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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人生,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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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精神牢笼

★ 播种和平

  70.托马斯·杰佛逊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台上的老师打瞌睡,但心知肚明!
  台下的学生翻筋斗,也心知肚明!

  1894年6月,爱因斯坦一家除爱因斯坦外,迁居意大利。赫尔曼先生在慕尼黑的工厂已难以维系。一个名叫加罗尼的意大利人建议把工厂搬到意大利去,爱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对此完全赞成,并以他的热情带动了赫尔曼。留在慕尼黑的爱因斯坦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里。父亲要儿子读完高中,取得毕业文凭。有了文凭,才能进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师的资格。这是父亲为儿子谋划的人生道路。
  独自一人在慕尼黑,本来就生性孤癖的爱因斯坦更是意气消沉,心神不定。他十分思念家庭,又厌恶学校的教育。慕尼黑给了他清新宁静的自然风情,给了他美妙动听的音乐,也给了他深挚的宗教情感,可路易波尔德中学的6年生活,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有强烈独立个性的爱因斯坦对一切骄横权威的抵触情绪,同当时德国推行的教育制度,实在是水火不容。1936年10月15日,爱因斯坦在纽约州奥而巴尼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论教育》的长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针对路易波尔德中学经历而讲的,他说:“我以为,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惯例,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路易波尔德中学完全像一座“兵营”,这座“兵营”教给爱因斯坦什么呢?教他为今天的好分数和明天的功名利禄,拼命地往脑子里塞呀,装呀,填呀。不管有用没用,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德国军国主义专横、强制、丑恶的特点在爱因斯坦中学时代,已从教育思想上体现出来。
  爱因斯坦无法忍受了,他在学校与在校外完全成为两个人。
  在校外,爱因斯坦虽不爱说话,可心灵是恬静自由的。他的同学在学校还在平面几何的浅水里扑腾,他却利用课余时间畅游在微积分大海里。他整日与音乐为伴,以宗教般的狂热做着理想和希望的梦。按照自己的思维,与学校教育格格不入的爱因斯坦,只能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
  在校内,未来的物理学大师的成绩,除数学外,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好分数。老师们嫌他“生性孤癖、智力迟钝”,责备他“不守纪律、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同学们大都视他为陌路人,从不来往。有一次,赫尔曼·爱因斯坦先生问学校的训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应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主任直截了当地回答:
  “做什么都没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的。”
  是的,有着如此强烈个性的爱因斯坦,确实无法成为学校所期望能为帝国服务的一个优秀工具。当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潮像洪水一样,四处泛滥。帝国的军人在大街上昂首挺胸,耀武扬威,军人整齐划一、以帝国为生命的信条几乎成为民族的楷模。把学生当机器,当军人,他们只能单调地去重复教科书上的教条,只能以服从为天职。学习的兴趣,求知的快乐,统统被抛弃了。有一次,爱因斯坦与父母亲一起看阅兵,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两眼盯住一点,膝盖绷得笔直,双臂摆动成直角。鼓声咚咚,军号嘹亮,士兵们的皮靴与刀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围观的人群在欢呼,与爱因斯坦同龄的孩子们跟在队伍后面,学着士兵的模样,巴不得马上长大,穿上马靴,跨上骏马,像学校教的口号那样:“为德意志,为皇帝,前进!前进!”
  爱因斯坦却惊呆了。这一个个庞大的方队竟如同一台机器,动作单调而整齐,所有的人都绷着脸,一个表情。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意志,人,这些活生生的人,竟可变成战争的工具。惊悸、恐惧,使爱因斯坦更加感到军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可怕。
  爱因斯坦成年后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地,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爱因斯坦从自己切身体会中所作出的预见完全正确。扼杀人的个性、强求精神意志绝对统一的第三帝国在为全世界带来灾难的同时,又把德国变成了一个“不幸的社会”。1895年春天,大地回春。爱因斯坦已16岁了。根据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学校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
  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别了,慕尼黑!别了,德意志!爱因斯坦心里突然发觉,他没有些许离别的伤感,有的倒是一种冲出牢笼的畅快,一种打开镣铐的自由。
  别了,惆怅的过去!你好,应该美好的未来!
  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怀着解放的心情投入到意大利的怀抱。青山绿水,白云飘飘,牧场上慢悠悠走着的乳牛,都让爱因斯坦感到自在、清新、美丽。
  当心烦意乱的父母告诉爱因斯坦,他不能在米兰上学,因为米兰的德语学校只收13岁以下的学生,爱因斯坦根本不想分担父母的忧虑,他只想尽情享受成功逃离路易波尔德中学的自由与畅快。
  一个酷爱书籍的孩子现在成了游离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浪子”。他一会儿躺在草地上,静静阅读歌德和席勒的诗歌,一会儿又在米兰城里东转西游,一会儿又到博物馆去欣赏米开兰基罗的绘画和雕塑。米兰游玩腻了,爱因斯坦就独自徒步漫游,越过亚平宁山脉,来到濒临地中海的热那亚。一路上,他尽情地享受着南方的阳光和绚丽的色彩,精神自由的感觉让爱因斯坦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皮球,充满生命的弹性。
  意大利确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古希腊、罗马的庙堂、博物馆和绘画陈列馆、宫殿和风景如画的农舍……。人们愉快好客,举止无拘无束,他们干活和闲逛,他们高兴和吵架,都同样的感情奔放和手舞足蹈。到处都可以听到音乐、歌声和生气勃勃的悦耳的谈吐。这同在德国包围着他的严肃死板、同一切按命令、规章、次序和表格行事,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可是,闲散在家终究是不行的。父亲的事业每况愈下。在米兰和巴维亚开办电器工厂耗尽了全部储蓄,而未获收益。父亲预先告诉阿尔贝特,拿出钱给他将越来越困难,他应当尽快找到职业。爱因斯坦的志愿已定:数学和理论物理吸引了他。但是,如何使这种志愿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呢?父亲和叔叔坚持要他从事技师的职业。
  爱因斯坦又陷入苦恼之中,耳朵里整天只响着父亲的唠叨:
  “把你哲学上的胡思乱想统统扔掉!想办法学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将来当个电机工程师吧!”
  爱因斯坦不得不接受了家人的忠告,没有中学文凭很难进入大学。不过,有一个办法。越过阿尔卑斯山,在瑞士的苏黎世有一所联邦工业大学。这个大学在中欧享有很高的声誉。18岁以上的同等学力的学生也能报考,而且这所学校也是用德语进行教学。但是,当时爱因斯坦只有16岁,怎么办呢?父母亲对儿子抱有充分的信心。热爱数学的雅各布叔叔常常为一些数学题苦思冥想,几天也想不出解答的方式,可小爱因斯坦几分钟就得出了正确答案。这样的事太多了。这样聪明的孩子怎么会进不了大学之门呢?
  1895年秋天,爱因斯坦登上了开往苏黎世的列车。通过母亲的关系,爱因斯坦获准参加联邦工业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史、文学史、德文、法文、生物学、数学、图形几何学、化学、物理学、图画,还加一篇文章。结果他落选了。那些需要记忆的课程,他都考得不好,加之没有中学文凭。好在他的数学和物理学考得十分出色,引起了学校教授和校长的关注。
  著名的韦伯教授派人通知他,如果他留在苏黎世,可以破例特许他来旁听自己的物理课。校长也十分欣赏爱因斯坦非凡的数学能力和渊博的数学知识,他给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善意的忠告:应当在瑞士的一所中学毕业后,过一年再来投考。校长还亲自推荐了阿劳小镇上的州立中学,这所学校无论在教学方法上还是教师的组成上都是最先进的。
  爱因斯坦自己虽不想再进中学,因为慕尼黑中学生活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但怎么办呢?继续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肯定是不行的,爱因斯坦也不想再伤父母的心了。
  爱因斯坦怀着懊丧的心情来到离苏黎世不远的阿劳镇上。这依山傍水的小镇,美丽如画的景色,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致。踏进州立阿劳中学大门的爱因斯坦,心上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他寄住在温特勒先生家里。温特勒先生是州立阿劳中学的教师,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深知教育心理学。他带着爱因斯坦在学校里到处散步参观,并让自己的妻子和七个孩子都与爱因斯坦交上了朋友。很快,爱因斯坦就在温特勒先生家里找到了温暖,抑郁的心情过去了,一个新爱因斯坦诞生了。
  阿劳中学的老师教育思想开通、民主。19世纪初叶,瑞士伟大的教育学家佩斯塔洛齐曾在阿劳州附近活动过,他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在阿劳州立中学十分盛行。他们不赞成用权威的棍棒和名利的诱饵当做教育的手段。他们主张学生自我负责,老师的责任就是向学生展示知识和科学的魅力,点燃他们好奇心的火花,激起他们的求知欲望,让他们的智力自由地发展。温特勒先生教德文和历史。他纯朴热情,学识渊博,采集鸟类标本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常带着学生到山里去远足,采集动植物标本。让孩子们欢笑,来洗去岁月留在身上的尘翳,这是温特勒先生最大的快乐。爱因斯坦与温特勒先生朝夕相处,尊重他,热爱他,他们成了好朋友。
  爱因斯坦有生以来第一次喜爱学校了。老师这样亲切,学生可以自由地提问、研究问题,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民主和自由,爱因斯坦变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迸发出来了。路易波尔德中学里那个怯生生、不多说话的少年,现在变成笑声爽朗、步伐坚定、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了。他浓密的黑色卷发下面,那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里,时常带着嘲笑的神色。早年的那种腼腆已经痕迹全无了。有一位同班同学后来还回想起爱因斯坦的那种有力而又自信的步伐,脸上的那种微带嘲讽意味的表情以及他的那种“不顾是否会冒犯别人而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大无畏方式”。爱因斯坦式的自信在阿劳中学时的一篇短文中表现出来。这篇用不大完美的法文写的短文第一次表达出爱因斯坦日后的果断意志,标题为《我的未来计划》。
  这篇珍贵的短文弥足录下:
  “幸福的人对现状太满足了,所以不大会去想到未来。另一方面,青年人则爱致力于构想一些大胆的计划。而严肃认真的青年人自然想要做到使自己寻求的目标概念尽可能明确。
  我若有幸考取,我就会到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去读书了。我会在那里呆上4年,学习数学和物理。我想象自己成了自然科学中这些部门的教师,我选择了自然科学的理论部分。
  下面就是使我作出此项计划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倾向于作抽象的和数学的思考,而缺乏想象力和实际工作的能力。我的愿望也在我心中激发了这样的决心。这是很自然的事;人们总是喜欢去做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何况,科学职业还有某种独立性,那正是我极喜爱的。”
  1896年秋天,爱因斯坦在阿劳中学顺利地以下列分数(规定最高分数为6分)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德语5分、意大利语5分、历史6分、地理4分、代数6分、几何6分、图形几何学6分、物理学6分、化学5分、自然历史5分、绘画(美术)4分、绘画(技术)4分。
  在阿劳的生活,更坚定了爱因斯坦不做德国人的决心。在慕尼黑的时候,他就曾经向父亲要求放弃德国国籍。一个孩子,要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这多少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爱因斯坦再次恳求父亲答应他的要求。父亲性情随和,经不住儿子的一再恳求,就向当局写了申请。当局接受了申请,在付了3个马克之后,爱因斯坦便获得了一份1896年2月28日由乌尔姆地方签发的文件,正式宣布爱因斯坦不再是德国公民。10月29日,爱因斯坦考上了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而且是一个无国籍的大学生。
  在阿劳度过的这段时间向爱因斯坦说明,在一所不受陈规陋习束缚的、由进步的人们领导的学校里,教学将成为有趣的、吸引人的职业,它同科学活动很容易相结合。这段经历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自述片断》中,他写道:“1895年,在既未入学也无教师的情况下,跟我父母在米兰度过1年之后,我这个16岁的青年人从意大利来到苏黎世。我的目的是要上联邦工业大学,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一个执意的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年轻人,我的那一点零散的有关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热衷于深入理解,但很少去背诵,加之记忆力又不强,所以我觉得上大学学习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怀着一种根本没有把握的心情,我报名参加工程系的入学考试。这次考试可悲地显示了我过去所受的教育的残缺不全,尽管主持考试的人既有耐心又富有同情心。我认为我的失败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物理学家H·F·韦伯让人告诉我,如果我留在苏黎世,可以去听他的课。但是校长阿耳宾·赫尔措格教授却推荐我到阿劳州立中学上学,我可以在那里学习1年来补齐功课。这个学校以他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依赖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纯朴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同我在一个处处使人感到受权威指导的路易波尔德中学的6年学习相对比,使我深切地感到,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真正的民主决不是虚幻的空想。”
  “人不是机器,要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的话,人就不会生气勃勃了!”
  短暂的阿劳学习生涯,是爱因斯坦物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开端。“在阿劳这一年中,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倘使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那么他就处在一个不随时间而改变的波场之中。但看来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是同狭义相对论有关的第一个朴素的理想实验。狭义相对论这一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此时16岁的爱因斯坦写了第一篇物理学研究论文《关于磁场的以太状态的研究》,题目颇有点惊人,但内容却有点幼稚。这是相对论创立者独立迈出的探索第一步。
  未来的物理学大师开始铸造自己的剑了。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以及德国共和国诞生感到由衷高兴。1918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11月9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11月9日的“革命”,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挤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叫感着:
  “罢课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从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后,就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课。”
  11月10日,爱因斯坦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畅。失败,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却创造了政治上的奇迹。爱因斯坦对德国共和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当时,爱因斯坦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十分同情。他的政敌们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据爱因斯坦宣称,他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至于有报道说他在1918年11月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参加讨论,这倒完全可能。
  4年的血腥残杀终于结束了。可是战争的结局是德国的投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许多德国人垂头丧气。全国上下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之寒冷与饥饿,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从苏黎世和莱顿发来热情的邀请,请爱因斯坦离开饱经战争创伤的德国,到中立国瑞士和荷兰去,那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安乐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当年痛恨德国、不愿做头等强国德意志公民的爱因斯坦,这时却眷恋起战败的祖国来了。1919年9月,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
  “我答应普朗克,决不背弃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实现,如果不必要地出走,这将是小人行径……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时刻,离开那些对我有深情厚谊的人们,将使他们加倍地痛苦。”
  但爱因斯坦过于天真了。他以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异常的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向反动派投降,且与他们同流合污。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战争结束后只过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兴登堡元帅就反攻倒算,宣称德军吃败仗,是因为“背后中了暗剑”。反动派编造这个神话蒙骗人民群众,把战争失败归罪于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出卖。他们叫嚣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1922年6月,极右翼分子谋刺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腊特瑙在柏林郊区的马路上遇刺殒命。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说暗杀团黑名单上,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因为反动派所谓“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
  1922年7月6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说: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
  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10天后,爱因斯坦从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说:
  “自从腊特瑙惨遭杀害后,这里动荡不安。我还不断被警告,弃却教席,回避公开场合。这确实有道理,因为排犹主义恶势力十分猖獗。”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面对魏玛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爱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20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1923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也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从图片资料可以看到,这位物理学家与苏联政治家、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及苏联学者、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菲尔斯曼,都参与了该会的活动及促进该会的发展。
  早在1921年初的时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来找爱因斯坦。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是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诉爱因斯坦,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即将出版第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其中就有关于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说:
  “请替我问候列宁!”
  爱因斯坦知道,俄国人正在受冻挨饿,他们需要最具体的东西——面包、靴子……,可是这些无产者、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却对空间时间这类最抽象的问题也感兴趣。他们的心胸多么宽广,眼光多么远大!爱因斯坦感动地对来访者说道:
  “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
  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20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1930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学校里给在那里学习的劳苦民众讲解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并与工人们一起畅谈哲学和政治问题。
  1924年,德国电机工程师奥尔格·阿尔科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阿尔科当时是一个德苏友好团体“文化技术东方协会”的理事。他代表这个团体写信给爱因斯坦,聘请他为这个团体的理事,并且邀请他一道去苏联访问。为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份复信:
  “我高兴地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们亲切的邀请,同你们一道访问莫斯科。在这个时候我不敢中断科学工作,因而我现在不能出外旅行。
  “请允许我趁此机会表示,你们的努力使我很感高兴。你们不顾当前的政治斗争,重建横跨国界的广泛文化纽带。我为自己成为你们理事会的一员而感到荣幸,我祝愿你们这个团体取得最大的成功。”
  当然,爱因斯坦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一直对无产阶级专政持保留态度一样。爱因斯坦更热衷的是动员一切知识分子为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而斗争,为争取社会公正,实现世界和平而斗争。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几乎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问题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是直觉的。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
  “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
  1922年,爱因斯坦接受国际联盟秘书长的邀请,答应参加国际联盟内的一个“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他也弄不大清这个委员会到底要干些什么事,不过听说是为了和平事业进行国际合作,委员名单上又有洛伦兹、居里夫人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应允了。他在回复秘书长的信中说:
  “虽然我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性质我不清楚,我仍认为我有义务响应它的号召,因为在此时此刻无论谁都不应拒绝参加到旨在实现知识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中,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
  1923年1月,法国政府拒绝服从关于德国战争赔款支付问题的仲裁,并且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区。1923年3月22日,当爱因斯坦结束了对亚洲和西班牙的访问以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退出“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措辞强硬的声明:
  “我已深信,国际联盟既不具备为达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备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诚挚的愿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觉得不得不同国联断绝一切关系。
  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名字从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中划掉。”
  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使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在寄给一个和平主义杂志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确了: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际联盟的活动使我确信,统治集团所干的任何一种勾当,不管它多么残暴,国际联盟都未能抵制。我脱离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仅不实现一个国际的组织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践踏这一思想。”
  可见,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对威胁和平的行动进行反抗的力量。可是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找到善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并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一再对爱因斯坦做工作,让他相信,在国际联盟范围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1922年就写给如下的话:
  “当民族主义和政治狂热在欧战时正达到了顶点,埃米耳·费歇在科学院的一次会上着重地讲了这样的话:‘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
  “科学家中的伟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对它有强烈的感受,甚至在国际冲突的年代,当他们在心胸狭窄的同事中间处于孤立的时候,也坚持如此。欧战时,每个国家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数背叛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国际科学院协会’被解散了。(战后)开过的一些学术会议,不允许来自以前敌国的学者参加,至今情况仍然如此。以夸大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政治考虑,使纯粹客观性不可能占优势,而没有客观性,就不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
  “不为一时的情绪所迷惑的好心人,对于恢复知识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么呢?只要大多数脑力劳动者还怀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国际会议。而且,反对恢复科学工作者国际组织的心理仍然难以对付,因此,只靠少数心胸开朗的人还不能把它挫败。
  “这些比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过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并且在他们自己影响所能及的范围内坚定地保卫国际主义事业,来为复活国际组织的伟大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但毫无疑问,它终于会到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
  爱因斯坦在20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1923年7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1923年12月25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
  “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
  “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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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
  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1924年5月30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1924年6月21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7月25—29日首次出席会议。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8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
  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

