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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Hong文传,爱因Stan传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12 03:02

★ “俄国佬”教授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
  “不过,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碳价又涨了。”
  这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来客说:“承你老人家半夜暗临,蓬蔽生黑,十分荣幸!只恨独身作客,没有预备欢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觉得冷麽?失陪一会,让我去叫醒佣人来沏壶茶,添些碳。”
  “那可不必,”他极客气地阻止我,“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并且,我告诉你”--他那时的表情,亲信而带严重,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时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刑,①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
  我惊异地截断他说:“巴贝独瑞维衣(BarbeyD'Aurevilly)不是也曾说……”
  “是啊,”他呵呵地笑了:“他在《魔女记》(LesDiaboliques)第五篇里确也曾提起我的火烧不暖的屁股。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②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这不是和自传的意义违反了么?”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我听了不由自主地佩服,因而恭恭敬敬地请求道:“你老人家允许我将来引用你这段么?”
  他回答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引到它时,应用‘我的朋友某某说’的公式。”
  这使我更高兴了,便谦逊说:“老人家太看得起我了!我配做你的朋友么?”
  他的回答颇使我扫兴:“不是我瞧得起你,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你看承我,说我是你的朋友。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他虽然这样直率,我还想敷衍他几句:“承教得很!不料你老人家对于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内行。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
  他半带怜悯地回答:“怪不得旁人说你跳不出你的阶级意识,难道我就不配看书?我虽属于地狱,在社会的最下层,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工夫,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随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③。因为你是个欢喜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谈话时就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只除了你自己做的书--并且,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哪有工夫看甚么典籍?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甚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甚么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这样混了几万年,在人间世也稍微有点名气。但丁赞我善于思辨,歌德说我见多识广④。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⑤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⑥。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我忍不住发问说:“也有瞻仰过你风采的人说,你老人家头角峥嵘,有点像……”
  他不等我讲完就回答说:“是的,有时我也现牛相⑦。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至少就是他们自己。我的谦虚总是顶彻底的,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无可赞美,何况其他的人!我一向只遭人咒骂,所以全没有这种虚荣心。不过,我虽非作者,却引起了好多作品。在这一点上,我颇像--”他说时,毫不难为情,真亏他!只有火盆里通红的碳在他的脸上弄着光彩,“我颇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自己并不写作,而能引起好多失恋的诗人的灵感,使他们从破裂的心里--不是!从破裂的嗓子里发出歌咏。像拜伦、雪莱等写诗就受到我的启示⑧。又如现在报章杂志上常常鬼话连篇,这也是受我的感化。”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
  他说:“你颇有逐客之意,是不是?我是该去了,我忘了夜是你们人间世休息的时间。我们今天谈得很畅,我还要跟你解释几句,你说我参与战争,那真是冤枉。我脾气和平,顶反对用武力,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譬如浮士德跟我歃血为盟,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⑨,双方何等斯文!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自从造反失败,驱逐出天堂,听了我参谋的劝告,悟到角力不如角智,从此以后我把诱惑来代替斗争⑩。你知道,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该归上帝掌管。譬如战士们是有灵魂的,但是他们的灵魂,直接升入天堂,全没有我的份。近代心理学者提倡“没有灵魂的心理学”,这种学说在人人有灵魂的古代,决不会发生。到了现在,即使有一两个给上帝挑剩的灵魂,往往又臭又脏,不是带着实验室里的药味,就是罩了一层旧书的灰尘,再不然还有刺鼻的铜臭,我有爱洁的脾气,不愿意捡破烂。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人格,不动声色像无机体,富有效率像机械。就是诗人之类,也很使我失望;他们常说表现灵魂,把灵魂全部表现完了,更不留一点儿给我。你说我忙,你怎知道我闲得发慌,我也是近代物质和机械文明的牺牲品,一个失业者,而且我的家庭负担很重,有七百万子孙待我养活⑴。当然应酬还是有的,像我这样有声望的人,不会没有应酬,今天就是吃了饭来。在这个年头儿,不愁没有人请你吃饭,只是人不让你用本事来换饭吃。这是一种苦闷。”
  他不说了。他的凄凉布满了空气,减退了火盆的温暖。我正想关于我自己的灵魂有所询问,他忽然站起来,说不再坐了,祝我“晚安”,还说也许有机会再相见。我开门相送。无边际的夜色在静等着他。他走出了门,消溶而吞并在夜色之中,仿佛一滴雨归于大海。注释:①密尔顿《失乐园》第一卷就写魔鬼因造反,大闹天堂被贬。但丁《地狱篇》第二十四句写魔鬼在冰里受苦。②像卡尔松与文匈合作的《魔鬼》(Garcon&Vinchon:LeDiable)就搜集许多民间关于魔鬼的传说。③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巫灶节,女巫怪魔鬼形容改变,魔鬼答谓世界文明日新,故亦与之俱进。④《地狱篇》第二十七句魔鬼自言为论理学家。《浮士德》第一部《书斋节》魔鬼自言虽无所不知,而见闻亦极广博。⑤柯律治《魔鬼有所思》、骚赛《魔鬼闲行》二诗皆言魔鬼以谦恭饰骄傲。⑥魔鬼跛足,看勒萨日(Lesage)《魔鬼领导观光记》(LeDiable Boiteux)可知。又笛福(Defoe)《魔鬼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第二部第四章可知。⑦魔鬼常现牛形,《旧约全书·诗篇》第十六篇即谓祀鬼者造牛像而敬之。后世则谓魔鬼现山羊形,笛福详说之。⑧骚赛《末日审判》(Vision of Judgmen)长诗自序说拜伦、雪莱皆魔鬼派诗人。⑨马洛(Marlowe)《浮士德》(Faustus)记浮士德刺臂出血,并载契约全文。⑩见《失乐园》第二卷。⑴魏阿《魔鬼威灵记》(JohannWeier:DePraestigiis Daemonium)载小鬼数共
  计七百四十万五千九百二十六个。

