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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东方之珠滩,史铁生(shǐ tiě shēng )小说选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25 21:03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听说有这样的医生,对治病没什么兴趣,专长论文,虽医道平平,论文却接二连三地问世。无病之病,他们也接诊病人,也查阅病历,却只挑选“有价值”的一类投以热情。

  崔家的新女婿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王洪文笑了。

  据说那是为了科研。毫无疑问我们都应当拥护科研,似不该对其挑选心存疑怨。但是,他们的挑选标准却又耐人寻味:遇寻常的病症弃之,见疑难的病症避之,如此淘汰之余才是其论文的对象。前者之弃固无可非议,科研嘛。但是后者之避呢,又当如何解释?

  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要点在于,无论怎么解释都已不妨碍其论文的出世了。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以上只是耳闻,我拿不出证据,也不通医道。尤其让我不敢轻信的原因是,“寻常” 与“疑难”似有非此即彼的逻辑,弃避之余的第三种可能是什么呢?第三种热情又是靠什么维系的?但如果注意到,不管是在什么领域,论文的数量都已大大超过了而且还在以更快的速度超过着发明与发现,便又可信上述耳闻未必虚传。于是想到:论文之先不一定都是科研的动机。论文也可以仅仅是一门手艺。

  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世上有各种手艺:烧陶、刻石、修脚、理发、酿酒、烹饪、制衣、编席……所以是手艺,在于那都是沿袭的技术,并无创见。一旦有了创见,大家就不再看那是手艺,而要赞叹:这是学问!这是艺术啊!手艺,可以因为创造之光的照耀,而成长为学问或艺术。反之,学问和艺术也可以熟谙成一门手艺。比如文学作品,乃至各类文章,常常也只能读出些熟而生巧的功夫。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其实,天下论文总归是两类动机:其一可谓因病寻医问药;其二,是应景,无病呻吟。两类动机都必散布于字里行间,是瞒不过读者的。前一种,无论其成败,总能见出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对陌生之域的惊讶、敬畏与探问。后一种呢,则先就要知难而避,然后驾轻车行熟路。然而,倘言词太过庸常,立论太过浅显,又怕轻薄了写作的威仪,不由得便要去求助巧言、盛装,甚至虎皮。

  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还以前述那类医生作比——到底什么病症才对他们“有价值”呢?不是需要医治的一种,也不是值得研究的一种,而是便于构筑不寻常之论文的那一种。方便又不寻常,这类好事不可能太多,但如果论文的需求又太多太多呢?那就不难明白,何以不管在什么领域,都会有那么不寻常的自说自话了。它们在“寻常”与“疑难”之间开辟了第三种可能,在无病之地自行其乐。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王洪文心领神会。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寻常”,是已被榨干说尽的领域,是穷途,是一种限制。“疑难”尚为坚壁,或者说不定还是陷阱,是险径,也是限制。而限制,恰恰是方便的天敌,何苦要与它过不去呢?(正像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所劝导的:哥们儿你累不累?)所以要弃之与避之。这样,方便就保住了,只缺着不寻常。然而不寻常还有什么不方便么?比如撒一泡旷古的长尿(听说在所谓的“行为艺术”中出现过这类奇观)。对于论文,方便而又不寻常的路在哪儿?在语言市场上的俏货,在理论的叠床架屋并浅入深出,在主义的相互帮忙和逻辑的自我循环,在万勿与实际相关,否则就难免又碰上活生生的坚壁或陷阱——势必遭遇无情的诘问。所以,魔魔道道的第三种热情,比如说,就像庸医终于逃脱了患者的纠缠,去做无病的诊治游戏,在自说自话中享受其论说的自由。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我没说论文是这样。我只是说有些论文是这样,至少有些论文让人相信论文可以是这样:有富足的智力,有快乐的心理,惟不涉精神的疑难。其病何在?无病之病是也。

