿成为一堆燃烧的倒塌建筑物,鲁尔地区出现一片废墟,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残存的房屋成为火海浓烟中的孤岛。

  7 月13 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西南问题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免去陈济棠各职。

  在不列颠空战的日子里,英国人民,尤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伦敦的600万市民,表现出热爱祖国、乐观镇定、临危不俱、誓死抵抗的大无畏精神。

  7 月14 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回师韶关,通电限陈济棠24 小时内离粤。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晚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英国损失500多架飞机,1000多名驾驶员伤亡1/4,每晚仅高射炮炮弹就消耗200万美元,城市之上一片照亮夜空的火光,地面到处是炸弹坑和瓦砾场,耳畔经常响起飞机的隆隆声、警报的呜呜声和弹片落在屋顶的清脆响亮声。祖先几十辈也没有在自己国土上进行过反侵略战争的人们,起初自然有些惊恐,但是很快就觉得,每天晚上都没有头天晚上那么害怕,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罗伯逊所说的,他们发现了恐怖效力递减性定律。

  7 月17 日,陈济棠的部将张达被蒋介石收买,转而反陈,陈济棠被迫离广州逃往香港。

  他们宁愿让伦敦毁灭,也不学法国人那样为了无耻地保住巴黎而不设防。

  两广事变,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和注意力。“中央军”从浙南调走,敌情逐渐缓和。针对当时情况粟裕及时调整了政策,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和刘英分工合作,协同战斗。刘英带领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粟裕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工作比较顺当。后来,刘英带的小部队组成突击队,粟裕带的部队组成牵制队。

  大街小巷贴着丘吉尔的名言:“让我们投身报国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突击队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本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工厂继续生产,商店照常营业,上班的人只有提前推后,决无迟到早退。

  牵制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发展新的游击区。

  雾伦敦的灯光仍旧明亮,街道下的阴沟依然畅通,公共汽车和地铁火车仍然按班行驶。公园里还是百花齐放,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里,榴弹卫兵团的军乐队不时地举行音乐会,演奏英勇不屈、顽强御侮的伦敦精神。

  在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粟裕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利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体。

  不同的只是,生活从来都没有这样紧张过,每个人除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外,还根据战争的需要,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别的岗位的志愿和义务的工作,报效神圣的英吉利。

  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几个基点连结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游击根据地。

  英国人绰号约翰牛,他们面临危险和痛苦时,仍可一面喝茶,一面谈笑。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粟裕吸取在浙西南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杭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在粟裕领导下,把原来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征收“抗日捐”。这样不至于激化矛盾。个别不交抗日捐的,红军就写信警告。警告之后仍旧不文者,则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

  有个星期五晚上,丘吉尔驱车去契克斯度周末,正当轰炸很猛烈时,他看到伦敦贫民区有一长串人在一个商店前面排队,他让停下车来,叫保镖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当得知是为买鸟食排队,丘吉尔不禁潸然泪下。但是德国鹰鹫被这头公牛咬到,就不容易脱身了。

  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当红军游击队通知他交500 元抗日捐时,他完全可以负担,但他拒不缴纳。

  约翰牛的典型是丘吉尔。当英国议会和首相官邸被炸时,丘吉尔照旧谈笑风生,脸不改色。他不管被德国法西斯打得多么沉重,也紧抱对方反抗到底。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对丘吉尔评得好:“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

  红军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罚款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

  丘吉尔指出,德国人想要摧毁英国空中力量和粉碎伦敦人斗志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地主听到这消息后,笑笑说:“想惩办我,量他们还没有这个本事!”

  8. 与罗斯福、斯大林携手反侵略

  红军游击队通过群众掌握了地主乡长的行踪。这一天,地主乡长出门了。

  丘吉尔因母亲是美国人而常自称“半个美国人”,他还高兴地接受了外祖父原籍美国辛辛那提同乡会会员资格。当一位议员有一次骂他是“美国佬的混血儿”时,他把这种侮辱当作一种恭维。担任首相以后,救亡图存的万斤重担压在丘吉尔的双肩,他自然会想到,能够给孤军苦战助一臂之力的,首先是美国。而最有条件争取美国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的,首先又是自己:

  红军侦察员在半路上把他抓了起来,向他交代政 策,要他限期交款。

  最近10年间,他多次访问过美国;他的著作和文章,在美国几乎同在英国一样受到欢迎;他多次发表演讲,热情描绘各英语民族加强合作的美好前景。

  地主乡长吓得要死,回到家赶快就把抗日捐和罚款如数交给红军游击队。以后,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红军真厉害呀!..”有了他的义务宣传,周围的地主再也不敢与红军游击队相对抗了。

  他决定利用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交情,主要通过大力加强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的联系来加强英美的友好合作。

  在敌我争夺比较频繁的边缘地区,红军建立的“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红军做事;另一种是把秘密共产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对于那些无恶不作的保、甲长,红军予以坚决严厉的惩办。这样就使大批保、甲长保持中立,真正把反动的孤立了起来。

  就任首相仅五天,丘吉尔就向罗斯福发出紧急求援的电报:“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随后便提出借四五十艘旧驱逐舰,采购几百架新式战斗机以及急需的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

  粟裕领导开辟的浙南游击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他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打到汤恩伯的老家武义,有时打到陈诚的老家青田,有时逼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这些地方不容易接近。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宁肯在大洋彼岸观战,坚守孤立主义的立场。军火交易自然愿做,但美国国会通过了“现购自运”法案,英国必须支付黄金或美元。数百万支步枪和子弹运到了英国,一个中队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编入英国空军作战。这就是面临总统竞选的罗斯福所能做到的,而这杯水车薪之助,就几乎耗尽了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美元。

  有一次,红军游击队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后,派了三个团来堵截。

  面对猖獗的德国潜水艇和轰炸机给英国舰船造成的巨大损失,英国迫切需要驱逐舰才能度过战争难关。8月,丘吉尔想出了一个办法,将英国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八处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使用99年,来换取美国供给英国50艘旧驱逐舰。这样做有丧权辱国之嫌,为了在政府和议会中获得通过,丘吉尔把这一笔交易提升到体现和保持“英语世界的永久的共同利益”的高度来评价,并认为这样做实际上已使美国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在推动美国参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罗斯福则竭力使美国国会相信,用陈旧的驱逐舰换取美国东海岸的安全保障,乃是很赚钱的生意。不久,这50艘旧驱逐舰就驶往英国,装上潜艇探测器,编入现役,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游击队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

  11月6日,罗斯福当选,连任美国总统。丘吉尔欣喜若狂,立即致电祝贺。12月8日,罗斯福在加勒比海游弋,巡视英国租给美国的基地时,收到丘吉尔发来的一封寻求财政援助的长信。信中说:“我国无力为运输费用和各种军需物资偿付现金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愿意尽力而为,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为我们购买的东西付款。可是如果在这场斗争达到高潮之际,大不列颠却须被迫变卖一切可以变换的资产,从而等到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之后,文明固然得到了拯救,美国固然赢得了时间得以充分武装来防止任何不测事件,然而我们却被剥得周身精光,赤条条地站着,那么,这种状况是不符合我们两国中任何一国的道义原则和经济利益的。这一点,我相信您会同意。”信中热切地寄予期望:“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由于红军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游击基点,打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进入游击基点。游击基点的群众基础好,封锁消息严,住下来休整三五天没有问题。然后,待侦察好敌情,作好了新的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