  结识王秀珍

  “造反”生涯的起点

  1908年10月之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前两年,已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
  每天上午9时准时到达专利局,那不得不捱过去的8小时是全家人的经济来源。下班以后,他还得听妻子愈来愈频繁的絮叨和抱怨,生煤炉,或带着儿子到阿勒河的河滨散步。河水静静地流去,日子单调得令人发狂。已一头撞开物理学新纪元大门的爱因斯坦,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也一筹莫展。
  在相对论几篇论文发表后的日子里,爱因斯坦曾在给索洛文的信中发过这样的牢骚:
  “……我快到不能动弹、无所建树,似乎到了只能对年轻人的革命精神发发牢骚的年纪了。”
  上帝太不公平了!
  不过好事也还是有的。
  1906年4月1日,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干了19个月后,终于升了一级,成了联邦专利局的二级技术员,工资也涨到每年4500法郎。哈勒局长相当不错,他按自己的职业眼光欣赏着爱因斯坦的能力,并在给上司的报告中,极力表扬爱因斯坦克尽职守,成绩优异,并说他工作之余坚持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对论,他以为博士头衔远远胜过爱因斯坦发表的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所以,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对这些文章只字未提。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博士、晋级、工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他只需要一个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对论的环境。
  当然,也有认识爱因斯坦价值的人!
  物理学领域中读懂了相对论的人,都在探听《物理学纪事》上的爱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处在何方?
  听说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寻找爱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爱因斯坦,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一定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听懂,却知道了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个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里办公?”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立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了下来,开始了他们的终身友谊。
  劳布到伯尔尼拜会爱因斯坦的场面更有趣。当时,爱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炉,听说劳布请教物理学问题,他摊开两只乌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来了:
  “你看,我和人谈辐射,可是这个倒霉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伯尔尼对物理学家们产生了吸引力。连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尔尼来。1907年7月6日,他写信给爱因斯坦:
  “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虽然还很遥远,可是想到能和你会面,心里很高兴。”
  此时,上帝也睁开了眼睛。
  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难道就让他这一辈子当个平凡的公务员吗?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然后再申请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先要当一段时间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才能被任命为教授。
  所谓编外讲师不是教师职位,大学或其他任何官方机关不发给薪金。成为编外讲师只是说有资格在受聘的大学里讲课。唯一的报酬是每门课程听课的人所付的极少的听课费。那时常有人说,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与富人联姻的人,才可以考虑以大学任教为职业。这两者爱因斯坦都不具备,也许这就是他虽然早就想谋求这种职位而又未积极行动的原因吧。
  不过,到了1907年,他终于决定,在专利局工作的同时,提出到大学任教的申请。6月17日,他寄了一封信给伯尔尼州当局,内附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已经发表的17篇论文的副本、所学的全部课程简介。讨论这件事时,有几位教师发言表示赞同,但是实验物理学教授表示反对。不知什么原因,爱因斯坦忘记按照要求,随申请一道寄去一篇授课资格的文章,即还不曾发表过的科学文章。爱因斯坦的申请被否决了,整个事也就耽搁下来。一向豁达的爱因斯坦不知怎么突然急了,在大学吃了闭门羹后,竟又为中学教师的职务奔波了。
  他给温德都尔技术学校写信,给州立苏黎世中学写信。当时在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中学教师社会地位比较高,也称为“教授”。爱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学为跳板,冲进大学里去。不懂世故的爱因斯坦接二连三地写信请教格罗斯曼和劳布,问他们求职的人应不应该上门拜访校长呢?是不是应该当面向校长陈述自己的教书才能和优良品格呢?
  1908年1月,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
  “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儿去,口头说明我作为教师和公民的值得称赞的人格?或许我不会给人以坏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吹捧自己的科学论文有意义吗?”
  或许他再也没有申请,或许他又遭到拒绝,反正到中学求职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1908年2月28日,爱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请被伯尔尼大学接受了,并授与他教课的权利。
  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学术界的一员。
  专利局的工作迫使爱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时间里讲课。
  1908年夏季学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7点到8点,他给三位朋友,包括贝索在内,讲热运动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课程是在1908—1909年的冬季学期。每星期三晚上从6点到7点向四位听者讲课。
  当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足勇气跑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佬。
  上课的人数,看门人还说多了,其实只四个人:讲师先生、两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比手划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里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他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
  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
  第三,……
  …………
  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谨。克莱纳摆摆手,说:
  “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1909年7月,爱因斯坦第一次获得学术荣誉——日内瓦大学授与他名誉博士称号,并邀请他出席这所加尔文创立的大学的350周年庆祝会。庆祝盛典的莅临者们后来回忆起,爱因斯坦的草帽和普通的西服在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中世纪长袍以及来自整个地球200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中,他太普通了。
  9月,他又到萨尔斯堡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第81届年会。这是他第一次应邀做学术报告。这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和物理学界的同行们相会。大家已把他列入巨人们之列,他在巨人中寻找普朗克。他把双手向普朗克伸去,创立量子论和创立相对论的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10月,从萨尔斯堡回来后,爱因斯坦辞别了贝索,辞别了哈勒局长和专利局的同事们,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推选他为副教授。10月22日,爱因斯坦带领全家迁住苏黎士穆桑街12号。
  爱因斯坦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克莱纳极力向学校建议道:
  “现在,爱因斯坦置身于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列,已经得到认可,由于他的相对论原理……不同凡响的、鲜明概念和对思想的追求……明晰精确的作风……”
  克莱纳明智的判断、全力的推荐终于打消了学校教师委员会的疑虑: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
  1909年3月,联邦工业大学教师委员会秘密投票,以10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了爱因斯坦的任职申请。下面这份报告可清楚看出克莱纳在此事上起的作用:
  “我们的同事克莱纳是在多年私人交往的基础上说这番话的,从整体上看,这对于全体教师和委员会来说更有价值,因为爱因斯坦博士先生是犹太人,更确切地说,是学者中的犹太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快的古怪性格,如鲁莽、冒失,以及当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学术地位时的店小二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完全没有原因)。然而,犹太人中也会有一些人丝毫没有那种令人不快的品质,因此,仅仅因为一个人恰巧是犹太人就贬低他的人格也是不合适的。确实人们有时也会发现,即使不是犹太学者,可是他们的商业观念以及对学术职业的利用,使他们的品格中具有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典型‘犹太人作风’的东西。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委员会和全体教师都认为对高职位采取反犹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同事克莱纳先生所提供的关于爱因斯坦博士先生的性格,可以使我们完全消除疑虑。”
  在这些充满外交辞令的语言后面,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注定要为自己的血统付出沉重的代价。
