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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1-09 08:19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语文报
  ●那一起唱过的老歌恺、平和我曾经是那么要好。记得从前,夜好静,走出画室,我们穿守小巷放肆地高声唱一首刚学会的英文歌:yesterday灯透过梧桐的新枝照着我们欢快的眉眼,温润的春夜满溢着爱。然而一切都过去了,自那事以后,恺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恺终于决定要离开这儿,不再回来。我没有送他,而径自走向画室,推开门。恺的画布上赫然写着yesterdayonce
  ●那一地散落的碎纸初中的最后几个月,简直要被教师逼成了“考试机器”。在毕业的前一天,以为终于可以摆脱她永不停止的唠叨和呵斥,在教室中狂呼地撒了一地的碎纸。不经意间忽然发现那个微驼的身影在悄悄地打扫碎片,教室中蓦地静了下来,于是心里永远留下这感动的一瞬间:在初夏的阳光里,一位静静地打扫教室的老师和她的学生,静静地流着泪。
  ●那个秋日让了一次道一根黄旧的竹竿,一头是个盲人,另一头也是个肓人,一对衣着破烂的肓人夫妻要过马路了。
  竹竿在急切地敲打着地面,他们不知道这里是城市最繁忙的十字街口,他们不知道此刻正是红灯。
  一声惊呼,一辆轿车猛地刹住,仅仅相差几公分!又一辆卡车刹住,又一辆、一辆……没有谁按喇叭,红灯变成绿灯,整条大街忽然静了。
  那对肓人夫妻在安然地走着。他们不知道整个世界都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注视着他们相依为命,走过这个城市里最繁忙的十字街口。
  那个秋日的下午,整个世界为一对肓人夫妻让了一次道。
  ●那沙漠里生的红豆朋友小心翼翼地把两颗鲜红的豆子放在我的手上,我颇自作多情地大叫:“干吗呢,送我两颗红豆。”她气得直瞪我:“仔细看看,可不是那相思红豆。”我再好好一瞧,果然,它们比相思豆扁,颜色也更红。朋友告诉我这是她母亲从非洲带来的。我只是疑惑,那片茫茫风沙的大沙漠居然也生这么娇艳、血一般的豆子?这么一想,竟有些痴了。
  ●那穿透岁月的微笑从初一到高三,几乎每天上学的路上,总能看到一对父子。父亲五六十岁,儿子三十多岁,是个有些痴呆的瘸子。老父亲每天全力搀扶着一拐一拐的儿子艰难地练走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父亲一天比一天老了,儿子一天比一天正常了。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儿子一个人能走了。他走了几步,回过头,与拄着拐杖的父亲相视一笑,然后搀着老人蹒跚而去,那情景至今想来,让我情不自禁。
  ●那静夜起鸣的钟声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我们在桔黄的灯光里聊天,这时墙上的挂钟突然敲了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分格外引人注意,我一震,抬头看钟。
  老人却安然地坐着,他说:“我刚买钟的时候,听到钟声一响我就会抬头望望,但渐渐地就麻木了,终于无动于衷,希望你永远不要变成今天的我。对社会、对你自己,你的心要始终像今天对这钟声一样的敏感和新鲜。’老人目光坦荡,那热切的话语如静夜钟鸣久散不去。
  ●那只很便宜的红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小事令我们感动。就如那个寒夜,天又风中等文。文来了,望着彼此冻得通红的鼻子,耳朵,我俩相视而笑,然后大跳大叫“冻死了!”文忽然变戏法般掏出一只烤红薯:“知道你会冷,特意买给你,”瞬间,红薯的热气化作一股暖流袭遍周身,很普通的寒夜,很便宜的红薯,而那一刻我是真正感动。
  ● 那阴天晾被的少妇我在一个阴冷的早晨走过一座小小的阳台,看见一个少妇正埋头洗着衣服,她的小儿子坐在一旁,小手藏在栏杆上晾着的被子底下。大概是少妇的母亲在里屋埋怨这么冷的天怎么可以晒被子。少妇抬抬头,害羞地笑了,然后——我真的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爱的一瞬——她把冻得通红的手指从盆里拿出来,拉过被子像吻孩子般的贴在脸上嗅一嗅,又活泼泼地往儿子面前一送,问:“香不香?”然后咯咯笑着回头响亮地回答年迈的母亲:“没关系,没有太阳的味道,还有风的味道呢!”虽然我想象不出风是什么样的味道,但也禁不住笑了。真的,阴冷冷的早晨没有太阳的味道,但还有风的味道呢?
  ●那永不孤独的小星夜阴阴晦晦的,好冷。望天,或许开阔的夜空能让我读到些什么。平日宝蓝般凝重而晴朗的苍穹此时却好浑浊,没有一丝一毫的亮光,只有一片懒怠的不知趣的云。夜空如我,幻想看到哪怕一点点亮意。此时此刻,执意地向夜空寻求我的慰藉……忽然发现,在云角间,果然怯怯地躲着一颗不可思议的小星星,极小极暗,却努力地执著地眨着眼,寂寞而不孤独。我释然,如同在另一个陌生的时空里找到了自己,只觉得眼角湿湿的,真的。
  ●那一本正经的傻笑对于哥哥,一直觉得“既生瑜何生亮”。所以等他终于去异城求学,我不禁大笑三声!十月份是他的生日。我从地摊上买了张贺卡,胡乱涂鸦几句,觉得我对他真是仁至义尽。几个星期后,接到一封厚厚的回音,五六张相片,七八页教育我天天向上的“最高指示”。母亲在一旁数落哥哥,我翻来复去想的只一句:“怎么干什么都那么认真呢!讨厌”。坐在桌前,望着那张傻笑的遥远的脸,这一刻,忽然哥哥的种种好处都涌了上来,呆坐了半天,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没面子,这一点小事居然都会哭。