  罗斯福被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他独自一人坐在军舰上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阅读这封信,经过两天两夜的绞尽脑汁思考,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后来,美国财政部总顾问从1892年的一份法规中发现一项规定:陆军部长“在他职权范围之内,出于维护公众利益”,可以租借陆军财产。罗斯福一下子就从中找到了“租借”这个概念的法律依据,他马上用这片金钥匙去开启棘手难题之门,说服国会和人民。

  到1936 年11 月,粟裕领导下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多公里。在这一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

  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以邻居失火为例说明道理:“在救火以前,我是否要对他说,‘我这条水龙带值15美元,你得付我15美元才能使用’。不能这样做!我只能在灭火之后,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同时他又着重指出:“无可置疑,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保卫美国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在于英国能保卫其自身。”他说,他准备把“糊涂的、愚蠢的、古老的美元符号”撇在一边。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粟裕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绅士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

  英国宣传机构将德机狂轰滥炸造成的破坏景象,如古老的考文垂大教堂被炸成断垣残壁的照片,以及英国人民以身殉国、奋勇抗敌的事迹,广泛地向国外传播。这时美国已掀起一股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浪潮。12月29日,伦敦又一次受到大规模轰炸。次日,罗斯福趁热打铁,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说:“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所有的人都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艇……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到1936 年底,粟裕领导的挺进师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多个县,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首次拨款即达70亿美元。

  粟裕在浙南领导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茶的时候,蒋介石却因为大逆不道而被张学良困在西安。

  美国通过借给或出租向英国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战略物资,“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账目也没有” (丘吉尔语), 等于是赠送,惟一的补偿是要英国免税接受美国出口商品。后来租借法案惠及的对象,扩大到苏联、中国、希腊等反法西斯盟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项拨款总计超过600亿美元,丘吉尔、斯大林都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

  12 月4 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亲自督战,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把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北“剿共”。

  1941年新年刚过,罗斯福就派他的密友和顾问、前商务部长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私人特使访英,了解和磋商同租借武器有关的情况和事项。第一次会晤在地下小餐厅进行了三个小时。胖乎乎的丘吉尔面带笑容,脸色红润,眼睛明亮,伸出饱满而有信心的手,以动情的腔调欢迎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告诉丘吉尔:“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要共同打赢这场战争。”他在英国的最初两周,有12个晚上同丘吉尔在一起度过。他去契克斯参加丘吉尔的周末宴会,发现屋内除洗澡间外没有取暖设备,丘吉尔不得不穿上他砌砖连衫裤工作服改制的衣服来保暖。他向罗斯福写信汇报:“丘吉尔是一切意义上的政府,他决定大的战略,而且常常连细节也不放过。工人们信赖他;陆海空三军全体一致支持他;政治家们和上层社会也声称喜欢他。我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他就是您需要同英国达成完全一致看法的惟一人物。”

  蒋介石的方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志向相矛盾,而且危及张、杨部队的生存。

  霍普金斯同丘吉尔详细商谈了英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英国呆的时间超过原来预定的一倍多。他回国不久,罗斯福先后派来两个心腹,总统供应和经济事务特别代表哈里曼和新任驻英大使怀南特。而英国也派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为新任驻美大使。在两国首脑个人友谊的基础上,又加上两国使节的热诚努力,英美合作关系大大加强了,几乎没有任何阴影地延长到 1942年底。

  12 月7 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处,向蒋“哭谏”: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

  这年5月,在北海海战中,英国最大、最快的主力舰“胡德”号被德舰炮击炸沉,而“德国海军的骄傲”、排水量超过英国最新式战列舰1万吨的“俾斯麦”号,也被英舰和从英舰上起飞的鱼雷飞机击沉。原先德国人控制 着北起挪威南至西班牙的海岸线,英国接受美援后,在制海权方面扳成了均势。

  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中共的迷惑。最后竟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海狮计划”破产后,希特勒决定把闪电战的矛头指向苏联,等扫平苏联后再回头收拾英国。5月11日,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新闻:纳粹党年轻的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不带武器,突然单身驾机离德飞英,跳伞降落在苏格兰,来到英国皇室庶务局长、他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结识的汉密尔顿公爵家。他天真地幻想而且极端自信,能够通过汉密尔顿接近英王,达到两国议和、拉拢英国参加反苏战争的目的。希特勒对他的离去莫名其妙,丘吉尔对他的到来万分意外。赫斯被关进伦敦塔山,战后在纽伦堡审讯中被判无期徒刑。但当时英国政府对赫斯的建议保持神秘莫测的沉默,以致引起国外对伦敦可能暗中勾结希特勒的种种猜测。据英国《劳工月刊》分析,这种沉默的微妙含义是:推动希特勒去进行反苏冒险,暗示他可以指望得到英国支援;一旦希特勒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回击。根据当时情况来判断,定下这条锦囊妙计的大概是丘吉尔,他把赫斯当作飞去来器。飞去来器是一种掷出去仍能飞回的弯棒武器。利用希特勒的反苏诱饵来诱惑希特勒上钩。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愚弄了张伯伦,而这次则是丘吉尔狡猾地愚弄了希特勒。

  9 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大游行。

  6月22日凌晨,德军大举进犯苏联。丘吉尔闻讯,如释重负,如获礼物,因为德军东线作战不但减轻西线对英国的压力,而且只有苏德开战,英国才能争取更强大的盟友,将来取得对德斗争的胜利。早在4月间,丘吉尔就将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驻苏大使传递给斯大林。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天晚上,秘书科尔维尔陪同丘吉尔在契克斯院子里散步,问丘吉尔,如果援助苏联是否违背他一贯的反苏原则,他说:“一点也不违背原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得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学生集会时,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十二岁小学生一人。

  丘吉尔通知英国广播公司,当晚9时他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这一整天他都准备讲稿。他在广播中说:“希特勒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自然,他坦率地声称:“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面对共同的威胁整个人类的敌人,“我们大英帝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我们要给俄国和俄国人一切可能的援助。”

  学生要求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张制止学生的行动,否则格杀勿论。

  此时的丘吉尔,表现出一个伟大国务活动家的卓识、气魄和风度。7月12日,英苏签订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规定双方不同德国谈判和单独媾和,英国派遣两个中队飓风式战斗机到苏联摩尔曼斯克以护卫北部运输线,派军队到伊朗建立当地供应线和防止德国夺取油田。在霍普金斯访苏后,又将美国原定送交英国的一批军火转交苏联。1942年5月26日,两国正式签订英苏同盟条约。这期间,斯大林几次提出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都以种种借口拒绝了。

  张学良去劝阻学生,并表示在一星期之内用事实来答复学生们的要求。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会晤本来在春季就要进行,因事忙推迟到8月初。丘吉尔一行搭乘3.5万吨最新战舰“威尔士亲王”号赴会,一启航就遇上暴风雨。这样恶劣的天气由驱逐舰护航会降低航速,而只有高速前进才有更高的安全,丘吉尔欢欣地让“威尔士亲王”号独自高速航行在大西洋上,能保卫他们的只有战舰上的几尊炮。9日早晨,英舰来到纽芬兰东南普拉森夏湾的阿金夏,丘吉尔登上美国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转送英王信件后,就开始与罗斯福会谈。两船联舷而泊,第二天罗斯福推着轮椅到“威尔士亲王”号做礼拜。丘吉尔亲自选诵了《海上遇险歌》和《基督徒进军歌》这两首赞美诗,郑重其事地对罗斯福说:“我并不笃信宗教,可是我得感谢上帝,美国政府此时此刻的领导人不是别人,而是你。”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融洽,丘吉尔对罗斯福始终尊敬地称“总统先生”,有时还自称是罗斯福的“第一中尉”,而罗斯福对丘吉尔一直亲切地直呼其名“温斯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共会晤了九次,一同相处的时间合计120天。