  爱因斯坦终于作为一个学者站在大学讲台上开始授课了。
  但爱因斯坦仍然是爱因斯坦,他的独特个性并没有为装腔作势的学者风范所污染。
  汉斯·坦奈在这期间听过爱因斯坦的讲课,他回忆说:
  “当爱因斯坦身着半旧上衣、下穿过分短的长裤登上讲坛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他胸前挂着一条铁制表链的时候,我们对新教授都不免心存怀疑。但他一开口讲话,就以独特的讲授方法征服了我们变冷了的心。爱因斯坦讲课时用的手稿是一个如名片大小的笔记本。上面写明他在课上想要阐述的各种问题。可见,爱因斯坦讲课的内容都是来自个人的脑海,我们也就成了思维活动的目击者了。像这样的方法对大学生来说更有吸引力;虽然我们习惯于风格严谨、四平八稳的讲课,这些讲课刚开始吸引过我们,但在老师和学生中间却留下一种隔阂感。而在这里,我们亲自看到科学的成果是通过什么样的独创方法产生的。课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似乎也能讲课了。”
  科学成果的这种自然而成的感觉,不仅是爱因斯坦讲授方法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思想内容所特有的。在讲课的方法与课程的内容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和谐。凝固在惯常的形式中而同时又包含任意假设的科学理论常常是用教条腔来阐述的。当讲到反常的,但在基础方面又是深刻而自然的科学思想的精神时,阐述已不能只限于思维的成果,探索性的、创造性的、常常是反常的思维本身在听众面前闪烁发光。它成为自然的、显然的东西,随着反常的命题变成从新的关于自然界的初始观念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听众觉得这种思想是“自己的”东西了。爱因斯坦在课堂上讲的主要是古典物理学,但现在,在修改了它的基础之后,古典物理学被解释成另一种样子,并因此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阐述了。在学生面前展现的不是秩序井然的建筑物,而是建筑工地,爱因斯坦与其说是向学生们讲解建筑物的平面图,倒不如说是同他们一道讨论重建的方案。
  坦奈写道:“我在1909—1910年间听过爱因斯坦讲课。它们全都饶有兴味。我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自己可以确定题目。他的讲授有时论及古典力学(这门课我们也曾听别的教师讲授过,所以能觉察出在处理方式上的不同点),有时论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热烈争论的普朗克量子论。”
  爱因斯坦的授课,不仅课程的内容和风格,而且讲课和课间休息时的一举一动都符合于他那独特的个性和思想。
  “要是我们觉得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权在任何时候打断他。我们很快就不感觉拘束了,有时还提出一些简单幼稚的问题。在课间休息时,爱因斯坦也总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随便了。他——活跃而朴实——常挽着学生的手,想用最亲密无间的方式来讨论未弄清楚的问题。”
  坦奈谈起每周一次晚间的物理学讨论课。课后,爱因斯坦总像余兴未消,问:
  “谁陪我上‘塔拉斯’咖啡馆?”
  于是,一些学生又前呼后拥地陪爱因斯坦上咖啡馆去继续讨论。从物理学问题、数学问题转向各种不同的科学问题和生活问题,天上地下,无所不谈。
  有一次,天色已晚,苏黎世已经到了所谓“警察时间”,咖啡馆也闭门了。爱因斯坦把两个学生带回家,让他们读普朗克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要他们找出其中的错误,而自己则去给他们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两个学生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没看出错误的地方。
  爱因斯坦手一指,说:
  “看,就在这儿。不过,这个错误是纯数学上的,并不影响物理学上的结论。”
  说罢,爱因斯坦兴致勃勃地阐述起自己对数学与物理间关系的见解。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学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罗斯曼。两人的友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1909—1911年间爱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听取那时正在深入研究非欧几何的格罗斯曼的忠告了。
  爱因斯坦还遇见了阿德勒,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有时他们怕吵闹一块儿躲进阁楼去谈话。想必,他们的谈话也包括哲学的争论。阿德勒是个马赫主义者,他对爱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马赫一样,反对相对论。
  爱因斯坦还跟两位苏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们是民法学家埃米尔·楚黑尔和历史学家阿尔弗莱德·施特恩。爱因斯坦很器重楚黑尔对人们心理的透彻的理解力、善于把彼此相去遥远的概念加以对比的能力、各种各样的兴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说:
  “楚黑尔的兴趣范围是无限的,而且他善于对人和事作出判断,远远超出了职业知识的范围。这些判断表明形式逻辑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阅读和比较他的东西,是可以理解这些判断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们中的一个”
  同不会物理学和数学的人们保持亲密和经常的智力交往,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常同法学家、历史学家、医生交谈。看来,这一爱好是和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的特点有关的。他从具体的物理学计算上升到存在的根本问题,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最后终于达到最具体的(有时是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结论。
  科学思想和兴趣的这一特点使爱因斯坦有时能够在不懂物理学的人们中间找到科学问题方面的交谈者。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一般见解,未被传统概念所侵蚀,其原始质朴的直觉倒正是爱因斯坦物理观念的出发点。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与历史学家施特恩交往很多,还在大学生时代,他就喜欢到施特恩那儿去。后来,施特恩80诞辰时,爱因斯坦还如此写道:
  “……我大概不知道还有第二个人能在生活、见解和价值观念急剧动荡的时代保持这样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
  闻名世界的汽轮机专家奥列尔·斯托多拉和爱因斯坦精神气质颇为接近。1929年春天,斯托多拉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席退休时,爱因斯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感谢斯托多拉》,发表在《新苏黎世时报》上。这篇文章不仅对评价著名的热工专家是有意思的,它还揭示出爱因斯坦本人的特点,值得一读:
  “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和雕刻家,因为想象力和创造天才是他的为人的推动力量。多少世纪以来,有这样的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学所吸引。在科学的领域里,时代的创造性和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在这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象得更多的机会。在他作为一个教师的多年来(1892—1929)富有成果的活动中,他在学生中唤起的激动实在是巨大的,提起他和他的工作,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是闪闪发光的。
  “如果他的工作的主要源泉是创造的天才,那么,另一方面,他的力量却在于对知识的情不自禁的切望和他的科学思想的非凡的清晰。当写这些感谢词的作者,作为苏黎世大学新任命的理论物理学教师,看到斯托多拉的高大形象,为了了解这门科学的发展而迈进课堂,这部分由于对真正知识的探索,部分由于要对作者本人所已掌握的知识进行评价;当时作者既是愉快的,又十分自然地怀着敬畏。当他的同事讲完课以后,他就提出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常常需要以最生动活泼的方式加以正当评论的深刻问题。在这个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人的面前,作者的胆怯在谈话中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善良和赞同的意愿总是在启发他的言词。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同他对话的人感到抑制,那就是斯托多拉的根深蒂固的谦逊态度。他的精神上的和善温柔同他思想上的顽强坚韧形成奇特的和罕有的对照。人们的苦难,特别是由人们自己所造成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愚钝和粗暴,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他深刻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如同所有的个人主义者一样,对于人折磨人的那种可怕的事情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群众处于悲惨的境地的无能为力的感觉,都使他感到苦恼。虽然他有了特殊的成就和深受爱戴,但是他的感受力还是使他痛苦地感到孤独。
  “可是,他的丰富多彩的天性给他带来了补偿:从爱好音乐和钟爱他的两个女儿而得到报答。他在两个女儿身上过度地耗费了他的心血。他最近失去了他的女儿海伦。他在巨大的悲痛的时刻所写的讣文,表示出一种罕有的精神上的和谐。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的精神财富在他的悲痛中特别显露出来。”
  应该说,这幅肖像似乎是爱因斯坦的自我刻画。一个从不考虑自己的人,才能在描绘精神的天赋方面和他相近的特点时,塑造出自己的画像。
  爱因斯坦在联邦工业大学的年薪也是4500法郎,和专利局一样。但是,副教授的头衔却要有副教授的耗费和排场。米列娃不得不在家里收几个学生寄宿,挣一些钱来贴补开销。不过,手头拮据,这也是爱因斯坦的老问题了。他自有打发这位老朋友的老办法——说说笑话,开开心。他对朋友说:
  “在我的相对论中,空间的每一点,我都放上一只表;可是在生活中,连自己口袋里放一只表,我都办不到。”
  为柴米油盐搅得心烦意乱的米列娃时常与爱因斯坦发生摩擦,1910年6月,爱因斯坦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爱德华。小儿子的出生也没能使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关系融洽起来。
  两人的个性都太强,就像钢刀砍在石头上,少不了迸出火星。米列娃觉得嫁给爱因斯坦埋没了自己的科学才能。她现在只能做一个喜欢空想的人的妻子,做一个庸俗的家庭主妇,太委屈了。而且,这位大学物理系出来的家庭妇女,操持家务的本领并不高强,家里时常搞得乱糟糟的。她需要丈夫的帮助、关心、温暖和体贴,可爱因斯坦自己却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大孩子”,他自己都需要别人的照顾和关心。他也生生炉子,带带孩子,可心却完全扑在物理学上。如果他必须在物理学和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他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物理学的。