  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写到这儿,我偶然从《华人文化世界》上读到一篇题为“当代医学的挑剔者”的文章(作者王一方),其中提到一位名叫图姆斯的哲学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经验,写了一本书:《病患的意义》。文中介绍的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真是准确又简洁地说出了我想说而无能说出的话。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在图姆斯看来,现代医学混淆了由医生(客体)通过逻辑实证及理性建构的医学图景与病患者(主体)亲自体验的异常丰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条理近乎机械、权威(不容怀疑)的“他们”的世界,后者是活鲜、丰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谈论的、被研究的、被确认的客观世界,后者是无言的体验、或被打断或被告知不合逻辑的、荒诞不经的主观世界。正是这一条条鸿沟,不仅带来医、患之间认识、情感、论理判断及行为等方面的冲突,也使得医学只配作为一堆“知识”、“信息”、“技术项目”,而不能嵌入生命与感情世界。为此,患者图姆斯为现代医学开出了药方,一是建议医学教育中重视医学与文学的沟通,鼓励医科学生去阅读叙述疾病过程与体验的文学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体悟、理解各种非科学的疾患倾诉;二是亲自去体验疾病。古人“三折肱而为良医”,图姆斯的“折肱”却为现代医学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烧着的红烛。

  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以上所录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和药方,我想也可以是照亮现代文学、艺术和评论之困境的红烛吧。况且精神的病患甚于生理的病患,而生理病患的困苦终归是要打击到精神上来,才算圆满了其魔鬼的勾当。——图姆斯大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希望医学能与文学沟通的。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年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诗人帕斯说过:诗是对生活的纠正。我相信这是对诗性最恰切的总结。我们活着,本不需要诗。我们活着,忽然觉悟到活出了问题,所以才有了“诗性地栖居”那样一句名言。诗性并不是诗歌的专利,(有些号称诗歌的东西,其中并无诗性),小说、散文、论文都应该有,都应该向诗性靠近,亦即向纠正生活靠近。而纠正生活,很可能不是像老师管教学生那样给你一种纪律,倒更可能像似不谙世故的学生,捉来一个司空见惯却旷古未解的疑问,令老师头疼。这类疑问,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现实生活的某种沉疴痼疾。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1997年3月21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姚文元还报告道: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荡平“红革会”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有出息得多。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戴祖祥一怔。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崔根娣。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当过五年半的兵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场。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精神。……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稳定“后院”

  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

  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那个恨,那个气,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吵呀,闹呀,无济于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在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泥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病”,“病”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个混了过去。

  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科长梦的破灭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望着从嘴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道。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颇爱显山露水。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公安部门认真负责地替他寻找崔根娣的亲生父母。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找到了!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王洪文和妻子一阵惊喜!不过,见面之后,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亲生父母也很穷。正因为穷,才把自己的女儿送人。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每当回到拥挤的小屋,王洪文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买不起酒,借烟解闷缺烟钱,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钱!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那时的他,“升官”的目标,不过是做个科长罢了。

  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正当王洪文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使他好梦破碎,恼火之极。……

  “炮轰张春桥!”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四清”运动开始了。

  “打倒张春桥!”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在“清经济”的时候,有人向工作队反映: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时,用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是从厂里偷去的。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在外宾走后,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有人看见,王洪文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最使王洪文难堪的是,有人要他当场把穿在里面的花布衬衫脱下来,弄得他的两颊涨得绯红绯红的。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名声挺臭,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检点,反而倒打一钉耙,心中燃起一股对厂党委的怨恨之火。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他也恨“四清”工作队,还有那个向厂里揭发他偷拿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长余凤珍。他是一个报复之心很重的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赤卫队”的崛起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的力量也不弱。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耿金章其人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安亭事件真相!》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解放日报》事件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没有这样的先例。”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解放日报》是党报。”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没有这样的先例。”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七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谈判僵持着。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降服耿金章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赤卫队”也出动了。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搭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解放日报》是党报!”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解放日报》是党报!”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份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沪委(66)第12号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通知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象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二月五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曹荻秋(签字)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

  1.要罢张春桥的官;

  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

  3.炮轰上海市委。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陷入政治危机

  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赤卫队是保皇队!”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取缔赤卫队!”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解散赤卫队!”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吞并“二兵团”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急令耿金章回沪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你哪里?”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

  “有要事找他,快!”

  张春桥催促道。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什么事?”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对方不予答复。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什么事?”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

  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工人造反报》又载: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

  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

  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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