  第五次,十二月九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三十的李讷,跟“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小徐是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她则喊喊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上了专列,她才明白那是首长和外国国家元首乘坐的专门列车。这时的她,每月工资不过三十二元而已。先是在别的专列上工作。没多久,她被调往毛泽东专列上工作。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毛泽东会坐在这趟列车上。直至专列抵达蚌埠,毛泽东跟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就在钓鱼台的冷落的日子里,江青看中了这豪华、幽雅、秀丽的国宾馆。“中央文革”先是“进驻”此地的十四号楼,作为办公楼,陈伯达住在那里。江青看中了乳白色的十一号楼,住了进来,享受着国宾的待遇。从此,江青的代号为“十一楼”。康生也占了一座楼。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此“占楼为王”。这样“中央文革”占领了钓鱼台南半部的五座楼,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一时间,“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一时间,钓鱼台和中南海、毛家湾,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另一个当事人罩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毛泽东

  这里简直是个“保险箱”。四面环山,只有村前一条路。有谁来了,远远的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朝山后的小路上一逃,躲进大山之中,纵有几千人马也难以寻觅。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徐明清便回到家乡,躲过灾难。

  于是,请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调查了解,不久就会对你的问题作出正式结论,请你放心。”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①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槁,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七月八日发给江青。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他的三个子女,在“文革”中曾受他株连,天各一方:

  江青说“根本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陈女士为人能干,善于经营,成为唐纳的贤内助。自一九七九年起,唐纳退休,饭店交给陈女士经营。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进行辩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知道她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秦桂贞怒不可遏,对着“妖怪精”大声喊道:“蓝小姐,我来了!”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遂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毛泽东并不计较小徐的“身份”,应允这门亲事,还送了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礼物。毛泽东同意了,江青也只好表示同意。不过,婚后不久,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同志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远在异国他乡,唐纳过着小康生活。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抗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他们每次去秦城监狱,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组长:陈伯达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江青戴着耳机,侧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伍修权宣读的关于她的“个人罪”的部分。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田汉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也有的海外报纸曾载唐纳在饭店二楼举办江青照片展览,以招俫顾客。唐纳断然否认。唐纳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

  一九四九年,唐纳来到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

  渐渐地,江青激动起来,也就说走了嘴。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徐明清的父亲也为江青诊治,徐明清的父亲是老郎中,用中草药为江青治病。

  李讷回到北京。从一九七四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东,在那里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这时,“剧联”的成员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里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了他。

  这样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后来因江青问题蒙尘,风风雨雨十四年,徐明清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艰难的日了。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就在毛泽东写此信之后,毛岸青和张少华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双倍”的亲家!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的三女儿张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没有三个儿子,没法让你成为我的媳妇,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

  江文说: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宣判时的闹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

  回顾“文革”初期的往事,他感叹道:“当时,虽然自己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想不通,但是也并不很清楚。我主管军队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我当时对毛泽东主席处于迷信状态,所以对‘文革’的错误也不是一开始就看出来的。对于‘文革’,我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徐明清也是与江青有过密切关系的人物。

