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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曌正传,史铁生随笔选集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1-04 03:39

张晓风
  那天早晨,天无端的晴了,使人几乎觉得有点不该。昨天才刚晴过,难道今天如此运气再晴一天?那阵子被风风雨雨折磨怕了,竟然连阳光也不敢信任起来。
  我对丈夫说:“我今天要到大屯山那一带去,主要目标是梦幻湖。”
  他一时尚未醒透,等他搞清楚,我已经带好四个橙子、两片面包和一个蛋走到门口了。
  一个人对着湖水枯坐,觉得天地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湖水浅浅盈盈,只可惜不见当年的水鸟群了。不知为什么参禅的人总喜欢“面壁”,其实“面水”不是更好吗?水似柔而刚,似无而有,不落形象而又容纳万象。
  看了一上午的湖水,忽然起了兴致,大模大样的走到“地热利用研究中心”,敲了门。开门的人带我去看地热温室里种的花。玻璃花房十分美丽,小小的非洲紫罗兰一盆盆开满一屋子。“那是蟹爪兰吗?”我一转头叫起来,“怎么现在就开了?”“这里暖和,它至少要比山下早开一个月。”
  我走过去看那娇艳的红,觉得整个花的精神仿佛都是给地热催出来的,一份来不及的美。
  “这盆蟹爪兰,如果你喜欢,就带回去吧!”我一时欣喜若狂,虽然每一个花摊上都能买到蟹爪兰,但这一盆不同,它是从神奇的魔术场里搬来的啊,它比全城的花开得都要早,早整整一个月呢!我跳上车子,坐上我最喜欢的车前的位置,整片青山一路相送,我怔怔地看那蟹爪兰,想来它的名字取得真贴切,这花开的时候,硬是有一份横行霸道的美呢。
  几乎每到春天,我就要嫉妒画家一次,背着画架四处跑,仿佛看起风景来硬是比我们多了一种理由,使我差不多要自卑了。不能画春天就吃一点春天也是好的。前些日子回娘家去看父母,早上执意要自己上菜场买菜。说穿了哪里是什么孝心,只不过想去看看屏东小城的蔬菜。一路走,一路看绿茎红根的菠菜,看憨憨白白的胖萝卜,看紫得痴愚的茄子,以及仿佛由千百粒碧玉坠子组成的苦瓜……而最终,我选了一把叫“过猫”的春蕨,兴冲冲拿回家炒了。想想那可能就是伯夷所食的薇,不觉兴奋起来,我把那份兴奋保密,直到上了饭桌才宣布:“爸爸,你吃过蕨类没有?”“吃过,那时在云南的山里逃难,云南人是吃蕨的。”
  当然,想来如此,云南如此多山多涧多烟岚,理当有鲜嫩可食的蕨。
  “可是,在台湾没吃过。”
  “喏,你看,这盘便是了,叫‘过猫’,很好吃呢!”
  “奇怪,怎么叫‘过猫’?”爸爸小声嘀咕。
  “可是,我就是喜欢它叫过猫。”我心里反驳道。它是一只顽皮小野猫,不听话,不安分,却有一身用不完的精力,宜于在每一条山沟上跳为窜去,处处留下它顽皮的足迹。
  吃新上市的蔬菜,总让我感到一种类似草食运物的咀嚼的喜悦。对不会描画春天的我而言,吃下春天似乎是唯一的补偿吧!爬着陡峭的山路,不免微喘,喘息仿佛是肺部的饥饿。由于饿,呼吸便甜美起来,何况这里是山间的空气,有浮动着草香花香土香的小路。这个春天,我认真地背诵野花的名字——“南国蓟”、“昭和草”、“桃金娘”、“鼠麴草”、“兰花蓼”、“通泉草”、“龙葵”、“睫穗蓼”、“紫花藿”、“香蓟”……但可恨的山野永远比书本丰富,此刻我仍然说不出鼻孔里吸进的芬芳有些什么名字。
  有一种小花,白色的,匍伏在地上,毫无章法的乱开一气,它长得那么矮,恍如刚断奶的孩子,犹自依恋着大地的母怀,暂时不肯长高,而每一朵素色的花都是它烂漫的一笑。
  初春的嫩叶照例不是浅碧而是嫩红,状如星雨的芒萁蕨如此,尖苞如纺锤的雀榕如此,柔枝纷披的菩提如此。想来植物年年也要育出一批“赤子”,红通通的,血色充沛的元胎。
  终于,我独坐下来,不肯再走了,反正“百草千花寒食路”,春天的山是走不完的。
  整个山只专宠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女子,所有的天光,所有的鸟语,所有新抽的松蕊,所有石上的水痕,所有俯视和仰视的角度,所有已开和未开的花,都归我一个人独享——只因为我在。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的青山,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因为好朋友都在学校,而我偏不在。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老师叫了学生的名字,学生大声回答:“在!”清脆而响亮的声音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长大了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回一声:“我在。”
  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己“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感到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
  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浩浩莽莽的无限,而我是此时此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
  在路旁坐久了,忽然从石头上蹦来一只土色的小蚱蜢,停在我的袖子上。我穿的衫子恰好也是自己喜欢的土褐色,想必这只今春才孵化的糊涂小昨蜢误以为我也是一块岩石吧?想到这里,我忽然端肃起来,一动也不敢动,并且非常努力地扮演一块石头,一时心里只觉好笑好玩,竟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动,不要动,这只小蚱蜢刚出道,它以为你是岩石,你就当岩石好了——免得打击它的自信心。”
  相持了几分钟,小蚱蜢还是跳走了,不知它临走时知不知道真相,它究竟是因停久了觉得没趣才走的?还是因为这岩石居然有温度,有捶鼓式的音节自中心部分传来而恐惧不安才走的?不管怎么说,至少它一度视我为岩石,倒也令人自慰。
  怀着独擅专宠的窃喜,我一面步下山径,一面把整座山的丰富密密实实地塞在背袋里。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讲清楚。我曾手植一株自己,在山的岩缝里。而另一方面我也盗得一座山,挟在我的臂弯里。(挟泰山以超北海,其实也不难呢。)如果你听人说,今年春天我在山中走失了,至今未归,那句话也不算错。但如果你听说有一座山忽然化作“飞去峰”,杳然无踪,请相信,那也是丝毫不假的,而且,说不定它正是被我拐去。