  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会谈共进行四天,两位领导人商讨了新形势下的共同行动方针,向德意日显示了英美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团结,会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即“大西洋宪章”,表示了战后建立普遍安全制度和公正、民主世界的愿望。美国还对派出海军在冰岛东部海域为英美商船护航作出了承诺。

  12 月11 日,张学良、杨虎城定于次日晨发动兵谏。当日晚,张学良再次赴临潼,对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劝谏,仍遭蒋介石训斥。夜间,张学良赶回西安并与杨虎城分别召集亲信举行紧急会议,布置兵谏。

  这次会谈给长期紧张地连轴转的丘吉尔提供了一次休息和锻炼的机会。

  12 月12 日晨5 时,东北军数名军官率卫士一个连,到华清池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活捉了跳墙藏匿的蒋介石,囚禁了随蒋至西安的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调元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由于禁止用无线电同国内联络,他利用空余时间读了一本历史小说,第五次看了 《汉密尔顿夫人》这部影片,会后穿着防空警报服上岸攀登悬崖,向崖 下滚动砾石。返航途中,美国派出72艘战舰排成几路纵队,一边运送武器弹药,一边为丘吉尔护航,舰船上烟囱林立,远观俨然一座城市。途中丘吉尔顺访冰岛,检阅那里的驻军,洗了温泉澡。

  西安事变暴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内部乱作一团,极为惊恐,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剿共”的嚣张气焰。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区乘势获得一次较大幅度的发展。

  英美对日本的动向采取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它被中国抗日战争拖住,在苏联被打败之前不大可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参战。尽管英国总参谋部和国防委员会早就提出,保卫新加坡事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安全,甚至比保卫苏伊士运河更重要。可是丘吉尔不接受这种战略观点,他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备很不重视,当地只有印度和澳大利亚部队,没有坦克,飞机也只有美国造的“野牛式”,性能比不上英国的“飓风式”,甚至比不上日本的“零式”。

  1936 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半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道:“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为了绥靖日本,1940年夏天,丘吉尔还下令封锁滇缅公路,卡住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喉咙。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逮捕以后,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六艘航空母舰载着423架飞机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同时日本轰炸了香港和新加坡,紧接着对英、美、荷在太平洋各属地发动进攻。12月8日,英、美向日宣战。12月10日,在马来亚海战中,英国痛失调来不久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却敌”号战列巡洋舰。尤其是号称“不沉之舰”的“威尔士亲王”号被炸 沉,菲力普斯海军上将等840人一起丧生,更是对英军士气造成灾难性的打击,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有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

  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中共的周恩来,来自南京的蒋氏代表宋美龄进行谈判。宋美龄承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12月25日,香港英军投降。

  西安事变后,陕北红军主力已集结于一方,陕甘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红军小打小闹无济于事,大打大闹一方面苦于鞭长莫及,另方面又不敢全然不顾在西安的承诺而食言自肥。

  另一方面,丘吉尔又从珍珠港事件感到欣慰。从此以后,美国与英国坐在一条船上了。他想起30多年前格雷对他讲过的话:“美国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丘吉尔增长了胜利的信心,“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觉”。12月8日下午,他向议会发表演说称,“我们这边至少拥有地球上4/5的人口”,“在过去,我们有过一道闪烁的光;在目前,我们有了一道发着火焰的光;在将来,就会有一道照耀全部陆地和海洋的光。”12月下旬,相继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和军事同盟。

  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目标较小,实力不及陕北红军主力,且又处于国民党军队的肘腋之间,蒋介石正好以此来煞气泄愤。

  为了把联合对敌斗争的力量凝结成一个整体,防止美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太平洋战争,从而忽略援英、援苏方面所承担的义务,丘吉尔提出与罗斯福再次会晤。12月14日,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的姐妹舰“约克公爵”号启程,22日抵达华盛顿,下榻白宫,从当晚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直到1942年1月14日结束。

  蒋介石从西安生还之后,加紧了对红军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CC 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这次会谈的最重要成果,是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国四国代表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这天清晨,罗斯福乘坐轮椅来到丘吉尔房间,就宣言的文本进行最后的讨论,并说他昨夜想出了用“联合国家”这个名称代替“协约国”,代表联合起来的反法西斯各国,丘吉尔称妙。宣言表示赞同大 西洋宪章的原则,战后成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组织,号召进行共同斗争的各国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随后有22个国家签字加入这个宣言。会谈中还确定,德国仍是主要敌人,美国出兵北非和轰炸德国;美国在 1942年生产45000架飞机、45000辆坦克、15000门战炮等,1943年再增加一培;各国尽量设法分散日本兵力,拉长它的补给线;美英建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美英荷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联军司令部。两国首脑会议大大地巩固和加强了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刘建绪调集国民党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四十三个团,筹划对浙南游击区进攻。

  会谈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相处非常亲密。他们总是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罗斯福每次都亲自配好开头饮用的鸡尾酒,丘吉尔常常为罗斯福推轮椅。

  刘建绪的兵力比罗卓英“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兵力更多更大。但这时红军在浙南的游击根据地也比浙西南时期更广更大。刘建绪无力采取“包剿”战术,于是采用拉网式的包围战术,构筑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浙闽边清剿指挥部”,同时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剿共义勇队”、壮丁队、进行移民并村;还焚烧了边区的零星房屋、逐日配发居民的柴米油盐,企图利用这些手段把群众与红军隔离开来,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

  他们经常不拘礼仪地来到对方房间交谈。有次丘吉尔正在淋浴,罗斯福来时不经意地打开了浴室的门,连忙道歉,丘吉尔却笑着说:“没关系,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没有任何隐瞒的东西。”丘吉尔知道罗斯福有早眠的习惯,每到晚间10时左右便假装告辞,罗斯福知道这位客人夜深不知倦意,便继续谈下去。圣诞前夕,他们一起站在白宫阳台上向人们祝福,丘吉尔对聚集在幽暗中的3万多群众作了精彩而又富于鼓动性的感情充沛的演说。圣诞节那天,他们同赴教堂,同唱赞美诗。节后,丘吉尔又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表达他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在未来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将会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粟裕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几个星期以来,丘吉尔一直在血压很高的情况下紧张工作。发表演说的那天晚上,他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窗户打开,感到呼吸短促,心脏隐隐作痛,左臂抬不起来,不过症状不久就消失。医生知道,这是轻微的心脏病表现,嘱咐他减少劳累。会谈结束后,他去佛罗里达海滨休养了五天。1月15日,他乘波音飞剪型客机飞往百慕大,准备在那里换乘“约克公爵”号回国。可是英国东地中海舰队在德、意空军和潜水艇夹击下损失殆尽的战报传来,他忧心如焚,为了早一星期赶回英国,便心血来潮临时改变决定,继续乘坐这架飞机飞渡大西洋,这在当时情况下,实属需要勇气的冒险之举。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粟裕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国民党军队梳过来,红军游击队就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了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粟裕把队伍化整为零,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将士们已锻炼成了游击高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形势暂时还在继续恶化。2月15日,6万守军向人数少得多的日本侵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丘吉尔认为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3月,缅甸仰光落入日军之手,亚历山大将军统率的英军历尽艰险辗转逃到印度边境。日本海空军甚至击沉了印度洋上英国巡洋舰和航空母舰。新的危险已露出端倪,日军如果在印度那些不设防的海岸登陆,就可能同穿越伊朗而下的德军会师,广袤的亚洲就将陷入法西斯魔掌。5月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到伦敦讨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曾经毫不掩饰地说过:“我希望看到德军葬身于坟墓之中,又希望看到俄国躺在手术台上”。不过这时他自然要隐瞒这种让苏德两败俱伤的心愿,再次以种种借口进行敷衍。莫洛托夫前往华盛顿,希望罗斯福就1942年能否开辟第二战场一事给予直截了当的答复,罗斯福说已做好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丘吉尔却一再提醒美国总统:“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进攻法属北非的计划!”

