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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金沙网址运筹帷幄,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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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说:“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
  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王佐虽早年就参加绿林组织,但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七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王兴亚不久后在安源会议上发言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领了永新县城二十多天,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五个团来攻,袁、王两部就退回宁冈、遂川境内的井冈山。刚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余洒度脱离工农革命军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状,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所以,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到中共中央汇报时说,“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③。)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④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又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游击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二十二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⑤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但仍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⑥这时王佐派人接应他们上山,部队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七十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1. 何去何从

巴图上初一,我试过陪读,他自己什么都学不懂。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大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整整两个月来,由于天气、地形和敌人的顽强抵抗,战争进展得十分缓慢。艾森豪威尔决定把盟军总部往前移,更加靠近前线。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他的参谋人员总是呆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动,尤其是像阿尔及尔这样的大城市。

代数、几何、物理,已经依稀成浆糊的记忆全部重新清理出来,我陪他背长长短短的数学公式,教他算奇奇怪怪的长度角度,帮他画枝枝杈杈的受力分析图……还有英语,我买了一本英文笑话给他,让他背诵然后默写,我戴副老花镜坐在台灯下逐词对照,少写一个s都不行。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⒄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⒅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⒆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⒇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动,国民党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军队全部投入战争。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将主力调往赣北。井冈山周围各县,国民党兵力空虚,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向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前委讨论,认为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攻势。攻击的方向是攻打茶陵县城,由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第一营和特务连执行。毛泽东因为脚背被草鞋磨破而溃烂,无法随军前去。十八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县长谭梓生是部队派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依然坐堂审案,派款派捐靠商会,群众很不满。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回信,要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工人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这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十二月下旬,李唐战争告一段落。湘军第八军的独立团和当地地主武装向茶陵反扑。原来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这时已在张子清率领下到茶陵和第一营会合。他们在经过激战后退出茶陵县城。团长陈浩因遭到挫败而严重动摇,公开声称工农革命军没有前途,把部队往南带,企图到湘南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好那时毛泽东的脚背溃烂稍有好转,得知湘军反扑的消息后赶来茶陵,在茶陵湖口赶上队伍。宛希先、张子清等向他报告了陈浩等的背叛活动。毛泽东当晚召集团营干部紧急会议,果断地扣押了陈浩一伙,将工农革命军全部带回宁冈砻市。
  在砻市河滩上召开全团指战员会议,毛泽东宣布前委决定:处决陈浩等人,任命张子清为第一团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他还接受工农革命军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艾森豪威尔的新办公室坐落在那不勒斯北面的卡塞尔塔王宫。他的房间大到可以用作火车站的候车室。他对房子过大表示不满,但是没有用,他的参谋人员都存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在这儿,军官们有舒适的宿舍,有频繁的社交活动,他们生活上的奢侈令相对贫寒的战士们非常反感。

一陪1年多,我一部戏也没拍,还累得精疲力尽。开始我打算坚持,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在为自己的错误埋单,人生中没有哪桩错误不需要埋单。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发现再这样下去我既养不活他,也养不活自己。我给他联系了一所英国的中学,送他远走高飞,不爱学习的孩子在国外会愉快一些。那时他刚满14岁。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⑧。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⑨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奥门金沙网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艾森豪威尔决心扭转一下他的军队中存在的这种歪风邪气。

他第一天在英国上学,我送他到宿舍就回酒店了。学校到酒店要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刚到酒店我就接到他的电话,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经济困难绝不可能解决。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这六条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总结了以往全国暴动的经验教训,对情况分析得实实在在,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最后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⒅
  七月中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分两路反击。湖南省委巡视员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乘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占领湖南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附和红二十九团(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县的农民)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想回家乡的情绪,把大队拉向湘南,军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泽东在永新从陈毅信中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给陈毅等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带队火速送去。这封信要求红军大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因为“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⒆干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赣交界的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有的撂下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
  红四军这两个团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士兵便不听指挥,自行散回家乡。一个原来有相当战斗力的团只余下约二百人,编入第二十八团。这件事说明,要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个团溃散后,第二十八团撤到桂东。
  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
  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