  (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八月五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陈女士终于为他的痴情所感动。一九五一年,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迄今三十五年了,夫妻白头,恩爱如初。唐纳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于是,徐明清去了。

  她恼怒了:“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张玉凤肯吃苦,工作认真细致。她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了两年之后,一天,汪东兴带她去见毛泽东,这是她头一回跟毛泽东交谈。她的心中颇为紧张。

  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据说,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美国维特克女士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曾两次前去找他,愿以二十万至三十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唐纳坚决拒绝。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刘谦初死于国民党刑场。张文秋不久产下遗腹女,即刘思齐——刘谦初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所以预先给孩子取了此名。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秦桂贞才不会跟“妖怪精”握手。她义正词严地对江青说:“我待你那样好,你把我害得那么苦!”

  可是,没多久,毛岸英走上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岸英被美军轰炸机炸死于朝鲜。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

  其实,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贵馆,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

  俞启威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的小胡同——拐棒胡同,那里的一座四合院在沉寂了七个春秋之后,忽地热闹起来。

  其实,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的长女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刘思齐);次女即张少华,毛泽东的次于毛岸青之妻。

  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红霞》——宣扬假投降、美人计。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见周恩来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江青: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香港·荷李活道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江青顿时脸色刷白。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陈女士到美国在联合国工作,唐纳亦随往美国。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罢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雷锋》——影片中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错误。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逮捕审判,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年之后,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的消息,传人江青的耳朵,江青大为不快。几年前,江青曾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跟毛泽东大闹一番。眼下,又担心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加强了家中“杨家将”的势力。对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没有王光美那样的胸怀。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中央文革”成了“江记班子”。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就像吃了“止哭剂”似的,江青一听,不哭、不吵、不闹了,马上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江青发怒,说审判长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她谩骂法庭,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张玉凤二十二岁,能够成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纯属偶然。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十四岁那年,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正遇上铁路局招工,就去试试看,考上了。于是,她成为铁路客运列车的列车员。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日沉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然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十名主犯“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

  张文秋颇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陈振亚遇害于新疆迪化。张文秋又生下一遗腹女,取名张少林。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另外,她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她获得允许,从她的藏书中,选择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江青忽地提出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得到了认真、坚决的贯彻。她的“通天”案子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尚光荣。”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引者注:应为在青岛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作了交代。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法官说道。

  无奈,毛泽东赞成这一婚事。知道刘松林要带着妹妹到大连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泽东写了一信托她们带去: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在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和一位男服务员小周。郭国群二十三岁,湖南邵阳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从长沙来此照料毛泽东。小周是毛泽东的理发师,也兼生活照料。张玉凤则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随毛泽东来此。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干校劳动;

  那是前一日——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尖锐地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

  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径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

  “中央文革”副组长刘志坚是被江青打倒的,遭到了长期监禁。

  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伪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愚弟 季良顿首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随着刘志坚正式平反,一家五口人分处五个地方的局面总算结束。

  那个山谷,人称“滴水洞”。其实,那只是因为附近有个小山洞,不论晴天或下雨,总在滴水,因此得名。后来,修水库时,人们把这小山洞填掉了,可是仍习惯地称那山谷为“滴水洞”。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

  从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费,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这个山青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

  江青念《我的一点看法》,历时近二个小时。

  《战火中的青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此时,万众欢呼,人心大快。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礡”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江青念毕,把原文交给了值庭法警。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一九六六年,父亲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母亲江青一马当先,成了“文革先锋”。那大浪大潮,把李讷也卷了进去。凭着李讷那“响当当”的背景,才二十六岁的她,擢为《解放军报》总编辑。此时,她化名“萧力”,亦即“小李”的谐音。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顾问:康生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刘谦初也是中共党员。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一九五一年他来到巴黎,定居那里。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子里的亲友都友好地相待。

  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在外人看来,江青把家庭内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当众捅了出来,简直不可理解;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人民的巨掌》——为反革命杨帆翻案。

  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人是会变的。江青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了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等等问题……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江青的铁窗生涯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剧照,秦桂贞一眼就认出,这是她当年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贞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照片。秦桂贞马上站了起来,跟着法官离开京西宾馆。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解放后,徐明清担任中央某部人事司副司长,跟江青没有什么来往。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住在中南海,门卫森严,再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可以串门似地步入毛泽东的窑洞。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恶风。于是那些过去曾被捕、坐过牢的老干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专案组”审查对象。徐明清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一九七二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