  苏黎世,造就了爱因斯坦的伟大,也给他的家庭悲剧拉开了帷幕。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 现代的开普勒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1911年初,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布拉格发来了聘书,请他去当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正教授,爱因斯坦接受了。
  为什么不接受呢?
  与苏黎世相比,布拉格的待遇高,工作条件好。还有,马赫是那里第一任校长,开普勒曾经在布拉格附近工作过,这些都给爱因斯坦想象中的布拉格增添了一层诱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布拉格德国大学是从1348年卡尔大帝四世创立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发展起来的。1882年,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两个民族已经达到难以共处的地步,因而不得不分为德国分校和捷克分校。1867年,马赫正在布拉格任实验物理教授,他被推选为布拉格德国大学的首任校长。马赫从此在这里任教约30年,并使这所大学闻名起来。1895年后,马赫担任维也纳大学“综合学科的历史和理论”教授。
  马赫的学生们提议,为爱因斯坦建立一个理论物理教研室,因为当时这位相对论的创始人已完全不单单是马赫关于力学观念批判的实践者,还是马赫认识论的拥护者。爱因斯坦在书信中自称是马赫的学生。他认为本来应该把近代物理学家都看作是“力学家”,对这种见解的形成,爱因斯坦的确起了推动作用。
  按照规定,在宣布委任之前,需要有被荐人的推荐书。他们请德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做推荐人。普朗克在推荐书中热烈地赞誉爱因斯坦:
  “要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作出中肯评价的话,那么可以把他比做20世纪的哥白尼,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评价。”1911年秋天,爱因斯坦带领全家从苏黎世来到布拉格。从编外副教授到编内正教授,爱因斯坦理所当然获得了一种满足感。可米列娃的情感痛苦更加剧了,她又得抛弃已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当家庭主妇。
  在奥匈帝国,就任公职要求告知宗教信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坚持不许任何一个没正式加入教会的人担任公职。因此,甚至对无神论者按惯例也要根据他的民族指定一种信仰。在办理手续时,根据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身份,布拉格当局的官员也就在爱因斯坦的履历表上填了五个字:
  “信仰犹太教”。
  爱因斯坦想笑,但想到自己毕竟是布拉格的客人,就任凭如此这般了。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住的房子以前是大学学监的住宅。在伯尔尼点的是油灯,到苏黎世改点煤气灯,现在用上了电灯。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爱因斯坦在社会阶梯上的上升。金钱多了,地位高了,爱因斯坦的需要却永远不变,还是那几样:一支笔、一张纸、一个烟斗,加上小提琴和散步的好环境。
  布拉格不同于米兰、慕尼黑、苏黎世。头一次从布拉格众多的山丘上俯瞰城市全景,爱因斯坦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走来走去,并顺便进行礼节规定的拜访。这些拜访差不多要进行40次。爱因斯坦和新同事们,他们的家诚挚地结识,但拜访渐渐变为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爱因斯坦从自己的同事中,首先选择了那些居住的寓所对他有吸引力的同事,先行拜访。建筑美学的标准同职务等级并不一致,于是,爱因斯坦被怀疑藐视职务等级;在大学中大力推行官阶制的年代里,这种怀疑无疑是很严重的问题,容易招致非议的爱因斯坦却依然我行我素。
  爱因斯坦终于停止了礼节性拜访,他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客套。他宁愿在布拉格大街小巷到处游逛。
  这座具有古老的房舍、市政厅、教堂和钟楼以及葱绿的花园和公园的城市使爱因斯坦着迷了。他沿着把城市分为两半的伏尔塔瓦河畔走下去,还在远处就对那永葆清新的、出乎意料的景色感到欣喜万分:在他面前展现出饰有15世纪雕塑的横跨伏尔塔瓦河的查理大桥。他顺着这座桥走到对岸,欣赏“布拉格的威尼斯”,建造在伏尔塔瓦河上的水上宫。然后,爱因斯坦登上赫拉德昌,在这里,迎接他的是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的和谐,其中凝结着捷克民族上千年的劳动。这种和谐之所以如此自然,因为它是历史的自然过程创造出来的,并且似乎象征着某种理性的东西,即通过矛盾的混乱状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某种理性。爱因斯坦在赫拉德昌瞻仰了12世纪建造的圣乔治的罗马教堂,然后顺路从圣维特大教堂的拱门下穿过。大教堂的合理形式与其说是中世纪宗教精神的体现,不如说是14世纪力学的体现。
  然后,爱因斯坦下山,走过黄金小巷——中世纪布拉格的手工业区时,看见了保存下来的当时人们的住宅和环境,这些人们积累了经验知识,准备了文艺复兴:新的世界图像,归根到底还准备了唯理论的“古典理想”的光辉飞跃。布拉格唤起了关于“古典理想”预言家们的回忆。在15世纪初建成的坦其尔基教堂里,有第谷·布拉的陵墓,他在捷克的首都度过了自己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在这里,他给开普勒留下了大量天文观察的记录。爱因斯坦在城市的石块路上漫步,在这里曾经完成了为古典宇宙图像奠定基础的发现。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名叫马克斯·布罗德。布罗德擅长在思想和发明史中探寻本民族的杰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在短篇小说《第谷·布拉的赎罪》中,布罗德塑造了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形象。有趣的是,由于和爱因斯坦的交往,布罗德在现实中找到了开普勒这个伟大科学家的化身。所以很多人在读了小说后都说,开普勒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是开普勒。
  布罗德小说中的开普勒对生活享受、世俗娱乐不感兴趣,而在探索科学真理中汲取欢乐。他对第谷·布拉调和天文学体系和宗教体系的倾向尤为不满。他以为无论天文学关于宇宙的假说是什么样的,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开普勒的形象之所以与爱因斯坦相近,不仅在于这类插话,并且也在于布拉格天文学家的创作中渗透着的宇宙和谐感。
  《第谷·布拉的赎罪》问世后30多年,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小说《囚禁中的伽利略》,并把它寄给了爱因斯坦。1947年7月,布罗德收到了回信,在信中,爱因斯坦对伽利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已经把《伽利略》这本书读了三分之一。对于体现出通常叫做历史的那些人物的活动,能够获得如此深切入微的洞察,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既然这是一个论述遥远的历史事件的问题,实际上似乎不大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
  “至于伽利略本人,我想象中的他却十分不同。当然,毫无疑问,他渴望认识真理,历史上这样的人是少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竟认为值得去顶着如此多的反对,企图把他已经发现的真理灌输给浅薄的和心地狭窄的群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对他来说,耗费他的晚年去做这样的事,难道真的是如此重要吗?他被迫宣布放弃他的主张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伽利略的论据对于所有那些寻求知识的人都是可利用的,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必定都知道他在宗教法庭上的否认是在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此外,认为年迈的、有着刚强的理智独立性的伽利略,应该置身于虎穴,去同罗马的神父和政客去争吵,这同我自己的想法也有矛盾,除非这件事真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我不能想象我自己会采取这样的步骤来保卫我的相对论。读到这几行时,我倒感到:同我相比较,真理是无比强大的,而且在我看来,试图用长矛和瘦马去保卫相对论,这是可笑的并且是堂·吉诃德式的。……小说对背景的描述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单凭本能,要根据现有的贫乏知识,以这样一种生动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现人们的活动,那一定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显然,开普勒具有的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性比伽利略的慷慨激昂的社会热情,对爱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爱因斯坦对开普勒的思想和个性的阐述贯穿着精神风格的深切的一致感。爱因斯坦读过开普勒的书信,它们对他产生的印象并不小于表述天体运动定律的经典著作。
  1949年,纽约哲学图书公司出版了一部英文书,名叫《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编译者是卡罗拉·包姆加特。爱因斯坦为之作序。在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开普勒内心世界的透彻理解,或者说,他正好借此表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位无与伦比的人物的一些信件由包姆加特先生的翻译而使英文读者能够读到了。这些信件的时间是从1596年到1631年。信的选择,首先是要使读者能获得一个作为人的开普勒的形象,而没有企图要把他的科学成就及其无比的影响放到显著地位上。不过,知道那个时候科学状况的读者,从这些信件里,还是能够在这方面知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
  “在那里,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热情地、全心全意地去探求对自然过程特征的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不顾一切内心的和外界的困难,终于达到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开普勒的一生致力于解决一个双重问题。”
  开普勒的崇高目标是“古典理想”的第一个草图,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图像。外界的和内心的困难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难来自因果解释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以另一种方式感染了开普勒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同于伽利略的内心世界。开普勒既不愿作思想妥协,也不愿作思想斗争。
  爱因斯坦写道:
  “无论是贫困,也无论是那些有权支配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同时代人的不理解,都没有使他灰心丧气。此外,应该注意的是,他不得不和直接触犯宗教信条的信徒们的知识领域打交道。但开普勒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少数人,他们不可能不公开地发表自己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信念。同时,他也不是在同别人的论战中得到本能的乐趣的那种人,譬如伽利略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那辛辣的讽刺话,甚至在今天还引起有学识读者的欢乐。开普勒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并不对教会的一切决定都赞成。对此他也不隐瞒,因而他被看作是一个温和的异教徒,并且也受到了相应的待遇。
  “在这里将适当地谈谈那些为开普勒所必须克服的内心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我已经提到过了。看来,开普勒一生的事业就是做到了这样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从他出身环境的精神传统中解放了出来。这不仅是以教会权威为基础的宗教传统,而且也是关于自然界、关于认识宇宙中和人类生活中现象的有限可能性的普遍观念,同样也是关于思维和经验在科学中的相对价值的思想。
  “他应该在科学研究中摆脱目的论的、万物有灵论的思维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识到,逻辑—数学推论本身无论多么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证;自然科学中最美妙的逻辑理论如果不与最准确的实验和观察相比较,那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哲学态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明显地讲到这一点,但在他的书信中反映出这种内心的斗争。”
  对于开普勒退出为新的科学思想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阵地(在完全拒绝任何妥协的条件下)爱因斯坦是理解的;但是,爱因斯坦也看到,开普勒和伽利略不同,对存在和谐的纯因果理解还存有内心的障碍。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思想论争上的积极性始终有些格格不入,但他懂得他的意义。像开普勒那样不会去妥协,那样沉浸于内心世界、而且也是像伽利略所特有的那样完全的内心自由,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就是摆脱了对宇宙和谐的因果理解的一切障碍,一种内在的独立的自由。
  不得不再三重复地写出“和谐”这个词并多次使用这个音乐术语。对爱因斯坦一生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论及玻尔所说过的“最高音乐神韵”。宇宙的和谐感、和谐的社会理想、城市建筑形式的和谐印象……当然,还有直接意义上的和谐——声音的和谐。在这方面,布拉格对爱因斯坦来说,可说是一个和谐的天地:天主教堂的风琴声、新教教堂的圣歌、犹太旋律的忧郁曲调、胡斯颂歌的雄浑音响,这一切,又和捷克的、俄罗斯的、德国的民歌、作曲家的作品交融在一起,让人沉浸在和谐的音乐氛围之中。
  在平庸、毫无个性的布拉格教授群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爱因斯坦和其中几位很接近。
  在同事中,爱因斯坦和数学家格奥尔基·皮克相交甚好。在二战中,皮克由于是犹太人,惨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皮克从青年时代当马赫的实验物理学助教时,便对物理学问题一直抱有兴趣,这也是他与爱因斯坦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的交往中,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个哲学争论上的孜孜不倦的对手。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因皮克的相助,爱因斯坦克服了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有关的特殊困难。也正是皮克促使爱因斯坦攻读了意大利数学家里齐和勒维—契维塔的著作,它们充实了爱因斯坦的数学武库。皮克也会拉小提琴,于是有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举行音乐聚会。
  爱因斯坦还经常去古代史教授、梵文专家莫里茨·温德尔尼茨家。专业兴趣不同并未妨碍他们对一般的、特别是文学话题的热烈讨论。温德尔尼茨的五个快活的孩子也很招爱因斯坦喜欢,他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爱因斯坦还把自己的小提琴带去,温德尔尼茨的堂妹给他伴奏,她是一位音乐教师、严谨的演奏者,爱因斯坦称她为自己严厉的中士。
  谦逊、善良、随和、大多是善意的幽默,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的朋友。但是,说来也怪,正是这些品性也给他带来了敌人。谦逊常常变成对教授称号态度不恭,冒犯了大学内外的学究集团。爱因斯坦那过于简朴的穿着,不拘一格的授课方式,都让正儿八经的教授们看不顺眼。
  关于爱因斯坦在布拉格首次讲课的情景,有一份报道作了如下介绍:
  “爱因斯坦极为朴实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从而使在场的人都为之倾倒。他讲起话来生动而开朗,从不矫揉做作,十分自然,有时还来点使人振奋的幽默。相对论原来是如此简单,这使不少听众为之惊叹!”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那一头蓬松的黑发和那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梦游人一样的神情和马马虎虎的衣装,哪里像个德国教授呢?
  人家嘲笑他的衣装,他也嘲笑自己的衣装。为了参加对皇上效忠的宣誓仪式,每一位皇家大学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别的服装:一套绣金的绿色礼服、一顶三角帽和一把佩剑。小汉斯看到这一身衣服可乐坏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这套威风凛凛的衣服,带他到街上去出出风头。
  爱因斯坦拍拍孩子的头,说:
  “儿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这身衣服,真怕有人会错把我当成巴西来的海军上将呢!”
  1911年,爱因斯坦从布拉格赴布鲁塞尔出席索尔维会议。索尔维是比利时化学家和工业家,他发明的新的制碱法,使他成了百万富翁。当时,这位制碱大王已70开外。怎样处置自己那数不尽的财富呢?他想仿效瑞典的炸药大王诺贝尔,扮演科学保护人的光荣角色。
  索尔维是有远见的人。他看到,物理学正在向原子和电子的微观领域前进,这对于人类的未来,将产生巨大影响。怎样促进新的物理学的发展呢?索尔维和他的好朋友能斯特教授谈起这个问题。能斯特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机构,邀请世界各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到布鲁塞尔来做学术报告,并且就当前“物理学的危机”自由地交换意见。这就是在物理学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的索尔维会议的发端。
  1911年秋天,索尔维会议向欧洲20几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发出了邀请,给他们订了头等来回客票,在大都会饭店里包下了几十间头等客房和两个会议大厅,外加每人1000法郎礼金。爱因斯坦接到请柬,他以奥匈帝国皇家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到了布鲁塞尔。
  此时的布鲁塞尔,群星灿烂!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智慧”聚集在一起。普朗克的头顶几乎全秃光了。他握住爱因斯坦的手,看着爱因斯坦那一头又黑又密的卷发,脸上不禁泛出了慈祥的笑容。他亲切地向爱因斯坦介绍:
  “德国来了能斯特、维恩;法国来了居里夫人、朗之万和彭加勒;英国来了卢瑟福和金斯;荷兰来了洛伦兹和昂内斯,……”
  对,就是这位昂内斯教授,在10年前给爱因斯坦吃过闭门羹,他正好站在爱因斯坦旁边,笑着说:
  “现在应该由我来给你当助教了。你10年前写来的那张求职的明信片我还保留着。将来把它送到博物馆去,让后人看看我这个老头子当年有多么糊涂!”
  爱因斯坦走到一位中年妇女面前。她穿着黑衣服,戴着黑手套,是出席会议的唯一女性。两年前,爱因斯坦在日内瓦大学350周年校庆上见到过她。她就是“镭的母亲”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摘下黑手套,露出一双灵活瘦削的手,手指上伤痕斑斑,她笑着说:
  “这就是放射性的功劳,你的公式的最好证明。”
  她用手指在空中轻巧地划了个E=MC2。
  第一届索尔维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辐射理论和量子”。第一个报告人是洛伦兹,他用经典的方法讨论辐射问题。他用德语、法语和英语轮流讲演,三种语言都讲得那么纯正、流利。最后一个报告人是爱因斯坦,他总结了量子论的各种应用。第一届索尔维会议从经典理论开始,以量子论告终,这是有象征意义的。洛伦兹和爱因斯坦是两代人。8个月前,爱因斯坦到洛伦兹家里作过客。他尊敬洛伦兹,就像尊敬长辈一样。洛伦兹深感后生可畏,也十分钟爱爱因斯坦。
  会后,爱因斯坦给人写信说到他对洛伦兹的景仰:
  “……他是一个才智和机智的奇迹。一件真正动人的艺术杰作!我认为,所有在座的理论家中洛伦兹是最有才智的……”。
  1928年洛伦兹逝世时,爱因斯坦在他的墓前发表了演说,里边重复了同样的说法:
  “他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得如此细致周密,就像创造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一样。他总是那样善良、宽宏大量和具有正义感,同时又善于深刻而直觉地理解人和环境,这使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成为领导者。大家都乐于追随他,因为感到,他不是力求支配人们,而是为他们服务。他的形象和著作将为许多世代的人们的幸福和教育服务。”
  洛伦兹不仅以兴趣相投和爱因斯坦亲近,他还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超个人的”是最个人的。当新的发现打破了古典物理学时,洛伦兹说过,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为什么不在旧的基础崩溃之前死去。这里,有趣的完全不是替古典物理学唱挽歌。大概,对过去的价值的惋惜那不是根本的,它已由愉快地接受新东西所取代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科学的发展面前,个人的生与死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1911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引力对光线传播的影响》的论文,这是他在布拉格期间最重要的成就,该文阐述了相对性引力理论的基本原理。结论的创新之处在于,由星体发射出来的光束在太阳附近掠过时必然会弯曲,这是由于光也有惯性,因而受到太阳引力场的巨大的引力作用。爱因斯坦建议,在下次日全蚀时,通过天文观测来验证这个理论预见。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1914年的考察工作半途而废。直到1919年,在爱因斯坦倡议下,两个英国考察队进行了观测,爱因斯坦的预言被证实了!
  布拉格的短暂时期,爱因斯坦的名望已如日中天,世界认识了爱因斯坦。
  欧洲的许多大学都向爱因斯坦发出讲学邀请,甚至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发来邀请。苏黎世工业联邦大学——爱因斯坦的母校终于不敢怠慢自己的学生了,他们也打算请爱因斯坦来主持一个新开设的数学物理讲座。
  面对这么多的邀请,爱因斯坦选择了母校。米列娃不喜欢布拉格,她想念苏黎世。她和爱因斯坦一样,把苏黎世当做自己的故乡。爱因斯坦对于母校总有一种依恋之情,而且他觉得,那儿有格罗斯曼,解决引力问题需要他!