公元1743~公元1826

     死待坟生高中

★ 咖啡馆里的大学

★ 巡回大使

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于1743年出生在弗吉尼亚的沙德威尔。他的父亲是位检察官,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种植园主,临终时给儿子留下了万贯家产。杰佛逊就读于威廉──玛丽学院,两年后辍学,未获得学位。后来他学过几年法律,1767年在弗吉尼亚法院谋到职位。在随后的七年中,杰佛逊是一位见习律师和一位种植园主。他还成为弗吉尼亚议会──弗吉尼亚立法机关的下议院的议员。

  新生训练的第一天,高年级学长宣布带我们参观六楼的游泳池。一群新鲜人兴奋地跟着他们,走过吱吱作响的走廊、爬上只容两人并肩的窄楼梯。

  从1896年10月到1900年8月,是爱因斯坦大学生活的4年。他就读的是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教育系。其实,这个教育系应本称为物理—数学系,专门培养物理、数学教师。像大多数充满好奇心的大学一年级新生一样,爱因斯坦的选修课程也是五花八门,从日晷①投影、瑞士政治制度到歌德作品选读,样样都有。但他很少去听物理学和数学的主要讲课。教授物理学课的韦伯是位杰出的电工学家,但在物理学方面,他的讲授内容爱因斯坦早已熟悉。爱因斯坦宁可自己直接攻读物理学大师麦克斯韦、基尔霍夫、波尔茨曼和赫兹的著作。大学期间,爱因斯坦对数学,他曾钟爱的数学改变了看法。数学分支太多、太细,每一个细小的分支都可以消耗一个人的终生。可在物理学中,特别是在理论物理学中,很容易找到本质的东西。你只要钻进去,再钻进去,自然的奥秘就呈现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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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日晷:古代用来观测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
  由胡尔维茨、明可夫斯基这样一些杰出的研究者讲授的数学课,同样没引起爱因斯坦的兴趣。明可夫斯基,这位未来的相对论数学工具的创立者,在自己的课堂上并没有看出相对论的未来创造者。当相对论出现的时候,明可夫斯基才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竟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这个相对论的创立者,就是那位经常无故旷课的学生?
  爱因斯坦又在想以太了。这个以太,来无影,去无踪,怎样才能证明它确实存在呢?以太没有重量,无所不在,渺茫太空就是以太的海洋,地球像一只小船,在以太的海洋里缓缓航行。要是有一个仪器,能量地球在以太海洋里的航行速度,不就证明了以太的存在吗?他成天泡在物理实验室里,真的设计出一个测量地球在以太中运行速度的仪器。
  爱因斯坦兴奋地把图纸拿给韦伯教授看,他说:
  “韦伯先生,……”
  韦伯的眉头皱了起来。他一手拿着图纸,一手捻着胡子,心里想:
  “这个爱因斯坦,真是个怪人!人人都叫我教授先生,他偏叫我韦伯先生。瞧他那身衣服,臃肿得像条面粉口袋。你对他说这样,他偏要那样。”
  韦伯教授是一位注重实验的物理学家,对于理论物理的新思想,他是不关心的。韦伯的眼睛离开图纸,和爱因斯坦那一片真诚的期待的目光相遇了。爱因斯坦很想听听教授对他这个设计的评价。但是,怕嘲笑的人总觉得人家在嘲笑他。
  韦伯教授在爱因斯坦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中看到的正是嘲笑。
  他说:
  “爱因斯坦先生,你很聪明,可以说聪明绝顶。可惜,你有一个缺点:你不让人教你!”
  他把图纸还给爱因斯坦,有礼貌地点一下头,走了。
  教授还没有走远,爱因斯坦就哈哈笑了起来。爱因斯坦是有“缺点”;他只会真诚待人,不懂客套。你讲得不对,他会当场打断你的讲话,不管你是鼎鼎有名的教授,也不管你是如何的难堪,反驳得意时,他甚至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但是一当看到对方的窘相,他又会戛然而止,露出比对方更窘的抱歉的神色。真诚与善良永远是爱因斯坦的天性。
  经常旷课的爱因斯坦每当考试时就得提心吊胆了。幸好,他的同班同学格罗斯曼笔记记得非常出色,考试前,这些笔记就成了爱因斯坦的救命船。
  格罗斯曼总是准时去听明可夫斯基和其他教授讲授的高等数学的各章节的课,爱因斯坦和他很要好,后来吸收他参加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的制订工作。格罗斯曼把自己的课堂笔记本借给爱因斯坦。在1949年的自述中,爱因斯坦回忆起此事,并顺便称道了几句他在苏黎世所享有过的这种上课自由,为了应付考试而强制去学一门课程曾使他感到苦恼。
  “这种强制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我在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不过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瑞士苦于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工作的强制,比其他许多地方的大学生要少得多。一共只有两次考试,除此之外,你或多或少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谁要是像我这样有一个朋友认真地去听全部课程并仔细地整理讲课的内容,那就更好了。直到考试前几个月,这种情况都给我选择了干事的自由——我大大地利用了这种自由;我把与此伴随而来的内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害处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现代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把神圣的求知欲完全扼杀掉,这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夭折。”
  爱因斯坦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在守旧的教授们那儿,被视为离经叛道、胡思乱想。在他们眼里,爱因斯坦是个糟糕的、叫人头疼的学生,能否毕业都成问题呢!
  有一次上实验课,教授照例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把操作步骤写得一清二楚。爱因斯坦也照例把纸条捏做一团,放进裤子口袋。过了一会儿,这张纸条就进了废纸篓里。原来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步骤。爱因斯坦正低头看着玻璃管里跳动的火花,头脑却进入了遥远的抽象思维的世界,突然,“轰”的一声,把他震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爱因斯坦觉得右手火辣辣的,鲜血直往外涌。同学、助教、教授都围了上来。教授问明情况,就愤愤地走了。他向系里报告,坚决要求处分这个胆大包天、完全“不守规矩”的学生。前不久,因为爱因斯坦不去上他的课,他已经要求系里警告爱因斯坦。未来的物理学大师果真受到了处分。一个不听老师话的学生能成材吗?
  十几天以后,爱因斯坦看到教授迎面走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教授走到爱因斯坦面前,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他那只包着绷带的右手上,教授叹了口气,心里又同情又遗憾。教授再次叹了口气,说:“唉,你为什么非要学物理呢?你为什么不去学医学、法律或语言学呢?”
  爱因斯坦并未意识到教授的话中话,教授认定,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是进不了物理学殿堂的。
  诚实的爱因斯坦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热爱物理学,我也自以为具有研究物理学的才能。”
  教授迷惑了。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还加上一份固执,他摇了摇头,再次叹了口气,说:
  “唉!……”
  “算了,听不听由你,我是为你好!”
  历史得感谢爱因斯坦的“不守规矩”和固执。假如当初爱因斯坦真听了这位教授先生的“忠告”,物理学真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呢!幸好,固执的爱因斯坦是有自信的。他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刻苦攻读物理学大师的著作,不为守旧教授们的态度而退缩。
  在苏黎世也像在瑞士其他的大学城一样,聚集了许多不同种族的大学生、革命的侨民或是因民族压迫和阶级限制而离开自己祖国的男女青年。大学生中许多人并不是革命者,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民主思想的拥护者。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和科学热情的环境。甚至把兴趣局限于纯科学的苏黎世青年的代表者们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
  爱因斯坦和许多大学生侨民接近。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米列娃·玛利奇的塞尔维亚姑娘,她是来自奥匈帝国的侨民。米列娃的才貌并不出众,生性沉默寡言,她也是学物理学的,虽在学识上没有出众的才华,但对一些物理学著作很感兴趣。她可以面对爱因斯坦坐上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地听着爱因斯坦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物理学观点。
  当时还未出名、也还没有成熟的爱因斯坦太需要一个消极的听众,内在情感一直是孤独的爱因斯坦很自然对米列娃产生了感情,以致双方不久就堕入爱河。
  在大学期间,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有:格罗斯曼、路易·科尔罗斯、雅科布·埃拉特等人。他们像米列娃一样都是在1896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格罗斯曼跟自己的双亲住在苏黎世湖边的塔尔维尔村,爱因斯坦经常到他家去。埃拉特也住在家里,上课时爱因斯坦通常都是和他坐在一排,他妈妈非常喜欢爱因斯坦。许多年后她都回忆起,患了感冒的爱因斯坦围了一条古怪的围巾是怎样来到他们家里的,原来围巾是他从抽屉柜上取下的一块长条桌布,这是他从一位熨衣妇那里租来的房间里的一件朴素的装饰品。有趣的是,这位熨衣妇喜欢在音乐声中干活,爱因斯坦就用自己的提琴声使这位善良的妇女得到享受,为此,他不知耽误了多少上课以及与朋友聚会讨论问题的时间。
  爱因斯坦跟古斯塔夫·迈耶尔一家也有往来。迈耶尔曾经住在乌尔姆,是他父亲的朋友。许久之后,在迈耶尔夫妇金婚纪念日,爱因斯坦曾写信给他们:
  “早在鹳鸟刚想把我从它无穷无尽的宝库中送出来的那段时间里,在乌尔姆您们就是我双亲敬爱的朋友。当1895年秋天,我只身来到苏黎世并考试落榜的时候,是您们给了我衷心的支持。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里,甚至于当我穿着肮脏的鞋子从乌特里堡去拜访您们的时候,您们家好客的大门始终为我敞开着。”
  有时,爱因斯坦就到自己一个远房亲戚阿尔贝特·卡尔科赫①商行驻苏黎世的代表那里去。在那儿举办的家庭音乐会上,爱因斯坦总是过得很快活。卡尔的妻子有一副金嗓子,爱因斯坦就用小提琴为她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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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爱因斯坦的热那亚亲戚。
  一个名叫“都会”的咖啡馆,是爱因斯坦与格罗斯曼等朋友常去的地方。他们边喝咖啡边交谈,从科学到哲学,从艺术到人生,年轻人所看到的、感兴趣的一切,无所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是物理学。就在“都会”咖啡馆里,爱因斯坦的意大利同学贝索,一位马赫的信徒,极力推荐爱因斯坦读马赫的著作。
  贝索手里拿着马赫的《力学》,激动地说:
  “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说,时间是绝对的,空间也是绝对的。绝对的意思就是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关系。既然空间、时间和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你又怎么知道空间和时间存在呢?”
  爱因斯坦的意见比贝索更激烈,更彻底。他说:
  “牛顿把这个归结为神的意志。康德把神意视为先验,而空间与时间的概念又是先验的。一旦躲进了先验的神山,我们物理学家就无能为力了。要把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从先验的神山上拉下来,用我们的经验来检验它们!”
  年方20岁的爱因斯坦,握住马赫这把批判的剑,准备向有200多年历史的牛顿力学挑战了。
  后来爱因斯坦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活动时,对物理学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这也正是他从少年到青年时碰到的情景:
  “当时,在各个细节问题上,虽然成果累累,但在原则问题上僵化的教条仍居于统治地位。假如真有所谓‘开始’的话,那么一开始是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及其必不可少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其余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根据适当的数学方法推演出来。”
  当时,普遍认为大自然是一座庞大的钟表,制造出来后,“一上发条”,马上就会按其内在规律走动起来。同时,严格的自然规律预先就决定了每个物质粒子在每一时刻的命运。在那些年代,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乃至所有其他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这种观点从伽里略、笛卡尔和牛顿时代开始,长期被人们所接受,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而主宰一切。
  1870年左右,这种自然观达到了它的顶峰,而后逐渐开始走下坡路。80和90年代的种种发现,使机械自然观陷于难以克服的困境和矛盾之中。首先是麦克斯韦场方程和赫兹的研究成果,严重动摇了把力学看作是物理学思想最终基础的信念。不过,这两位物理学家仍然没有从前人的观念中彻底走出来,坚持认为牛顿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
  马赫是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物理学史学家。爱因斯坦说,他的功劳在于“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1871年,马赫在布拉格科学院的报告中讲到,不必以机械自然观认识自然现象,它甚至还妨碍了对自然的认识。1883年,马赫在《发展的力学,历史的批判》一书中对于这种在当时是大胆而新颖的想法作了详尽论述。
  几乎同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片断中,谈到了机械自然观的局限性。恩格斯有力地批驳了自然科学家们把一切都归咎为机械运动的“狂癖”。然而这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也还只是停留在早期阶段,对于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际发展还没有产生影响。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也有相似论点,不过也未引起自然科学家的重视。甚至连马赫在学术上对古典力学提出批判,最初也没有反响。直到70年代末,大多数物理学家仍然确信自然科学应以机械论作为基础,这是正确的、不可改变的。直到90年代中叶,从伦琴发现“X射线”开始,机械自然观在一系列惊人的重大发现的冲击下,才土崩瓦解了。被法国物理学家彭加勒称作“怀疑阶段”的时期开始了,随即发生了“物理学的危机”。
  把机械物理学判成为死刑的自然科学成果中,除了伦琴射线的发现,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这些发现都是在1896年至1900年期间,也正好是爱因斯坦大学期间。1900年晚秋,普朗克发现热辐射具有原子和量子结构。
  这个发现动摇了旧世界大厦的地基。
  由马赫发起的对旧物理学的冲击波直接影响到爱因斯坦物理学新思想形成。1948年1月8日在给M·贝索的信中,爱因斯坦不仅以成熟的思想评价着马赫,而且毫不避讳马赫对自己大学期间的重要影响:
  “就马赫而论,我想把他的一般影响和他对我的影响区别开来。……特别是在《力学》和《热学》中,他总是努力证明概念是怎样来自经验的。他令人信服地采取这样的立场:认为这些概念,甚至是最基本的概念,都只能从经验知识中得到它们的根据,它们在逻辑上决不是必然的。……我看他的弱点正在于他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也就是说,在概念的形成中,他没有辨认出自由构造的元素。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理论是产生于发现,而不是产生于发明。他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他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加以研究的唯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因此,他相信他能够克服心理学同物理学之间的差别。只要他把这种想法贯彻到底,他就必然会不仅否定原子论,而且还会否定物理实在这个概念。
  至于说到马赫对我的发展的影响,它的确是很大的。我记得十分清楚,在我学习的最初年代里,你曾使我注意到他的《力学》和《热学》,这两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它们对于我自己的工作的影响程度,说实在的,我并不清楚。就我所意识到的来说,休谟对我的直接影响还要大些。……但是,如我所说的,我没法去分析那些在不知不觉的思想中停泊的东西呀。”
  苏黎世工业大学的4年生活在爱因斯坦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崇尚简洁的爱因斯坦在自己极短的自传中却为这4年留下充分的记录:
  “1896—1900年在苏黎世工业大学的师范系学习。我很快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
  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笔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为欠缺的。于是我逐渐学会抱着某种负疚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排自己去学习那些适合于我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我以极大的兴趣去听某些课。但我‘刷掉了’很多课程,而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这样做是好的,并且显著地减轻了我的负疚心情,从而使我心境的平衡终于没有受到剧烈的扰乱。这种广泛的自学不过是原有习惯的继续;有一位塞尔维亚的女同学参加了这件事,她就是米列娃·玛利奇,后来我同她结了婚。我热情而又努力地在H·F·韦伯教授的物理实验室里工作,盖塞教授关于微分几何的讲授也吸引了我,这是教学艺术的真正杰作,在我后来为建立广义相对论的努力中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在这些学习的年代,高等数学并未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分支的领域,一个人在它的任何一个部门中都很容易消耗掉他的全部精力。而且由于我的无知,我还以为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只要明晰地掌握了数学基本概念以备应用,也就很够了;而其余的东西,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不过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枝节问题。这是一个我后来才很难过地发现到的错误。我的数学才能显然还不足以使我能够把中心的和基本的内容同那些没有原则重要性的表面部分区分开来。
  “在这些学习年代里,我同一个同学马尔塞耳·格罗斯曼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同他去一次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店,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习,也谈论着睁着大眼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他不是像我这样一种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而是一个浸透了瑞士风格同时又一点也没有丧失掉内心自主性的人。此外,他正好具有许多我所欠缺的才能:敏捷的理解能力,处理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条。他不仅学习同我们有关的课程,而且学习得如此出色,以致人们看到他的笔记本都自叹不及。在准备考试时他把这些笔记本借给我,这对我来说,就像救命的锚;我怎么也不能设想,要是没有这些笔记本,我将会怎样。
  “虽然有了这种不可估量的帮助,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课程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基本上学会这些东西。对于像我这样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幸运的是,对我来说,这种智力的低落在我学习年代的幸福结束之后只持续了一年。”
  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在青年时代,大多在勤奋学习中经历过一种艰苦卓绝的、英雄主义的生活。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租的那间斗室,书桌上、椅子上、床上到处摊满了书,房东太太看了直摇头。书,书,到处是书!读书,读书,直读到眼睛发花头发昏!直读到肚子叽哩咕噜叫,才到小巷里的那几家小饭馆、小咖啡馆去胡乱吃些东西。有时候,干脆三顿并作两顿,因为爱因斯坦觉得头脑比肚子更饥饿。从1896年到1900年的整个学生时期,爱因斯坦依靠几个舅父,每月有100瑞士法郎的生活费,此中还要每月节约20法郎来交付入瑞士国籍的证件费。
  在这一时期中,爱因斯坦的家庭处于经济拮据的局面。赫尔曼和雅各布开设在帕维亚的工厂失败了,不得不在1896年进行债务清理,家里投入这个企业的资金,大部分都蚀光了,雅各布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这时,赫尔曼则决定在米兰独自重新再开设一个工厂。爱因斯坦为这个新的冒险计划警告了父亲,然而没有用处;他还去探望了一位在德国的叔叔,要求他不要再作经济支援。这位叔叔也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爱因斯坦家于是又迁回了米兰,开始了新事业。2年之后,赫尔曼又不得不关厂了。此时,爱因斯坦给妹妹玛雅写信说:
  “可怜的父母亲多年来没有一刻幸福之时,他们的不幸使我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一个成年人而只能消极旁观,……对此连丝毫也无能为力,这也使我深为苦恼。对亲人说来,我只是一个负担……我不活着,肯定还好受些。年复一年,我不让自己有半点欢乐。靠了这种思想,也就是一种分心的办法,我才得以捱了过来,常常使我不致失望的也一直是这种思想。”直到他父亲找到了新工作,又在安装电站的工程中找到一些事做,这种伤感情绪才算过去了。
  1900年秋,爱因斯坦通过了毕业考试,拿到了文凭。他的朋友们也都在工大毕业了。米列娃除外,她在下一学年结业,但没得到文凭——当时文凭是不发给妇女的,代替文凭的是一份结业证明书。爱因斯坦的成绩如下(按6分制):理论物理5分;物理实验5分;函数论5.5分;天文学5分;
  毕业论文4.5分;总分:平均4.91分。
  虽然分数是好的,又有优秀研究者的名声,但爱因斯坦未被留在工大。他的朋友们则留下了:格罗斯曼留在斐德烈那里;埃拉特留在鲁迪奥那里;科尔罗斯留在胡尔维茨那里。爱因斯坦不能指望找到理论物理或实验物理方面的工作。韦伯与佩尔内对他屡屡缺课深为不满,他们的自尊心妨碍了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深入了解与客观评价。
  爱因斯坦步入了漫长的求职道路。他替苏黎世联邦观象台做过计算工作。为了寻求固定工作,他不得不考虑加入瑞士国籍。1901年2月,爱因斯坦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储蓄,回答了有关祖辈们的健康和性格问题,并向当局保证不酗酒之后,才获得了瑞士国籍。这个新公民没被征入瑞士联邦军队,因为发现他是平足还有静脉曲张。
  5月间,爱因斯坦得到了在温特图尔城的职业技术学校当几个月教师的职位。为此,爱因斯坦特给苏黎世的一位教授写信说:
  “我接到了一个建议:从5月15日到7月15日,去温特图尔技术学校工作——负责教数学,因为常任教员要去服兵役。我今天得到了问题终于解决的通知书后,简直喜出望外。我不清楚哪位仁慈的人推荐我去那里:因为我原先的教授中没有一个人曾认为我是好样的,同时我并没有申请就得到了这个职位。我还有希望以后得到瑞士联邦专利局的固定工作……应当补充一句:我是一只快活的小鸟,决不会沉缅于郁郁不乐之中,如果我没有肠胃失调或其他类似的病痛的话……最近我将沿施普留根徒步而行,以便把接受令人高兴的职务和娱乐结合起来。”
  这就是爱因斯坦!
  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这只“快活的小鸟”吧!没有生活费用,没有可能获得一个固定的工作,因为有希望获得2个月的工作并徒步越过施普留根山到工作的地方去而“喜出望外”!爱因斯坦有一种容易忍受不快的幸福的天性,而微不足道的成功就足以使他欢喜雀跃。这不妨碍深邃的内心的紧张;相反,在摆脱了日常的忧虑和痛苦的头脑里,才好自由地排演非个人的戏剧。
  1901年秋,爱因斯坦又失业了。下一个短暂的安身之处是夏富豪森——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镇,这里以吸引了许多旅游者的瀑布而闻名。爱因斯坦在工大时结识的哈比希特的家就住在这里。由哈比希特推荐,爱因斯坦进了一所私立的中学生寄宿学校当补习教师。让他把学生们教好以便应付毕业考试。他接手数学,并努力使它变得生动活泼和饶有兴趣,破除了那些童年时给他本人带来过不少痛苦的陈规陋习。但是,爱因斯坦和他的老板雅科巴·纽易莎对教学的观点和目的不一致。补习教师表现出来的判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纽易莎不满,于是爱因斯坦被解雇了。
  爱因斯坦再次失业,而且无法重新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爱因斯坦的父亲这时贫病交加,看到儿子和自己一样的不幸,心里实在难过。他瞒着儿子,给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写信求情:
  “亲爱的教授:
  请原谅一个父亲为了他儿子的事情来打搅您。
  ……我的儿子目前失业,这使他深感难过。他越来越觉得,他的事业已经失败,再也无可挽回。而最使他沮丧的是,他感到自己是我们的负担,因为我们的景况不好……”
  奥斯特瓦尔德教授是否写过回信,现在已无从稽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们从未认为爱因斯坦是个做学问的料子。奥斯特瓦尔德教授更不会想到,9年之后,爱因斯坦将和他一起在日内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而且自己会第一个提议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获奖人。
  贫困和屈辱,不能使爱因斯坦降低人格。他不自怨自艾,也不乞求怜悯。他用幽默来排遣愁闷,在给一位同学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创造了驴子,给了它一张厚皮,这使驴子的处境比我有利……”
  爱因斯坦把痛苦咽到肚里,化做微笑和玩笑,去安慰亲朋好友。
  他常爱说:“我最后还有一条出路呢,我可以拿起小提琴挨家挨户去演奏,这总能挣几个钱吧!”
  贫困、屈辱,并未使爱因斯坦放弃对物理学的热爱。他一次又一次向对他紧闭的科学殿堂发起了冲击。
  在温特图尔代课时,爱因斯坦写信给温特勒说:“上午教完5—6小时的课之后,我依然神清气爽,下午或是去图书馆更进一步自修,或是在家研究些有趣的问题……。我已经放弃去大学工作的野心,因为我认识到,在目前这种环境中,我还可以保存将来在科学上下功夫的精力和意愿。”
  在温特图尔,爱因斯坦还写信告诉格罗斯曼,他正致力于气体动力学理论,思考着物质相对于以太的运动。
  1901年9月,在夏富豪森代课的爱因斯坦给人写信说:“从1901年9月15日起,我成了夏富豪森的一家私立学校的教师。在这所学校的教学活动的头两个月中,我撰写了一篇以气体动力理论方面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一个月以前,我已经将这篇论文呈交给苏黎世大学了。”然而,母校依然没有理睬爱因斯坦。
  然而,满意的事还是有的。1900年12月,爱因斯坦完成了第一篇科学论文,是关于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研究,题为《由毛细血管现象所得到的推论》,发表在1901年的来比锡的《物理学杂志》上。尽管后来爱因斯坦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是“毫无价值”,但在当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几个字第一次端端正正地印在这家权威的物理学杂志上,毕竟给了爱因斯坦许多温暖与希望。
  挫折的尽头,已升起一缕光明。