那些酷吏所用的酷刑和逼供的妙法,必须在此予以详述,否则削减唐朝国祚的那些事件,当时的审判与整肃,便无法明白。

  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长久扎根在记忆里。他们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然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里他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

方志华
  对一个小孩来说,能梦见圣诞老人是再美不过的事儿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我就常常做这样的梦,所以对这点我很清楚。但我是个犹太人,我的父母是不庆贺圣诞节的。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去参加过隆重的圣诞节宴会,我觉得象是被人排挤了出来,感到非常孤独。圣诞节是别人都能庆贺的节日,就只有我不能加入。我并不是想捞点什么玩具,我要的是圣诞老人,我要的就是棵圣诞树啊。后来,我长大了,有了小孩,我就决定把我在童年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弥补上来。
  1956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女儿凯丽尔才两岁。我买了3棵两米多高的树,用电灯和铃铛把它装饰起来。凯丽尔望着树笑了,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目光。这是我家里的第一棵圣诞树,它使我们家里到处都充满着温暖的气息,连我的心也是暖烘烘的。我就在我家里开了圣诞节宴会,并广邀亲友做客。
  但是,仍然少了点什么东西——那是能给孩子们带来爱和希望的圣诞老人。
  在第二年的圣诞节又将来临的时候,我买了颜色鲜红的布料,我的妻子用它给我缝制了一套特别的服装。
  圣诞节的晚上,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围坐在圣诞树旁,我试着穿上那套新装,还戴上一只白胡子和白头发的圣诞老人假面具。当我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时候梦中的圣诞老人就站在我面前。于是我来到起居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坐着唱歌哩。我用一种深沉的声音叫道:“嗬,嗬,嗬!圣诞快乐,孩子们。”
  凯丽尔,还有我那只有一岁的儿子,都惊奇地站了起来,盯住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的吃惊,又是多么的高兴。
  有两年,我都为我的孩子们扮演圣诞老人,我同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感到了快乐。到了第三年,我这圣诞老人变得不安分了,想去为别的孩子做点什么。
  11月下旬的一天,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往邮筒里塞一封信,她问她母亲道:“妈妈,你肯定圣诞老人会收到我的信吗?”看到这情景,我立即有了个主意。每年圣诞节许许多多的孩子写信给圣诞老人,那么,这些信都到哪儿去了呢?我给邮局打了个电话,邮局里的人告诉我说,那些信都放在死信处的大麻袋里。
  到了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就跑去邮局把那些信翻了出来,查看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向圣诞老人要这要那的信,有许多惯坏了的孩子可真是贪得无厌,我感到很震惊。忽然,我翻到一个叫苏茜的小女孩的信,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个11岁的小姑娘,有两个弟弟,还有个在吃奶的妹妹。我父亲去年冬天死了,母亲现在正生着病。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比我更穷,我自己什么东西也不想要,但是您能不能给我送床毛毯来呢?因为妈妈在晚上觉得冷。
  “读了这封信,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接着我继续翻看那些信件,又发现了8封类似的信,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写来的。我把这8封信随身带走了,并且立即给每个人发了一封电报:“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圣诞节那天我将到你家里去,请等着我。圣诞老人。”