  第七次,十二月二十三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径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毛泽东此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

  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径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不过,李讷没干多久总编辑,就被毛泽东调去当联络员。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

  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XX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他的挚友笑着告诉我,唐纳为什么会离沪前往海外?原来,这是与他对妻子陈润琼的一片痴情有关……

  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第六次,十二月十二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的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于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脚下。如今,那儿成了牛头山水库。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被告人江青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小俞不时写信来。从信中得知,黄敬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在当年的传单上,还有下面一段文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曾涛还提及,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故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医。邱会作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刑满释放。黄永胜于一九八三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帮”那四人仍在狱中。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四个多月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刘志坚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二女儿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文学理论,被分配到东北一所中学教书;小儿子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煤矿当工人。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那个远离十里洋场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简直过着疗养生活。空余时,打打毛线衣,如此而已。她的脸色由黄转红,人也变胖在南坳村住了两个多月,江青想离开临海,上北平找黄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徐明清因母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况且春节即将来临(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日),希望在家里再住些日子。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

  走笔行文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本书前文提及的、与江青关系颇为密切的几个人物后来的命运。

  滴水洞是由龙头山(南)、黄峰山(北)、牛形山(西)三山环抱而成,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张少华和妹妹张少林,双双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个在中文系,一个西语系。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答话的十之七八。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顿时,全场寂静无声。江青伸长了脖子,屏息敛气,侧过了耳朵——她预料,排在第一名的,一定是她。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二十四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据王力回忆:

  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于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蚊。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

  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立即开始了。

  足足等了四年,这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他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十六日到达长沙,十七日到达滴水洞。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径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

  江青也就向律师问起问题来。她很快就发现,律师是站在“那边”的立场上,解答她的问题。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着手认真调查徐明清的历史情况。

  才过了五十多天,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陷入了陆平、彭佩云一样的困境!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祝愉快!

  她没有路费,小俞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给了她路费,并一直送她到临海汽车站。

  终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她听到了“妖怪精”给抓起来的消息,兴奋得失眠了!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父亲①

  所幸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前来接她。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十七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十九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一九二五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君里兄:

  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氏,本名张国兰,号文秋。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共时,便在武汉结识毛泽东。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一九二三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仿佛持“尚方宝剑”,江青在二十六日晚率“中央文革”成员们前往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大操场,“聆听”着他们的演说。会议的主旨,在于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职权——因为在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之后,原本以陆平、彭佩云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北大党委也就垮台了。

  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一九七○年,毛泽东让“萧力”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炼。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新华社(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在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拈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她住在北京第一流的京西宾馆。

  ①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

  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江青走后一个多月——一九三五年三月,徐明清见母亲恢复健康,离开了临海,前往上海。

  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

  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壁》、《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江青既然“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于是张文秋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家也就成了“政治骗子”!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采访。据合,他本名宋秉全,当时用名家分农。

  这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满人性论。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江青答:“已经累了,到此为止。”

  江青一言既出,举座万人皆惊!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灌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第四次,十二月五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开庭之前,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曾会见律师。她提出,“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

  直至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六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得热闹起来,才变得名副其实。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展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律师答:“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他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陪同毛泽东此行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柯①。张耀词是江西瑞金沙洲坝人,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沙洲坝,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而张耀饲则在政府门口站岗……他的名字,在“文革”中常被写成“张耀词”,据他告诉笔者,那是江青给他改的,据云“光宗耀祠”乃是“封建意识”。如今,他仍用原名。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审判长反复问江青:“还有什么要说的?”

  毛泽东同意了。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被逼而写的这份交代,在两个月后——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之中,印发全国。文件中所加按语说:

  “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她在北平的地址。

  她说出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终于时候到了!”

  毛泽东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着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一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一亿元,兴建了三栋楼:一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

  几个月后——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唐纳从香港给上海的郑君里寄来一封用泪水写成的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径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她的伙食还可以,因为毛泽东过去说过,对于犯了严重错误以至罪行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上还是给予照顾。她的伙食,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要好。特别是在审判期间,伙食更好一些。

  张文秋何许人?怎么她是“政治骗子”?

  江青初来时,天天发低烧,双颊红润。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亲,他是北平军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徐明清请他为江青看病。他断定江青得了肺痨(即肺结核)。经他诊治,江青低烧渐退,肺痨渐愈。

  原在《大公报》编过副刊的马季良(唐纳)兄,那时在英国新闻处工作,我们找他商量,他对我们的打算,极表赞成。于是,我们写好了一份‘请帖’请他代为递交寇尔。”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径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路线偏差造成对革命同志的精神、肉体的摧残、折磨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内耗!”