  一次,艾森豪威尔巡视卡普里岛,看到一所豪华的大别墅,他问道:

“妈妈,我饿,我特别想你。”巴图在电话里哭。

  ①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版,第3页。
  ②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页。
  ③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④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8日。
  ⑤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⑥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45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⑧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页。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页。
  ⑾《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页。
  ⑿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页。
  ⒁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5月13日。
  ⒄《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⒅《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5日。
  ⒆《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6日。
  ⒇《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8日。
  (21)《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
  (22)《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23)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页。
  (25)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5页。
  (26)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27)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8—24日。
  (28)《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29)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0)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

  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东同大队会合。毛泽东见到军委书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见到毛泽东率队来接十分高兴,有的人说这是“第二次会师”。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这是谁的别墅?”

我不能跟他一起哭,只好很平静地告诉他:“巴图,你去找管生活的老师,问问他有没有面包给你吃,然后给妈妈回个电话,告诉我你吃到东西没有。”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先生,是您的。”有人回答,“是布彻先生安排的。”

一会儿,电话打过来了。“妈妈我吃饱了,老师不光给了我面包,还给了黄油和果酱。”

  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21)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陈毅在第二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
  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

  艾森豪威尔指着另一所更大的豪宅问道,“那所呢?”

好像后来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他很快适应了在国外的生活,不饿就想不起我。

  ① 陈伯钧:《井冈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页。
  ② 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7页。
  ③ 何资深在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报告记录,1927年12月28日。
  ④ 苏兰春:《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1页。
  ⑤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页。
  ⑥ 陈士榘:《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8页。
  ⑦ 赖毅:《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
  ⑨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2日。
  ⑩ 《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页。
  ⑾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页。
  ⑿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
  ⒀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9页。
  ⒃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6月19日。
  ⒄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
  ⒅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
  ⒆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
  ⒇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21)《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页。
  (2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那是斯帕茨将军的。”

可以想象,假如我们身边来了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跟他客套地聊聊天气,聊聊新闻,却很难和他成为知己。巴图对于他的英国同学,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更何况那群小男孩儿连客套也没有,他们很喜欢恶作剧。

  艾森豪威尔怒火中烧,大声吼了起来:“去他的,这不是我的别墅,那也不是斯帕茨将军的!只要我一天是这里的头头,这些别墅就一天不属于任何将军!”

刚开始巴图一进浴室,总有谁在外面“啪”地一下把灯关了,他只好穿上衣服,走出来打开灯,看见外面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再进去,刚准备放水,“啪”一下灯又灭了,他又穿上衣服出来开灯,还是找不到是谁干的。直到那帮孩子看巴图被折腾来折腾去却不急不恼,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他才能踏踏实实洗个澡。

  他顿了顿,强压着心头的火气说:“这里要成为休养中心,成为战士们的休养中心!而不是军官的俱乐部!”

但他很快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小时候向同学拉选票“行贿”那一套在国外还是否行得通,只觉得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是个天才,或许和他的快乐开朗有关。

  上岸后,他马上打电报给斯帕茨,训斥他说:“这直接违反我的政策,必须马上停止!”

由于女儿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美国,巴图在英国的学校呆了不到3个月我就把他转到了纽约。

  如此地关心部下,是艾森豪威尔的典型作风。卡普里岛事件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很快在部队中流传,这使艾森豪威尔更受战士们的爱戴。

巴图的英语口语真是好,刚到美国,老师几乎不相信他是一个外国孩子。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他就懵了,尤其是生物课,肝硬变、肺叶、心肌炎——很多词听不懂可以猜,这些词却没法儿无师自通。所以在美国的第一年,巴图有好几门课得了D,用中文讲叫“挂红灯”。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成绩单上的字母就不再让我担忧了。

  对于在意大利泥泞中艰难行进的步兵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听到艾森豪威尔把斯帕茨或者某一位将军训得服服帖帖更令人高兴的了。艾森豪威尔像一个老兵那样骂人,这很受士兵们的赞赏。土兵们喜欢他来视察前线,因为他能够听取士兵们的意见。

巴图在美国的第一个情人节很特别(在中国,没有哪个成人认为“情人节”和十四五岁的孩子有关)。他告诉我在那一天,老师作为“爱的使者”,可能会敲开305宿舍的房门,带着一束花,告诉他们这是407的Helen送给Johnson的,你愿意今晚与她一起看场电影吗?

