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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人生边上,第二武装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25 21:03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A Quoirventles jeunes filles)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riel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喧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接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训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该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希《论谋杀后闻打门声》(OntheknockingattheGateintheMacheth)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邮差每天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跟凯罗(Gottfriend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带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彷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带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不过,另据报导,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江青去重庆的借口,乃是“牙疼”。她的龋齿发炎,这本是小毛病罢了。不过,“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她哼哼卿卿不已,非要去重庆治牙病不可。毛泽东总算同意了,只是说好了条件,即在重庆不能公开露面。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③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窑洞。屋外,一排玻璃走廊,颇有气派。屋里,那窑洞四壁,竟漆着浅绿色油漆!

  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成仿吾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可供参考。他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夜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 “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她喜欢骑马。本来,她不会骑马。正因为这样,她在从西安到洛川途中,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她不得不骑马时,显得神情异常紧张。如今,她把骑马当成一种很好的消遣,喜欢在延安招摇过市。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①,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

  请指示,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要抓大官,抓上线。”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②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四十五卷六期。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这时,已是国共大决战的前夜。从七月开始,辽沈战役打响。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铺天盖地。毛泽东坐镇西柏坡指挥这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西柏坡这原本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从此载入史册——因为它是继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如果毛泽东晚一步离开那里,那就有性命危险……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

  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着周恩来出去。一条狗突然从路边窜出,吠叫着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拨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她的马撞到周恩来的马上,周恩来一头摔下来,右臂就摔断了。在延安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①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建立“第二武装”

  左舜生此人,跟毛泽东同庚,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左翼团体,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左舜生为评议部主任。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午后,我去服伺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另外,笔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东南日报》上,见到一署名江青的诗《收获的季节》。此江青是不是彼江青,不得而知。照录于下,供读者鉴别: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闭嘴!”一听这话,江青才收敛了一些。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天苍苍,海悠悠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借牙病飞往重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她对伙食要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一九四五年四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她当然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可能想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人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比周恩来小十五岁的江青(引者注:应为小十六岁)不像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②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毛泽东,欲置聂荣臻于死地……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

  陪同毛泽东一起由延安飞往重庆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矾)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采访陈伯达时,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改变了颜色的笠帽下,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每逢行军休息,周恩来总是活跃人物,他会用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腔调讲“吃花生仁不吃花生皮”,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江青已是主席夫人,不再当众唱一段,倒是出谜语给大家猜。七岁的李讷在江青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讷会唱京戏,来一段《打渔杀家》,一派江青风度,会博得一片掌声,连毛泽东也夸奖她:“讷讷成了我们陕北小名旦罗!”江青呢,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这“口琴”代替京胡,为李讷伴奏。听见毛泽东夸李讷,她得意地笑了。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

  一个多月前——七月一日至七月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六位参政员,即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博斯年,由重庆飞往延安参观、访问。内中的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见一见江青,被毛泽东婉拒。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问你好!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江青的职责仍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其实,就江青写给赵丹的这封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发表这封信,并无“政治阴谋”可言。二十年后追究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其实大可不必。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江青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那深邃的黑暗的囚牢……”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他也是忧郁地低垂着头,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半边涂着夕阳,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导: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形势越来越严峻,带着孩子行军诸多不便。毛泽东和江青商量,让李讷随着中央机关一些家属、子女一起,东渡黄河,到山西去。组织上安排李文芳照料李讷。

  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就在国民党的飞机涌向延安的那一天,胡宗南部队的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人,分两路朝延安发起了攻击。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林园有三楼三底的西式房子四幢。毛泽东住在二号楼。蒋介石也住在林园,跟毛泽东比邻而居。据云,为的是便于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由于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所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在《毛泽东生活散记》①一文中,李银桥在《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谈及此事。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彼此的回忆有些出入。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强大攻势,毛泽东避其锋芒,于三月十九日放弃延安。从此,江青跨上马背,随着毛泽东开始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到了末日。如同本书第一章《覆灭前的疯狂》所曾描述的:

  江青无法求助于毛泽东,就求助于她的那位同乡——康生。

  “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棕色的,瓦罐一样的脸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袁鹰说,一九四六年春,他初次当记者(引者注:二十二岁的袁鹰当时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有一天,总编辑安排他访问赵丹,他俩在DDS咖啡馆畅谈了一下午。赵丹从三十年代初上银幕,讲到抗日的号角声中走向大后方,从新疆的五年铁窗生活讲到回重庆,又回上海。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

  江青写给赵丹的信,究竟什么内容?《世界晨报》不易查找,笔者倒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查到了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全文。

  江桥摇,

  炸弹在毛泽东窑洞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朝窑洞袭来,震碎了门窗玻璃,把家具震得吱咯吱咯响。毛泽东毕竟久经战火的考验,对于隆隆飞机、轰轰爆炸声,置若罔闻,依然在窑洞里工作着。江青带着李讷躲进防空洞,大声地唱着歌,借歌声壮胆。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赫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卡塞琳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

  最使毛泽东不悦的是,她骂他“士气”、“土包子”。其实,这句话倒是反映了她灵魂深处对延安的鄙视,她还是向往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明星”生活。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②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舒龙山说:

  第三次面临审查

  市委、市革委会:

  七月十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引者注:指去新疆迪化),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其二:

  聂荣臻也赶来了,指挥大家去防空洞。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出乎意料之外,一九四○年五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于是,她搭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带着女儿李讷,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在她来到重庆时,毛泽东已从林园迁至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而江青则和李讷一起住在张治中家桂园。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悲哀地摇拽着而沉闷地叹息: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一九四八年岁末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开头,毛泽东便写道: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农夫跨着迟重的脚步来到田里了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时,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分为两路。刘少奇、朱德率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则留在陕北作战,组成中共中央前委。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毛泽东!毛泽东!”他的出现,使机场沸腾了。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

  棕黑的宽大的手掌满握着禾穗……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四月二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即席作了讲话。据当年《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告诉笔者,他当时正好坐在毛泽东左边,作了详细的记录。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根据纪希晨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

  在不断的宿营、行军、再宿营的流动生活中,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总算得到暂时的安定,一直住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怔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周恩来惊马,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他去中共中央党校,为的是给“华北联大”师生送行。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的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呶,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他被突然押送秦城监狱时,他在监狱门口大呼“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狱警不知他做过什么“好事儿”,向上汇报,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记起阜平城南庄的一幕,陈伯达当年为了救他确实做过“好事儿”。毛泽东关照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宽待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在那里生活上得到特别优待,吃得比家里还好……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

  丈夫走了。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十五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①左舜生著,《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儿心事,冒一两句。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匪帮”了,毛泽东笑谓,蒋介石咒骂共产党为“共匪”,骂了那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剿匪”,如今轮到“原物奉还”,称“蒋总统”为“匪”了!

  是拆还是烧?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便下榻于林园。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非常形象地勾画出当时的情景。

  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他悲凉地疼惜地叹息着,

  “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1小人苦哉I”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江青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说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只要她讲清买了什么。当时,毛主席就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大。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下子掀翻桌子,拂袖而去,边币撒了一地。……”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毛岸英是一九四六年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他随中共中央宣传部撤离延安,来到陕北瓦窑堡一带。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俩重逢(一九七七)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代,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

  其一: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

  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呵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阳光与土地,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写信慰问赵丹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象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对这类事,江青非常敏感。有一回,毛泽东起草好一份电文,她想看一下,毛泽东当即收了起来,使她颇为难堪。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①一九九○年二期《啄木鸟》。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不久我们就要填进粮户的仓库呵