  根据荷兰皇家1920年6月24日的法令,爱因斯坦是莱顿的特邀访问教授,这样,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顿大学作短期讲学。1920年10月27日,爱因斯坦就任莱顿的新职务,并就以太和相对论问题发表就职演讲。1921年11月爱因斯坦访问莱顿,并且还在1922年5月、1924年10月、1925年2月、1930年4月多次去莱顿讲学。第一任的任期为3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长,到1952年9月23日才正式结束。
  爱因斯坦喜欢莱顿,那儿有老朋友埃伦费斯特,可以自由畅快地谈物理学问题;那儿有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古老幽静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风车,悠然自得地转动,唱着“吱呦、吱呦”的歌声;那儿可以穿着软鞋、汗衫,随意散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令人讨厌的社交活动。
  在莱顿大学,爱因斯坦总是过得舒畅顺心,只是有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完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原来荷兰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正在莱顿讲学,很想见见他。这一下可忙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800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爱因斯坦从不带礼服到莱顿。夫人急忙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礼服”,才算搪塞过去。
  爱因斯坦与埃伦费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费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1919年11月9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欢迎辞后,总算该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后又直赴维也纳,他在坐满三千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公开演讲。爱因斯坦的维也纳之行留下一个小小的趣话。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住在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家里。他们是一对永远不会停止争议的老朋友。埃伦哈夫特的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组织家,她想让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就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了爱因斯坦。可到了演讲厅,埃伦哈夫特夫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博士仍然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裤子。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无论爱因斯坦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爱因斯坦第一次见识到美国新闻记者的厉害。记者们一再请求爱因斯坦用几句话说明相对论的本质。用几句话解释一门新科学理论,科学家们会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可新闻记者就只要几句话,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
  爱因斯坦的回答绝妙无比,他说:
  “如果你们同意不过分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掉,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失。”
  记者们继续追问:
  “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爱因斯坦一脸天真无邪,两手一摊,说:
  “怎么会呢,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对论,我在柏林的所有学生都懂得它。事实上,在这期间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不仅懂得相对论,并且还参与了对它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喜欢花边新闻的记者们又把问题抛向艾尔莎:“你懂不懂相对论?”
  “哦,不懂,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过相对论,但这对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数学只需要够记帐就行了。”
  艾尔莎的外交辞令把新闻记者们逗乐了。
  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
  在访美期间,爱因斯坦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报告最成功。这几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美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夹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还有笑话说,“爱因斯坦热”也刮到了国会山上。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都扔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所以,谁也没有丢面子。
  爱因斯坦是欧洲古典学风的典范。美国人活泼开朗、喜欢评头论足、对新生事物特感兴趣的特点,他不仅不欣赏,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颇的评论。回到德国后,他对一家荷兰报纸谈过访美的印象,说:
  “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原因是那里的人太无赖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尽管都有戏院、剧场,但此外还有什么呐?上百万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么空虚!能有一点使人们迷醉的东西,他们就会兴高采烈。”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一到英国,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拜谒牛顿墓,恭恭敬敬献上一个大花圈。接着就去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
  坦诚的爱因斯坦,以真切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动了英国的听众,扭转了他们的情绪,也大大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可以说,伦敦演讲成为学者们国际合作的一个纲领。
  在伦敦,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英国人数不清的严格礼节弄得很窘,贴身仆人一步不离地随时侍候他,这种窘相又变成万分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转身对妻子说:
  “艾尔莎,你对这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
  他们在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算拉开窗帘,然而背后响起妻子愉快的声音:
  “阿尔贝特,你为什么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
  最后,夫妻两人使劲征服了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
  1921年6月底,爱因斯坦结束了首次远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应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邀请,1922年初爱因斯坦在法国公学讲授过几次相对论。在这以前不久,法国哲学学会也有过类似邀请。郎之万在信中着重指出,这些活动将会重新活跃两国学者间的交往。慑于当时德国科学家与任何一国都无学术交往,爱因斯坦起初婉言谢绝郎之万的邀请,后来在和他当外长的朋友腊特瑙商量后,确信应邀访法对促进彼此了解有益,随即就接受了邀请。1922年3月底,爱因斯坦来到巴黎,作人们渴望已久的演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露面的德国人。
  郎之万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诺尔德曼在法德边境迎接爱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车到巴黎。郎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等候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予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郎之万的儿子。
  3月31日,星期五,下午五时,爱因斯坦来到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为了防止捣乱分子破坏,郎之万和前总理、数学家潘列维两人亲自把守大门,一一验票入场。
  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曾这样报道过其中的一次报告会:
  “昨天下午5时,法国公学郎之万教授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这是第一次讨论会,正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巴黎所有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体科学院院士都出席了。爱因斯坦谦虚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万身边的桌旁,等待着解答大家对他的理论提出的问题。”
  4月3日,在法兰西协会的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了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系统里的时钟进程的方法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但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3天后,4月6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己对康德哲学、马赫哲学的看法。
  关于康德,爱因斯坦说:
  “我不认为我的理论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来,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他所说的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现在有两个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康德的先验论,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预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的;另一个是彭加勒的约定论。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要构成科学,我们需要任意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究竟是先验地给定的,还是任意的约定,我都不能说什么。”
  在谈到爱因斯坦理论与马赫的理论的关系时,爱因斯坦回答说: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相对论同马赫的理论之间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在马赫看来,要把两个方面的东西加以区别:一方面是经验的直接材料,这是我们不能触犯的;另一方面是概念,这却是我们能加以改变的。马赫的体系所研究的是经验材料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在马赫看来,科学就是这些关系的总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马赫所做的是在编目录,而不是建立体系。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他认为科学所处理的是直接材料,这种科学观使他不承认原子的存在。要是他还同我们在一起的话,他或许也会改变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说,对于另外一点,即概念是可改变的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同意马赫的。”
  与美国、英国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学院拒绝接受爱因斯坦。在这个以保守和偏见闻名的最高学术机构里,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爱因斯坦来,他们就走。所有这一切爱因斯坦都耳闻了,于是他拒绝邀请,从而使他的许多朋友免遭难堪。爱因斯坦对东道主说,他才不稀罕什么科学院呢!他宁可去凭吊昔日的战场。
  在返回德国的那一天清早,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东部备遭战争破坏的城镇和乡村。面对颓垣残壁,他再次流露出对战争的无比憎恶,表示应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战争。并极力谴责威胁人类文化基础的法西斯主义。爱因斯坦对陪同他的郎之万和索洛文沉痛地说:
  “每一个德国学生,不,全世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到这里来看看。他们会看到,战争有多么丑恶、可怕。”
  “空谈和平是没有用的。应该为和平事业切实工作,为和平而斗争……”
  在法国,这位相对论创始人虽然没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国和英国那样隆重的欢迎。但是,这位德国物理学家的访问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访问在当时还有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爱因斯坦自己说,他是一个“和平使者”。他把访问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间的进一步谅解,也是在重新开辟被帝国战争摧毁的德法两国自然科学家间的交往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没呆多久,从日本寄来了一封封坚决的请帖。日本人民准备好了听他演讲,等候他的光临。1922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所到之处,爱因斯坦受到东方人民最诚挚的欢迎和礼遇。
  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受罪。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很深。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了。
  在上海,爱因斯坦虽受到知识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爱因斯坦记下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①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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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1919年爆发的中国“五·四”运动。
  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11月底,爱因斯坦到达神户。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的讲演、会晤、接见和访问开始了,最令人难受的是每句话都要翻译。讲演会上,千万人端坐恭听他们不懂的德语,然后更注意地听日本学者翻译爱因斯坦的话。第一次讲演连翻译持续了4个多小时。爱因斯坦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所以在第二个城市里讲演带翻译只延续了2个小时。可是他错了。爱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这种压缩使听众感到不快。
  到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爱因斯坦文集。不用爱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欧洲文字,用的是一种陌生的东方文字出版,这使爱因斯坦对勤劳好学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敬意。
  在每一个新的城市,伴以复杂仪式的接见、会晤、馈赠接连不断。人们赠送给爱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书》,在四卷巨著中详载各式各样喝茶的仪式。
  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日本是奇妙的。人们温文尔雅,对一切都感兴趣,有艺术鉴赏力,智力上的天真与健全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景色如画的国度里的优秀民族。”
  爱因斯坦在日本还会见了儿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这是先辈们的遗产,你们自己也应对它有所增添并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样即使我们死去,也将在我们身后遗留下来的、我们共同创造的事物中达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几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带着东方人民的深情厚谊,满载礼物启程回国。回国途中,2月2日,爱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访问,逗留了12天。2月8日,他成为特拉维夫市的第一个荣誉公民。
  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不列颠高级专员萨缪尔请爱因斯坦夫妇住进自己的官邸,并亲自担任向导。在这里,一向不拘礼节的爱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礼仪。每次外出,府邸里都要鸣响礼炮。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
  爱因斯坦以讥讽、宽容的态度客随主便,艾尔莎这次却不满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我对所有的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她对丈夫发起了牢骚。
  “忍耐点,亲爱的。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结束了。”
  爱因斯坦这次变得宽容和有耐心了。
  艾尔莎不顾这些,说: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当你搞错了礼仪或者自行其事,人们装作看不见。而报纸上却常常有意戏弄我。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艾尔莎不想参加某些活动,就随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辞别巴勒斯坦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于1923年3月到达马赛,从马赛前往西班牙,然后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1923年6月,爱因斯坦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奖金是1922年11月,即在他东方之行启程后不久决定颁发给他的。爱因斯坦是1922年11月13日赴日本讲学途中经过上海时接到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已决定授予他的通知。诺贝尔奖金授予爱因斯坦的问题已酝酿多年,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有偏见,直至1922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才决定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爱因斯坦以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并决定把1922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于1922年11月同时发表。11月11日,玻尔写信给在旅途中的爱因斯坦,说:
  “关于授予诺贝尔奖金一事,我很高兴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贺。这种外界的推崇对您可能毫无意义,不过,这笔钱或许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条件。
  “倘若我竟被考虑与您同时领受奖金,这可以说是我从外部环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荣誉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但我想说——且不管您在人类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仅仅您在我从事的专门领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如同卢瑟福和普朗克的贡献一样,在考虑给我这种荣誉之前,是应当得到整个外界的认可,我觉得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1923年1月11日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诚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金一样,也使我感到快乐。您怕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出玻尔的本色。您关于原子的最新论著在这次旅行中陪伴着我,也更增加了我对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尔于192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1922年度的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1923年7月11日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
  “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
  ★ “相对论公司”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直觉般地厌恶德国,并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1919年爱因斯坦名声如日中天时,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10月22日写信给爱因斯坦,信中说:
  “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作资本输出的开路人。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表的反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评论说:
  “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公民来说,与法国人作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
  更有人到处叫嚷,怒斥爱因斯坦在昔日德国“西线”战场的言论是“损害民族的尊严”,是“背叛祖国”。
  其实,阴谋迫害爱因斯坦的事在德国是由来已久。1920年,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2月份,柏林大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忿然离开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讲课,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隔不久,社会上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爱因斯坦、反对相对论的诬陷恶潮。
  1920年8月24日,一个名叫“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的组织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击爱因斯坦,搞臭相对论。它的成员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分子。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叫魏兰德。魏兰德在学术界毫无名气,甚至来自何方直到现在也弄不清。他靠来路不明的钱到处拉人写文章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个组织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纳德教授。他本是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研究光电效应而获得1905年度的诺贝尔奖金。正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论,对于勒纳德的实验结果作出了理论解释。当时,在勒纳德的心目中,爱因斯坦像神明一样可敬。1909年,勒纳德还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爱因斯坦为“深刻的、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但是时过境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勒纳德投入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国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公开攻击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来。有了这个行家出来,魏兰德的胆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8月24日这天,“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并恬不知耻地邀请爱因斯坦出席。第一个发言人谴责爱因斯坦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攻击爱因斯坦是搞“科学上的达达主义”,辱骂爱因斯坦是“到处叫卖的小贩”。第二个发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学家,他妄图从专业角度攻击爱因斯坦,诬蔑他的相对论是哗众取宠。当时,尚未得到验证的孪生子佯谬,是攻击爱因斯坦的主要炮弹。这次大会的政治背景是显而易见的,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民族主义派的大学生就冲着爱因斯坦的座厢叫嚣:
  “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
  爱因斯坦自始至终坐在包厢里,泰然自若,冷眼看着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学者们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国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给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声明中说:
  “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是估计得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过他。”1920年8月27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回敬:
  “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建者我本人。
  “魏兰德和盖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D字装饰,而不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可奉出H丁顿,德比杰,郎之万,勒维·契维塔——都坚定地支持这理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实验物理学的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
  “我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这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实地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论据和真理的。夸张的言辞使我感到肉麻,不管这些言辞是关于相对论的还是关于别的东西的。我自己时常拿这样的事来开玩笑,然后又回过来嘲笑自己。可是,我乐意借此机会给反相对论公司的大人先生们奉献礼物。
  ……
  “最后,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学家集会上,由于我的建议,已经安排了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行反对,把他的意见向一个适当的科学家集会提出来。”
  爱因斯坦的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个爱因斯坦出来为德国人支撑门面,让世人改变一下对德国不好的印象,再说世界各国都奉爱因斯坦为神明,可德国人自己却咒骂他,这多少都说不过去了。9月6日,德国文化部长亲自写信给爱因斯坦,对8月24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看到他发表在《柏林日报》上的文章后,非常震惊。有些朋友认为爱因斯坦的反应过于激烈,有损于爱因斯坦的学者风范和昔日公众心目中的超脱形象。就连远在荷兰的埃伦费斯特也从莱顿写信来,说:
  “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一一划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
  对埃伦费斯特的委婉看法,爱因斯坦并不赞成,他在9月10日给埃伦费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照片上认得我。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9月3日,索末菲忧心忡忡地写信给爱因斯坦,一是对迫害爱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愤怒,二是向爱因斯坦呼吁,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时候,请他不要离开德国。
  索末菲说:
  “作为人和物理学会主席,我怀着真正的愤怒密切注视着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劝告沃尔夫·海德堡无济于事,他可能已经插手这件事,像他当时写信告诉您的那样,他的名字纯粹是被滥用了。勒纳德的情况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韦兰·盖尔克之流才是地道的这路货色。
  “今天我已经同普朗克商议了科学家协会所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要建议该协会的主席、我的同事冯·米勒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科学的’煽动家的勾当,并且公开表明对您表示信任。这不应当是对这种勾当的一种形式上的异议,而应当只是出于科学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离开德国!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国(以及荷兰)的科学中了;哪里都没有德国这样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国现在各方面都受到难以形容的歧视,它同样不能漠然地看您离开……
  “您,恰恰是您,还得为自己郑重地辩护,驳斥那种说您剽窃别人又害怕批评的谰言,这真是对一切正义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请您写一篇文章,他们十分关切您的答复。如果您乐意的话,您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但是为了更广泛地分配,我们必须尽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读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视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些‘臭虫’。您在《柏林日报》上的声明我还未看到,别人对它的评价认为是不很成功的,并且同您不相称。但是对于这些臭虫却是好的。在我看来,《柏林日报》本来就不是清算反犹太叫嚷的适当场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希望您这时已经恢复了您的明哲的欢笑,并且同情德国,它的痛苦到处都逐渐表现出来。可是决不要开小差。”
  9月6日,爱因斯坦复信给索末菲,说:
  “实际上,我对那些人攻击我的行径看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以为我们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因此,我的确想了两天您所说的‘开小差’的问题。可是不久我就觉悟到并且认识到,要离开我的这群诚挚的朋友,那是错误的。也许我不应该写那篇东西。但是我一定不让人们把我对于这种一再重复的指责和非难保持沉默说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发言都被记者们利用来做生意了。我真应该让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为《南德意志月刊》写稿。如果我能了结我的信债,那我就非常高兴了。瑙海姆的那样一种声明,完全出自纯洁的动机,对国外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为了宽慰我而发表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近来心情已经恢复了欢乐和满足。报刊上关于我的东西,除非真正喜欢的,我一概不看。”
  在当时情况下,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理由确实多而充足。除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犹宣传和无耻攻击外,通货膨胀也压得爱因斯坦喘不过气,使他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给米列娃汇马克去已无意义。可爱因斯坦犹豫之中仍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诺言。当然,爱因斯坦心目中还对魏玛共和国残存一点希望,以为它还可能把德国引向民主与自由。所以,即使埃伦费斯特一再劝爱因斯坦移居莱顿,他也拒绝了。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认我的离开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确的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
  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定通知洛伦兹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
  “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爱因斯坦的道义感、责任感并未唤起民族主义分子的良知。
  1920年9月23日~25日,在瑙海姆温泉举行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年会,武装警察把守着会议的大厅,以防出现骚乱。在会上,勒纳德公开地跳了出来,以恶毒的、明显的反犹方式攻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毫不示弱。与勒纳德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边几段对话是他们论战中的一个缩影:
  爱因斯坦:在煞车的时候,列车中所出现的现象是引力场的作用……
  勒纳德:这样一个引力场,必然会在别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
  爱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显的东西,要历经巨大的变化,它是时间的一个函数。(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也会说伽利略的力学很不明显。这些“明显的”概念有它们自己的恶作剧,跟时常被人提起的那个“健全的人类理性”完全一样。
  至此,全场活跃,人们兴高采烈了。
  从当时辩论的记载来看,勒纳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处于下风。但这一类人自有他们卑劣的手法,他们针对新闻界所传播的爱因斯坦想离开德国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犹主义的报纸上大叫:
  “别了,爱因斯坦!但愿对他能像贞女奥尔良说的那样:
  永远可也别回来!”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报纸上两度狂吠:“杀死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没有退让,他决定留在德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学理想而战斗,并公开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国国籍,再次成为德国公民。对于重新加入德国国籍这件事,是爱因斯坦后来一再后悔的事情。