  张玉凤怕自己的字写不好,就答道:“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然而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际,徐明清却蒙受了一场历史的误会:

  江青在谈及北京京剧一团时,点了一连串的名: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到了外边,法警一松手,江青干脆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吵、大闹,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在判决后一星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正义路一号,逐一会见十名主犯。江青见到彭真时,骂他是“邓小平的走卒”,她要“见华国锋问个明白”,并要求“见邓小平一面”。彭真见她毫无认罪的表示,谈话也就不了了之。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

  一九七六年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监狱。在那里,徐明清受到更加严厉的审问。当时,就连王观澜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撤消了!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径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

  原来她太沉不住气了,刚才她在法庭上只听见“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就闹了起来,没听见后面的一句话——“缓期二年执行”。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的负责人徐明清。

  江青毕竟是“四人帮”之首,虽然身在狱中,但仍为中外新闻界所关注。海外报刊上,不时登出关于江青狱中动静的报道,内中有不少只是猜想、传闻而已。

  “我母亲是董老(引者注:指董必武)的学生。董老说,少华怎么会成了‘主席家中的坏分子’?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了!我实在无法容忍。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护了我母亲和少华,这才避免了大灾难……””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然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引者注:在十名主犯中,唯张春桥和江青一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扎营钓鱼台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秦桂贞一扭头,理都不理,走了。

  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

  唐纳的后来

  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又一次变化了: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

  头一回的交谈,没几句,就结束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秘书念着长长的名单。他从这年春天起,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渐衰,不能亲自阅批文件,要靠秘书念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典即将举行,有关部门报来了出席国庆招待会并拟见报的两千多人名单。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终于,一九八○年十一月,她登上中国民航“波音”班机,飞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到京西宾馆,笑着对秦桂贞说;“那天你去了以后,江青承认了对你的迫害……”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最初的名单是:

  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庭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江青又一次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她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

  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江青的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这位官员说,现年七十四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三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④④《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江青的历史问题,事关重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

  秦桂贞细细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妖怪精”!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庭辩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了三条“决心”: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①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

  “在这当中江青同志讲了过程,讲时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未记清,大意是: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黄敬在解放后成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他遇见徐明清,还是亲热地喊她“阿徐”。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她,简直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成了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影子常委”!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时怎么处理。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这时一位法警对她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

  “项庄舞剑,意有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穷凶极恶,大现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遮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施耍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辈,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毛泽东手中正拿着笔和纸,就随手记下了她的名字。

  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柞、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作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柞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

  “十四年,对一个人来说,太长了!”

  张少华又是何许人?怎么“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快,快,王观澜同志派车来接你啦!”监狱长说,“他和孩子们在外边等你呢!”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一片熟悉的景象: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

  秦桂贞兴奋起来:“哈,妖怪精,我们‘对调’啦——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今天你来住!”

  “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放了炮,我们家就倒楣了!

  第一次,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庭审“长沙告状”。

  滴水洞里的沉思

  于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十月十日,中央专案人员便来敲徐明清家的门了。在作了审讯式的谈话之后,便要徐明清写材料。

  江青心中的积怨迸发了!正因为这样,她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点了张少华的名,点了张文秋的名。

奥门金沙网址,  “我们想请你辛苦一趟,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法官说:“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想赖帐!”

  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清算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种种错误。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声中,侃侃而谈,严厉批判张承先,批判工作组。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江青的几句话,便把电影界说成一团漆黑。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六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光景,三辆小轿车、一辆大客车,忽地鱼贯进入湖南韶山的一个山谷里。四周实行了严密的警戒,闲人莫入。

  陈女士发觉,唐纳为人善良,富有才华,富有人情味。据云,唐纳每天给陈女士献上一束花,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对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

  陈女士去香港工作,唐纳亦调往香港任职。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②②《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蚊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一九三七年冬,张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怀部将陈振亚。翌年秋,生一女,从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

  第三次,十二月三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翌日——七月二十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

  秦桂贞一听,怒火顿起,说:“这妖怪精……”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十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其实,如同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一夜之间,他从“囚犯”跃为首长,可谓天渊之别。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③③《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秦桂贞受江青迫害,也吃尽苦头。她骂江青是“妖怪精”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七九年四月,秦城监狱的看守忽然通知徐明清,说是要她进城看病。她觉得奇怪,说自己没有生什么病。看守说反正有车进城,你随车去检查检查身体也好嘛。既然如此,徐明清答应了,准备进城检查身体。可是看守又通知她,把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走!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徐明清带来了平反的希望。