  士兵当中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平易近人的故事。人们最爱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视察厨房时的情形。他在走过一堆牛肉糜时,一手舀起一把牛肉,一手抓起一个洋葱,他一会儿尝一下生肉糜,一会儿咬一口生洋葱。厨师对此印象很深刻:“天啊,那是一个硬汉子!”

于是我问巴图:“有人送花给你吗?”

  艾森豪威尔也喜欢视察前线,同战士闲扯恢复了他的精力。他告诉玛咪,“我们的士兵真好。我总觉得,越靠近前线,士气越好,抱怨越少。没有人了解我多喜欢在他们之间转来转去。我和真正的战士们在一起呆上一天,我的精神就振奋起来。”

“目前没有,亚洲人都没得到花。”巴图措辞严谨,强调这种状况可能只是暂时的。

  这时,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另一种职业选择摆在了艾森豪威尔的面前——竞选总统。当时,共和党在寻找总统候选人和罗斯福竞争,麦克阿瑟显然是一名候选人,于是共和党内部掀起一场争取选他作为候选人的浪潮。当然,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也开始频繁出现,并有报道说,艾森豪威尔准备竞选总统。

“那你给别的女孩子送花了吗?”我忍住笑问。

  有人劝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强调他没有政治野心,以免对他的良好声誉造成影响。

“目前没有,那些女生我都看不上。”这次他的回答理直气壮得多。依我猜,这孩子要是有钱,宁可拿去买“比萨”吃也懒得讨好哪个女孩子。

  艾森豪威尔处变不惊,他正色道:“我看到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了。不过,这种情况对于名字经常在报刊上出现的人来说,都可能发生,因而没有必要发表任何声明,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我幼稚可笑。我要做的是消极抵制——我不能容忍把我的名字同任何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

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我也在学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否则我累,孩子更累。

  接着,电台又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如果共和党挑选麦克阿瑟,罗斯福会选艾森豪威尔作为他的民主党竞选伙伴。”

那天我闲来无事,打电话给巴图,是录音留言状态。“嘀”一声响后,我欢快地对着电话说:“巴图,妈妈给你打电话,妈妈很想你,你方便的时候来个电话好吗?拜拜!”

  艾森豪威尔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他的反应是简短的:“我很难想象,在美国能有谁比我更不适合做此类的政治工作。”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消极态度,“艾森豪威尔热潮”随即烟消云散。

等了俩小时,没有回应,我又把电话追过去,仍是留言:“巴图,妈妈一直在等你电话,你怎么不回啊?你给我回一个好吗?”我装成很可怜的样子。

  随着战事趋于稳定,意大利降为次要战场。盟军总部内便纷纷传说起关于更换司令官的事。其中流传最多的说法是,马歇尔到伦敦来担任指挥职务,而艾森豪威尔回华盛顿接替他的工作。

  尽管艾森豪威尔非常渴望与玛咪呆在一起,但是回华盛顿去的前景,仍使他沮丧不已。一天早晨,他在吃早饭的时候,布彻、史密斯谈论说,他有可能成为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马上反驳说:

  “不,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在气质上根本不适合这种工作,这一工作会毁了我。我在政治上没有耐性,因为我不能在已经证明对方在逻辑上不正确的情况下,还耐着性子继续争论。而政治家坚持反对一切逻辑。”

  布彻接口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欧洲总司令的人选。”

  艾森豪威尔笑了,“我很乐意听到这种说法,尽管这不大可能。我们跨越海峡的新行动——‘霸王’行动——的人选是布鲁克,或者马歇尔”。

  “那么,”布彻接着问道,“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职位?”