杰佛逊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不列颠美洲殖民地权力概论》写于1774年。翌年他被选为弗吉尼亚第二次大陆会议代表,1776年起草了《独立宣言》,当年晚些时候又返回弗吉尼亚立法机关,为实行几项重大改革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的重要提案中有两项是“弗吉尼亚宗教自由章程”和“关于进一步普及知识的法案”,两者都是有关公共教育的。

  学长带到五楼,突然不走了,抱着肚子笑,还有一个笑得滚在地上。好不容易止住,带头的一个指着我们大声说:

★ 犹太情结

杰佛逊有关教育的提案包括:完全普及公共初等教育,创办一所使较有才能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的州立大学,建立一种奖学金制度。他的教育方案当时被弗吉尼亚州采纳,虽然类似的方案后来实际上在所有各州中都实现了。

  "六楼的游泳池?你们别作梦了!我们连操场都没有,哪来游泳池?我们也没有六楼!你们来的是史岱文森,老而破,是史岱文森的传统!"

  围绕相对论争论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对爱因斯坦有很大刺激,并促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有了接触。起初在布拉格时,爱因斯坦刚一接近犹太知识分子,就断然拒绝参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击,迫使爱因斯坦改变了态度,开始以他在学术界的全部威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以此来回击对他使尽了威胁和利诱等无耻手段的德国排犹主义分子。当然,这不能说是爱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来他又无路可走。
  当时,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国。在同化派和复国派内部又有许多小的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他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有思想,至于皮肤的颜色、鼻子的形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民族都应该是平等的。民族主义是偏见,是一种原始的幼稚病。爱因斯坦从来都是反对一切种族主义的。
  然而,柏林的现实却不是这样。从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有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性条文。就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咒骂:
  “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
  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心愈来愈多了。他开始认为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与先前的超民族理想并不相互矛盾。1919年10月,爱因斯坦写信给物理学家保尔·爱泼斯坦说:
  “我们可以关心世界,同时也关心自己民族的人民。”1919年12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埃伦费斯特,说:“这里的反犹势力十分强大,政治反动势力也很凶猛。”
  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对刚从波兰和俄国的恶运中逃脱出来的犹太人的迫害使爱因斯坦无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伦敦、巴黎、纽约亲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犹浪潮,更严重地刺激了爱因斯坦的精神安宁。如在巴黎访问时,有家报纸就公开说:
  “没有一个人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们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国又多了一个犹太佬!”
  爱因斯坦对自己民族的情感的变化使他开始积极参与犹太人的复国活动。他对居住在德国境内主张同化的犹太人十分不满,他说:
  “我已经从我的许多犹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种不讲尊严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这常常使我恼火……。这些事件以及发生的类似事件唤醒了我的犹太民族的感情。”
  爱因斯坦甚至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
  “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人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主意。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筹措办学的必要经费,他接受了美国人的邀请。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完成了任务。爱因斯坦自己也很满意,在给朋友写的信中,爱因斯坦写了这样的话:
  “我度过两个艰苦的月份,但是,能够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并保证了大学的开办,我感到十分满意。美国的犹太医生(大约6千人)特别热心赞助,他们为医学院筹集资金。
  “美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尽管办那么多企业,做那么多生意,还是比我所去过的国家要热情些。我得像一条得了奖的牛那样任人观看,在数不清的大会小会上发表演说,做数不清的科学报告。我居然能坚持下来,真是个奇迹。但是现在已经完成,我心里有一种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顾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种种非议,勇敢地投身于犹太人的事业——我们的种族同胞多半是聪明有余,而勇气不足,对此我有确切的体会。”
  1924年,爱因斯坦成为“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最重要的形式。
  有人曾对爱因斯坦的民族情感进行过分析,认为爱因斯坦独特个性的形成原因有两个:一是科学,再一个就是犹太人的民族情感。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似乎还可讨论。但从20年代后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关注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说,尽管他没参加多少具体的犹太复国活动,却又对犹太人问题思考了许多。有一段资料,目前尚不知爱因斯坦写于何年,从内容来看,估计写于20年代至30年代。在这段话中,爱因斯坦说:
  “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爱正义,以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这些都是犹太人传统的特征,并使我为自己属于它而感到庆幸。
  “那些在今天猖狂地反对理性的理想和个人自由,并试图依恃野蛮的暴力建立死气沉沉的国家奴隶制的人,当然要把我们看作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历史给了我们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仍然是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忠实勤务员,我们就不仅要继续像现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样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样,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
  显然,爱因斯坦这里对所谓犹太人传统的解释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他对这个“传统”引以为自豪,并把自己的创造个性融于其中,可见爱因斯坦对犹太传统的痴迷。
  还有一段写作年代不详的话,透示出爱因斯坦对犹太人性格的欣赏与自豪: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组织中有一个‘劳动的巴勒斯坦’,它的工作,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中的最可尊重的阶级是有直接利益的。那些人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把沙漠变成繁荣的新村。这些劳动者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的精华,是一群坚强刚毅、满怀信心的公正无私的优秀的人。他们并不是把自己双手的劳动出卖给出最高价格的投标商人的那种愚昧无知的苦力,而是受过教育、智力上充满活力的、自由的人。由于他们同荒芜的土地作和平的斗争,使得整个犹太民族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的受益者。只要尽我们的可能来减轻他们严酷的命运,我们就将拯救了最可尊重的一类人的生命;因为第一批移民要在还不适于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场斗争是一个困难的和危险的事业,免不了会有个人的重大牺牲。只有亲眼见到过的人,才能判断这是多么真实。谁帮助改进这些人的物质装备,谁就是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这个美好的事业。”
  1930年10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所谓犹太共同体的起源是,公元135年罗马帝国镇压了犹太人两次起义并彻底毁灭了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形成的一种集体。后来散居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侨民集团常以此名冠之。爱因斯坦借此题目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痛苦与希望、现实与理想作了广泛的论述,算得上是爱因斯坦思考犹太问题的代表作。文章中说:
  “对我来说,要克服我的平静思考生活的自然倾向,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不能置ORT和OZE①的呼吁于之不理;因为响应这个呼吁,在我就像是响应我们痛受压迫的犹太民族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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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均为犹太人的慈善事业团体。
  “我们散布在各处的犹太共同体的地位,对于政治界是一种道义的气压计。因为犹太民族既是无自卫力量的少数民族,而它的特点又在于保存古代的文化传统,难道有什么比各个民族对待这样一个民族的态度更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义的指标吗?
  “从我们的处境来看,我们痛苦地知道这个气压目前是低的。但正是这种低气压,使我更加坚定这样的信念:我们有责任来维持和巩固我们的共同体。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谁要想维护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联在一起的身体健康。OZE社照字面说来是保护我们人民的身体。在东欧,它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以帮助我们在那里的人民保护肉体和灵魂,因为他们在那里经受着特别严重的经济萧条;而ORT社则力图消除犹太人从中世纪起就遭受着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困苦。因为在那时候我们是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产的职业之外,而被迫从事纯粹商业性的职业。真正帮助东方各国犹太人的唯一办法是,向他们提供门路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们为此正在全世界各处斗争着。这是ORT正在胜利地处理的严重问题。
  “现在我要向你们英国的犹太同胞呼吁,请求你们帮助我们这个由一些杰出的人物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天给我们带来了失望,你们必定也特别感受到这一点。不要埋怨命运,相反地,要把这些事件看作是要对犹太人公共事业忠诚不渝的理由。我深信,我们这样做,也将间接地有助于人类的普遍目的,而这些目的我们应当始终认为是最高的。
  “要记住,困难和阻碍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健康和力量的宝贵源泉。如果我们的床是玫瑰花做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而维持几千年的生命;这是我所完全确信的。
  “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安慰。我们的朋友固然不是很多,但他们中间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精神高尚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提高人类社会并且使个人从卑鄙的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事业。
  “我要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命运,依靠外界的因素总比依靠我们自己的少。我们的责任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1932年9月26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有没有一种犹太人的生命观?》,从哲学、宗教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犹太人的文化品性,其中某些见解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似乎预示着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深度。同时,这篇文章也是理解爱因斯坦晚年思想与活动的一个窗口。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犹太人的观点。我觉得犹太教几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态度和对待生命的道德态度。我认为,与其说它是摩西《五经》所规定的并为《犹太教法典》所解释的那些戒律的本质,倒不如说它是犹太民族中间所体现的对待生命的态度的本质。在我看来,摩西《五经》和《犹太教法典》都不过是对犹太人的生命观在古代是怎样占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见证。
  “这种生命观的本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天地间万物的生命的肯定态度。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最高,对于它,其他一切价值都是次一等的。把个人以外的生命视为神圣,就引起了对一切有灵性的东西的尊敬——这是犹太传统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犹太教并不是一种信条:犹太人的上帝简直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消除了迷信之后的幻想的结果。它也是把道德戒律建立在恐惧上的一种尝试,一个可悲的和不光彩的尝试。但我认为犹太民族的坚强的道德传统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恐惧。同样很明显,‘为上帝服务’也就等于‘为生命服务’。犹太人中的最优秀者,特别是先知们和耶稣,就曾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由此可见,犹太教决不是一种先验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过着的生活,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没有别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按照宗教这个词的公认意义,那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宗教,特别是要求于犹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个人意义上的生命的神圣化。
  “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也还包含着别的一些东西,这在《诗篇》中有许多很优美的描述,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庄严感到一种兴高采烈的喜悦和惊奇,而对这种美丽庄严,人还只能形成模糊的观念。这种喜悦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的那种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现在鸟类的歌声中。把这种感情附加在上帝观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
  “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犹太教的突出标志呢?还是它以别的名称在别处出现呢?就它的纯粹形式来说,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犹太教中,也由于太拘泥于经文而把纯粹的教义搞模糊了。但我认为犹太教还是它的最纯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现之一。这特别适合于生命神圣化这个基本原则。
  “具有特征的是,在过神圣的安息日时,连动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范围内,这种要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理想地团结起来的感情多么强烈。至于坚持全人类的团结则表现得更加强烈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犹太人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犹太人当中,这种对生命的神圣感是发展得多么强烈,伐耳特·腊特瑙一次同我谈话时说的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一个犹太人说他要去打猎取乐时,那是说谎’。这再简单不过地表明了犹太人对生命的神圣感。”1938年4月17日,在纽约市的康莫多旅馆,由美国“全国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塞德节”上,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责任》的演讲。这篇演讲词充分体现出爱因斯坦与那些纯粹从政治上考虑犹太人问题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当时反犹风潮高涨的严峻情况下,爱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们关心巴勒斯坦的发展,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时刻,有一件事必须首先予以重视:全体犹太人都该大大感谢犹太复国主义的恩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中恢复了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所实现的生产事业超过任何人们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牺牲的犹太人都作出了贡献的,在巴勒斯坦的这种生产事业,把我们很大一批兄弟从极其悲惨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单一的政治复国活动提出了告诫。遗憾的是,这种告诫被人们忽视了,忽视的代价则是数十年的流血冲突。
  爱因斯坦说:
  “只是在分治问题上我还要讲一点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除了实际的考虑以外,我所认识到的犹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犹太国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不管它的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多么有节制。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就等于离开我们共同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归功于我们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们背上这种‘国家’包袱,就只好让我们用机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罢。”
  早在20年代初,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非常委员会”的秘书长布卢门菲尔德和魏茨曼两人都很清楚了解爱因斯坦不是那种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两人针对爱因斯坦的策略是尽力利用爱因斯坦的名望去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但同时并不想“说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两人私下认为爱因斯坦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反对单一政治立国的设想是“令人讨厌的幼稚”。可当历史翻过几页后,爱因斯坦的担忧全变为血腥的事实。当年被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们视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深刻。
  爱因斯坦的这种信念在晚年始终没变,在1949年11月27日为“犹太人团体呼吁”所作的广播中,爱因斯坦更明确地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创建一种共同体,使它尽可能密切遵守我们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从现实的以色列国即将成立的局势下,爱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谅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怀着这种理想,我们的欢乐就会带上几分忧虑,因为我们现在同阿拉伯人的关系离这个理想还是相去甚远。要是没有别人干扰,允许我们制定出同我们邻人的关系,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因为我们需要和平,而且我们认识到我们将来的发展有赖于和平。”
  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后,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请爱因斯坦继任总统,但爱因斯坦断然拒绝。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于以色列国的立国方案并不符合爱因斯坦的信念,或许是对于以色列立国后艰难处境的体谅,爱因斯坦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就任总统的原因。1955年1月4日,就在爱因斯坦逝世前三个月,爱因斯坦给在以色列的“犹太代办处”的重要成员池维·卢黎厄写信说:
  “对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仅对缓和整个世界的冲突会有适当的贡献,而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发展健康的睦邻关系。
  “我们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应当是始终如一地表明我们这样的愿望:确认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并且体谅他们目前处境的内在困难。如果我们实行了这种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忠诚的公民,而且我们还会逐渐地但是肯定地改进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我们对待阿拉伯这个少数民族的态度,将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提供真正的考验。”
  这番忠告,可惜说早了40年。它仿佛就是40年后巴以和谈的基础与目标。

有关宗教自由的章程值得注意,因为它提出了完全的宗教自由,教会与政府完全相脱离(以前英国国教是佛吉尼亚的州教)。杰佛逊的这项提案受到了很大的阻挠,但最终被弗吉尼亚立法机关通过(1786年)。同样的思想主张不久就被其他州的人权法案所采用,后来又为《美国宪法》所采用。

  老牛破车

★ 别了,柏林

杰佛逊在1779年到1781年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随后从政坛上“隐退”。在隐退期间他写出了他唯一的一本书《弗吉尼亚札记》,书中清楚地表明了杰佛逊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还包括有其他方面的记述。1782年杰佛逊的妻子去世(他们结婚整十年,有六个孩子)。他虽然十分年青,但从未再娶。