  此是后话。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岸青我儿:

  奉命监禁他达七年的部队撤走了,换上了原来的警卫员为他警卫。炊事员回来了。久别的那辆“吉姆”牌轿车,又回到他的身边。夫人刘菜瑛,也和他团聚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一九六五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

  张玉凤走后,汪东兴发觉那张写了“张玉凤”三个字的纸上,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汪东兴便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否把张玉凤调至毛泽东的车厢当服务员。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样,张玉凤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张玉凤同时调至毛泽东车厢的,还有一位老大姐。

  不久,唐纳去了美国。在《纽约日报》社,在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

  毛泽东对于滴水洞,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这里。后来,他的祖父同伯祖父分家,他的祖父迁往韶山冲上屋场安家——如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毛泽东故居,便是上屋场毛泽东祖父的房子。毛泽东是在那里出生的。上屋场离滴水洞大约四公里。毛泽东小时候在这儿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他到外婆家,要打这儿经过。他的祖父、祖母的墓,也建在这里后山的虎歇坪上。

  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

  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人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唯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革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

  江青呢?她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她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徐明清心中纳闷,不知究竟,只得照办。

  毛泽东下榻于一号楼。那是一幢灰顶青瓦白墙的小楼。跟毛泽东的卧室相通,有一套完全一样的房间,只不过卫生间里的澡盆不是白色而是紫红色的,据云那是设计者们为江青.准备的。江青却没有来,内中的原因不知是毛泽东不让她来(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在长沙,江青到长沙,后曾希望去滴水洞,毛泽东劝她道“你不要去”②),也不知还是江青忌讳到了韶山,当地人总要提起杨开慧。

  江青,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精彩的一幕闹剧——她太沉不住气了!

  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最初的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闹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虽然由于他跟蓝苹有过那么一段关系,他的名字是人们熟知的,但是他与蓝苹离异之后的经历,他怎样来到海外,他的后来情况如何,却是鲜为人们所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王观澜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受到几十次的批斗。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他参加陈正人追悼会,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说道:“身体不错,没有浮肿。能工作!能工作!”紧接着,周恩来便安排王观澜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

  的意见在那里(引者注: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引者注:

  这天,江青是十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个。显然,出于对最后判决的关注,她一夜没有睡好。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正好这时(指一九四五年——引者注),英国大使寇尔从重庆来到上海。

  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终年七十四岁。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年病。

  ②《花地》,一九八九年五期,金振林,《毛泽东隐踪之谜》。毛泽东对江青说:“你不要去,你去了,那里不得安静。那是我要去住的地方。”

  关于江青的判决,伍修权曾说过特别法庭反复研究的情况: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急急如律令:洗澡,理发,赶制新军装……裁缝在给他量了身材之后,当天就做好一套崭新的军装送来,以便他翌日能出席国宴。望着那红的帽徽和领章,刘志坚百感交集,泪水模糊了视线。

  一九五八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十六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

  最后,由庭长江华宣布判决,他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念道: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年,刘志坚冤案才得以正式平反。

  陈伯达发表演说,称颂江青的贡献。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徐明清于一九九○年一月十二日给笔者来信,感慨万千地写道:

  《哥俩好》——写中间人物!充满了低级趣味!

  一九四七年八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自由论坛报》一位女记者操流利英语,谈吐非凡,举止端庄,才貌双全,顿时引起唐纳的爱慕,居然一见钟情。这位女记者,乃国民党政府前驻法大使陈录的三女儿陈润琼,福州人,不仅英语娴熟,而且法语纯正。

  七月八日①

  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我想等我决定了自己的归宿再告诉你。昨日我向总主笔提交了辞呈。我预备先赴美国,在华侨主办的《纽约日报》工作,过了一年半载,再赴法和安那(引者注: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

  江青一听这熟悉的声音,立即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终于喊了出来:“阿桂!”