  艾森豪威尔想了一想,“我希望被任命为‘霸王’地面部队司令。不过,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得不回华盛顿去。”

  这时的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他将回华盛顿。艾森豪威尔不愿意离开地中海,尤其是他的部队还没有进入罗马时更是这样。当然,他是一名战士,随时准备去尽他的职责。他期待着不久就动身到华盛顿去,并想走访一下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和缅甸的蒙巴顿,这样一次旅行将使他得到有关他们战区的第一手资料。

  艾森豪威尔正在考虑这些计划时,罗斯福作出了决定。12月7日,罗斯福要在突尼斯接见艾森豪威尔。罗斯福下了飞机,没有乘坐给他准备的专车,却一头钻进艾森豪威尔的汽车里。汽车开动时,总统转过身来,冲着将军一乐,几乎是随便地说:

  “喂,艾克,将由你来指挥‘霸王’行动。”

  艾森豪威尔瞠目结舌。

  2. 短暂的团聚

  “霸王”行动指挥官,是在战争史中最令人垂涎的指挥职务。这给了艾森豪威尔绝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很可能只不过是许多著名的盟军将领之一,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统帅,后来也不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霸王”行动,像“火炬”行动一样,将是一次联合作战行动,而艾森豪威尔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建立并领导一个统一的参谋班子,并成功地指挥英、美部队联合作战。尚没有别的将军曾做到这一点。

  罗斯福之所以让艾森豪威尔来担当“霸王”行动的指挥官,是因为文森豪威尔颇负重望,每一个人都喜欢他。艾森豪威尔极具感染力的开怀大笑,随和的态度,以及一贯的乐观精神,总能给每个接触他的人以良好的印象——甚至当人们不同意他的决定时,对他的开朗性格也能做出积极反应。

  同样重要的是,他身体强壮,足以经得起长时间艰苦作战的磨炼和压力。虽已53岁,但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可以抵挡住流感的侵袭,能在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振作起来,并对部下露出愉快的神情来。艾森豪威尔给人的主要印象是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艾森豪威尔的言词、举止、表情,尤其是他那双湛蓝的眼睛,都惊人地显示出这种活力。当他听副手讨论未来的战役时,他的眼眼带着询问的神情,并很快地从一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他的眼睛经常流露出他的心情——生气时,他的眼光冷淡沉默;高兴时,眼睛灼灼发光;思考时,眼光锐利迫人;厌烦时,眼光呆滞枯涩。

  对于一项重大战役来说,人员的挑选是十分重要的。艾森豪威尔全力以真诚进行人事安排工作。布雷德利已经被选派去指挥美军第1集团军,英国地面部队司令则由蒙哥马利担任。他继续让史密斯当他的参谋长,特德担任“霸王”行动的副司令,斯帕茨指挥美国驻英轰炸机部队。这些人员中最重要的是情报处处长斯特朗。他是一位坦率而大胆的苏格兰人,由于他谦逊朴实,能够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完全没有英国人通常的那股傲慢劲儿,因此很受美国人欢迎。

  艾森豪威尔还坚持把他的“家”带到伦敦。这个家就是布彻、副官李、勤务兵米基、秘书凯、两名速记员、两名司机、一名厨师,以及两名黑人士兵。

  他最想要的美国将军,除了布雷德利之外,就是巴顿。他非常想要巴顿。为了能得到巴顿,他得付出一定代价,因为当时巴顿“打人事件”还是被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艾森豪威尔、陆军部和白宫都收到成百封来信。大部分的信要求任何殴打医院中的士兵的将军,应立即解职。

  马歇尔已经听说了“打人事件”,他非常生气,要求艾森豪威尔作出解释。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写了满满4页纸。他向马歇尔保证,尽管报道说巴顿没有受到惩处,实际上他已经采取“恰如其分的纠正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冷静,由我来承担责任”,并预测这场风暴会马上过去。

  1944年元旦刚过,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玛咪只是在几个小时前才接到消息,知道丈夫要回来。她非常激动,因为她一直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艾森豪威尔匆匆赶到家中,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他发现玛咪没有入睡,在静静地等着他。艾森豪威尔夫妇说说笑笑地谈了一整夜。玛咪发现,丈夫比18个月前的时候,虽然老了一些,但更持重,更自信了。