  粟裕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指导,结合南方游击战争实际,经过无数次作战实践,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

  6月17日,丘吉尔为敲定战争转入新局面的行动计划,乘飞机赴美国同罗斯福商谈。他们在纽约州罗斯福住宅和华盛顿研究决定,实行“火炬”计划,年内在北非作战,美国先派出一个装甲师,调拨300辆坦克,100门自行火炮。

  (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7月,罗斯福派霍普金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上将金来英,试图就久经拖延的第二战场问题作出决定。马歇尔极力主张及早开辟,金说如果不能在法国登陆,那就应把主力投入到太平洋战争中去,英国的将领出于让德军削弱苏军实力和维护英国在全球利益的目的,固执地坚持今年只攻打法属北非。他们把丘吉尔的主张转达给罗斯福,罗斯福只好让步。

  (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

  8月12日,丘吉尔去莫斯科通报美英有关第二战场的决定,同行的除英国将领和外交副大臣外,还有罗斯福的代表哈里曼。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谈开始时气氛阴森而沉闷。丘吉尔托辞装甲武器和登陆艇不够,美国正在赶制,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延至1943年。

  (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

  9. 东地中海的艰苦角逐

  (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

  大英帝国的总体战略,显然是由分别主次、轻重、缓急的三环相扣组成。

  (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

  首先是保卫英国本土,其次是保卫海外殖民地、自治领和保护国,最后才是联合和支援盟国消灭法西斯敌国。当德国登陆大不列颠岛的威胁基本解除之后,丘吉尔念念不忘的是打通和护卫经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再从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出红海,通向印度洋、太平洋的运输线,保持它的畅通。这条运输线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属地都要经由这条海路取得联系,一旦这条输送中东石油等重要资源、粮食和兵力的生命线被掐断,英国本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这就是丘吉尔在1940年秋就把惟一的装甲师派往埃及,以后对开辟第二战场一直不如罗斯福热心,而对在地中海周围作战则特别起劲的根本原因。自 1940年以来,英国在这条生命线附近进行的大大小小、败败胜胜的战斗连续不断。

  (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1940年7月,正当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本土处于危急之时,意大利乘机在非洲大陆进行扩张。墨索里尼妄图以所占利比亚、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意属索马里为基地,动用40多万意大利和土著军队去夺取英国在东非和东北非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建立一个自凯撒以来未有的以意大利为宗主国的大帝国。意军侵入了苏丹和英属索马里,英属肯尼亚处于意军从阿比西尼亚南下威胁的惊慌之中。

  在作战行动上,粟裕总结出一套游击要领:

  意大利在利比亚靠近埃及边境一带,早就集结和部署了拥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七八万军队,到秋天,连地方部队一起增至30万人,悍然向埃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统帅的英、印、澳军,起初不战自退。诡计多端的意军统帅格拉齐亚尼满腹疑虑,不管墨索里尼如何训斥,他都按兵不动。12月9日,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在沙漠中经受长期训练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英印联军开始反攻,以攻克西迪巴拉尼为起点,沿着地中海海岸从东到西挺进,在英国舰队和海军飞机的配合下连战皆捷,先后占领利比亚境内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和贝达富姆,前进了500英里,歼灭意大利9个师,俘虏11.3万人,击毁意大利飞机几百架,粉碎了墨索里尼称霸非洲的迷梦。

  (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

  在这些战役进行过程中,丘吉尔接连向前线将士发出祝捷电报鼓舞士气,引用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话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是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战斗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他在12月18日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发给韦维尔将军:“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还在 12月23日夜通过广播向意大利人民发表讲话,在追述了英意两国人民长期友谊之后,揭露墨索里尼掌权18年,把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边缘,“我将等到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命运的那一天,这一天必定要到来”。

  (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

  1942年春,英军主攻方向是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武装。他们将意军逐出苏丹,收复英属索马里,攻占意属索马里,又发动阿比西尼亚武装起义进行配合,于4月6日攻克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久,流亡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回国复位。意大利22万军队绝大部分被歼或被俘。

  (3)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国,不为敌人所合击;

  惨败的墨索里尼向希特勒苦苦乞援,纳粹头子派隆美尔率两个装甲师组成非洲军团开往北非,任命隆美尔为北非德意联军司令。隆美尔曾任绰号“鬼怪”的装甲师师长,在以闪电战进攻法国时俘获大批英法部队,并最先追到敦刻尔克海边,迫使未及撤往英国的3万多法军投降。他骠悍泼辣,敏捷狡诈。2月12日他带两个先遣营在利比亚东北的的黎波里登陆,大部队由于英国拥有地中海制海权一时还到不了。他了解到这时韦维尔的英军一部分已去东非,一部分到希腊战场增援,剩下的主力调回埃及休整,以素质和装备均差的新兵去前线换防,便带领小部队长驱近千公里,越过水源缺乏的沙漠,3月31日就到达前线发起进攻。他把大众牌小汽车乔装坦克以壮声势,吓得刚来前线增援的英印新兵心惊胆颤,旋风般在两周内挺进600多公里,连克阿盖拉、班加西、塞卢姆等地,逼近埃及马特鲁。英军正在新旧交接中的两个中将前线司令在乘车逃跑时一同被俘。丘吉尔下令死守的托卜鲁克港口要塞,已被包围在犬牙交错的前线的敌方一侧。

  (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

  在中东前线视察工作的陆军大臣艾登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10年。”

  (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他不久前在非洲赢得的桂冠,已被隆美尔这头“沙漠之狐”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到沙漠中去了。丘吉尔听到韦维尔组织反攻的“战斧”计划失利后,在恰特韦尔庄园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数小时之久,心想“韦维尔已经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人了,我们已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各不相同的战区的任务都压到他一人身上……”为了扭转战局,他和内阁及军界商量之后,决定进行人事调整,将韦维尔同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互调,并派利特尔顿为内阁驻中东主持非军事事务的国务大臣。

  在浙南游击战争中,粟裕不仅灵活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

  经过五个月休整,在兵力和装备上都明显强于德意联军的英军,发动代号为“十字军战士”的大规模进攻。11月18日傍晚,大雨滂沱,10万英军万辆军车浩浩荡荡西征。隆美尔早已筑好地堡,里面密布机枪大炮,构成坦克陷阱,把英军装甲部队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隆美尔撤去对托卜鲁克的包围,退回阿盖拉。补充一批装备和人员后,他又在1942年1月下旬发动进攻,占领班加西。丘吉尔对他钦佩不已,当时在下院陈述战况后说:“我们遇到了一位非常勇敢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领”。

  粟裕说:“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则多采取突然袭击。”

  隆美尔继续进攻,6月21日重又攻占托卜鲁克,3.3万英国守军向不到他们人数一半的德军投降,正在华盛顿会谈的丘吉尔接过罗斯福递给的电讯几乎晕倒。英军全线溃退,7月1日隆美尔率部进抵埃及阿拉曼,距亚历山大港只有60英里。英国海军撤向红海,开罗英国军政机构销毁文件准备逃走,隆美尔立大功晋升为元帅。

  敌人的后方是红军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役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探路。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游击队就搞敌人落伍掉队的散兵。

  丘吉尔又一次改组中东地区司令部,8月初任命亚历山大为总司令,蒙哥马利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又一次充实兵力和武器,达到德意联军的3倍。