  我知道,我不可能满足孩子们所有的要求,但我相信,在节日里是可以给他们带去快乐和幸福的。
  圣诞节那天清早,我的孩子们还没起床,我妻子就为我开车,在纽约市找那些我回过信的孩子们。我穿上了那身红布料做的衣服,戴上假面具。对我来说,装成圣诞老人给其他的孩子们送礼物还是第一次。因为前一天下过了雪,街上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您好!圣诞老人!您好!圣诞老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孩子们总是热情地向我问好,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和笑声。在一个地方,我发现一群高兴的小孩中间有个小女孩在哭泣,我弯下腰来问道:“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噢,圣诞老人呀,”她呜咽着,但却高兴地说,“我很高兴呀!”
  泪水从我假面具后面的眼睛里淌了下来。
  后来,有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去看一个感到孤独的波兰男孩彼得。彼得和他父母刚从波兰到美国来,住在贫民区里。我手里拎着装有玩具的袋子,走上他家门前的台阶,伸手敲了门。当我走进彼得的家门时,他愣愣地站在那儿盯着我。
  “您来了,”他说,“我写了信去……您就来了。”很明显,他没有想到会在自己家里看见圣诞老人,所以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同他谈了话,送他个电动小火车,还有个篮球。当我离开时,我听见彼得的母亲用波兰话向他父亲问些什么。因为我父母原先就住在波兰,所以我能讲一点波兰话,更能听懂不少波兰话。
  “我自北极来。”用波兰话我回答了她的问题。
  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
  “您会讲波兰话?”她问道。
  “当然了,”我说,“全球语言,圣诞老人无所不晓。”说完我离开了他们,使他们感到欢乐又惊奇。
  扮演圣诞老人使我如此心醉,以致于我连续干了12年。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就变得兴奋起来,来到邮局的死信处,读那些令人心碎的信件。从圣诞节前夕到圣诞节,从纽约市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四处出访。
  在1967年的圣诞节前夕,女儿凯丽尔给我写了一首小诗:“我知道圣诞老人全是做的假。
  但是我仍然非常热爱他,因为他就是我的亲爸爸。”
  她到底知道了这一点。我把那些从邮局带回家的信给她看,她哭了。后来,她成了“圣诞老人”的好助手,去商店买来东西,为我圣诞节的外出包扎玩具。
  几年前,我最后一次扮圣诞老人时,知道一个家里有4个小孩。去他家之前,我给他们每人备了一个玩具。他们的家很小,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些小家伙整天都在等着我。
  “圣诞老人会来的,妈妈,他肯定会来的。”他们不时地看我给他们的电报,对他们的妈妈重复着这句话。
  我按响了他们家的门铃,门开了,他们都朝我拥来。我还没有进他们的家,他们就抓住我的双手不放。
  “您好,圣诞老人!您好,圣诞老人!”
  “我们知道您会来的。”
  孩子们高兴极了,一双双眼睛亮了起来,显出兴高彩烈的神情。
  我让他们坐在我的膝上,给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然后给每个人一个玩具。
  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我进来后一直站在角落里,她有金黄色的头发,还有双蓝蓝的眼睛。
  我转身面对她问道,“你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吧?”
  她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回答说:“不是的。”
  “叫什么名字啊!”我问她。
  “丽莎。”
  “几岁啦?”
  “7岁。”
  “来,坐在我膝头上吧。”
  她犹豫了一会,最后过来了。
  “你在圣诞节得过什么礼物没有?”我轻声问道。
  “没有”。她说。
  我拿出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来,问她:“想要这个布娃娃吗?”
  “不想要。”说完她用她的小手扳住我的头,低声说,“我是个犹太人。”
  我笑了,同样低声地说:“我也是一个犹太人呀。”
  丽莎望着我笑了,然后接住了我递给她的布娃娃,跑出了门。
  我不知道我们俩谁更高兴些——是丽莎,还是我这个圣诞老人呢?