  "老破",就是史岱文森最好形容。

  1925年以后,爱因斯坦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去旅行,仅仅去莱顿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车去瑞士,再到海边休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与艾尔莎及两个女儿一起。在住处顶楼上设有他的工作间和图书室,可以安静地从事研究工作。
  1928年,爱因斯坦去过瑞士达伏斯,那儿是结核病疗养胜地。该地有一所为疗养青年设置的国际大学。爱因斯坦到达伏斯后,这个大学慕名邀请爱因斯坦去讲课。爱因斯坦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讲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变化》,正式开讲之前,爱因斯坦有一个开场白,再次陈述了他多年来为世界和平、人间和解多方奔走的善良愿望:
  “元老院议员都是体面的,元老院却是穷凶极恶的野兽。我有一位在瑞士当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大学学院得罪了他,他以他的挖苦方式给学院写了上面这样一句话。集体受到良心和责任感的指责往往比个人要小。这一事实给人类造成多大的不幸啊!它是使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辛酸的战争和各种压迫的根源。
  “然而除了许多个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有善良意愿的人,当他以提高生活和文化为唯一目的,付出了重大牺牲,把一项社会事业筹备和创办起来,他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高兴的了。”
  善良的爱因斯坦四处播种着善良,收获的却往往是仇恨。
  去瑞士疗养反而真成了一个病人,爱因斯坦在驾驭一艘笨重游艇用力过度后出现了心脏扩张的症状。在楚奥斯一家旅馆里,他怜悯一个看门的老头,没让他提箱子,自己把箱子提上了楼,因心力衰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床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艾尔莎找来一位助手,帮助爱因斯坦继续进行科学工作。这就是海伦·杜卡斯,她担任爱因斯坦的秘书直到他逝世。
  1929年3月14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五十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苦闷。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商量了一下,就留秘书杜卡斯一个人在柏林家中看守,然后全家人提前几天溜到柏林郊外,安静地过了几天。
  回到哈贝兰大街5号后,杜卡斯把世界各地寄来的生日贺电及礼物让爱因斯坦一一过目。礼品中,爱因斯坦最感温暖的是一袋烟草。原来是一位失业老工人,勒紧裤带省下几个钱,买了一袋烟草送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眼睛湿润了。失业的滋味他品尝过。爱因斯坦给这个老工人写了第一封生日答谢信。
  小小的一袋烟草,让爱因斯坦感到人间的善良。可大大的一幢别墅,却又让爱因斯坦再次品尝到柏林极右分子对他的仇恨。
  原来柏林市政府出于安抚爱因斯坦的动机,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前送给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成了极为难堪的局面。
  艾尔莎气得直发火,可爱因斯坦不恼。对于好心人办错事,爱因斯坦是不生气的。他对一再赔礼道歉的市政官员说:“算了吧,礼物的事作罢算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别送了。
  你们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员说:
  “不送,左派就会攻击我们向右派屈膝。报纸上已经在说,是市政厅里的纳粹分子存心捣乱,把房产档案搅混,叫市长和教授先生当众出丑。”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问。
  “我们已经查遍房地产档案,市政厅手里没有滨河、滨湖的地产。想请教授先生自选一块地皮,由市政厅出钱买下来送给教授先生。”
  “买地产给我?那不怕右派攻击你们向左派投降吗?”爱因斯坦笑着说。
  “不怕。市长说,市议会开会,马上通过这个提案。”
  “那我和艾尔莎商量一下。”
  艾尔莎在柏林西南边的哈费尔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块地皮,并和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可就在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到处造谣中伤,导致议会未能通过决议。市政官员只好通知爱因斯坦,请他原谅,并请他等下一次议会开会再争取。
  本来就不想接受这份礼物的爱因斯坦没想到礼物没得到,反而又遭到那些可恶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给柏林市长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当局的行动是缓慢的。我感到,要适应您的办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谢绝您的馈赠。”
  房子已经动工了,爱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钱购地建房。关于这件事,艾尔莎说过:“这样,我们——虽非所愿——就有了一幢自己的漂亮房子,它座落在靠近水边的森林中。但是,我们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储蓄花光了。现在,我们没有钱了,但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使我们感到自己更安全了。”
  爱因斯坦却没有这种安全感。德国纳粹越来越猖狂的反犹活动,让爱因斯坦感到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
  寂静的小村子卡普特位于湖畔小山丘上,周围是茂密的森林。爱因斯坦的房子座落在村子后面,离湖只有几分钟路程。湖滨有一个码头,旁边停靠着“图姆勒尔”号小艇。周围是一片恬静的乡村风光,寂静,空气宜人。
  爱因斯坦乘上小艇,张起风帆,把住舵。他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这个不通电话无法造访的避难所里。
  1930年,爱因斯坦遭受到极大的不幸,他的幼子爱德华患了严重的精神病。大儿子汉斯常到柏林来,关心父亲的思想和工作,并让父亲了解自己的一切。汉斯后来回忆说父亲常带他在卡普特别墅近旁湖上驾驭小艇,一次由于讲解统一场论入了神,差点没把小艇弄坏了。爱德华早就令爱因斯坦担心。他能干,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钢琴家。他的特点是在科学上对具体的成果、在音乐上表现个人的情绪有一种病态的低能。在别的事情上就更糟了。爱德华从对父亲的病态的狂热崇拜,变为更加病态的阵发式的不满、责难和怨恨。1930年初夏,爱因斯坦接到了爱德华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在绝望中告诉他,爱德华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苏黎世和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他大脑功能的迅速衷竭,病情发展了,康复已经无望。爱因斯坦返回柏林时大大变样了,骤然变得苍老、抑郁。
  这种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间也没有消释。1930年,爱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萨迪纳加里福尼亚工艺学院讲授了一系列课程。这一次,爱因斯坦不想重复上次访美时的热闹,而是想切实地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交流。
  但刚抵达纽约港,一切安排都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它留给爱因斯坦记忆里的是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访问、参观,又是谈话……轮船未靠稳;甲板上就出现了一百多名记者,爱因斯坦还没有从突然袭击中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答应了和其中的一位记者交谈1小时,并且还回答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摄影师们也出现在现场,他们摄入镜头的是一个正想躲藏起来的身穿黑色大衣、头发斑白蓬乱、有点心慌意乱、脸色苍白的人。
  在从纽约动身去加里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顺路去过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装饰着古往今来所有民族的伟人塑像,共有6百尊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为健在的伟人塑造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这回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
  他非常难为情,并且十分颓丧。
  颓丧的情绪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爱因斯坦忘不了儿子的悲惨命运。纳粹势力的一天天扩张,反理性的势力压制着科学的和社会的唯理论拥护者的意识。爱因斯坦已经不能进入纯物理思维的环境中去了。他的脾气变大了,昔日的幽默也一天天少下去了。
  在帕萨迪纳,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讲话,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学集会、座谈和私人交谈所冲淡。必要的参观名胜和郊游在这里不像在纽约附近那样劳累。在亚利桑那,爱因斯坦参观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领的尊号,赠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装。他获得了一个名字:
  “伟大的相对性首领”。
  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参观了马温特—威尔逊天文台,对巨型望远镜很感兴趣。艾尔莎问: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
  “为了弄清宇宙的构造”,天文台台长回答说。
  “真的吗?我丈夫经常在旧信封背面干这事。”1931年春,爱因斯坦离开美国,应允第二年再来加里福尼亚学院,他们带走许多纪念品,包括那套印第安首领的服装、夏威夷篮子、亚利桑那的树枝化石,但谢绝了像无价之宝的古尔涅尔小提琴之类的礼物。爱因斯坦说:
  “应当由真正的大师来用它演奏。”
  1931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萨迪纳之行,爱因斯坦在和加里福尼亚物理学家们的交往中度过了整个冬天。看来,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萨迪纳的科学界,旅行本身也吸引着他;旅行切断了柏林的印象,那些让人痛苦的印象。此外,同欧洲物理学家习惯了的环境的科学联系本身变得不太必要了。热衷于量子力学成就的晚辈走上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当时似乎离爱因斯坦的道路甚远。旅行、同新环境的交往、参与创新,对爱因斯坦来说变得日益重要了。在赴美途中,他在日记中记下:
  “我决定不再定居柏林,变成一只飞鸟度过余生。海鸥像从前一样以自己不知停息的翱翔护送着航船。他们就是我的新同事。”
  爱因斯坦在加里福尼亚呆了整整一个冬天,1932年春才返回柏林。
  此时的柏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迅速席卷全世界。德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工厂倒闭、失业大军流落街头。
  人民的痛苦和绝望,在纳粹党头子希特勒眼里,是天赐良机。这个煽动家、阴谋家喋喋不休,向迷惘的德国人民许下诺言: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将给每一个人工作和面包。希特勒又向军队将领、大金融家、大工业家频送秋波。他保证,一旦上台,将立即让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人头落地”。他保证,要为1918德国的战败报仇雪恨。
  德国一切最反动的势力,都把希特勒当成挽救德国的救星。在他们的支持下,希特勒日益得势,扶摇直上。到1932年,纳粹党一跃而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希特勒像一头饿狼,对着共和国瞪圆了两只贪婪的眼睛。他在等待时机,准备猛扑过去,一口把共和国吞掉。
  爱因斯坦又要走了。1930年接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邀请,每年冬天去讲学,为期3年。这是最后一次了。
  离开卡普特别墅时,爱因斯坦有预感似地对妻子说:
  “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别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艾尔莎笑了,她以为丈夫在说笑话。爱因斯坦没再做声,默默地上路了。
  这一次离别,是在柏林创下丰功伟绩的爱因斯坦与德国的生死离别。

不久杰佛逊东山再起,他加入了国会。在国会上,他的一项为实行十进位货币制的提案被通过,但是他的另一项为实行十进位度量制的提案却未被通过。他还递交了一份在所有的新州中禁止实行奴隶制的提案,但因一票之差而未被通过。

  夹在一个医院和披萨店之间,乍看还以为是古老的仓库。八十年建筑的石阶,已经被千万只脚磨得中间凹了下去。木头的窗户,不是打不开,就是关不上。天花板露出大大小小的管子,有一次上课时管子破了,教室变成浴室。

1784年,杰佛逊前往法国执行外交使命,不久便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美国大使。在法国他一住就是七年,因此在《美国宪法》起草和通过的整个期间他都不在美国。杰佛逊拥护《宪法》的通过,虽然他与许多其他人一样坚信一项人权法案应该包括在内。

  设备更是可怜。化学烧杯上有古代的沉淀,物理实验的器材,常是三楼"铁木工作室"同学们制造的。有一次做对撞的实验,两个对撞的模型车子,总是撞不到一块,因为轮子一边大、一边小,根本走不直。

杰佛逊1789年返回美国,不久就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在内阁中杰佛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冲突。汉密尔顿是财政部长,他的政治观点与杰佛逊完全不同。在美国汉米尔顿政策的支持者最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联邦党,杰佛逊政策的支持者联合起来成立了民主共和党,该党最终以民主党而著称于世。

  我们的体育馆,小到只能打"半场"篮球。我们的田径队,是在曼哈顿的街头练跑……

1796年,杰佛逊成为总统候选人,他的选票仅次于约翰·亚当斯。根据当时的宪法规定,他当上了副总统。1800年他再度参加总统竞选,这次他击败了亚当斯。

  史岱文森这么穷,是由于许多人认为我们只挑好学生,是在旅行"优先主义(Elitism)",违反了美国的平等精神。

作为总统,杰佛逊对他从前的对手采取稳健调和的态度,因此给美国开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先例。从长久的影响方面来看,在他任职期间,政府所采取的最大行动是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使美国的面积大体上增加了一倍。购买路易斯安那也许是有史记录以来最大的和平移交领土,是美国成为大国的一个因素,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如果我认为托马斯·杰佛逊是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主要负责人的话,他在本册中的名次将会提高很多。但是我认为法国领袖拿破仑·波拿巴对这次土地移交负有主要责任,是他做了把土地出售给美国这一关健性的决定。如果说有哪个美国人对购买路易斯安那立下了特殊功勋的话,这个人不是杰佛逊,他从未想到要购买这么一大片宽广的土地,而是美国驻巴黎的外交官罗伯特·利文斯顿和詹姆斯·门罗,当他们看准有机会能做成一笔极其划得来的生意时,就超越自己的外交权限,为获得广阔的领土而展开谈判(值得注意的是杰佛逊为他自己写的墓志铭中并没有把购买路易斯安那作为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包括进去)。

  因此,我们虽然是"特殊高中",却拿不到特殊补助。

杰佛逊于1804年再次当选为总统,但是1808年他决定不再参加第三次竞选,因此为乔治·华盛顿树立的先例增添了光彩。杰佛逊于1809年隐退,随后从事过的唯一的政治活动是创立弗吉尼亚大学(于1819年获得审批)。所以他看到了四十三年前他向弗吉尼亚立法机关提出的教育方案的一部分终于被付诸实践。杰佛逊于1826年7月4日在《独立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溘然长逝,结束了他那八十三年多的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

  史岱文森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设备,也不是因为老师,而是因为学生!

杰佛逊除了有显著的政治才能外,还有许多其他才能。他懂得六门外语,对自然科学和数学感兴趣,他从事科学种田,是位成功的种植园主。他还是一位制造商、小发明家,一位娴熟的建筑师。

  天才无用

由于杰佛逊个性完美、才华超群,人们容易过高地估计他对历史的影响。在估价他的实际影响时,我们也许应该从《独立宣言》开始加以考虑,因为起草《独立宣言》通常被认为是他的杰出成就。首先应注意的是,《独立宣言》并不是美国主要法律的一部分,它的主要意义是表述了美国人的理想,而且它所表达的思想并不是杰佛逊的创造,其中有许多是来自约翰·洛克的著作。《宣言》不是一种新哲学,其用意也并不在于此,而在于简洁地表述了许多美国人已有的信念。

  史岱文森的学生都不太正常,但是在一起时,就变得很正常!很有创作力!好象原子反应炉,你撞我、我撞你,撞出能量!

在《宣言》中,杰佛逊的措词虽感人肺腑,但对美国作出宣布独立的决定并没有起到作用。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在1775年4月(比《独立宣言》早一年)以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战斗开始的。在这两场战斗随后的日月里,美国殖民地面临着一种重大的抉择。是直接了当地要求独立还是寻求与英国政府达成一项和解呢?1776年春天,大陆会议群情激奋,强烈地倾向于前一种抉择。不是杰佛逊而是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在6月17日正式提议美国殖民地应该宣布独立于大不列颠。会议决定把对李的提议投票表决推迟几个星期,并且指定一个以杰佛逊为首的委员会在此期间准备一项公开声明,陈述宣布独立的理由(其他委员都明智地让杰佛逊起草这项声明,几乎由他一人起草)。会议于7月1日开始讨论李的提议,翌日进行投票表决,结果获得一致通过。正是7月2日的投票表决才作出了支持独立的重大抉择。直到这次投票表决以后才开始对杰佛逊的草案内容进行讨论。1776年7月4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被通过。

  美国一般学校,都旅行区域就学,每个孩子到自己学区的学校上课,所以每个区各有特色。

即使《独立宣言》并不真正象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重要,那么杰佛逊的其他成就不能使他在本册中占有一个较高的名次吗?杰佛逊在他的墓志铭中提到了他最希望人们记住的两项成就:其一,他作为弗吉尼亚大学创始人所起的作用,这当然非常值得称颂,但是不足以重要到影响他在本册中基本名次的位置。其二,他是弗吉尼亚《宗教自由章程》的作者,这确实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成就。当然宗教自由的基本思想早在杰佛逊之前就由几位杰出的哲学家提了出来,其中包括约翰·洛克和伏尔泰。但是杰佛逊的章程比洛克所提倡的方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且杰佛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成功地把他的提案颁布成法律,而且其他州在起草人权宣言时也受到了杰佛逊提案的影响。

  但史岱文森不同。他的学生是从大纽约市各地跑来的。只要你考得上,就可以迸!

这就引起了另一个问题:托马斯·杰佛逊对通过“联邦人权法案”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杰佛逊肯定代表着主张有一项人权法案这类人的利益,实际上他是这类人明智的领袖人物之一,但是由于杰佛逊从1784年到1789年在国外,因此在制宪代表大会之后的重大时期内不能直接领导争取人权议案的斗争。是詹姆斯·麦迪逊在使国会真正通过修正案中起了主导作用(国会在杰佛逊返回美国之前的1789年9日25日就通过了修正案)。

  于是,你可能看到迈着大步、讲着大话的Brooklyn-boy、头发吹得蓬蓬的皇后区女孩、穿八百美金一条裤子的《上城世家子》、或是从格林威治村(Greenwich-Village)来的,披着五彩麻布的嘻皮。

人们可能认为不是杰佛逊的政治活动而是他的思想对美国影响很深,但是很难说杰佛逊的思想实际在多大程度上为美国人所接受。许多人一提起托马斯·杰佛逊的名字就感到光荣,但是却支持与他的观点完全相对立的方针。例如,杰佛逊对我们今天所谓的“小型政府”抱以深切的希望。有一句他的名言(引自他的就职演说)就是:“一个英明的廉洁的政府必须要防止人们相互伤害,除此之外还必须让他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进步……。”杰佛逊的观点可能正确,但是过去四十年的选举表明他的话不能使大多数美国人信服。再举一个例子,杰佛逊坚决反对把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作为最高的权威性解释,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即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最高法院也可以宣布其为违宪。这是他坚决反对的一种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违反民主政治的原则。

  更不可忽略的,是成群的东方面孔。去年毕业班,白人占百分之四十,黑人百分之九,亚洲人居然占了百分之五十一。下课走进餐厅,闻到的是韩国泡菜、日本黄罗卜,听到的是麻将牌的"唏哩、哗喇!"(学校发现有人用麻将赌钱,如今已经禁止。)

也许上述各段听起来好象是杰佛逊的影响小得很,根本不应列入此册之中。但是过多地注重细节有时会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假如我们回过头来,纵观杰佛逊的整个生涯,就不难看出他为什么被称为“人类自由的杰出代言人”。

  这里很简单:东方家长最狠!逼自己小孩来考史岱文森。家长会的时候,每一个"小的"后面,都跟着一双双转来转去的黑眼珠。

托马斯·杰佛逊应该排在华盛顿之前还是之后呢?美国独立和民主政体是思想家和实干家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虽然两者缺一不可,但我认为从总体来看思想的贡献更为重要。从行政方面来看,华盛顿显然起了主要作用。而思想方面的贡献应归于许多人,其中包括如杰佛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样的美国人,还包括象约翰·洛克、伏尔泰这样的欧洲人以及许多其他人。就是由于托马斯·杰佛逊在本册中的名次才要实实在在地低于华盛顿,尽管他有卓绝的才赋和盖世的声望。

  小的拼、老的狠,当然不好混!