  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 母校的呼唤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1912年秋天,爱因斯坦回到了母校!聘书的期限是10年。
  在苏黎世,不仅工大的人们急切地等待爱因斯坦。老朋友们,特别是格罗斯曼,也在焦急地等着他。
  老朋友在苏黎世会面了,爱因斯坦又得向格罗斯曼求援了。12年前,格罗斯曼曾帮助爱因斯坦不必去听数学课,但现在的爱因斯坦则需要数学了。
  在布拉格时,皮克对爱因斯坦指出过某些几何概念能帮助他在进一步推广相对论时克服困难,但这些指示还不够,还需要把弯曲概念不只运用于线和面,而且还运用于三维空间和四维空时。除了几何思维的深刻和明晰之外,除了为物理问题选择数学方法外,还需要广泛的和系统上的数学准备。
  格罗斯曼又一次帮助了爱因斯坦。
  他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多次长谈,并把爱因斯坦领进了数学方法的园地,这些方法有助于爱因斯坦解决新的物理学课题。
  1922年12月在东京演讲时,爱因斯坦详述了为建立引力场方程而寻求数学方法的历程:
  “如果所有(加速)系统是等效的,那么欧几里德几何对它们不可能都成立。抛弃几何而维持(物理)定律,就等于表达思想不用词语。我们必须先寻找词语才能表达思想。在此我们必须寻找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1912年,我才突然认识到,高斯的曲面理论是解开这个秘密的关键,我认识到高斯的曲面坐标系意义深远。然而,我当时还不知道黎曼已经以更深入的方式研究了几何学的基础。我突然想起,我在读大学时盖泽先生给我们上的几何学课程中就有高斯理论……我认识到几何基础具有物理意义。当我从布拉格回到苏黎世时,我亲爱的朋友、数学家格罗斯曼也在苏黎世。从他那里我首先知道里其,后来又知道了黎曼。因此我便问朋友,我的问题能否通过黎曼理论来解决……。”
  格罗斯曼的鼎力相助使得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前景明朗化了。
  在苏黎世工大,1912—1913年冬季学期,爱因斯坦讲授过的课程有:解析力学、热力学;1913年夏季学期有:连续介质力学、热的动力学理论;1913—1914年冬季学期有:电和磁、几何光学。此外,他还主持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课。关于这些讨论课,1912年以编外教授身份来到苏黎世的马克斯·劳厄教授讲道:
  “每个星期,爱因斯坦主持一次讨论课,在课上报告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课在工大举行,连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学的许多物理系学生都来参加……讨论课后,爱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饭店’去用晚餐。相对论是讨论的中心……1913年夏,在热情豪放的埃伦费斯特访问苏黎世时,这些讨论特别热烈。我现在仿佛看见许多物理学家当时的情景,在大家陪伴下攀登苏黎世的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发着欢快的笑声。”
  同埃伦费斯特的交往和友谊持续了20年——直到1933年埃伦费斯特逝世,这种交往和友谊对爱因斯坦有巨大意义。埃伦费斯特是一代如此富于天才的理论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极为谦逊、敏锐和善良的人。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1933年9月25日,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为之写了一篇悼文,语调之平静、理解之透彻,不仅叙述了埃伦费斯特的一生,而且也折射出爱因斯坦自己的人生观:
  “现在时常发生品格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以致我们对于这样的结局不再感到不寻常了。然而要作出死别的决定,一般都是由于无法——或者至少不愿意——屈从新的、更困难的外界生活条件。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结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间,也极少发生,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我们的朋友保耳·埃伦费斯特死了。完全了解他的人,也像我一样,知道这个无瑕的人大概是良心冲突的牺牲者,这种冲突以这样或那样形式决不饶过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
  “我是22年前认识他的。他从俄国径来布拉格看我,(当时)在俄国,犹太人是禁止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他想在中欧或者西欧找工作。但我们很少谈到那些,因为当时的科学状况几乎吸引了我们的全部兴趣。我们两个都体会到,古典力学和电场理论在热辐射现象和分子过程(热的统计理论)面前都告失败,但似乎还没有可以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普朗克的辐射理论——尽管我们两人对它都大为赞赏——的逻辑缺陷,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我们也讨论了相对论,他对相对论有某些怀疑,但这种怀疑是带有他的独特的批判性见解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成了真正的朋友——好像我们的梦想和志向都彼此心领意会。一直到他逝世,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的才于在于,他具有充分发展了的非凡的能力,去掌握理论观念的本质,剥掉理论的数学外衣,直到清楚地显露出简单的基本观念。这种能力使他成为无与伦比的教师。由于这个缘故,他常被邀请去参加科学会议;因为他总是把明确性和尖锐性带进任何讨论中去。他反对马虎和罗唆,必要的时候,他会使用敏锐的机智,甚至直率的粗鲁态度。他的某些发言几乎可以被解释为妄自尊大,然而他的悲剧却正在于几乎是病态的缺乏自信。他的批判才能超过他的建设能力,这件事使他经常受苦。不妨说,他的批判的判断力,甚至在他自己思想的产物出生以前,就已夺去了他对它们的爱。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不久,埃伦费斯特的外界经历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尊敬的老师正切望辞退正规的大学教职,他认为,埃伦费斯特是一位能鼓舞人的教师,就推荐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一个广阔的天地展现在这个还年轻的人的面前。他不仅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一专业里的最好的教师,而且也全心全意地关怀人——尤其是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运。了解别人,得到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帮助任何被卷入外界斗争或者内心斗争中的人;鼓励年轻的人材——所有这些都是他的真正的专长,几乎胜过他在科学问题上的钻研。他在莱顿的学生和同事都爱戴他、尊敬他。他们了解他的极端的热忱,他的那种同愿为人服务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完全协调的性格。难道他不应当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说实在话,他比我所接近的任何人都感到不幸福。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所面临的崇高任务。大家对他的敬重能有什么用呢?他的这种客观上没有根据的不胜任的感觉,不断地折磨他,时常剥夺他平静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心情的安宁。他受到很大的苦痛,以致不得不在消遣中找安慰。他经常作无目的的旅行,他对无线电的入迷,以及他的不平静生活的其他许多特征,都不是出于安静和无害的嗜好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冲动,是为了逃避我已提到过的那种精神的冲突。
  “最近几年中,这种情况恶化了,那是由于理论物理学新近经历了奇特的狂暴发展。一个人要学习并且讲授那些在他心里不能完全接受的东西,总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一个耿直成性的人,一个认为明确就意味着一切的人,这更是一种双倍的困难。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在读了这几行之后能充分体会到那种悲剧。然而主要的正是这一点,使他厌世自杀。
  “我认为,言过其实的自我批评的倾向,同少年时代的经验有关。无知和自私的教师对青少年心灵的摧残所引起屈辱和精神压抑,是永不能解脱的,而且常常使以后的生活受到有害的影响。就埃伦费斯特来说,这种经验的强烈,可由他不肯把他心爱的孩子送进任何学校这件事来证明。
  “在埃伦费斯特的生活中,他同朋友的关系所起的作用,要远大过大多数人。他实际上是受他的同情心所支配,同时也受以道义判断为根据的憎恶所支配。他一生中最强的关系是同他的那位既是妻子又是工作同志①的关系,这是一位非常坚强和非常坚定的人物,才智上也同他相当。也许她并不完全像他本人那样伶俐,那样多才,那样敏感,但是她的平静,她对别人的独立性,她在一切困难面前的坚定,她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的正直——所有这些都使他得到幸福,而他也以敬重和钟爱来报答她,这种敬爱的感情,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见到的。同她的分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这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他那已经受创伤的灵魂再也受不起这种波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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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塔姬雅娜·埃伦费斯特,她是俄罗斯人,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夫妻俩于1911年曾共同发表关于统计力学的逻辑基础的论文。
  “他的精神的力量和正直,他的丰美心灵的仁慈和温暖,以及他那压抑不住的幽默和锐利的机智,都丰富了我们活着的人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去世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损失。他将永远活在他的学生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其志向曾受到他的人格教导的一切人的心里。”
  1913年秋,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前往维也纳出席自然科学家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比较通俗的报告:理论还未完成,但爱因斯坦等不及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把这一理论是作为新的引力论讲的。他把引力理论跟电的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在18世纪,人们关于电只知道存在电荷,它们相互吸引或排斥跟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引力学说领域,实质上,我们知道某种与此相似的东西——重物的相互作用定律,仅此而已。但是,电的学说在一个半世纪内已经得出了电磁场概念。该是在引力学说中也得出比较复杂的概念的时候了。
  因此,这涉及要把引力作为空间的某种特性来考察。在这些年中,爱因斯坦接近于把引力看作是空间的特殊几何属性的观点……可是,不应该不依顺序地往前赶,宣称爱因斯坦现在就已经把空间的几何属性和引力等同起来了。
  在维也纳逗留期间,爱因斯坦会晤了居住在维也纳郊外的马赫。马赫75岁了,瘫痪在床。爱因斯坦景仰已久的马赫,现在已成为一位须发蓬乱、面容慈祥、表情有点复杂的老头。1955年,在与科恩的谈话中,爱因斯坦追忆过同马赫的见面。这次谈话后两个星期,爱因斯坦就辞别人世。爱因斯坦逝世后,科恩把这次谈话整理成为一篇文章,以《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为题,发表在《科学的美国人》月刊上。下边一段话涉及到1913年爱因斯坦与马赫会晤的背景以及谈话的内容:
  “爱因斯坦说,科学上有种种潮流。当他作为一个青年人在学物理的时候,所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分子是否存在?他记得,像威廉·奥斯特瓦耳德和恩斯特·马赫那么重要的科学家都曾明白宣称,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原子和分子。爱因斯坦评论说,当时的物理学同今天的物理学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是,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拿这个特殊的问题去麻烦人了。尽管爱因斯坦并不同意马赫所采取的根本立场,可是他告诉我,他尊重马赫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他有过重大的影响。他说,他在1913年访问过马赫,曾提出一个问题来考考他。他问马赫,如果证明了由假定原子的存在就有可能预测气体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不用原子假设就不能预测,而且这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性质——那么他该取怎样的立场呢?爱因斯坦说,他始终相信,发明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概念上面建立起理论,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伟大创造特性,这样,他自己的观点就同马赫的观点相对立,因为马赫以为科学定律不过是描述大量事实的一种经济方法。在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条件下,马赫能够接受原子假说吗?即使这是意味着非常繁复的计算,他也能接受吗?爱因斯坦告诉我,当马赫作了肯定的答复时,他多么感到高兴。马赫说,如果原子假说有可能使某些可观察到的性质在逻辑上联系起来,而要是没有这种假说就永远无法联系,那么,他就不得不接受原子假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定原子可能存在,那该是‘经济’的,因为人们能够由此推导出观察之间的关系。爱因斯坦得到了满足,确实不止是一点快慰。他脸上显出严肃的表情,向我全部重述了这个故事,而事实上我已经充分理解了它。即使完全不提这种哲学上的胜利——这是对爱因斯坦所想象的马赫哲学的一种胜利——他还是感到满意,因为马赫承认了原子论哲学毕竟是有些用处的,而爱因斯坦曾多么热心地致力于原子论哲学。”
  过不久,在阐明广义相对论之后,我们将更清楚,在制订它的年代爱因斯坦付出了多么艰巨紧张的智力劳动啊!所有见过爱因斯坦的人都对他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思维劳动,在同朋友们的谈话中和在家庭中也不停地工作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一期间,爱因斯坦全身心扑入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之中,与格罗斯曼合作写出了《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纲要》,他在物理学研究领域中,正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点。可就在这时,爱因斯坦的家庭生活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结局:爱因斯坦与米列娃越来越疏远了。
  上帝给爱因斯坦的生活投下一道深深的阴影,只是爱因斯坦什么也不说。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主任 苏福金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保卫科事件”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