  徐敬业起事兵败之后,索元礼立刻平步青云,成为政要,当时以告密而致身显贵的第一人。徐敬业举兵反,正好供给当时一个搜捕谋反嫌疑犯的紧张气氛。朝廷故意制造一种风声,说有大举谋反的阴谋,说有很多地方在阴谋不轨。比起别人,索元礼独逮捕过多,定罪也多。因为他首用逼供之法,而且方法独特。其酷刑之一为制一铁帽,戴在被告头上,用楔子打入,使铁帽逐渐缩紧,至口供逼出来为止;因被告顽强不屈而致头颅夹裂的,并不少见。如果囚犯因此致死,囚犯死就是死了。另一个方法是使囚犯躺平,以大石上悬梁上,下垂在囚犯的头上,可轻击,可重击,视囚犯的神志而定。第三个方法是把犯人两臂背身后,拴在拷问台上。因为索元礼在求逮获众多,在求效率高强,在求成绩优异,所以通常总是逼使犯人牵连别人及亲友相识等,所以每逢一人被捕,便有十余人受株连。结果索元礼深受武后恩宠,常予召见,并予褒奖。于是来俊臣与周兴便接踵而来,如法炮制。

  近些年我常记起一道墙,碎砖头垒的,风可以吹落砖缝间的细土。那墙很长,至少在一个少年看来是很长,很长之后拐了弯,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紧挨着往前是一个院门,那里住过我少年时的一个同窗好友。叫他L吧。L和我能不能永远是好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度形影不离,我生命的一段就由这友谊铺筑。细密的小巷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或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十岁或者九岁的L曾对我说,他将来要娶班上一个女生(M)做老婆。L转身问我:“你呢?想和谁?”我准备不及,想想,觉得M也确是漂亮。L说他还要挣很多钱。“干吗?”“废话,那时你还花你爸的钱呀?”少年间的情谊,想来莫过于我们那时的无猜无防了。

  司法制度,至此已荡然无存。所谓“合法”其意义已经与先前不同。在太宗之世,只有一年一度在秋天,并且经大理寺复审之后,犯人才能处死。犯人送往京都经大理寺最后定谳之前,在地方要经三级审判。如今在武后统治之下,犯人可以就地处死,然后申报。以前御史大夫的官廨是用以推详案件,或弹劾与控告之用。现在肃政台这个官署之内有两个监狱,叫做肃政台监狱。其中的侍御史一身而兼调查、审判及刽子手的任务。据李则之武后天授元年的奉议,当时肃政台的十五个巡回侍御史都是八品官,都可以将犯人就地处死,犯人无权上诉。

  我曾把一件珍爱的东西送给L。是什么,已经记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打了架,为什么打架也记不清了,但丝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去找L要回了那件东西。

  当时,来俊臣由另一个刽子手万国进帮助,编了一本起诉手册,名叫《罗织经》,使逼供法与互控法升格而成了专门学术。该书编排良善,携带方便,专供当时全国各地特务官员之用,以明显简短的提示,授人以谋杀及施用压力的精巧的合法办法。依据《罗织经》与酷刑的技巧,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效果极佳。铜匦用来也极方便。每逢奸党要株连一位王公或是一位大臣,便从相距遥远的各省县投来密告,各书函内所控告的详情则完全一致,此案便交与秋官侍郎周兴办理。法官自己便准备好谋杀的公文。