  一九六○年冬,铁道部要调一批列车员到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上。这样,她被调进北京。这时的她,还不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当时的院长为宋时轮上将。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的理由为她改刑:“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点火于北京高校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在这里,江青第一次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三旧”。在她的讲话之后,一下子便在全国掀起批“三旧”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江青这人,在露“峥嵘”之际,也往往露“真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她在北京大学露“真容”,曾使听众一片哗然。

  “哦,刘志坚出来了!”这,成了当时全国关注的新闻。

  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张玉凤随行。据云,汪东兴考虑到毛泽东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而张玉凤水性甚好,也是要张玉凤同行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主席听毕,提出要增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名单进行讨论,“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宣扬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十月三日,叶剑英元帅召见了刘志坚中将,详细询问了他的种种情况,特别问及了他的身体状况。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唐纳有意,陈润琼却并未首肯。

  “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咒骂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她攻击邓小平,咒骂华国锋是“叛徒”。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后唐纳竟受徐铸成之邀,在上海出任《文汇报》副总编。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徐明清所谈、所写,大致上跟在延安时所写的材料差不多。

  江青接着作长篇讲话。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养病中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如何去“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然后“才想到要改”,即进行所谓“京剧革命”。

  一九三九年,当唐纳担任《大公报》记者时,在武汉认识陈珊,产生感情。结婚后,有过一个男孩。翌年,由于陈璐另嫁一位盐商,他便与陈璐离异了。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专案人员看了以后,认为徐明清写的是“客观主义”,“不深刻”。何况,她当时头上还戴着“叛徒”的帽子,专案人员认为她在“包庇”江青。

  其实,毛泽东在七月十八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第十次,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一见面,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汪东兴见她神情紧张,就代她作了回答。

  刘志坚和秦桂贞“翻身”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文革”开始后,张少华曾在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江青得知后,笑道:“哈哈,你倒楣的日子到了!”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翻身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问道:

  在江青说来,她早已恨透张家母女,此时此际借机发泄,倒是完全符合“逻辑”!

  偶然,她也答复:“是事实。”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

  律师答复她:“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主席有个儿子,得神经分裂症,让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出来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二十九日那天,一辆轿车停在四合院门口。来人奉中央之命,正式通知软禁在那里的刘志坚:“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明天,你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

  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江青一听,顿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乱喊乱叫。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书作者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

  于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关押在一个至今不知地点的房子里,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要她交代,要她写材料,弄得她的神经有点错乱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刘松林跟毛岸英结婚,从此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

  江青居然伸出了手,想跟她握手哩。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幸亏唐纳在“文革”岁月,身居海外,“旗手”鞭长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六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①”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据云,他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他曾找人寻找当年他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导。只是他几度提笔,未曾写出这部自传,使病重了。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一天,法官忽然来到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对她说:“秦桂贞同志,在公审江青之前,我们请你协助完成一项任务。”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一查江青的档案,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诚如所有的江青传记都要提到徐明清。

  ①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长女原在中央美术学院学国画,被调离北京,到兰州那儿山沟里的“五·七”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江青说:“我提出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

  “北大贴出许多批判我母亲和少华的大字报。母亲没办法,只得带着我两个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战友家,躲避一下风头。”

  问:什么病?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报海旧闻》中,这样提及唐纳: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在正式平反后,年已古稀的刘志坚,被从昆明调回北京。

  在林彪倒台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为世人所知。

  “这次判决,在国内是大快人心,国际上的反应基本上也是风平浪静,各方都认为我们判得还是合理的,没有发生什么异议。在宣判以前,国际上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当时我们已经看出苗头,如果立即杀了江青,反映可能很坏,有的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有的外国人到我国驻外使馆去请愿保护江青,并且国际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虽然我们是独立审判,不应受外国的影响,但这些情况在判刑时也不能不予考虑。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原来估计国内可能会有人不满,现在看来也都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了。”

  “中央文革”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

  徐明清为江青吃冤枉官司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在“文革”中,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政治舞台上“露峥嵘”。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

  “少华和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出走。少华被说成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徐明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六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三度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申辩,推倒不实之词。徐明清在信中写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徐明清本来以为,江青会如实为她作证。不料,江青不予置理。那些日子,徐明清过着换斗、受批的生活。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徐明清和王观澜以及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刘松林与张少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在我访问秦桂贞的时候,她伸出双腕,上面还留着当年手铐的凹印。她说这是蓝小姐留给她的“纪念”。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江青质问法庭: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一九九一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

  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士。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笔者访问了刘松林①,她回忆道:

  一天,她正躺在床上,监狱长忽然进来,通知她:“赶紧起来,回家去!”