  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炮轰工作队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一场“竞选”开始了。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二百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

  ‘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但余凤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更为迅速。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横批是“造反请进”。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深夜抢红布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买布!”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

  “半夜来买布?”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买红布,做袖章。”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明天来买行吗?”

  上午十时,从上海市委传出消息,领导同意接见北京小将,但不能全体接见,只能与代表谈话。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十时十四分,二十多名北京红卫兵代表被允许通过由工人纠察队员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上海市委。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北京红卫兵们感到沮丧,出面接见的不是陈丕显,不是曹获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琪。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我们要见陈丕显!我们要见曹获秋!”北京红卫兵们继续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雨中,北京红卫兵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洪文在一侧,倾听着双方的论战。尽管他明显地倾向北京红卫兵,但是他在这种场合,并不出头露面。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

  针尖对麦芒。双方的论点,尖锐地对立着: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段红色府绸。

  “我们要见陈丕显、曹获秋!”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上海市委首长要管理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为什么要接见你们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我们要炮轰上海市委!”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王洪文哈哈大笑。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我们要保卫上海市委!”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样,都是烂掉的!”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样,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在雨水淋湿的墙上,工人们贴出一张刚刚写成的大字报,标题非常醒目:《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年轻的红卫兵们并不知道这个标题的深刻含义。经历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人们牢牢记得:开始反右派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显然,一九五七年的老经验,被用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当时对“文革”是那么的不理解啊!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大字报的作者,署着:“上海国棉十七厂老工人”。在一连串的签名中,可以看到刘喜荣、杨林大、王宝余、丁末郎等等。他们确实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大字报清楚地表达了老工人们的观点: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十七年来,市委和柯庆施同志对上海的三大革命斗争抓得很紧。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看,是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制造出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等等。从阶级斗争看,铲除了资产阶级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谊舞。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三年自然灾害很快克服了。还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上海市委组织和讨论的。这些大量的事实证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烂掉,不等于上海市委也会烂掉。上海市委是正确的,革命的,对于这一点,中央也是肯定的。……”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大字报刚刚贴出,便招来一群北京红卫兵,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老工人展开一场舌战。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

  雨水很快把大字报的字迹冲得一片模糊。没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又贴了出来——在上海众多的工厂之中,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家活跃的厂子。既出了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队伍。

  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大受鼓舞。

  北京红卫兵越来越多。九月四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门前的北京红卫兵,多达一干余人。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

  北京红卫兵们批评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明显的便是市委大楼前没有挂毛泽东画像。天真烂漫的“小将们”搬来毛泽东巨幅油画像,要挂在上海市委大楼上。这下子,老工人们不能不支持,机关工作人员们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毛泽东画像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那张《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大字报,使上海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北京红卫兵们的注意。北京红卫兵冲向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厂门口,他们被拦住了——因为他们没有介绍信。

  “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于是,在国棉十七厂门口,出现了两副截然不同的对联。

  王“司令”忙得团团转:

  于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红卫兵的战友。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忙着审看“宣言”、“海报”;

  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九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忙着安排大会发言;

  北京红卫兵士气大振,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喊出了“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杀向上海的工厂……

  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

  带头批判“资及路线”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上海有着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那是人们熟知的。硕大的崇明岛,是长江口黄涛浊浪之中的砥柱。当年王洪文摸鱼捉蟹,便在崇明岛上。

  上海西区,十五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字大字。这座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宾馆,座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在黄浦江里,也有一岛,名叫复兴岛。说是岛,因为一条运河把它与杨树浦切开,四面临水。复兴岛不大,岛上只有一条路——共青路,只有一个公园——复兴岛公园。它地处上海东北角,远离喧闹的市中心,是个僻静的所在。它倒是王洪文常去的地方,因为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向东,跨过定海桥,便是复兴岛了。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星期三,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王洪文出现在复兴岛公园里。他的四周,围坐着他的造反派战友。

  他原名官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

  王洪文手里,拿着报纸。他在逐字逐句地捉摸着。眼下的他,已经真的在吃“政治饭”了。他非常注意北京发出的每一项战斗号令。

  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这一天,王洪文和他的伙伴们在着力捉摸一个新的政治名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一九三九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那是五天前,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逝,曹获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两天前,富有权威性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又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