  国民党军行军时、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就事先在岔路口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后,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红军游击队的伏击圈,吃掉它。

  隆美尔苦于部队补给非常困难,想先去拔除袭击德意舰船的马耳他岛英军这根刺,未获希特勒同意,便抱着侥幸心理,于8月30日晚进攻阿拉姆哈勒法阵地英军。天明后,受英机轰炸损失很大,三艘油船被英军炸沉,迫于燃料补给无靠,不得已于9月3日全面撤退。由于他善于诱敌落入陷阱,蒙哥马利没有追击。

  有时,游击队面对几路强敌的围攻,就利用敌人之间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有一次,大雾笼罩着山岗,粟裕率领的游击队处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粟裕环顾左右,命令战士同时向两面山脚下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发起反击时,粟裕率部队悄然地从一侧秘密转移出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残杀。

  墨索里尼在入侵北非的同时,1940年10月28日又向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发动全面进攻。丘吉尔果断地命令英国海空军接管希腊克里特岛防务,想将这个战略要地变成支援埃及的空军基地,又从利比亚调四师陆军开往希腊。

  在浙南,粟裕既打了一些出奇制胜的巧仗、也打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恶仗。

  希腊军队英勇反击,将意大利侵略军驱逐到阿尔巴尼亚境内。墨索里尼只好又搬来纳粹兵,1941年5月4日,德军占领雅典。5月下旬,戈林向克里特岛空投1.6万人,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空投部队的进攻。经过10天空前激烈残酷的海陆空立体战,英军不得不撤出该岛。

  有一次,敌人回温州以西“围剿”,游击队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

  1941年夏天,丘吉尔调印度军到伊拉克,联合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攻入叙利亚,防止希特勒进入地中海东部。

  龙泉河南岸有一条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游击队过公路时,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结果还是让敌人跑掉了。不久,却引来了更多的敌人。

  10. “火炬”登陆照北非

  游击队过龙泉河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谁知当晚,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变得又宽又深。天黑,看不见路,又找不到渡口。游击队被卡在两溪之间十多公里的三角地带。天亮后,敌人追了上来。

  从1942年秋冬起,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酝酿和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东线,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成为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西线,则有英美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

  粟裕率队伍故意折回向南,引敌人追赶,然后突然掉头向北,打了一个回马枪。乘敌人闪开之机跑到溪边,发现渡口有条船,无人看管。游击队马上上船准备渡河。这时,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了出来,向游击队猛烈射击。

  计划的胜利实现以及这前后的重要战斗。

  中了敌人的计!粟裕率领战士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

  8月间,英国突击队和一个加拿大师在蒙巴顿将军带领下,在法国第厄普海岸登陆。这次失败的反攻,既是向苏联显示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象征性姿态,又是向德意发射一颗迷惑性的烟幕弹,以便悄悄准备在北非登陆。

  躲过了这股敌人,国民党的大部队压过来了。

  位于地中海中心的英属马耳他岛,在英国与德意的北非拉锯战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英国飞机和舰船从这个中途基地出发,既可以向埃及运送兵员和给养,又可以轰炸利比亚的德意联军,切断他们补充兵力和物资的咽喉。

  粟裕率战士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

  1942年春,德意海空军一齐出动进行猛烈袭击,使英国运输船队遭到重大损失,岛上面临饥馑危险,海空军基地作用陷于瘫痪,这片“地中海的钥匙”眼看将被敌人占去。这时罗斯福命令“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两次给马耳他岛送去几百架战斗机,英国派遣一个庞大的护航舰队开赴这个被围困的海岛。

  敌人围了上来,到处搜,边搜边喊:

  从6月中旬开始,马耳他又发挥了它的军事基地的重大作用,此后接连几个月都击沉隆美尔1/3到3/4的供应船只。

  “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正是在这切断德意联军“输血管”的有利条件下,蒙哥马利以10万大军在10月23日夜发起阿拉曼战役,1000多门大炮齐声怒吼。德意联军代理指挥官施图姆将军乘车了解战况遭到伏击,跌下车来心脏病发作而死。正在奥地利养病的隆美尔被希特勒急令催回前线,面对优势敌人已无法抵抗,于11月4日退到富卡。蒙哥马利穷追不舍, 1943年1月23日占领的黎波里,席卷利比亚北部沿海各地,德意联军损失近6万人。隆美尔摆脱英军切断退路的多次袭击逃到突尼斯。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他命令英国全国敲钟,庆贺这次大捷。

  粟裕和战士们把枪里的子弹推上膛,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紧接阿拉曼战役的是筹划已久的“火炬”计划,即美英联军在法属北非三城市登陆。法属北非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当时受法国维希伪政权统治,当地官员都听命于贝当总理、达尔朗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为首的卖国政府,流亡于伦敦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是他们的死敌,而美国同维希政权仍有外交关系。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战斗的阻力,这次军事行动打着美国旗号,在艾森豪威尔、克拉克指挥下进行,英国参战人员也都穿起美国军服。英国提供直布陀罗作为集结军力、就近指挥的盟军司令部。英美又将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从德军监禁中越狱成功的吉罗将军送到直布陀罗,寄希望于他能说服北非的法军同盟军合作。

  敌人是虚张声势,他们并没发现游击队员们。为了不挨冷枪,敌人不敢向前搜索。

  11月8日,盟军665艘军舰和运输舰载运13个师,在1700架飞机提供空中保障情况下,在首尾相距800英里的摩洛哥的奥兰 (现称瓦赫兰)、卡 萨布兰卡(现称达尔贝达)和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美国外交官在北非进行的策反工作和吉罗的劝说都不大顶用,盟军遭到法军激烈的抵抗。此时达尔朗因探视生病儿子正在阿尔及尔,此人长期投靠德国,如今在大兵压境情况下,态度才慢慢有所松动。8日晚,阿尔及尔法军抵挡不住投降了,达尔朗落在美军手里。丘吉尔曾经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如能匍匐在地上爬行一英里路而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由于不少北非的法国军政要人视贝当总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有名的“凡尔登英雄”)为偶像,而达尔朗又被视为贝当的直接代表,为减少流血起见,盟军承认达尔朗为法属北非行政长官,吉罗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以此为条件,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摩洛哥总督宣布投降,盟军10日占领奥兰,11日占领卡萨布兰卡,到月底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全境都在盟军的控制下。丘吉尔认为战争的转折点到来了,他在午餐会上兴奋地说:“我们战士头上的钢盔闪闪发光,温暖和振奋了我们所有人的心。”

  大雨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走了。

  美英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公布后,不仅戴高乐一派法国战士,而且英国广大人士都普遍不满,认为此人无耻亲德,劣迹多端,声名狼藉,为利用他而让他在北非掌权,乃是卑鄙龌龊的勾当。丘吉尔和罗斯福连忙声明,未来的法国政府只能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的安排“仅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罗斯福还为此引用希腊东正教会的一句格言:“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以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脱离险境。”达尔朗听后惶惶不可终日,他在给克拉克信中说:“我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粟裕带部队继续往北上。找不到渡口,找不到船只,只有泅渡。粟裕少年时代练就一身好水性。他的部下都是水中高手,安全渡过松阳溪。这一天一夜,粟裕率部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

  盟军在北非登陆令希特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他决定踢开贝当傀儡政府,全面占领法国。11月中旬,德意联军迅速攻占法国南部和科西嘉岛,并在突尼斯集结重兵。当德军将要攻占土伦港时,法国水兵将73艘舰艇全部凿沉。

  还有一次,敌人把粟裕的队伍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敌人据点拦住。粟裕情急生智,要战士们化装迷惑敌人。那时,红军的军服和国民党的军装一样都是灰色的,就是帽子不同。粟裕和战士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在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走去。

  盟军在1943年3月20日至5月13日发动突尼斯战役,亚历山大担任前线总指挥,一路从利比亚西征,一路从阿尔及利亚东进,东西夹击,俘敌25万人,将德意军队赶出整个北非,丘吉尔称“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敌哨兵问。

  在北非登陆的凯歌声中,英美两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海边风景区安法山举行会议。斯大林正处于指挥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关键时刻,无法抽空前来。

  “永嘉保安司令部三营八连。”粟裕流利地回答。

  丘吉尔和罗斯福以半度假半工作的方式度过1943年1月14日至24日这11天。对于下一步在何处发动进攻,会上提出了太平洋、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三种意见,两国参谋人员讨论的结果,选择了第二种,因 为大量盟军正在北非,渡过突尼斯海峡就可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从哪儿来?”