  “打倒新老走资派!”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她在屋里装了电铃,动不动按电铃,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做这做那,服侍她。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鸿雁在飞鱼在游。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岸英: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江青明知是国民党特务作案,事隔二十年,在“文革”中却诬指聂荣臻“谋害”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②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空中出现三架敌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后来,康生甚至把谁告发她、告发些什么事情,都告诉了江青。当江青“露峥嵘”的时候,那些曾经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也就一一受到了狠狠的报复。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淬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担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国共谈判终于破裂,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被炮火撕毁。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内战全面爆发。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在充满“土气”的陕北生活了将近八个年头,江青终于有机会重返那灯红酒绿的所在……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关于江青两次去重庆,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曾回忆道:

  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其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载,周恩来坠马,是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着牙关。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王洪文曾“超前”,越过了华国锋,然后赶紧收住脚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干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几百个人围在打谷场四周看热闹。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OJ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

奥门金沙网址,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引者注:即李讷,当时五岁)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唐纳拒见江青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被太阳,风和雨,

  十月六日,叶剑英联合华国锋、李先念等,来了个“快打慢”,终于一举扫落了那四个祸国殃民的“灾星”。

  不久,内部分化,左舜生倒向右翼,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一九三○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下午三时半许,一架银色专机从天而降。舱门打开之后,一位穿着蓝灰色中山服、个子魁梧的人物,手持白色巴拿马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康生又一次保江青过关。用朱仲丽的话来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成了公子哥儿

  杨家沟也是一个小村庄,但是比王家湾要大,二百来户人家。看中这个小村,是因为小村不靠大道,来往的人不多,不易暴露目标。另一桩原因,是小村里有个“扶风寨”——地主庄院。这“扶风寨”在陕北那穷山沟里,是难得的“豪华型”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夜里,毛泽东起草通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③此处指王弢,当时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天津工作,改名王林。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我坐在田野的樟树下,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

  那炕的四周,居然还雕龙刻凤……毛泽东和江青,就被安排住在“扶风寨”里,住了四个月。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村,一时间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

  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毛泽东断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确实,毛泽东已稳操胜券。此后,才一年多时间,中共便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这一段记述,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蒋泽民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当时在场的另一警卫人员王来音一九七九年六月口述材料而写成的。这一段记述,没有提及江青。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

  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呶,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她在重庆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毛泽东成为万众注目的人物,成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她感到她的地位随着毛泽东而猛然升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夫人”。特别是听张治中手下的一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使她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尽风头,而她却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出现在记者们那照相机镜头前。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七月廿日晚

  事后才查清,城南庄潜入了国民党特务,名叫孟宪德,当时担任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大丰烟厂副经理。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前,孟宪德已在那里。他最初想谋害聂荣臻,就收买了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只是未得机会,刘从文没有把毒药撒在小伙房军区首长们的莱里。”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人面不知何处去?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确实,这篇报告极为重要。毛泽东指出,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成熟的稻禾呵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

  以下是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原文: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收获的季节农人也仍然忧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我们的诚恳的友人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

  额上,深刻着长久忧愁的褶皱……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他俩犹豫不决,便向江青请示。正好,聂荣臻也派范秘书来。商量的结果是不叫醒毛泽东,而是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找了一副担架放在毛泽东门前。一旦情况紧急,马上把他从床上放在担架上,抬往防空洞。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一九四七年底,就在这个“扶风寨”,中共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反反复复,改了好多回。最后交给江青誊清。毛泽东关照她在誊抄时,要做到“五不”,即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宇,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宇。这清楚表明,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份报告,以求付印时不错一个字。这篇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

  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我的友人们都忧郁地低垂着头,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啊,不久我们就要离开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致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这么写道:①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卫士们也摸透敌机的脾气,知道这一回来者不善,也就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坦然,一边穿衣服,一边还要抽烟。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曹光琳说: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别着急,慢慢来。”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重大政治活动,与江青无干。可是,她竟在毛泽东去重庆之后,也去重庆了!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阿丹:

  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温情的眼睛与手臂,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你办事,我放心。”

  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一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

  我们的呼声:

  江青从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飞回延安之后,没有再去重庆。那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发生的突然事件,吓坏了她!那天,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以及获释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从国外开会归来的邓发,同乘一架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十二点半,途经兴县时,撞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黑茶山上,全部遇难……江青庆幸她早已回到延安,没有搭乘这一班飞机。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八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江青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她开始呵斥身边的小保姆。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

  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湖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引者注:江青给赵丹的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致于死命,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缢于奉贤干校,赵丹曾名列抄家对象第二号。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象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达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里提及的李讷“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便是指李讷托寄在山西。李讷画的画,使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得到欣慰。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款待我以最后的芳香……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③,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十月四日、五日:上海动向异常,而一场大搏斗已在北京悄然展开。

  绿波依旧东流。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在重庆,她的身份当然瞒不过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她逢人便要指指牙齿,说自己是为治牙病而来,似乎也生怕别人议论。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关于周恩来坠马,有着种种传说: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毛泽东仍要吸烟。这时,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四卫士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毛泽东往外跑。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江青两次去重庆,不知买了些什么,竟花了几百万法币来报销,我坚持不批。

  飞回钓鱼台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四月十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恐。后来,在“文革”中,江青无端嫁祸于聂荣臻……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这时,又是一批炸弹扔下来。这一回炸弹猛烈爆炸,把毛泽东住的院子炸得黑烟冲天。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变娇变骄了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在蒸热的傍晚的微风里,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炸弹倾泻而下,浓烟冲天而起。延安结束了平静。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平谷县“吹风”。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清晨,毛泽东工作毕,卫士李银桥给他服了安眠药,照料他就寝。这时,江青正起床,她住在毛泽东隔壁房间。聂荣臻也起床了,散步回来,遇上江青。聂荣臻住在后面的一排房子里。毛泽东刚刚入睡,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声。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文官”要夺权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事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

  收获的季节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他和崔万秋颇熟。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中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住“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

  屈指算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已经近九年。这九年的生活虽说是艰苦的,但毕竟是安定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平静地度过。说实在的,江青进入延安以来,还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黄浦江上有座桥,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这里离北平不大远,跟延安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敌机一入境,马上用电话通知延安,那里老早就拉空袭警报。而这里只能在看见敌机时才拉警报,听见警报声时敌机已光临了。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不过,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其五,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一九六五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如前所述,意即“离得胜”。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取“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则化名“郑位”,取“政委”之谐音。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快快快,走走走!”听见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响,江青尖着嗓子喊叫。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延安上空出现成群的飞机,机翼上漆着青天白日标志。

  再揪“走资派”

  毛泽东此行,为的是和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史称“重庆谈判”。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山洞林园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有一次,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十几户人家,贫农薄老汉腾出两间半窑洞,其中一间给毛泽东和江青住。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陆定一要开会,只能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毛泽东要江青避开,因为这个会议是军事会议。江青不得不搬到别处去睡,被臭虫叮得浑身又红又痒。江青憋了一肚子气。在她看来,要她搬出去,要她回避军事会议,无非是那“约法三章”在起作用。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③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紧握你的手!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七月七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引者注:即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当时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杨春甫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

  啊,收获的季节稻禾是忧郁的,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编者加了一段按语:

  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

  江青并非“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倔强。在“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之后,她渐渐显露“本色”,不再对“老板”言听计从了。那时,她在陕北,一直称毛泽东为“老板”。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跟毛泽东发生口角。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四月一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对干部们讲话,这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如马天水所供认:

  一九三八年四月,社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酋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我眷恋地环顾四周,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眼看要垮掉,

  十月二日;王洪文急拍“标准照”,准备上台。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远新同志: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江桥腐朽已动摇。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江青有野心。”

  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兔……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

  叶正光说: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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