  老师说,单凭我一个人是不敢去要的,或者也想不起去要。是几个当时也对L不大满意的伙伴指点我、怂恿我,拍着胸脯说他们甘愿随我一同前去讨还,就去了。走过那道很长很熟悉的墙,夕阳正在上面灿烂地照耀,但在我的印象里,走到L家的院门时,巷角的街灯已经昏黄地亮了。不可能是那么长的墙,只可能是记忆作怪。

  来俊臣的高明技巧必须在此一叙。来俊臣的同僚王弘义曾就来俊臣的官署说了一句双关语。来俊臣别有监狱,奉武后旨意设在丽景门内,在皇宫西面不远。王弘义戏呼丽景门为“例竟门”,意谓被告一进丽景门便一例无治。不论密告被控何罪,来俊臣第一步先从鼻中灌醋。然后投置臭气难闻的土坑之中,不与饮食,犯人据说饿至自咬衣絮,再继之以神经疲劳。犯人被接连盘问,不许睡眠。犯人一睡着,就被猛然推醒,所以数夜不眠之后,头脑便昏昏迷迷,于是问什么招认什么,结果便被处死。此法极其灵验,而被告并无受刑痕迹。当时此种办法极为新奇,极为时髦,极为进步,而百试百验,别的人从来不曾想到,堪称奇事。古旧的生活信念至此粉碎无余,新一代的后生小子自以为正值“崭新的时代”,认为一切情况皆属当然。我记下这些情形,意在保持史实。如果后代再有刽子手,想以神经疲劳的逼供之法而以发明人自居时,他要知道,远在武后时,来俊臣已经发明此法,其新奇进步,并不亚于今日。并且也是利用一个人的爱护家人子女的情感,逼人招供。利用种种奇怪的整肃审问,以求建立兽性的恐怖统治的每种原则,都在武后统治之下发明净尽了。

  站在那门前,我有点害怕,身旁的伙伴便极尽动员和鼓励,提醒我:倘掉头撤退,其可卑甚至超过投降。我不能推罪责任给别人:跟L打架后,我为什么要把送给L东西的事情告诉别人呢?指点和怂恿都因此发生。我走进院中去喊L。L出来,听我说明来意,愣着看我一会儿,然后回屋那出那件东西交到我手里,不说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结束总是非常简单,咔嚓一下就都过去。

  来俊臣又造十个大枷是:①定百脉,②喘不得,③突地吼,④著即承,⑤失魂胆,⑥实同反,⑦反是实,⑧死猪愁,⑨求即死,⑩求破家。一个是强扭人四肢的刑具;另一个把头夹在刑枷之中,胸上压以重物,在地拖行;另一个是放重砖在枷上,自身后猛拉囚犯。在审问之前,先将这些刑枷摆出来。被告宁愿问什么招什么,怎样都好,但求免受酷刑。

  我和几个同来的伙伴在巷角的街灯下分手,各自回家。他们看看我手上那件东西,好歹说一句“给他干吗”,声调和表情都失去来时的热读,失望甚或沮丧料想都不由于那件东西。

  根据周球告发惨刑的奏议,酷刑中还有一种将污泥倒入犯人的耳内,在头上重踏,有楔子的重枷,滚转的刑枷,挤压胸部,以竹签刺人指下,揪住头发挂起犯人,烧焦两眼。

  我独自回家,贴近墙根走。墙很长,很长而且荒凉,记忆在这儿又出了差误,好像还是街灯未亮、迎面的行人眉目不清的时候。晚风轻柔得让人无可抱怨,但魂魄仿佛被它吹离,吹离身体,飘起在黄昏中再消失进那道墙里去。捡根树枝,边走边在墙上轻划,砖缝间的细土一股股地垂流……咔嚓一下所送走的,都扎根进记忆去酿制未来的问题。