  何况这里面还有十三岁参加全国大专会考得满分的天才、闭着眼也能下两盘棋的鬼才、和智商180,书都不怎么碰的奇才,听说以第一名考进来的艾力士,天天抽大麻;也听说"肉头帮(Skinheads)"的老大,有摄影机般的记忆力。他们的故事像烟火一样飞,但那些自以为靠聪明就成的所谓天才,不久就像积了灰的奖状,只堪陈列在走廊的橱窗里。

  当人人都不笨、人人都拼的时候,天才是不太管用的!

  自生自灭

  进史岱文森半年之后,有一天,老爸问我感想。

  "我觉得路不像以前那么远了,在车上看看书、打个盹,就到了!曼哈顿的黑人也不再那么可怕,看他们的街头音乐和舞蹈,反而学到个少。"我说。"只是我愈来愈觉得学校没什么稀奇,同学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知道大雁为什么脖子那么长,眼睛又长在头上特别高的位置吗?"老爸说:"因为它们总停在草丛里,伸着脖子看四周,脖子不够长,又设法把眼睛长高一点。可是,如果你问大雁觉不觉得自己颈子长、眼睛高的时候,它一定不觉得。"

  "跟在环境当中进步,是渐进的。不知不党中,你的世界变大了、眼界变宽了、心胸变开了!我们的抉择没有错!"老爸强调。

  *****************

  三年半后,我从史岱文森高中提前毕业,老爸又问我:"如果时光倒流,回到高一,你要怎么做?"

  "我要赶快摸清楚这个学校!"

  "什么意思?"

  "我发现这学校是很好混的,他们好象根本不管学生,随便你自己。如果我早弄清楚这一点,起初就不至于那么紧张。"

  我发觉跟天主教初中和小学相反,史岱文森采取了旅途主义,让你自由发展,甚至自生自灭。你对语言感兴趣,可以一级一级往上修,修到后来,学校会送你出国学。你对科学感兴趣,可以自己上去搞,搞到后来,学校没东西教你了,你可以先上大学修课。像我,喜欢音乐,只要找自己去琴房弹弹琴,没有考试、没人点名、就算我修了一门课。

  史岱文森的哲学是--

  你学得多,我教得多。我没得教了,你自己到外面学!

  你学得少,我教得少、你不想学,随你的便!

  什么是传统?

  今年春天,我重回史岱文森。它搬家了,纽约市政时突然想通",以1500万美金,在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附近,盖了一座十层楼,号称"未来学校"的豪华建筑。每个教室都有彩色电视,餐厅面对哈德逊河和自由女神像。

  史贷文森终于有了游泳池,不但在室内,而且是世运标准。

  站在新大楼前,我却觉得它少了什么,少了一点个性,还有当年老破建筑后面透露出的传统。

  什么叫做"传统?"

  传统就是没有"站牌",你却站在那儿,等得到公车。

  传统就是好象很乱,但乱中有序、有个不是明文的规矩。

  传统是:台上的老师打瞌睡,但心知肚明!

  台下的学生翻筋斗,也心知肚明!

  *****************

  老爸的耳朵好象总是竖着,
  一听我洗澡,
  就冲进来检查……

     老爸的牲教育

  老爸说他小时候没受过性教育。爷爷在老爸九岁的时候就出世了,老爸是独子,跟着奶奶长大,奶奶是很保守的人,一直到今天,只要电视上出现太亲腻的画面,奶奶就会走开。所以老爸更不可能从奶奶那儿得到性教育。

  "即使有,也是错的!"老爸对我说:"小时候,我问你奶奶,女生为什么没有小鸡鸡?你奶奶说女人本来是有的,因为得罪了秦始皇,统统被割掉,从此就成了女人!"

  一直到很大,老爸都认为女人是秦始皇造成的。他很痛恨秦始皇,不但焚书坑儒,还割女人的小鸡鸡!

  食色性也

  大概就因为老爸没人问,所以性教育都是"自修"的。他看过很多这类的书,学理一大堆,无处发表,就都发表到我身上来。

  老爸常说:"当然食色性也!不食无以维持生命,不色无以延续生命。任何生物,缺了其中一项,就难在这个世上存在!"

  所以,他不避忌谈"性",奶奶听到了,常骂他不像老子。老爸则回说:"我不想学你,把什么事都推给秦始皇!"

  检查小鸡鸡

  很小的时候,老爸就"检查"过我,他伸手摸我的蛋蛋,说"看看这袋子里有没有蛋?会不会是空的?"

  然后老爸很高兴地对老妈说:"有!没得'隐睾症',有些小孩的睾丸会藏在肚子里,影响生殖器官的发育,甚至造成未来不孕。

 ※   ※    ※

  十岁的时候,老爸突然喜欢看我洗澡。

  他的耳朵好象总是竖着,一听我洗澡,就冲进来看。

  他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然后猛摇头:

  "没有开!没有开!不行!不行!"然后要我自己用手剥开。剥不开,他就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连着几个礼拜,天天进来"观察"!然后发表他的学校理论:

  "犹太的男孩子,一生下来就行'割礼',也就是割包皮,结果据医学统计,犹太妇女得子宫颈癌的比例,远较其他族裔来得低。所以,为了不藏污纳垢,也为了你未来的老婆着想。包皮就算不割除,也一定要开!"

  终于开了!他十分满意地不再看我洗澡,却又发表"包皮论"的续集:

  "尽量穿比较松的内裤,平常也要把皮夹克脱掉、让头露出来(这是他的术语,请读者自己体会),使裤子能跟生理部位随时摩擦、接触,不要让幼嫩的皮肤整天藏在皮夹克里面,变得太敏感,将来会影响婚姻生活!"

  自慰?想想刘猫!

  才进高中,老爸就要为我在卧室门里装锁。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奶奶首先反对:"而且每次我们看他关着门,一定先敲门,才进去!"

  "恐怕不是先敲门,才进去,而是一边敲,一面已经把门推开了!"老爸说:"他大了,有他的隐私权,所以应该装锁,即使是个钩子都好!"

  小时候,老爸进我房间,还会东翻翻、西看看。但从高中起,屋子再乱,他也不碰任何东西,他对我说,我可以放心地写日记,他绝不偷看。不必因为怕家人偷看而不写日记,或写假日记。我如果不放心,也可以为抽屉装把锁。

  有一次我在门后挂了女明星的泳装海报,他不但没骂,还猛看、猛点头。可惜接着被老妈发现,尖叫着要我扯下来,换成横贯公路的风景月历。

  老爸每次站在风景月历前,都猛笑,然后偷偷对我说,他像我这个年岁,已经喜欢买杂志,因为上面有美女照片。

  "每个人都有摇椅子,想他的白马王子或黑马公主的权利。"老爸说:"如果说自慰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不如讲自慰时怕被家人发现的恐惧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想想刘猫!如果自慰能让青春期的性冲动被释放开来,减少进一步的性冒险、甚至犯罪,那么……"老爸说:"我是不反对的!"

  洗脚记得穿袜子

  自从爱滋病猖撅,老爸更是有意无意地强调防护措施:"这年头,能穿袜子洗脚,已经不错了!只怕有一天,得穿鞋子洗脚!所以,袜子一定要穿!买不起,老于出钱!"

  奶奶听到,又骂他不像老子。

  "你知道吗?"老爸对奶奶说:"纽约市警局一方面抓毒品,一方面又去毒虫出没的地区,发放注射针筒,免得毒虫买不起,几个人共用一支针筒,造成爱滋病的感染。监狱里也发给犯人保险套,避免鸡奸的时候,感染爱滋!?

  防止行为的发生,是积极的作法。防止发生时造成更大的悲剧,是消极的作法。

  积极做不到百分之百,剩下的就靠消极!

  这也是老爸的理论根据。

  性,我跟你一样!

  我上大学之后,老爸的这套理论,就更扩大了。他常对我说:

  "如果你交了亲密的女朋友,晚上千万别上中央公园那种鬼地方幽会。也不要因为忍不住,身上又没什么钱,而找那种下三滥的小旅馆,里面贩毒的、卖淫的、染病的、抢劫的,什么都有。"最后他强调:"如果你实在没地方约会,就带回家。你在你的房间,没人会去。你成年了,不需要我们再为你盖被!"

 ※   ※    ※

  老爸很妙,他常问我同样的题目:

  "你老爸完美不完美?"

  "不完美!"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七情六欲!"

  "标准答案!"老爸鼓掌:"因为我也是个人,有人的缺占!"

 ※   ※    ※

  在性教育上,老爸总是扮演普通人的角色,不是威权的父亲、正襟危坐、不可侵犯的"老子",所以教育得那么自然,从不令我脸红。

  ****************

  马克知道,这痞子不让人挂彩不过瘾。
  刀子在眼睛底下闪,想自己小命可能不保,情急之下……

     你被抢过几次?

  有人说"真正的纽约客,不是抢人,就是被抢!"

  这句话或许过份了些。但"抢"是纽约文化的一部分,则是事实。

  我有一个朋友,被同一批家伙抢了五次,后来再遇上的时候,他说:"怎么?又是你们?"抢匪也笑道:"怎么?又是你?"

  我们常笑他,再被抢两次,就跟那帮家伙变成朋友了。

  "我参加他们一起去抢!"他大笑着说。

  侠盗罗宾汉

  狼和羊就是这么接近,甚至有人说最好住到"坏区",因为强盗都是你邻居,交了朋友,最不会被抢,就算他敢抢你,你也马上可以到他家去讨回公道。

  最妙的是,有天半夜,一位记者发完稿子,正等公车回家。突然一把尖刀抵在他腰上:"拿钱来!"

  记者手一摊,苦笑道:"朋友!你看看我这副德性,像个有钱人?我穷得还想去抢人呢!"

  那记者正巧跑完一整天新闻,忙得昏天黑地、一脸胡子没刮,真像个流浪汉。

  抢匪打量他一下:"看你也是,分你一点吧!可怜虫!"一把钱塞在记者手上,抢匪扬长而去。

  学习被抢

  纽约的抢匪就是这样!

  有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有走投无路、挺而走险的可怜虫。

  还有抢了人,自鸣得意的"侠盗罗滨汉"。

  你千万别以为,拿着枪,手直发抖的"新手"好欺负。他愈紧张,愈可能扣扳机、要你命。

  你也千万别自以为被抢的老手,把皮夹子丢给他:"喏!拿去吧!"

  你八成会因此挨刀,因为他要"抢",不要被施舍。

  "抢",是一种文化,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学着被抢而不受伤、受伤而不丧命。最好是只被抢走钱,能把"证件留下",免去许多申请补发的麻烦。

  面对抢匪,怎样获得最佳的待遇,就靠个人临场的经验和应变力了。

 ※   ※    ※

  在学校里聊天,最有意思的,是交换被抢的心得。我们已经不问"你有没有被抢过?"而是问"你被抢过几次?"

  积多年被抢的经验,我们把抢匪分成了四大类:

  凶神型抢匪

  这种人比较有经验,是职业抢匪。他们为抢而抢,信条是"既然抢,就要狠,不能有一点同情心,否则自己倒楣"。

  遇到凶神,八成要挨揍。他或者冷不防从后面勒住你的喉咙,再不然正面先赏你一拳。

  这种人,我就遇过,而且居然在离家不超过三百公尺的地方。

  八年级有一天下午,跟两个同学去小镇看电影。散场之后,决定抄小路回家。

  一侧是森林、一边是高速公路。我们正有说有笑,对面突然来了三个人,手上拿着啤酒,边走边唱。

  我们错身而过,谁也没想到就在错身的时候,我的朋友法兰克突然大叫一声蹲下去。他的胸口被狠狠打了一拳。

  "把钱拿出来!"带头的凶神贴着我们:"你们三个!谁不要命,就试试!"

  法兰克赶紧掏口袋,但因为我们刚看完电影,他身上只剩一块钱,于是又被狠狠地揍了一拳,最后连手表也递了过去。

  接着凶神的目标转向我和肥胖的麦克。麦克吓得全身肥肉,一波一波地抖。我则浑身发麻,眼看旁边高速公路上的车子一辆辆飞驰而过,却不知怎么办。

  没有人看得出抢劫,我们站得这么近,好象朋友在聊天。

  我也不可能跑去拦住车子,只怕车子没停,自己先被撞死。

  我摘下表,还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块钱。

  麦克则取下了他老爸新送的金项链,而且因为动作太慢,胸口被踢了一脚。

  凶神们终于满意地走了,还回过头来,对我们比了个开枪的手势,这是平常麦克最爱作的手势,因为他的老爸就是才退休的警察。

  我们跑过树林,打电话给他老爸。

  "谁敢抢我儿子,我把他脑浆轰出来!"麦克老爸立刻开车过来,带我们沿着高速公路找。

  找遍了小镇,到达我们刚去过的戏院,正向售票员问话时,法兰克大喊:"那边!就是他!"

  原来抢我们的人。正用我的钱买爆米花。

  麦克老爸上去就是一拳,四周有人叫。

  抢匪居然全身冲向麦克老爸,两个人滚到地上。另外两个抢匪正好从厕所出来,其中一个往口袋里掏。

  麦克老爸更快,枪已经拔出来,"砰"一声!

  尖叫停止了。全戏院的人,都趴在地上。子弹没击中,三个人跳过人群,冲出玻璃门。

  听说当天的事上了报。

  我原想瞒住家人,只是警察跑到家里来,要带我去做笔录,把老爸、老妈吓了一跳。

  麦克的老爸上了法庭好几次,戏院告他乱开枪。

  听说抢匪后来被抓了,只是我的五块钱和电子表没有要回来。

  老爸说,要不是戏院告麦克老爸,这种小抢案一定不了了之。

  老妈说,我能成为三个人当中,唯一没挨揍的,真是上帝保佑。

  痞子型抢匪

  痞子型的抢匪,多年是新手,既没有"凶神型"的狠毒,也没有"兄弟型"的义气。他们很胆怯,像是露着牙、夹着尾巴的狗,不太叫,却随时可能咬你一口。

  所以,痞子型的抢匪反而危险。

 ※   ※    ※

  我的同学马克,就遇过这种痞子。

  有一天,马克坐地铁,车厢冷气坏了,大家都换到别的车厢去。只有马克懒得动,一个人打瞌睡。

  "你瞪我干什么?"

  马克惊醒,看见对面一个年龄差不多的痞子,正对着他吼。

  "没瞪你!"马克站起来,准备到另一个车厢。

  突然一把尖刀抵着马克喉咙:"你去哪里?坐下!把钱给我!"

  马克赶快掏出皮夹,拿了七块钱给痞子。

  "全给我,整个皮夹拿来!"

  马克知道,这痞子不让人挂彩不过瘾。刀子在眼前底下闪,想自己小命可能不保,情急之下,用力一推,竟把痞子推到了车厢另一边。

  马克赶紧冲进下一个车厢:

  "我被抢了!有没有人有帮我?"

  大家一齐转头看他,又一齐转回头去。

  马克找到车长,车子靠站停了下来。

  痞子立刻跳下车,居然没走,装作欣赏车站海报的样子。

  所有的乘客,都隔着窗子看。

  马克带车长走到痞子前面。

  "这位年轻人说你抢他。"车长说。

  "我才没抢!是他瞪我,我问'你瞪什么?'他就吓得把钱丢到地上。"

  "他说你拿了刀。"

  "什么屁刀?我连铅笔都没有!"

  僵持了半天。车长终于把马克带到一边:

  "你丢了多少钱?"

  "七块!"

  车长掏出八块钱给马克:"你就收下吧!耽误乘客的时间,远不止这一点钱。"

  马克回到车上,乘客都为他鼓掌。

  "应该把那小子揍一顿!"好几个人说。

  马克心想:刚才你们在哪里?

  兄弟型抢匪

  有一天晚上,马克打电话来,兴奋地说:"你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又被抢了!"

  "对!"他说:"但是这抢匪很绝!"

 ※   ※    ※

  当天,马克和一位同学,在学校旁边的小公园午餐。

  一位穿着整齐,矮矮胖胖的中年人,坐下来跟他们点点头,过了一会儿,那人站起身笑道:"

  你们两个真是好孩子,但我需要钱,希望你们把钱都给我,否则我口袋里有把枪,可以把你们打死。"

  话来得太突然。马克和他朋友目瞪口呆。

  "大家都回去上课了!"那人居然说:"我们最好也往学校走,免得人家起疑。"

  于是他们往学校走。马克眼看学校在眼前,胆子大了不少,便说:

  "老哥啊!你何苦呢?用枪多过火!大家都是朋友,你要钱,我可以借你啊!"

  那人停下来,想了一下,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说:

  "OK!我不抢你们了,把钱借我吧!"

 ※   ※    ※

  "从头到尾,我都没看到枪。"马克对我说:"可还是丢了钱。破财消灾嘛!如果我跟他打,只怕已经躺在殡仪馆了!"

  据说抢匪临走还向他们道谢,又约了个时间,说会回小公园,把钱还给他们。

  "鬼才信!"马克说。

  这就是兄弟型抢匪。他要面子,给他面子!不必冒险!

  骗子型抢匪

  纽约曼哈顿的街头,总见人玩扑克牌。

  纸箱子往人行道上一摆,三张牌,两黑,一红,掉来掉去,让四周的人猜:"哪一张是红的?"

  四周的人,有黑有白,总有几个是"自己人",装成猜对了,赢钱的样子。

  下五块赢五块。

  下五十赢五十块。

  每个旁观的路人都想:这么容易,我早看出来了!

  "你能看出来?下注啊?有没有钱?拿出来我看!"

  你钱才掏出来,就被他一把抢去:"说!哪一张?"

  奇怪的是,看得一清二楚,前一刻他还偷偷掀起一角,让你看的牌,居然换了位置。

  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吵?说他使诈?

  你挨揍!再不然,一群人一哄而散,谁也不认帐!

  连警察都管不了!

 ※   ※    ※

  有位同学,在时代广场逛。迎面来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就在擦身而过的时候,那人手一伸,纸袋落在我同学前面,里面"砰"一声,不知什么东西碎了。

  "你打翻了我的酒,我最名贵的酒!"那人一把抓住我同学的领子:"你存心的!"

  一群人拥上来主持公道,都是那人的兄弟。

  我同学只好任对方搜去身上所有的钱。

  他能说什么呢?

  势单力薄,只好破财消灾!

 ※   ※    ※

  老爸也说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参加嘉年华会。

  通宵达旦地狂欢,那人跟一群不认识的,在街上拉着手跳舞,从大街跳到小巷。

  他突然觉得裤子口袋一松,发现跟他跳舞的人,扒走了他的皮夹。

  他不动声色,继续跟大家唱歌、跳舞,看着那群人呼啸而去。

  "他很聪明!"老爸说:"这不是偷,是抢!只是给你面子的抢。人家给面子,就要接着,不要不识相!否则只有自己挂彩!"