  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死亡,达尔朗又被一个年轻的戴高乐分子暗杀。罗斯福见解决北非政治局势问题、平息人们对“权宜之计”不满情绪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用戏谑语调对丘吉尔说:“我们把吉罗叫做新郎,我把他从阿尔及尔弄来,你把新娘,也就是戴高乐,从伦敦请来,我们搞一次强迫婚姻。”

  “唉,在大顺北被共军打了个伏击。”

  丘吉尔致电邀请戴高乐来卡萨布兰卡,向来高傲而近来又恼怒丘吉尔的戴高乐予以拒绝。丘吉尔再电戴高乐,以断绝接济相威胁促他成行。戴高乐又拖延了两天才勉强赴会。他发现他同吉罗在法国属地的会晤,竟处在美英的监护下,在美国哨兵的守卫下进行。他和吉罗都要争当民族联合委员会的主席,而让对方当军队总司令,戴高乐还说吉罗曾在维希政权中任职,没有政治头脑。他们最后只就今后两人建立联系达成一致意见。卡萨布兰卡的会议公报即将定稿,上面写着戴高乐和吉罗在战争期间担任法兰西联合委员会两主席,公报含混的措辞还令人感到英美在操纵法国内政,戴高乐拒绝签字。丘吉尔对戴高乐让他在罗斯福面前大丢其脸甚为震怒,他在戴高乐面前摇动手指,假牙咬得咯咯响,并且说要到英国议会和广播电台痛斥他,戴高乐没有丝毫动摇。罗斯福只好用安抚的方法打圆场,劝说戴高乐和吉罗在他和丘吉尔的面前合影和握手,以此向公众显示会议产生了“拉郎配”的成果。丘吉尔容易冲动和发脾气,他的秘书形容他对下属盛怒时声音可以震得屋瓦响,但他却不记仇。他认为戴高乐是法兰西的军魂,以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和资助他,而吉罗则在一年零两个月后被迫宣告退休。

  “到哪儿去?”

  会议结束后,丘吉尔邀请罗斯福去马拉喀什游览,观赏阿特拉斯山壮观的日落景象,画了一幅以山顶覆盖白雪为背景的当地古清真寺油画送给罗斯福。然后视察了塞浦路斯、开罗、的黎波里等地的英军,2月6日回到英国。

  “上芝溪头集中。”

  突尼斯战役即将结束之时,5月4日丘吉尔又启程赴美同罗斯福进行秘密军事会谈。因不久前患过肺炎,这次便不乘飞机,而坐豪华的“玛丽王后”

  哨兵见没有什么破绽就放粟裕他们进了据点。

  号客轮。代表团的舱位同其余部分完全隔绝;许多荷兰文写的告示贴在各处,让人产生荷兰女王正乘船前往美国的联想;船内上下通道都建有华丽的斜坡道,便于轮椅平坦地通行,船上旅客以为本船返航时将接罗斯福访英;船上还载有5000名德国战俘。这些绝妙的安排和暗示伪装,起到最佳保密和安全防范作用。5月12日,船抵华盛顿。丘吉尔及其参谋班子又一次说服了罗斯福、马歇尔,今年先打意大利,1944年再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会议期间的周末,罗斯福陪同丘吉尔去马里兰州卡托克延山上4000英尺高的避暑山庄,车过哥底斯堡这一南北战争著名战场,当向客人介绍关于巴巴拉·弗里奇事迹后,丘吉尔激情奔放地背诵起美国惠蒂尔1864年为她写的诗:“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他把这首长诗背得一字不差,美国听众都称赞他惊人的记忆力。

  游击队在粟裕率领下,进据点前门出据点后门。当敌人发觉有诈追来时,粟裕已率领战士们通过了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7月10日,盟军登陆西西里岛。8月16日解放全岛,意、德军队损失16.5万人。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并被拘禁。9月3日,英美联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9月8日,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向盟军投降。希特勒把军队从东线抽回,调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抢在盟军之前占领罗马,解除意军武装,又把墨索里尼从监禁中救出,重新扶上台。10月13日,巴多格里奥政府在盟军占领区对德宣战,丘吉尔起草英、美、苏三国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的一员。

  三年游击战争,处境十分艰苦。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次“围剿”更为严重。

  11. “霸王”登陆追穷寇

  粟裕和部下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有一次,他率部连续转战三天三夜,到了秘密游击基点,他一觉睡了四十个小时。

  8月14日至2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罗斯福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否定了丘吉尔的佯攻法国、实攻挪威的计划,决定在1944年5月1日以前,把驻地中海的七个英美师调到英国,开辟第二战场之事决不能再拖了!美国急于打通滇缅公路,以支援中国作战和建立美国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丘吉尔不喜欢在缅甸丛林作战,寄希望于苏联直接进攻日本列岛。罗斯福说苏联尚未对日作战,我们不能久等,丘吉尔只好同意让蒙巴顿出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统帅,考虑缅甸的战事。这次赴会丘吉尔带了夫人和女儿玛丽,会前、会后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在魁北克附近的雪湖垂钓,在纽约州的总统住宅和白宫作客,去哈佛大学接受了荣誉学位,到9月19日才回到英国。

  三年之间,粟裕走遍了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闽浙边以北的大大小小的山头。有时一连儿顿吃不上饭。敌人“围剿”稍微松一点,他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一人一个磁缸,既当锅又当碗。敌情紧了,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只好吃生米。生米不好消化,战士们拉不出大便,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苏联红军攻占了奥莱尔,英美联军在西西里取得重大胜利,罗斯福致电斯大林,“在战争的转折关头”三大国首脑应尽早会面商讨战略问题和战后政策。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这次会议。

  有了伤病员更不好办,放在群众家里怕连累群众,放在山洞里怕不安全,有时只好向死人惜“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

  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11月22日至26日,在开罗开三国首脑会议。

  粟裕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美英想把这次会议开成德黑兰会议的预备会议,希望初步统一意见,但是未能统一。丘吉尔要美国实行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之前,在地中海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罗斯福没有同意;罗斯福鉴于美国提供的兵员和武器不断增长,提议任命一个美国人担任最高司令,统帅“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对德战争,丘吉尔不愿让这样广泛的权力操在美国手里。11月25日是感恩节,罗斯福设家宴招待丘吉尔及其随行的女儿莎拉。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

  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①

  11月28日,“三巨头”第一次“像一家人一样”围坐在德黑兰的会议桌旁,丘吉尔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力量的聚会”。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处境极为艰危,但粟裕和他部下的将士们北上抗日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们关心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斯大林宣称,“霸王”计划应提前到1944年5月实施,同时进攻法国南部给予支援,苏联则在东线发动攻势予以配合,阻止德军调往西线。丘吉尔同意进行“霸王”行动,但不确定具体日期,一再多方拖延。斯大林陡然离座站起,对身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好干,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见此情景,罗斯福连忙调解说:

  粟裕从搞到的报刊中知道了中共中央1935 年发布的《八一宣言》和同年底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现在我们都饿了,我提议休会,去出席今天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 宴……”在两位盟友夹击下,丘吉尔只好宣布“霸王”行动在1944年5月开始。

  1936 年1 月,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浙南游击区,粟裕当即发表宣言,表示支持。

  会议还讨论了战后波兰疆界,一致同意东、西边界都向西移。谈到德国未来时,认为战争根源是普鲁士,丘吉尔主张把德国南部同普鲁士分开,南部和其他有关国家成立“多瑙河联盟”,斯大林表示异议,会议对此未作结论。

  1936 年6 月,“两广事变”发生。粟裕和刘英在消息阻隔的情况下分别 ① 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90 页。

  罗斯福的幕僚舍伍德对三巨头会议的基本情况这样概括:丘吉尔“使尽了辩论家的艺术,辞令动听,委婉得体,这是他的拿手本领”;斯大林“对他的老练的敌手毫不留情,戳破其躲躲闪闪和弄虚作假的手法”;而罗斯福“则居中充当大家公认的会议主持人、仲裁者和最后的权威”。在不少具体 问题上,对丘吉尔和斯大林针锋相对的争辩,罗斯福还站在斯大林一边。难怪英国外交副大臣卡多根日记记述道,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再说,他那时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然而,在这三者当中惟有小毛驴能够认准归途。”

  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

  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巨头轮流作东举办宴会,宴会上大家互相祝酒,气氛热烈、友好。11月30日是丘吉尔69岁生日,他要求这天宴会由他作东。

  1937 年春,刘英主持的临时省委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当时粟裕与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

  斯大林赠给丘吉尔一顶羊羔皮帽和一组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题材的瓷雕,第一个走到他身旁,同他碰杯、握手,还搂了他一下肩膀,然后致祝酒辞,并对丘吉尔夫人作为援俄基金委员会主席的工作表示感谢。罗斯福赠给丘吉尔一只波斯瓷瓶作为寿礼。丘吉尔祝酒答谢时称罗斯福为“圣人”,称斯大林为“伟人”。

  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12月2日,丘吉尔和罗斯福飞返开罗,继续磋商有分歧的细节,两人相互作了让步。罗斯福不同意调登陆艇供丘吉尔在地中海之用,但是接受了他关于分设两个盟军司令部的主张。“霸王”行动大部分由美军担任,罗斯福挑选在北非崭露头角的艾森豪威尔当西北欧盟军远征军总司令,但是随后丘吉尔还是为英国争得了部分指挥权,即“霸王”行动初期由蒙哥马利领导。

  7 月15 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地中海区域大部分是英国或由英军控制的军队作战,丘吉尔委派威尔逊当总司令。还在离开英国时,丘吉尔就患了重感冒,服药得到缓解。经过一系列会议和旅行劳累,12月12日飞抵突尼斯时病情转重,经诊断为肺炎,还患有心房纤维性颤动,便放慢工作节奏,由女儿读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给他听,夫人从伦敦飞来照料。27日以后又到马拉喀什疗养三周,同国内外来访者商谈工作。

  7 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元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

  1944年1月21日盟军在罗马以南40英里的安齐奥登陆,但前进受阻,正如丘吉尔所说,“原希望我们抛上岸的是一只野猫,结果只是一条搁浅的鲸鱼”,直到6月4日才攻进罗马。

  由于消息闭塞,在浙南游击战场上的粟裕不能及时知道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盟国的反潜艇措施日渐奏效,飞机上装的雷达能在浮现前发现潜艇。英国对德国进行大规模空袭,美国空军集中消灭德国战斗机。两国轰炸机还摧毁德国“无人驾驶飞机”(火箭)的发射基地,空袭法国的运输网,包括铁路、公路和机场,以阻止“霸王”行动开始后德军增援部队的迅速调动。在军需部议会协调大臣、丘吉尔大女婿邓肯·桑兹提议下,空军对德国秘密武器的几处试验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通过这些战略轰炸,“摧毁和打乱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瓦解德国军民的士气和斗志”。

  1937 年9 月间,粟裕率部在门阵地区活动,听到从金衢平原上传来的风言风语,说“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粟裕据此加以分析判断,认为可能是国共合作了。

  丘吉尔每周主持一次会议,研讨“霸王”行动计划的实施。登陆的地点选在诺曼底,这里地势开阔,可同时摆开二三十个师,距英国西南海岸各主要港口又较近,便于输送部队运送物资,德军在这里的兵力也较薄弱,有利条件胜过加来。加来距英国海岸近、而距英国海港远,又是英国重点设防之地。诺曼底的缺点是没有良港,丘吉尔提出用人造港来代替的创见,召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设计。人造港是用100多万吨钢筋水泥来建造一批巨大的码头,将它们安放在海滩上,向海的一端浮在海面。再用沉入水中的混凝土结构和沉船在外围筑成巨大弧形的防波堤加以掩蔽。这样,尽管浪高流急,不怕狂风骤起,吃水深的舰船能够停泊和卸载,登陆艇能够自由来往于海滩。

  他派一支小部队去侦察调查。

  为了迷惑敌人,还广泛采取疑兵之计,使敌人摸不准登陆方向。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创造了“保镖行动”语,即“真相经常要由虚假相伴来作保镖”。

  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在肯特郡海边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又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巴顿将军闲步肯特街头,以致德国情报人员误以为巴顿是盟军总司令,盟军总司令部设在肯特(实际在诺曼底对海的朴次茅斯附近),登陆地点在与肯特郡隔海相对的加来。在进攻前夕,英国飞机撒下大量锡箔片,在德军海岸雷达看来,酷似一支舰队正沿英吉利海峡向东驶往加来。此外,由于英国尚需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登陆艇,丘吉尔承认,他对颇有主见的罗斯福,有时还 “不得不抓住适当时机扮演一个阿谀奉承的角色”。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

  千呼万唤,“一直拖到已经丧失了决战价值的时候”(美国魏德迈将军语),“霸王”行动终于就要开始了。整个英国南部变成了一座大军营,聚集了287万三军官兵和后勤人员,1.1万架飞机和6000多艘舰艇。

  县长在电话里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

  诺曼底登陆前夕,近70岁的丘吉尔走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要求随英舰“贝尔法斯特”号参战,艾森豪威尔不答应。丘吉尔说:“虽然参战的各部队均归您指挥,但是参战人员并不由您确定。”艾森豪威尔点点头。丘吉尔继续说:“那么,我可以以英舰水兵的名义签名参战,将军无法阻挡。”

  此后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门阵请粟裕下山进城谈判。

  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话是这么说,但是首相阁下,您这样做会给我肩上增加沉重的责任”。丘吉尔决心不变,艾森豪威尔只好派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晋见英王。乔治六世说:“温斯顿的问题由我来处理。”他召见丘吉尔说:“如果您决心参加战斗,我也有义务与您一同参战。”丘吉尔只得罢休,望海兴叹。

  粟裕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但条件有三。其一,红军游击队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其二,红军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国民党地方当局要给补充弹药、给养;其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游击队不进城。