  这些审问之可怕,第一,因为告密的人,控告的人,审判的人,不都是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串通一气,不是毁灭他们想毁灭的人,便是奉武后之密旨行事。第二,一般都是控人谋反,家人子孙都要流配远方。一般的暴君都知道,在用酷刑不肯招认时,便利用家庭感情,以危及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为词。对家人减刑的诺言有时实行,有时背弃。第三,用这样方法,犯人难免受引诱而控告朋友与相识,以图减轻自己的刑罚,以求免除一死,得个流配远方。

  那很可能是我对于墙的第一种印象。

  就因为一个女人要求野心得逞,遂犯了这些滔天大罪,而且在圣贤以仁爱忠信垂训的华夏中原,人对一切美德,视若无睹,或将美德窃予曲解,失其真义,人人在恐怖之下,又如返回太古野蛮时代,死于恐怖;尤可悲者,是生时亦时时恐怖。人类是进步的,但当时竟一直向六千年以前古老的蛮荒进展下去了。文明当时已经成了人类遗忘将尽的残梦。

  随之,另一些墙也从睡中醒来。

  有一天傍晚“散步”,我摇着轮椅走进童年时常于其间玩耍的一片胡同。其实一向都离它们不远,屡屡在其周围走过,匆忙得来不及进去看望。

  记得那儿曾有一面红砖短墙,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去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那面墙应该说藏得很是隐蔽,在一条死巷里,但可惜那巷口的宽度很适合做我们的球门,巷口外的一片空地是我们的球场,球难免是要踢向球门的,倘临门一脚踢飞,十之八九便降落到那面墙里去。我们千般央告万般保证,揪心着阳光一会儿比一会儿暗淡,“球瘾”便又要熬磨一宿了。终于一天,那足球学着篮球的样子准确投入墙内的面锅,待一群孩子又爬上小树去看时,雪白的面条热气腾腾全滚在煤灰里。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足球事小,我们乘暮色抱头鼠窜。几天后,我们由家长带领,以封闭“球场”为代价换回了那只足球。

  那条小巷依旧,或者是更旧了。变化不多。惟独那片“球场”早被压在一家饭馆下面。红砖短墙里的人家料比是安全得多了。

  我摇着轮椅走街串巷,忽然又一面青灰色的墙叫我砰然心动,我知道,再往前去就是我的幼儿园了。青灰色的墙很高,里面有更高的树。树顶上曾有鸟窝,现在没了。到幼儿园去必要经过这墙下,一俟见了这面墙,退步回家的希望即告断灭。

  这样的“条件反射”确立于一个盛夏的午后,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那时的蝉鸣最为浩大。那个下午母亲要出差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最高的希望是她可能改变主意,最低的希望是我可以不去幼儿园,留在家里跟着奶奶。但两份提案均遭否决,据哭力争亦不奏效。如今想来,母亲是要在远行之前给我立下严明的纪律。哭声不停,母亲无奈说带我出去走走。“不去幼儿园!”出门时我再次申明立场。母亲领我在街上走,沿途买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形式虽然可疑,但看看走了这么久又不像是去幼儿园的路,牵紧着母亲长裙的手遍放开,心里也略略地松坦。可是!好吃的东西刚在嘴里有了味道,迎头又来了那面青灰色高墙,才知道条条小路原来相通。虽立刻大哭,料已无济于事。但一迈进幼儿园的门槛,哭喊即自行停止,心里明白没了依靠,惟规规矩矩做个好孩子是得救的方略。幼儿园墙内,是必度的一种“灾难”,抑或只因为这一个孩子天生地怯懦和多愁。

  三年前我搬了家,隔窗相望就是一所幼儿园,常在清晨的懒睡中就听见孩子进园前的嘶嚎。我特意去那园门前看过,抗拒进园的孩子其壮烈都像宁死不屈,但一落入园墙便立刻吞下哭声,恐惧变成冤屈,泪眼望天,抱紧着对晚霞的期待。不见得有谁比我更同情他们,但早早地对墙有一点感受,不是坏事。

  我最记得母亲消失在那面青灰色高墙里的情景。她当然是绕过那面墙走上了远途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她是走进那面墙里去了。没有门,但是母亲走进去了,在那里面,高高的树上蝉鸣浩大,高高的树下母亲的身影很小,在我的恐惧里那儿即是远方。