  全国各报登载了林彪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从未见诸于马列经典著作的新名词。时下如此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王洪文的目光扫过报上一个个铅字,正在“吃透”着北京新的号召……

  海报

  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最清楚者莫过于当年“中央文革”成员,“王、关、戚”的那个“关”——关锋。林彪的讲话,他参与起草。十三期《红旗》社论,亦出自关锋笔下。笔者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北京访问了闭门幽居的关锋。据他解释,产生这一名词的背景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猛烈地抨击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泽东在这里所抨击的,是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这一做法。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顺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这一思维,一种新的提法产生了: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两个司令部”的名称易定:“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两条路线”。呢?其中一条的名称,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叫什么好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下子,使“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颇费脑筋。按照对偶的规则,最初提出来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正好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应。

  筹备组

  不过,“反革命”是有着专门的政治含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一词,似乎火药味太浓了点,容易产生误解,即把执行这一路线的人都说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王力思索良久,加上两个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么一来,固然区别于“反革命”,但是念起来十分拗口。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用过这样的提法:“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反复揣摩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关锋从其中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句得到启示,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关锋等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及《红旗》十三期社论,用上了“资产阶级巨动路线”这一名同,送毛泽东、林彪审阅,他们都画了圈。于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便响彻中国大陆……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坐在复兴岛上,手中拿着报纸,王洪文虽然并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的来历,但是他已有着“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如同大彻大悟一般,他说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过去,我反工作组,只是因为工作组要整我;现在,学习了林副主席讲话、《红旗》社论,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要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厂里立即掀起一个批判工作组的高潮!”

  曹获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一张大字报的底稿,在复兴岛上拟就了。

  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两天之后——十月七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贴出王洪文等署名的长篇大字报,那标题颇有气派:《就目前形势谈看法》。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大字报指出: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种局面,曲折和阻力仍然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工作队某些人。……”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保工作队,一派反工作队。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厂礼堂里响起洪亮的声音。辩论会在那里一次又一次举行。保有保的理由,反有反的依据。每一个上台的人在发言之前,都要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辩论会有时成了“语录战”。令人百思莫解的是,双方都把“最高指示”作为信条……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就在大字报、大辩论乱哄哄之际,却不见王洪文的身影。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

  据说,王洪文病了,托人交来了“病假单”。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定海路的小屋里,也不见他的踪迹。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王洪文到哪里去了?他在干什么?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十月十一日,王洪文出现在厂医务室,要求厂医再给他开几天病假。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王洪文,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一个工人当面质问王洪文。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你是保卫科的?你管得着?”王洪文白了他一眼。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你在装病!你在骗病假单!”那位工人大声嚷嚷。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了:“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

  “你是医生?你管得着?”王洪文霍地站了起来,双手叉腰,毫无生病的样子。

  上海上空彤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我就是要管——你反对工作队!”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

  “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就是要反!”

  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

  你一言,我一语,在医务室里展开了大辩论。

  上午十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

  辩论声惊动了四周,一百多个工人涌进了医务室。王洪文被围在当中。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据王洪文回忆:“有人扯我的衣襟,我一还手,就打了起来王洪文不吃眼前亏,滑脚溜了。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的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王洪文“失踪”了。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一直到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十五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象一锅粥。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十月十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工人也能去?”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的发言稿,慷慨激昂:

  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这时,台下的“永忠队”队员们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施惠珍!”

  哪三项建议呢?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十九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十四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的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一一五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十四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人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四十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象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已经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

  十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

  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不代表市委!”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象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

  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晚上九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成为“永忠队”头头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十天北京行,胜读十年书。”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北京度过那十天,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最新信息,顿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背着一大包中央首长讲话传单,笔记本上记满北京大字报摘录,王洪文带领十四名“誓死队”队员,挤上南去的列车。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八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王洪文选择这一时刻返回上海,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星期三,厂休日,便于召集造反派开会,传达北京之行的“收获”。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王洪文一见到留守上海的“誓死队”队员,便急切地问厂里的近况。哦,他离厂才十天,厂里发生了两桩大事: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重新组合,在十八日拉起了一支新的战斗队,名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选举了新头头。这支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加入了“永忠队”。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永忠队”的成立,促使厂里保工作队的工人们也成立自己的组织。十月二十四日,上海国棉十七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声中宣告诞生,人们简称之为“捍卫会”。在“捍卫会”成立大会上,工作队队长施惠珍上台讲话,表示祝贺。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已明显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宣称“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派宣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一见面便吹胡子、瞪眼睛……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情况紧急,王洪文顾不上回家,马上带领手下的核心成员,直奔强玲英家中,连夜开会。因为“永忠队”的成立,显然架空了王洪文,大大削弱了“誓死队”,这不能不使王洪文焦急万分。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我建议,明天下午召开‘誓死队’、‘永忠队’全体会议。”王洪文说道,“造反派本身,不能分为两支队伍。这样会影响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誓死队’和‘永忠队’应当合并……”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

  “永忠队”的头头,答应了。

  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下午,“誓死队”、“永忠队”聚集在复兴岛公园。

  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

  “团结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造厂党委的反,造工作队的反。我们应当团结。‘誓死’和‘永忠’应当合并,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量……”王洪文富有鼓动性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誓死队”和“永忠队”当场宣布合而为一。合并后,鉴于“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的名字实在太罗嗦,绝大多数队员赞成用“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一名称。虽然王洪文仍欣赏他的“誓死队”,到了这时也不再坚持了——因为重要的是他已达到了目的,他被公推为新的“永忠队”的头头。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从此,他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领袖”。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

  当选为头头之后,王洪文便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在他的眼里,这些传单仿佛成了中央文件似的。他不时地引述着传单上的话,那模样,如同引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

  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毛主席说过,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康老(引者注:当时对康生的流行的称呼)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

  “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

  “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真个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到北京去了十天,王洪文的水平仿佛猛然提高了。他接着说道:

  “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老保们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他的讲话,马上成为“永忠队”的行动指南。

  王洪文当即定下一系列炮轰工作队的计划。

  王洪文从北京回来才一天多,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火药味骤然变浓了。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永忠队”便出动了。队员们手提浆糊桶,在厂的南、北大门口,都刷上大字标语,每一个字都有乒乓球桌面那么大:“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在杨树浦路上,他们也刷出一条条大字标语:“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

  每条大字标语末尾,都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午八时,当施惠珍刚刚来到工作队办公室,马上被一群“永忠队”队员包围。

  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然后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了。“永忠队”的队员们呼喊着口号:“打倒工作队!”“打倒施惠珍!”。顿时,施惠珍成了批斗对象。“永忠队”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斥骂着施惠珍。直到“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的工人们闻声赶来,这才使施惠珍解围。

  这时,王洪文进厂了。他一出现在厂门口,又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

  “捍卫会”的工人们质问王洪文:这些人为什么不上班?溜到哪里去了?廖祖康闻讯,带着技校的“革到底”战斗队杀入重围,救出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当天夜里,乘着“捍卫会”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队”在王洪文指挥下,发动了突然袭击: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抢走材料,查封工作队的抽斗……

  斗争,日紧一日:

  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队”在厂最高处刷出大幅对联——“大炮轰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烧尽工作队威信”,横批是“SOS”。

  “捍卫会”奋起反击,也来个“上纲上线”,指着“永忠队”说:“‘SOS’,是向外国人求援的信号。你们写上‘SOS’,是叛国行为!”

  于是,五、六百人簇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大门口,就“SOS”展开大辩论。

  行人们驻足围观,上千人挤在那里,使杨树浦路交通阻断,震动了杨树浦工厂区。

  十一月一日,“永忠队”贴出了《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工作队靠边站”大字标语。

  十一月四日,“永忠队”强占厂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紧接着,又强占厂广播台。施惠珍赶往广播台,受到“永忠队”的围攻,被“捍卫会”越窗救出。施惠珍刚刚离开那里,全厂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永忠队”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王洪文领导着“永忠队”大闹上海国棉十七厂。他说:

  “我到北京见了世面,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开始冲出厂门,杀向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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