  历程。

  于是,江青拿起了一叠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

  江青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了:

  即陈润琼女士)定居。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在逼供信的情况下,徐明清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写了一份交代。徐明清说,这份交代是由审问者口授,由她执笔写成的。

  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一九八五年,经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介绍,她和王景清结婚。王景清在四十年代,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来他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跟妻子离异。王景清为人憨厚、善良,细心地照料李讷,使她在孤寂中得到了安慰。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七月二十二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饭店来了。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后来的“京华饭店”,到后来的“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

  毛泽东又问,她的名字三个字怎么写。说着,拿起铅笔和纸,让她写下来。

  “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一定要把问题讲清楚,我才能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你们逼我写的,我不承认!”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在判决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特别法庭派出司法警察,向江青送达了判决书。

  江青声称:

  秦桂贞笑了。笑得那么得意。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现全文照录于下: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观澜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农业部顾问组组长。

  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

  以自杀告终

  “旗手”的登基典礼

  进城之后,她被安排住在一家监狱系统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原本憔悴如鬼的她,经过一个多月休养,算是有点人样了。

  江青忽地说起了自己家里的事。据当时的传单所载: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第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辩论。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唐纳与陈女士婚后,生一女儿,取名马忆华,想念祖国之意。如今,马忆华已大学毕业,亭亭玉立,成为唐纳夫妇的掌上名珠。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革命同学们:

  十月一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在报道昨晚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大名。全国各大报所载国庆招待会出席者的名单中,也都印着“刘志坚”——这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的名字。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莱米,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马列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

  她与笔者长谈。最后,她谈及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这位普通的妇女,用这样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回敬了“旗手”。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有点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江青会发火。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

  随着法官步入秦城监狱,秦桂贞见到一个女人裹着一件军大衣,翻起海虎绒衣领,倚墙坐着,在那里晒太阳。此人面色白里透红,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养神哩。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正式报道: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

  如今,年近八旬的刘志坚将军,住在北京西城。在宽敞的客厅里,我与他以及他的夫人刘莱瑛长谈着。客厅里,挂着舒同题赠的李白的诗。他的记忆力仍很不错,往事历历在心头。

  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这个“二○三工程”从一九六○年动工,到一九六二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喜讯来得那么突兀,刘志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①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多次采访刘松林。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才得以几度返回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干。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笔者看过他在各地旅游时所拍的照片,他的交际困仅限于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花好月圆》——片名就没有阶级斗争!写多角恋爱,太低级。

第十四章,中国散文500篇奥门金沙网址。  在“个人罪”这一部分,江青名列第一位。关于江青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五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召见刘志坚。不久,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从此,他在西南边陲这一重要的军事岗位上,干了七年多……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①①《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阿桂——”江青拖长声调,在那里喊她。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

  “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

  “什么事?”她连忙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此后,他一直独身,忙于写作。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真实情况的老同志开始自觉反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手调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从胡耀邦的一次报告中发出的。那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批评了乱抓人的问题,一口气点了二十多个遭到乱抓人的名字,内中提及了徐明清。这表明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注意到徐明清冤案。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

  ‘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往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①①赵景云,《灵秀聚钟人莫识—一韶山滴水洞印象》,《文艺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

  “你在法庭辩论中,对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不是进行陈述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辩论的机会,进行诽谤、谩骂,法庭一再警告你,你不服从法庭的指挥,违犯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汽车驶出北京城。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迟复为歉。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翌日傍晚,“吉姆”送他来到熟悉的人民大会堂。年逾花甲的他,穿着一身新军装,步入宴会厅,见到抱病前来主持国庆招待会的周恩来总理,屏息聆听周恩来致祝酒词。许多人对于曾被“打倒”的刘志坚的突然“亮相”于公众场合,投来惊讶的目光。

  《五朵金花》——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也很有问题。

  果真,伍修权提高了声调,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随着伍修权的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两名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拖着耍赖的江青,拉出了法庭。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不过,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的。正因为这样,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秦桂贞连头也不回,上车去……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对岸青、少华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从中作梗。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成都采访张耀祠。

  毛泽东坐镇杭州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从车上下来身材伟岸的人物,一望而知是毛泽东。在“横扫一切牛充蛇神”口号声震天动地、“文革”之火席卷华夏之际,毛泽东居然来到故乡的山间过着“隐居”生活!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指魏文伯、陈丕显)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曾采访过张文秋,那时张文秋化名珊飞。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中,其中有一节《共产党员栅飞》,写的便是张文秋。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中央文革”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

  其实,毛泽东那封给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

  “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于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谢镗忠还宣布: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

  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面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引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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