  我现在有很多时间坐在窗前,看远近峭壁林立一般的高楼和矮墙。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墙。我们都在墙里。没有多少事可以放心到光天化日下去做。

  规规整整的高楼叫人想起图书馆的目录柜,只有上帝可以去拉开每一个小抽屉,查阅亿万种心灵秘史,看见破墙而出的梦想都在墙的封护中徘徊。还有死神按期来到,伸手进去,抓阄儿似的摸走几个。

  我们有时千里迢迢——汽车呀、火车呀、飞机可别一头栽下来呀——只像是为了去找一处不见墙的地方:荒原、大海、林莽甚至沙漠。但未必就能逃脱。墙永久地在你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比如你千里迢迢地去时,鲁宾逊正千里迢迢地回来。一只“飞去来器”,从墙出发,又回到墙。

  哲学家先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现在又说是语言创造了人。墙是否创造了人呢?语言和墙有着根本的相似:开不尽的门前是撞不尽的墙壁。结构呀、解构呀、后什么什么主义呀……啦啦啦,啦啦啦……游戏的热情永不可少,但我们仍在四壁的围阻中。把所有的墙都拆掉的愿望自古就有。不行么?我坐在窗前用很多时间去幻想一种魔法,比如“啦啦啦,啦啦啦……”很灵验地念上一段咒语,唰啦一下墙都不见。怎样呢?料必大家一齐慌作一团(就像热油淋在蚁穴),上哪儿的不知道要上哪儿了,干吗的忘记要干吗了,漫山遍野地捕食去和睡觉去么?毕竟又趣味不足。然后大家埋头细想,还是要砌墙。砌墙盖房,不单为避风雨,因为大家都有些秘密,其次当然还有一些钱财。秘密,不信你去慢慢推想,它是趣味的爹娘。

  其实秘密就已经是墙了。肚皮和眼皮都是墙,假笑和伪哭都是墙,只因这样的墙嫌软嫌累,才要弄些坚实耐久的来。假设这心灵之墙可以轻易拆除,但山和水都是墙,天和地都是墙,时间和空间都是墙,命运是无穷的限制,上帝的秘密是不尽的墙,上帝所有的很可能就是造墙的智慧。真若把所有的墙都拆除,虽然很像似由来已久的理想接近了实现,但是等着瞧吧,满地球都怕要因为失去趣味而想起昏睡的鼾声,梦话亦不知从何说起。

  趣味是要紧而又要紧的。秘密要好好保存。

  探秘的欲望终于要探到意义的墙下。

  活得要有意义,这老生常谈倒是任什么主义也不能推翻。加上个“后”字也是白搭。比如爱情,她能被物欲拐走一时,但不信她能因此绝灭。“什么都没啥了不起”的日子是要到头的,“什么都不必介意”的舞步可能“潇洒”地跳去撞墙。撞墙不死,第二步就是抬头,那时见墙上有字,写着:哥们儿你要上哪儿呢,这到底是要干吗?于是躲也躲不开,意义找上了门,债主的风度。

  意义的原因很可能是意义本身。干吗要有意义?干吗要有生命?干吗要有存在?干吗要有有?重量的原因是引力,引力的原因呢?又是重量。学物理的告诉我们:千万别把运动和能量以及时空分割开来理解。我随即得了启发:也千万别把人和意义分割开来理解。不是人有欲望,而是人即欲望。这欲望就是能量,是能量就是运动,是运动就必走去前面或者未来。前面和未来都是什么和都是为什么?这必来的疑问使意义诞生,上帝便在第七天把人造成。上帝比靡菲斯特更有力量,任何魔法和咒语都不能把第七天的成就删除。在第七天以后的所有时光里,你逃得开某种意义,但逃不开意义,如同你逃得开一次旅行但你逃不开生命之旅。

  你不是这种意义,就是那种意义。什么意义都不是,就掉进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是一个什么呢?生命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轻得称不出一点重量你可就要消失。我向L讨回那件东西,归途中的惶茫因年幼而无以名状,如今想来,分明就是为了一个“轻”字: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一段生命轻得飘散了,没有了,以为是什么原来什么也不是,轻易、简单、灰飞烟灭。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呵?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和死亡。轻,最是可怕。