  6月6日凌晨1时许,蒙哥马利统领的英、美、加三国军队,以三个伞兵师空降于登陆阵地后方为前导,在大量轰炸机和战舰狂炸、炮击海岸德军炮兵阵地和防御工事后,黎明时分,运输舰送来的陆军改乘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利用拖来的人造港,在诺曼底海滩大举登陆。由于守卫这一带海岸的是纳粹杂牌军,加之登陆前几天英吉利海峡接连出现20年未遇的风急浪高恶劣天气,他们更是疏于防范,因此德军尚未完全建成的从挪威到西班牙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很快被突破。仅在6日这一整天,盟军就出动1.46万架次飞机、17个师团和2万辆军车登上了陆地。到12日,5个占领的滩头连成一片,有近33万人和5万多辆军车、10万多吨物资登上诺曼底,德军死伤16万人。11日深夜,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致电祝捷说:“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的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记载下来。”与此同时,苏军在东线发动夏季攻势,使德军陷入反法西斯队伍东西夹击的铁钳中。

  国民党地方当局答应了粟裕的条件,欢迎游击队下山。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军节节败退。在法国抵抗运动发动起义的配合下,盟军8月24日解放巴黎。戴高乐已被公认为法国领袖,他回到巴黎组织临时政府。由于大力支持戴高乐的流亡政府和自由法国运动,英国和丘吉尔受到法国人的感激和崇拜。丘吉尔应邀访问巴黎,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

  粟裕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于是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会合。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被特意选作巴黎解放庆祝盛典的日子。11点整,丘吉尔和戴高乐坐上敞篷汽车,在几百名穿着礼服的卫队簇拥下,越过塞纳河,穿过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在街道两旁、楼上窗台和屋顶人群的欢呼声中,向凯旋门前进。丘吉尔身着皇家空军制服,头戴饰有金橡树叶的帽子,站在敞篷汽车上向巴黎市民和列队士兵频频挥手,屈臂的右手举在脑袋侧前方,反复作出V形手势——从此以后,这一象征胜利的手势便传遍了全世界。丘吉尔向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同戴高乐等两国军政要员,全都沿香榭丽舍大街步行了半英里,走向观礼台。大约50万市民再次倾注全部热情,“丘吉尔万岁!戴高乐万岁!英格兰万岁!法兰西万岁!”

  在乎阳会合的红军游击队共四五百人,和1935 年初挺进师进浙江的人数相当。但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战士已不太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已血洒浙南..

  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两国领导人一起检阅了两国部队的分列式游行。接着,丘吉尔向克雷孟梭 (上次大战时法国总理)雕像献了花圈,参观了巴黎残老 军人院,拜谒了福煦(上次大战时法国总司令)和拿破仑的陵墓。次日,丘吉尔被授予巴黎荣誉市民称号。

  平阳会师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

  9月1日,艾森豪威尔从蒙哥马利手中接过指挥权。以后,他们两人之间以及其他英美重要将领之间,曾因战略不同和争权夺名产生矛盾而延误军机、协同不力,德军吃了败仗仍负隅顽抗,一度还在比利时阿登突破前线并推进了90公里,切断在比、荷的盟军同主力的联系。但是总的说来,东欧和西欧的盟军都在向中欧节节推进。1945年3月,西线渡过了莱茵河。4月16日,苏军同英美军在易北河会师。4月末,墨索里尼在逃跑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抓住并枪毙,希特勒同刚刚结婚里。

  1938 年3 月间,粟裕率游击总队从浙南出发,奉命赴皖南,行军一个月, 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他不愿意朋友前来照料他,更不愿意旁人插手雕刻他的作品,即使是他的最后一件未完成的《龙太尼尼哀悼基督》雕像。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 年12 月所作的《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说: 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他整整工作了一天之后,病魔再次猖獗进攻,疯狂吞噬他最后赖以支撑的健康细胞群体。

  在中国人民的这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之中,有着粟裕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564年2月14日,米开朗琪罗开始发高烧,他的学生闻讯后,气喘吁吁地赶到,但屋里并没有米开朗琪罗的影子。

  外面下起了小雨,学生焦急地问仆人,但是谁也说不清。

  透过蒙蒙细雨,学生终于看见了米开朗琪罗的身影,“这种天气,出外散步真叫人担心。”学生在抱怨。

  “你要我怎么样?我病了,到哪里去休息。”米开朗琪罗的话音粗浊,神情古怪,引起了学生的恐慌不安。

  医生匆匆赶来了,强迫米开朗琪罗睡到床上,不准出外,闭门休息。

  第二天早上,米开朗琪罗的精神似乎好多了,脑子也清醒。他吩咐朋友写一封信给他的侄儿,可以前来罗马。

  他还劝说围在床边的朋友、学生回去,并伸出手,表明自己已经恢复健康。

  下午三四点钟时,他固执地挣扎着起来,想骑马出去。

  他勉强地摸到门边,累得额上冒出冷汗,脚下好像踩着棉花,软绵绵的。

  幸亏被朋友扶住,不然又要摔倒了。

  他坚持不愿再回到床上,歪歪斜斜地坐在椅子里,旁边的壁炉火光照亮了他消瘦的脸和杂草丛生似的胡子。

  “如果死神还不快点来救我,我将绝灭了……疲劳把我肢解了,唯一的归宿便是死……”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容忍巴尔干共产化,或者还有意大利共产化?……我们的结论是必须阻止共产党的渗透和入侵。”但是这一战略遭到罗斯福的抵制,他正准备竞选连任总统,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

  丘吉尔几次飞往意大利和希腊,策划扶植反动势力,打击人民民主力量。

  6万英军被派去希腊,阻止希共领导的游击队进入雅典,恢复反动国王的王位,任命大主教为摄政,随后英军开始了镇压人民武装的血腥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批评英国对意大利和希腊的政策。丘吉尔还支持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抗设在苏联卢布林的另一个波兰政府,并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动用军队解除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的武装。

  1944年9月,丘吉尔第二次去魁北克同罗斯福会晤,初步讨论了德国战后由英、美、苏占领的问题,罗斯福不允许英国使用美国空军基地向华沙空运物资,拒绝了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10月,丘吉尔又去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罗斯福因大选在即未能抽身前去。丘吉尔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最欣赏红军歌舞团那些刚健清新、遒劲奔放的舞蹈与音乐,但是关于波兰和希腊问题双方没有取得谅解。

  再一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同丘吉尔、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谈。会议支持中美英苏四国 1944年8月至10月在美国加州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成立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建议。会议确定战后波兰东西边境均向西移,法国也参加对德国的占领。苏联在会上宣布对德作战结束后早日参加对日战争。丘吉尔不满意罗斯福在会上对苏联让步,而罗斯福则尽力调解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国赔款、波兰政府组成等问题上的争执,并对丘吉尔固执己见产生一定程度的厌恶。他在丘吉尔发言时给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张字条:“又得啰嗦半个小时!”后来还情不自禁地大声表示他的恼怒:“说真的,我已经累了!如果你们也像我那样,整整用了五个小时才用小推车把温斯顿推上斜坡,你们也会感到疲累不堪!”

  丘吉尔在罗斯福抵苏时已注意到他“体态虚弱,面有病容”。会后他又违背共同的约定,建议罗斯福敦促艾森豪威尔不按原定分工的进军路线,赶在苏军之前抢占柏林和布拉格,为罗斯福所拒绝。4月12日,罗斯福突然死于脑溢血,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在1945年3月拟定的八条反苏反共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他心劳日拙,孤掌难鸣,5月12日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惊呼:“‘铁幕’业已拉下,把俄国势力范围内所有欧洲部分的一切都掩盖起来。”还在德国投降之前,他就发电报给西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吩咐他集中收藏好德国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给同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人民欢天喜地,东欧出现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壮大,丘吉尔却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题为《胜利与悲剧》。站在他的立场,这种矛盾的评价倒也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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