  想想许多人被抢的故事,似乎大多数的抢匪都要面子。那些安然度过的人,也都因为"识相"。

  谁能说,"抢"不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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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想做的,
  正是家长、老师不要我们做的。
  愈不要我们做,我们愈要做!

     老子酷!老子不笨!

  最近我跟高中的死党马克吃饭,他说:

  "你知道吗?你是我在史岱文森遇到的第一个人。我还记得你那天穿着牛仔裤、球鞋,和你老爸的皮夹克,看起来乱孩子气的,跟今天的你差了好多。"

  我也记得遇见马克那天,他还比我矮,更比我孩子气。居然一晃眼,已经是个六尺四寸,两百多磅的"巨人"。

  实在很难相信,一个人在四年中会改变那么多。大家进入高中,也正式进入青春期。突然"酷(Cool)"成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开始早晨"拜"镜子,花几十分钟梳头,也不再吃营养午餐,因为在学校餐厅吃饭"不酷"。有一天,我也发现老爸的皮夹克太逊了。

  女生也一样,忙着找高年级的男朋友。"眼袋"是她们最大的敌人,最棒的话柄则是谁在胸罩里垫卫生纸,或是谁的迷你裙,短得露出三角裤。

  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些都不够。"酷"的真正定义,是"做自己想做的!"而自己想做的,常是家长、老师不要我们做的。愈不要我们做,我们愈要做。我们进入了叛逆的年代!

  问题是,史岱文森的家长偏偏都很严,使我们在叛逆中加上了矛盾。在家里死命K书,到学校则说:"我才不念那讨厌的课本!"女生们白天指别人化妆好浓:"简直像荡妇!"晚上参加舞会却都穿着再紧不过的衣服。看到她们踩着高跟鞋,站着都快跌倒时,我真不晓得,大家如此叛逆,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讨好别人?

  有一次马克指着远处一个抽着烟、叉着腰、头发作成Mohawk的庞克:"知道他吗?我跟他一齐上过小学。去年,他还是每个扣子都扣、裤子拉得高高的乖孩子。想不到吧!一年间,竟换了个人!"

  这就是寻找"酷"。你要想尽办法,找最叛逆的朋友、穿最叛逆的衣服、做最叛逆的事。只是,当我们把自信穿在衣襟上,心里却是个大问号。

  刚进高中时,别人的认同,就是自己的酷。偏偏有些人因此失去自己。那群整天坐公园里喝酒的同学,彼此总是在说:"哈哈!我们太酷了!"但是当哪个人不及格的时候,却被那群很"酷"的人,认为不够酷。连这么一点简单的功课都弄不好,在史岱文森,你还有什么资格谈"酷"?

  跟"酷"相反的,当然是"不酷"--有些父母在门后挂上家法,不准儿女出去一步。有些甚至连流行歌曲都不让听,夜里还偷偷到孩子房间,看他们在读书或真睡着了,才能安心,生怕自己的小龙、小凤,有一天也会叛逆,被"酷"的魔力吸走,不当医生、律师了。

  在史岱文森,小龙小凤第一节背着书包到,第八节背着书包离开,没有课外活动,也不敢交异性朋友。问"你的热爱是什么?"他们只会茫然地看着你。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在毕业册上,他在自己的照片下写:"我虽然离开学校,但离开得太安静、太安静了!"

  叛逆的年代,是无法找替身的。它甚至今你难以理性来分析。有一次,我被很"酷"的同学邀请去他的Party。我们在餐馆用食物打闹,坐在大楼屋顶上死命灌酒,深夜时大家脱了衣服在马路上裸奔。

  又脏又累地到家,发现家人在门口点了一盏灯。上楼倒在床上,叛逆是够了,可是为什么觉得一点都不酷?

 ※   ※    ※

  美国的名心理学家艾瑞克森(Erik-Erikson)把人生分为八个阶段。他说,每个人在青年期都会面临"寻找自己角色"的总理。换句话说,就是自问:"我到底是谁?"

  在高中四年,我常躺在床上,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痛恨自己老是跟着人家走,听着流行使唤。奇怪的是,当我怀疑永远找不到"酷"时,答案已在眼前。

  有一天,那位曾经头发竖起来的庞克,竟改回老实的发型、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大家差点不认得他。我们问他,为什么一下子"变了"?他说:

  "老子酷!但老子不笨!"

  叛逆,只是寻找"酷"的过程。真正的"酷",就是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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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躺在黑暗里,瞪着天花板,
  听着她的呼吸,心中却在大叫:
  "惨哪!惨哪!"

     恋爱新鲜人

  不晓得从什么年龄开始,男生和女生好象成了仇敌,小学的舞会总是一样--"我们"男生站在一边,"她们"女生坐在一边,中间空着一个大舞池,每次都必须由老师扮小丑,把我们一一拖下水。

  那时候如果有女生喜欢某人,只要放出一句话,便立刻有一群朋友连蹦带跳地到那男生面前一齐叫:"某某人觉得你可爱!"然后嘻嘻哈哈地跑掉。

  只见那男生脸一红,踢着地上的沙子说:"真无聊!"第二天却听说有人在电影院看到他们两个。

  我常跟同学说自己很幸运,从来没被"媒婆们"缠住,但每次笑朋友被女妖精抓走时,心中却有点怪怪的。

  八年级时有一天,肯尼告诉我:"你的机会来了!"

  原来班上新转来一位韩国女生。她的名字叫Sunny-小太阳。

  "你不是想要个女朋友吗?太阳出来了,快去啊!"同学们笑着说。

  我气死了!只因为两个都是东方人,大家就认为我们一定会坠人爱河?难道我不能喜欢别人?

  大家愈想把我和小太阳凑在一块儿,我愈火大。有一次在舞会上,不晓得哪个混蛋给我们点了一首情歌,害我躲进厕所里。到最后,我和小太阳非但没成情侣,反而彼此恨之入骨。

  有个女生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Sunny?"

  "因为她丑!"

  "我觉得她很漂亮啊!她哪里丑?"

  "她是小眼睛。塌鼻子!"回答。

  "可是,"那女生笑着说:"你也一样啊!"

  我愣住了。

  爱情入门时

  到了九年级,才交第一个女友。

  她名字叫丽艾,比我大一年,竟会看上我这个"新鲜人",真是新鲜事。

  我没告诉她,她是我的第一个女友,怕她看不起我。第一次约会的前一天晚上,我紧张得睡不着觉,爬起来查百科全书,"接吻"应该怎么做?

  外行人想装内行,是件痛苦的事。她跟我谈天时,我猛点头,脑子里却在死命想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她拍我一下,我也拍她一下。她大笑,我也大笑。

  到最后,她还是把我甩了--她找到了"上路"的男生。

  电话里,她问我:"你不生气吗?"

  "没什么!"我说:"这种事发生多了!但我想知道的是,你碰到别人,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是我的朋友,当然要告诉你!"她说:"跟你说真话,是对你的尊重!"

  爱情看不到颜色

  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叫拉娜。她有修长的脚,可爱的笑容和活泼开朗的个性,是全校公认的最美的黑人。

  同学们恭喜我,能够追到那么漂亮的女朋友。我高兴地把拉娜带回家,老爸、老妈客气地和她寒暄,但拉娜一走,他们的脸便挂了下来。

  从此,我常为了拉娜和奶奶、老爸、老妈吵架。有时我气得冲出去,在高速公路旁边哭着打电话给她。

  老爸说,人生而平等,他们绝不歧视拉娜,但必须考虑的是:亚洲人的社会能不能接受、认同她?

  我记得在马克·所兹门(Mark-Salzman)的小说"铁与丝(Iron-and-Silk)"里,一位到中国大陆的非洲留学生说:"身为个非洲人,却住在中国,噢!实在难受!中国人看不起我们,好象我们不是人,是野兽!"

  我实在不懂。打开中文杂志,模特儿都是白人,我们能够欣赏白人的美,却为什么那么排斥黑人?日本人的纽约观光手册上写:"小心被黑人抢!"难道白人不会当抢匪?当年白人的八国联军到中国烧杀抢劫,黑人可曾对我们不好吗?我们曾被白人歧视,而今却又彼此歧视。

  黑人确实也不能认同我。和拉娜坐地铁时,当听到黑人少年说:"你看她跟李小龙在一起!"有一次,拉娜在临下巴士时亲了我一下,后来居然有一个黑人,在他下车前走向我,一拳挥到我脸上。

  他们想告诉我什么?

  说拉娜是"他们的"?抑或"你瞧不起我们,我们也瞧不起你?"

  现在纽约街,常看到白男生和东方女孩,或黑男生和白女孩的情侣,也常见他们穿的T恤上写:"爱情看不到颜色!"使我很高兴。

  但回想洛杉矶暴动时,韩国人拿着长枪坐在商店前的画面,和我咬着嘴唇跟拉娜分手的那一刻,我实在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惨哪!惨哪!

  有一次久安娜Joanna跟她当时的男朋友吹了,气冲冲地对我说:"我觉得男生都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用第二个头想大事!"

  但她也承认,若女人的性颠峰期不在三十岁,而跟男生一样在十八岁的话,少女们可能就不那么贤淑了。

  在性贺尔蒙使唤下的日子不好过。记得天主教初中的性教育老师曾说:"若有感动,必须好好祷告。"但以我的经验,多少个"我们天父"或"阿弥陀佛"都没用。更痛苦的是,我们从来不晓得女生们心里想什么。这造成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少女强暴案中有一半是熟人所做;有时是女生自己的男朋友,这就是所谓的"约会强暴"(Date-rape)。有些大学现在甚至发印好的"合约","男女生在上床前先签字,证明双方同意,免得以后吃官司。

  十八岁时,我认为女生比较道德,很怕她们。

  有一年,史岱文森的法文老师带我们去加拿大,一到旅馆,跟我同房的几个男生便掏出大麻开始抽。我无处躲,便搬到女同学伊凡娜Ivona的房间。另有一个女生和她共一张床,但是很大方,让我跟她们一起睡。

  几天下来,我认识了那女孩。她学舞蹈,一举一动都很美。伊凡娜跟我说她曾有过许多男朋友。我们一块儿去跳舞、观光,不久便很亲近了。

  最后一天,伊凡娜对我说:"玛丽安好象想要你。"

  "真的吗?"我非常兴奋。

  "嗯……但你必须走第一步。"

  我的老师很开放。我去跟他要"袜子",他丢给我十个。"用完再来拿!"他笑。

  那天晚上,伊凡娜故意没回来。我紧张死了,早早便躺在床上。马丽安穿着睡衣,斜躺在我身边,用手托着下巴。

  "嗨!"她说。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这几天很有意思。"

  "嗯!"

  这样僵持了许久。终于她笑起来:

  "OK,晚安!"说完,便翻过身去,睡了。

  我躺在黑暗里,瞪着未花板,听着她的呼吸,心中却在大叫:"惨哪!惨哪!"

  当沙莉不要哈利

  美国有部有名的电影,叫"当哈利遇上莎莉"(When-Harry-Met-Sally)。电影开始,少年哈利带着嘲讽的口气对莎莉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性总是会在中间插一脚。"

  我曾很同意哈利的这句话,但有了玛丽安这次的经验,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当君子。

  有一天,我和女友吹了,本来要回家好好弹一首抒情曲,但心里愈想愈不是滋味,便拿起电话,打给当时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前任女友的伊莉莎白。

  她一句话也不说,让我心中的痛苦都吐出来。最后她说:"我有个主意,到城里来!我请你去跳舞。"

  "可是我才从城里回来啊!"

  "那又怎么样?坐下一班火车嘛!"

  正好那天老爸、老妈不在家,于是我便毫无顾忌地又冲出门。伊莉莎白带着我去跳舞、喝咖啡,陪着我聊天,使我心里舒服多了。

  "已经太晚了,今天就住在我家吧!"她说。

  多么绝的举动了!坐在沙发上,我心想:"只怕她是想趁火打劫。"只是当我贴近她,她却移开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问。

  "你记得曾经告诉过我,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吗?"她拍拍我的头:"你错了!"

  爱情就是这样、以为自己搞懂了,才是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

  **************

  你宁愿天天打仗、
  考一个又一个"会考"、"能力测验",
  再写一大堆文章、填一大落表格、寄一大包东西
  还是愿意一战定江山?

     天天考大学

  每次回台湾,总有年轻朋友对我说:

  "真羡慕你们没有大专联考!"

  言下之意,似乎只要废除联考,就可以海阔天空、不必K书。

  言外之意,似乎国内的联考制度一无是处,只会扼杀年轻人的青春和才华。

  连我的老爸都说,一直到前两年,他还会半夜突然满身冷汗地惊醒--"要考联考了!"然后,才发觉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问题是,老爸也讲,幸亏台湾有联考,他才能靠最后两个月死拼,进了大学。假使台湾是用美国入学审核的制度,只怕他不可能有今天。

  可不是吗?国内的联考固然是"一考定终身",但也在此一举。换成美国,除了"会考"SAT的成绩之外,每个学期的在校成绩,甚至课外活动的表现,都列进"入学考虑",等于是"天天在考",平时也是战时。

  我才进高中,学校就发给每人一份统计报告--过去本校毕业生,被各大学录取的最高和最低平均分数。意思是:你如果想进好大学,就从现在开始拼命!

  高二,学校又把大家聚在礼堂,讲台上坐了一堆学长,都是当年得到西屋科学奖的"学者"。然后,校长致词:

  "你们要向他们看齐,现在就开始做西屋科学奖的研究,过一、两年之后去参加。"

  致词结尾,少不得加上这么一句:

  "如果你得了大奖,进好学校就不成问题了!"

  于是,许多同学暑假都不回家,跑到大学实验室,跟着教授做研究。

  至于学业成绩稍弱的,也各自找"生路"!

  两位有洁癖的同学跑到医院,专门照顾垂危的爱滋病患。然后疑神疑鬼,怕自己被感染。

  几个瘦得像排骨的同学,居然参加了篮球和排球队,每天累得快要散掉似地。

  他们为的恐怕只是有些课外活动或社会服务的纪录,将来帮助自己进大学。(当然也可能出于爱心和兴趣!)

 ※   ※    ※

  申请大学!天哪!何尝不是一场噩梦?

  厚厚一叠资料,挂号寄出!里面可能包括了你小学比赛的奖状、初中参加游泳训练营的泳装照片、某年在社区小报发表的短文剪报、某年在同学会中表演歌唱的录音带、帮助某作家校对的"版权页证明"、老人院义工证明、万言自传一篇……

  此外,还得答覆每所大学稀奇古怪的总题。

  譬如我那一年--

  哈佛大学(Harved):

  "列出你一年来读过的书,和最近看过的杂志!"

  宾州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A)"假如你有机会和一个现存的、已死的或传说中的人物,共聚一晚,你要选谁?为什么?"

  (B)"你刚写完一份三百页的自传,请送来第二一七页!"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A)"简答以下问题。别紧张睡不着觉。

  最喜欢的书?最喜欢的音乐?最喜欢的活动?最喜欢的电影?最喜欢的报纸版面?最喜欢的句子?最珍惜的事物?一天中最喜欢的时段?最喜欢的课程?最喜欢的名言?最常的新闻来源"

  (B)"当你欣赏别人的时候,最注意对方的哪些特质?"

  纽约大学(NYU):

  "有人说'每个人在未来,都可以闻名世界十五分钟'。请问你希望你的十五分钟是怎样的?"

  除了以上这些,据说还有学校会寄给你一张白纸,说"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你做过的最大胆的事!"

  听说有人只在纸上写"这就是我最大胆的事!"然后把白纸原封寄回。

  总之,没有联考,就像是没有一定的"牌理",各学校可以任意出牌,只要它不违法,你根本拿它没办法。

  譬如我有一个同学,兄弟二人,学业平均都是九十六分,又都是游泳队长。哥哥前一年申请进了哈佛。弟弟以为一定进,却被打了回票,于是拿哥哥的前例去抗议。

  哈佛答得妙:

  "就因为你哥哥前一年进来了,我们已经不缺这样的人才,所以不收你!"

 ※   ※    ※

  对于许多名校,你是黑人、你是王子、你是富豪、你爸爸是报业巨子、你妈妈是皇族、你拿过奥运金牌、你是革命领袖,都可能优先录取。

  每年入学部门,好像在做一整桌菜,有鱼、有肉、有酱、有葱、有辣椒。他是厨子、你是菜!除了会考、学校成绩,其他就看厨子好恶了。

  请问,这种入学,头痛不头痛?公平不公平?你是宁愿天天打仗、日日备战、考一个又一个"会考"、"能力测验"(Achievement-Test)",再给每个学校写一大堆文章、填一大落表格、寄一大包东西,等着他操生杀大权,还是愿意"一战定江山"?

  当然,废除国内联考也会有些好处。

  譬如:不会再有月考时,老师比赛出难题,每个人平均都在六,七十分的情况。如果哪个老师这么做,是害他学生进不了好的大学。所以老师必定会跟美国一样,给高分!

  还有:中国的人情味和尊师重道的精神,必定能充分发挥。老师家可以兼开水果店和养鸡场、礼品行……

  如果有一天,我回台湾做老师,我要教高中,而且举双手赞成--

  "废除大专联考!"

 ※   ※    ※

  高中最后一年,我居然出水痘,老妈把我关在楼上两个星期,像对囚犯似地,每餐把饭菜留在楼梯口,再把我用过的碗盘拿去煮。

  用这段坐牢的时间,我重写了申请大学的自传。又在老妈的协助下,整理了"历代的资料",以一个重达五磅的包裹,寄给哈佛大学。

  我居然被提前录取了!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宁愿一笔带过,并以前面那似乎戏谑的文章,告诉国内的年轻朋友:

  在美国,虽然因为学校多,进大学不难,但是如果想进第一流的学校,恐怕不比台湾容易。不要认为国内联考制度一定不好,它或许有些缺失、有点遗憾,但也有不容抹杀的优点!

  ********************

奥门金沙网址,  考卷上第四题的"四"字,
  竟长出两只脚,跳到地上,
  我抓来抓去,还是让它跑掉了……

     武林四毒

  引子

  高中,我变得很爱跳舞,老爸不以为然。有一天,他问我:"你怎么那么爱跳?不累吗?派对里也可以坐下来聊聊天哪!"

  "就因为不能坐下聊天。"我说:"音乐响得炸耳朵,根本没办法聊天,很多人就喝酒、吸毒!我不来这套,只好一直跳舞!"

  从此,老爸就不再骂我爱跳舞这件事了。

  为什么要有第一次?