  要求意义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各种重量。各种重量在撞墙之时被真正测量。但很多生命的重量在死神的秤盘上还是轻,秤砣平衡在荒诞的准星上。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愿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不是强言不悔,是清醒地从命。神圣是上帝对心魂的测量,是心魂被确认的重量。死亡降临时有一个仪式,灰和土都好,看往日轻轻地蒸发,但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沉沉地还在。不期还在现实中,只望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我与L的情谊,可否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沉沉地有着重量?

  不要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否则鼾声又起。

  但要接受墙。

  为了逃开墙,我曾走到一面墙下。我家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古园,围墙残败但仍坚固,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里我摇着轮椅走到它跟前。四处无人,寂静悠久,寂静的我和寂静的墙之间,膨胀和盛开着冤屈。我用拳头打墙,用石头砍它,对着它落泪、喃喃咒骂,但是它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再无所动。天不变道亦不变。老柏树千年一日伸展着枝叶,云在天上走,鸟在云里飞,风踏草丛,野草一代一代落子生根。我转而祈求墙,双手合十,创造一种祷词或谶语,出声地诵念,求它给我死,要么还给我能走路的腿……但睁开眼,伟大的墙还是伟大地矗立,墙下呆坐一个不被神明过问的人。空旷的夕阳走来园中,若是昏昏睡去,梦里常掉进一眼枯井,井壁又高又滑,喊声在井里嗡嗡碰撞而已,没人能听见,井口上的风中也仍是寂静的冤屈。喊醒了,看看还是活着,喊声并没惊动谁,并不能惊动什么,墙上有青润的和干枯的台藓,有蜘蛛细巧的网,死在半路的蜗牛的身后拖一行鳞片似的脚印,有无名少年在那儿一遍遍记下的3.1415926……

  再这墙下,某个冬夜,我见过一个老人。记忆和印象之间总要闹出一些麻烦:记忆对我说未必是在这墙下,但印象总是把记忆中的那个老人搬来这墙下,说就是在这儿。……雪后,月光朦胧,车轮吱吱唧唧轧着雪路,是园中唯一的声响。这么走着,听见一缕悠沉的箫声远远传来,在老柏树摇落的雪雾中似有似无,尚不能识别那曲调时已觉其悠沉之音恰好碰住我的心绪。侧耳屏息,听出是《苏武牧羊》。曲终,心里正有些凄怆,忽觉墙影里一动,才发现一个老人盘腿端坐于墙下的石凳,黑衣白发,有些玄虚。雪地和月光,安静得也似非凡。竹箫又响,还是那首流放绝地、哀而不死的咏颂。原来箫声并不传自远处,就在那老人唇边。也许是力气不济,也许是这古曲一路至今光阴坎坷,箫声若断若续并不高亢,老人颤颤地吐纳之声亦可悉闻。一曲又尽,老人把箫管轻横腿上,双手摊放膝头,看不见他是否闭目。我惊诧而至感激,一遍遍听那箫声断处的空寂,以为是天谕或神来引领。

  那夜的箫声和老人,多年在我心上,但猜不透其引领指向何处。仅仅让我活下去似不必这样神秘。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失魂落魄的年月里我常去跟那墙谈话,是,说出声,以为这样才更虔诚或者郑重,出声地请求,也出声地责问,害怕惹怒它就又出声地道歉以及悔罪,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我一直在写作,但一直觉得并不能写成什么,不管是作品还是作家还是主义。用笔和用电脑,都是对墙的谈话,是如吃喝拉撒睡一样必做的事。搬家搬得终于离那座古园远了,不能随便就去,此前就料到会怎样想念它,不想最为思恋的竟是那四面矗立的围墙;年久无人过问,记得那墙头的残瓦间长大过几棵小树。但不管何时何地,一闭眼,即刻就到那墙下。寂静的墙和寂静的我之间,野花膨胀着花蕾,不尽的路途在不尽的墙间延展,有很多事要慢慢对它谈,随手记下谓之写作。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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