  为什么要吸毒?为什么要试"第一次?"

  相信很多有毒瘾的人会说:"因为大家都吸!"

  "大家都吸!"常是使一个个无法逃离毒品的最大原因。你不吸,是不够种!是书呆子!是没有叛逆!是害怕找刺激!是不够"酷!"

  世上有几个年轻人,受得了这种激将?加上心想,试一次、尝尝新也无妨,于是有了"第一次",于是有了第二次,于是掉了下去……

  更可怕的是,吸毒如同坐凌霄飞车,由坐过小凌霄,到翻转一圈,到翻转两圈、到翻转八圈。由闭着眼,到张开眼、放双手。

  刺激之后,要更刺激!于是,由香烟、大麻、安非他命到"X"。吸大麻的人,一定吸过香烟;用过安非他命的,八成试过大麻。

  毒是一步步加深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想完全拒绝每品,恐怕连"香烟"都最好不要碰。

  人们愈来愈聪明,毒品的种类愈来愈多,也愈无法满足已经吸毒的人,而不得不发明更新的毒品。下面是美国年轻人,最常接触的几种毒品。(请注意!"接触",不代表使用。)我为他们冠了个武侠小说的名字:

  "武林四毒!"

  武林一毒--大麻(Marijuana)

  大麻是美国最普遍的毒品,在大学里尤其受欢迎。它陪伴美国年轻人度过60年的"爱的时代";美军在越南点起战火,国内也飘起另一种"烟"。连现任总统克林顿都承认自己抽过,只是--"没吸进去!?"

  在阿姆斯特丹,大麻是合法的,连咖啡厅里都买得到。在纽约是非法的,却也处处都是。走在在格林威治村,常听人悄悄地问:"要烟吗?要烟吗?有趣的是,他们很少用"大麻"这个字,而称它芽子(Bud)、青草(Grass)、杂草(weed)、茶叶(Tea)、花盆(pot)、甚至大便(shit)。

  "你有大便吗?(You-got-any-shit?)

  有!要多少?"

  跟人要尿,人给大麻。其实也差不多!

 ※   ※    ※

  我有个爱抽大麻的朋友,外号叫花盆头(Pothead)。他的房间里就种了好几棵大麻,成为很奇特的盆景。

  有一次去他家,正巧植物收成。花盆头一群复古式的嬉皮朋友,全来开"同乐会"。大家像石头般瘫在沙发上对我傻笑。(难怪美国人常用Stoned这个字来形容大麻的作用。)

  一支胖胖的大麻香烟传过来。"不要了,谢谢!"我说。

  "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要?"花盆头好象有点不高兴:"你知道吗?大麻是用途很广的植物!它可以治疗青光眼、癫痫症、也可以减轻爱滋和癌症病患受化疗治疗产生的不适!"他得意地拍了拍身边的"盆景":"你知道Levi的牛仔裤起先是用麻布作的吗?麻布软而耐穿,麻纸比平常树皮做的纸强十倍,而且大麻炼出的油是很好的染料!我告诉你--"这时花盆头站起来:"大麻应该合法化!?

  "对--呀!对--呀!"他的朋友们赖散地附和着。

  花盆头又抽一口,往前走几步,突然砰地摔在地上。他的头撞到桌角,破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自己却没感觉似地,扒在那里一直笑。

  他的嬉皮朋友们过去帮忙,可是大家都太"石头化"了,没走两步,在地上跌成一团。

  武林二毒--迷幻乐(LSD)

  我有个朋友是撞球大师,常跟人赌钱比赛,就像The-Color-of-Money这部电影一样。纽约"撞球武林"之人都认识他,但我不能说出他名字,因为这一行是违法的。

  他有一次告诉我,在重要的比赛前,常服一片LSD。

  "很奇怪,吃了之后,我便看到光从每个球上射出来,好象一道一道线!"他说:"我沿着线打,奇准。有时连进一百多球都没问题!"

  进大学之后,他退出撞球武林。

  "我再也不服毒品了!?他最近对我说:"LSD把我吓坏了!这种药,服用后便停留在身体里,有时会莫明其妙地发作。"他说了两年怪事:

  "有一天去考SAT,坐在那里好好的。考卷上第四题的'四'字,竟长出两只脚,跳到地上。我抓来抓去,还是让它跑掉了!"

  "更可怕的一次,我正开车红绿灯,突然斑马线长出牙齿,要把我活吞!当时我死命往路边躲,幸好旁边没有别的车,不然一定惨了!"他喘着气:"我应该早就知道,上帝是很公平的。我在这儿赢了钱,在那儿可能赔上命!"

  武林三毒--古柯碱(Cocaine)

  和同学们聊天,谈到"你试过哪些毒品?"多半都说他们抽烟、喝酒,可是很少有人碰过别的东西。

  或许他们不肯承认。跟人说:"我吸毒"好象是强调自己个性上的弱点。就在吸毒群中,也分等级--光抽大麻的常看不起吸"古柯碱'、的,而吸古柯碱的又看不起抽"快克(Crack)"的。他们说那样不健康,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古柯碱是由Coca的叶子里提炼出来的。印第安人常口含着这种叶子,当作登山提神剂,据说早期可口可乐里也曾含有这成份。谁能想到印第安人用了几百年,也没出毛病的东西,到了现代人身上,因为滥用,成为毒品。

  吗啡和安非他命不也是这样吗?少量是乐,大量是毒。用对了,可以治病。用错了,可以要命!

 ※   ※    ※

  有一次聊天时,一位女同学说:"我昨夜跟我老妈吸古柯碱。"

  大家目瞪口呆。

  "当我妈把东西拿出来时,我也吓一跳。"她说:"但她告诉我,街上买的东西太杂,有时候非常危险。好的掺面粉,坏的加老鼠药!所以,我既然好奇,不如在她监督之下试一次,以后不准再尝!"

  多奇怪的理论!

  武林四毒--"X"

  两三年前,欧洲出现了一种新毒品,名叫Ecstacy(简称"X")它使人充满活力,而且效果长达十二小时。当时在英国流行超高能量的Techno音乐。年青人常参加所谓的Rave--整天整夜的疯狂舞会,从晚上十一点不停地跳到早上七点。Ecstacy自然成为了这种场合的宠物。我同学说:"去Rave而不吃Ecstacy,就受不了那么吵的音乐,也没体力跳那么久的舞。"

  问题是,Ecstacy的作法很复杂。一点偏差,可以产生非常类似的东西,却有不得了的副作用。

  我曾参加过一个Rave五彩雷射灯光和八万瓦的音响从四面袭来。有很多人服了"X",汗流满面,身子还不停地抖。有一个人大概吃到坏药,跑去出口,把整个玻璃门踢破之后冲到街上。警卫后来告诉我,那个人发疯似地跑了半英里,看到一辆计程车经过,竟从车窗跳进去,抓住司机。四个警察连拖带拉才把他"拔"出来。

  最近几年,人造的毒品愈来愈厉害。

  去年在纽约街头出现一种新海洛因(Heroin),名叫"探戈与现款(Tango-and-Cash)"。据说能给人空前的High,问题是:吸了必死!

  最近新闻上又出现一种叫CAT的毒品,比古柯碱更强,而它的原料竟全部可以在药房买到!据说这种药因为人人能做,所以街上卖的不是"药",而是"配方"。

  有时我想,如果能发明出像在亚道斯·赫肯黎(Aldous-Huxley)的画"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之中的药物。消除忧愁而无副作用,其实也蛮好。可是大家都知道,没有痛苦,就感觉不到快乐。得到每种毒品的快感之后,都要付出一番代价。快感越强,代价越高,两样都得吃。用毒品好象借钱。借得多,还得多,附加利息,而且绝不能赖帐。

  我常想,那些用毒的人,猛吸一下、小打一针,然后让药在身体里面作用,好象发生许多爆炸,自以为变大了、变轻了、上了天堂。然后,药力消失,成为废物排泄出来。

  这个世界没变,他们变了!被那些"屎"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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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抬起头来,脸上一道一道的泪痕:
  "我要去死!

     悬在空中的一天

  我站在一个铁栅栏前,那是一个很高、很高,爬满长春藤的铁栏。顶上是尖尖的牙齿,中间有一个镶花的牌子--哈佛大学。

  我跟班上的同学排着队。前面马克、大卫、波亚斯一个接一个进去。我心里好急。为什么排在那么后面?大家慢慢移动着。终天到门口了。突然一只手横在面前: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

  没有答话。

  铁门慢慢关了起来,只剩我一个人站在外面。转身,发现全家老小都看着我。

  "妈妈……"我哭着说:"我没进去……"

  妈妈开始说话,可是发出的却是个男人的声音,带点西班牙腔:

  "第一马路,十五街。"

  猛然惊醒,地铁的门正合起来。我往前扑,把书包夹在门中间,好不容易挤了出去。

  几天前下的雪,被机器推到路边,掺着沙子、口香糖、水果皮和纸屑。人行道很滑,有些地方洒了盐,跟鞋底磨擦出奇怪的声音。我把领子拉高,埋着头往前冲。

  书包往地上一扔,我就把头靠在教室桌子上发呆。昨夜报告赶到清晨五点。

  书呆子J.D.一扭一扭地晃过来,打了个呵欠。厚厚一叠纸"砰!"差点打到我鼻
子:

  "50页!你的几页?"

  "老师规定20页以下,你发什么疯?"我抬起一只眼睛。

  J.D.掏出一张纸条扔过来:"一共有24个人提早申请哈佛。我调查出全部人的总平均跟SAT(全国会考)。"

  我的眼睛睁大了。一群人跑过来抢着看--96、1420、97、1450……

  我发现,在我的名字和几个其他人的名字旁,打了一个个小叉叉。

  "叉叉干什么?"我问。

  "噢。"j.D.一笑:"那些是我认为进不去的。"

 ※   ※    ※

  谁说高中最后一年好混?应该讲这一年不是人过的。一叠一叠的申请书、一落一落的报告,又那么多大考、小考。连"铁木工"的老师都认为他的课最重要,谁不好好做,死当!

  现在这堂微积分老师也很混蛋,告诉学生课愈难,大学愈看得起。他最喜欢用的句子是:"你要去市立大学,还是上长春藤盟校(Ivy-League?)"这样一说,很多人明明痛恨数学,也不得不选他的课,我就包括在内。今天他讲课时,发现有一位女生头埋在膀子里,好象在睡觉。他走过去,用粉笔敲她的背,拉大门:

  "小姐!你要去市立大学,还是上长春藤?"

  女生抬起头来!脸上一道一道的泪痕:

  "我要去死!"

  "听说早申请耶鲁大学的,今天已经有回音。"理查转过身来:"她八成……"

  "你申请耶鲁了吗?"我问。

  他伸出一只冰冷、发抖的手握着我:"你猜!"

  才下课,理查就冲到楼下打电话回家:"邮差还役来?只好等了……"

  就在这时候,旁边电话另一个同学突然大喊:"快打开!快打开!上面说什么?"

  大家瞪着他,看他的脸变成吸血鬼的颜色。好几秒钟过去。突然,他脸上的肉,仿佛都掉了下来,缓缓把电话挂上,快步走开。

  我追过去:"你进了吗?"

  他把我抓到一边,嘴角向两边拉、拉,半天说不出话。

  "你进了?"

  他点头,有点发抖地:"只是理查在我旁边。他还不知道,所以我没敢吭气,否则如果他没进,他会恨我。"他东张西望,看没有人了,突然跳起来大叫:"YES!"

  多一个人被录取,就少一个空位。虽然每年大学入学部的人,都说只要你够杰出就会进,史岱文森却没人信这一套。哈佛每年只有一千多个名额,却有好几万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申请。难道每个人都杰出,每个人都进?

  我们相信的,是长春藤很重关系。父母是校友,毕业后又对学校猛撒钞票,子女通常没问题。所以J.D.的名单上,专门有一个记号,代表某人"出身好"!

 ※   ※    ※

  下一堂是美国历史。我的老师很鲜。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过间谍。有一天一个地雷在他身边爆炸,把他两边耳朵都差不多震聋了。他不能再做间谍,就来当老师。他总有很多奇怪的"内情故事",什么UFO是美国的秘密武器、外太空人其实住在地心……,但当他告诉我们甘乃狄还活着,跟猫王住在一起时,就没人听了。今天也一样。他站在上面喃喃自语,大家则在底下聊天、传"名单"。

  "什么?只有九十二分?她家最好有两把银子。"

  "但她有很多课外活动……"

  有个人探过头来:"我今天在'玄学'课上玩碟仙,问我将上哪个大学。"

  "它怎么说?"

  "耶鲁。"

  "那很好啊!"

  "好个屁!"他说:"我根本没申请!"

 ※   ※    ※

  铃一响,最后一堂下课了。

  我去参加舞台剧排演。今年的脚本是讲一个史岱文森学生拿到申请哈佛的名单,于是把"出身好"的人,一个个都掉,给自己腾出位子。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想把好出身的人干掉。

  天黑了,我走出学校,竟看到理查一个人很沮丧地走在街上。

  "信还没来?"我问。

  他摇摇头:"听说他们先寄出被批准的。不批准的后寄。"

  "没问题啦!"我打他一下,但突然想到自己的申请书,我也不确定。

  "你什么时候知道?"他问。

  "再过两天。"我突然肚子痛。

  "Good-Luck。"他蹲在地上做了个雪球。"努力到最后,还是靠那百分之一的运气。"他苦笑:"这样好了!我能打到远处那个公车牌,我就能进耶鲁。"

  "等一等。"我也做了个雪球。"我能打到,就进哈佛。

  "砰!砰!"两个雪球都击中了,散成花,落到地上。

  我们高兴地跳起来,彼此恭喜,然后拿起书包,冲向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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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刀的前一晚,
  约翰带她出去抽烟、咽酒、飙车,
  做各种玩命的事……

     曾经拥有的美丽

  每个人在中学时代,都会有几个死党。很多"过来人"说,真正永久的朋友,往往都是中学时代交的。

  我也一样,有几个形影不离的,像是马克、罗勃特、久安娜和伊凡娜。马克的单亲家庭里,只有他妈妈和得蒙古症的弟弟。罗勃特是康州千万富豪的独生子,在曼哈顿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久安娜和她妹妹是波兰的第一代移民。我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却能成为死党。没产生恋情,却能成为异性的好朋友。我们分享每个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甚至父母不知道的事,彼此都清楚。

  受篇幅的限制,我挑了读者较熟悉的久安娜来。

  为什么专挑她,您读了就知道!

 ※   ※    ※

  当久安娜(Joanna)告诉我,她想当模特儿时,我差点笑了出来,但看她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只好点头。

  刚认识她时,久安娜穿着传统长裙和破球鞋。一副大瓶底眼镜,讲话时在油亮的鼻子上滑来滑去。当你看到她背着大书包在街上一歪一歪的样子,准以为她是在一夜之间不小心长到180公分,两条腿不适应突然的身高。

  直到有一天,摄影师摇着头说:"你真想当模特儿吗?好!从现在开始,别再当保守的书呆子了!真正的模特儿,要能秀出她们强烈的个性!记住,走路要大方、动作要大胆、笑容要放肆!"

  一年之后,我跟久安娜走在街上,发现车子经过都会慢下来。有一次一位陌生人竟跑过街,喘吁吁地捧了一大把鲜花给她说:"你是我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昨天的书呆子,变成了"美丽的书呆子"。放学后她便背着大书包赶去摄影棚。等待拍照的空闲,则躲在一角捧着小说。她最欣赏法国作家,因为"他们的故事浪漫,但不快乐!

  或许这也形容了她。小时候一家离开波兰,才到美国老爸就溜不见了。她做护士的妈妈很坚强,一人养家,专职夜班,因为夜班的薪水比较高。有一天深夜回家,赫然发现客厅里有个人影,以为是小偷。原来是自己的丈夫,闯进来拿钱用。

  久安娜的妹妹叫伊凡娜(Ivona),也是我的好朋友,姐妹二人只差一岁,个性却完全相反。伊凡娜愤民嫉俗,久安娜却有个巧克力和玫瑰花的心。她自称为"无可救药的罗曼帝克"。不晓得她曾为此爱过多少人,也恨过多少人。

  她曾对我说:"她曾对我说:"我要当顶尖的模特儿,给家里买栋大房子!"但这谈何容易?不是大牌,只怕很久才能有个工作。拍一整天的MTV,上电视五秒钟就不错了。有一次给可口可乐试镜,她在镜头前连喝了十几罐汽水,却一秒钟也没上。模特儿公司对她说:"你的屁股必需小两寸,胸部大四寸……"

  "我不干了!"久安娜一甩头走了出去。她就是这样的个性。

 ※   ※    ※

  高中毕业,她拿到纽约大学德文系的全额奖学金。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初中时暗恋的男生。那人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美女,竟是他曾看不起的丑小鸭。于是,他们一见钟情了!

  "我好开心!"久安娜在电话里笑:"找到曾经想拥有的。"

  幸运之神果然接着来到--另一个模特儿公司发觉了她,把她送回镜头前面。她上了Vogue杂志的插页。别的摄影师开始注意她,请她去他们办的Party。白天念书,晚上跟男朋友出去跳通宵舞。

  "过过瘾了!唯一扫兴的……"她告诉我:"是肩膀有点不大对劲,影响到工作!"

  过了一阵子,我打电话给她,连着几天没人在。最后伊凡娜接了。

  "你的疯姐姐在家吗?"我问。

  "对不起,久安娜住院了。"伊凡娜停了好几秒钟,说:

  "她得了骨癌。"

 ※   ※    ※

  医生用电锯,锯掉了她左边肩膀。为了再接上她的手臂,从骨盆上锯下一块骨头,把它雕成新关节。她的胸部开了一个洞,从那里打进各种化学液体。医生说,这种药物虽然可以杀癌细胞,却也会使病人发高烧、掉头发、更破坏眼角膜。久安娜必需重新戴上那厚厚的瓶底眼镜了。

  再看到她,久安娜光着头,坐在床上看电视。她左边的肩膀凹了下去,手臂栾在很奇怪的角度。"是不是很像辛妮·欧康诺(光头歌星)?"她笑着勉强站起来,用剩下的那只健康的手搂着我。大概太用力了,她叫了一声,却痛到我心里。

  "我和John订婚了!"她说:"明年四月,你一定要来!"

  开刀的前一晚,John带她出去抽烟、喝酒、飙车,做各种玩命的事。

  "如果我们当天晚上死了,至少我们在一起!"

  久安娜拿出一张照片:"我知道化学治疗会烧掉我的头发,所以那天晚上照了这张。"

  照片中,一双修长的手把满头金发高高撩起……

  这是我见过的,久安娜最动人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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