  早饭后,艾森豪威尔说要到陆军部去见马歇尔,说完他就拔腿走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是从前未曾有过的,因而玛咪有点伤心。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玛咪才知道,他已经习惯于突然结束谈话或会晤——这并非他变得粗鲁,而仅仅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并且希望他周围的人理解,他必须紧锣密鼓地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问题。

  1月6日,在马歇尔的安排下,艾森豪威尔夫妇到“白琉璜喷泉”去度假。马歇尔在那儿为他们准备了一幢幽静的别墅,这幢别墅装修豪华,设施完备,与外界完全隔绝。马歇尔想,艾森豪威尔终于可以暂时抛弃繁杂的事务,痛痛快快地玩上两天了。

  马歇尔想错了。这两天悠闲、轻松的假期,却充满了紧张和争吵的气氛。事端出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他再次说漏了嘴,将玛咪称为“凯”。

  玛咪大发雷霆。她呜呜地哭着说:“你都回到家了,心里却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如果你心里还有她的话,为什么还到我这儿来呢?你如果嫌我又丑又老的话,还来这儿干什么呢?”

  艾森豪威尔自知理亏,涨红着脸,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待玛咪稍稍平息后,他陪着笑,企图揽过玛咪的肩膀,玛咪气哼哼地甩开了。

  “你知道……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艾森豪威尔拼命地解释道,

  “你和约翰才是我的全部。要知道,凯是我近一年半中看到的惟一女人,难免自然而然地说出她的名字。”

  玛咪有些心软了,但她认为这种解释太不能令人满意。

  接着,艾森豪威尔乘飞机到堪萨斯州去探望久别的家人。大家从各方赶来相聚:艾达从阿比伦来,而阿瑟和他的妻子从堪萨斯城来,埃德加和厄尔住得太远不能来团聚。

  兄弟见面,分外激动。尤其是大家看到艾森豪威尔已功成名就,都很高兴。密尔顿悄悄地提醒艾森豪威尔:“艾克,妈妈在爸爸死后就丧失了记忆,因而你不能对她期望过高。”

  “知道了,”艾森豪威尔轻轻回答道。

  然后艾森豪威尔去见母亲艾达。身材瘦小、满头银丝的艾达确实有些神智不清了,她摇摇晃晃地站住,眯着布满皱纹的眼睛,盯了艾森豪威尔好半天,突然迸发出一句:

  “哦,是德怀特呀!”

  大家面面相觑,又惊又喜,严重丧失记忆的母亲,居然还能认出久别的儿子艾森豪威尔!艾达又哭又笑,她又像以往那样兴高采烈地开起玩笑来。当天下午,密尔顿的家中充满了欢笑声。艾森豪威尔的兄弟们对他的老练和沉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瑟说:“如果你看到艾克的话,就不得不为他的敌人感到一点遗憾。”

  几天假期一转眼就过去了。玛咪对她的丈夫一心扑在“霸王”行动上,急于返回伦敦,只有很少的时间和她在一起而感到郁郁不乐。看着他忙忙碌碌地收拾行李,又要作长期的离别,她的心几乎碎了。

  “艾克,战争打完了就回来。我再也经受不住你的离开。”

  艾森豪威尔的眼睛湿润了。他亲吻着玛咪说:“一言为定。”

  一周后,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玛咪说:“尽管假期中出了点小插曲,闹了点小别扭,但是我觉得回家还是很高兴的事。我认为这正是因为我们分离太长,却不得不匆匆登上旅途的缘故。我回家一趟,收获很大。”

  3. 运筹“霸王”

  回到伦敦后,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总部设在格罗夫纳广场20号。比起1942年6月的那次战争准备来说,工作要容易得多。艾森豪威尔有了两栖作战的经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主要来自盟军总部;战场司令官,除了马罗礼之外,在地中海都有过实战经验。

  总而言之,艾森豪威尔班子受过战斗考验,致力于盟军团结,对艾森豪威尔充满信任,并且热心进行工作。与当年的“火炬”班子相比,这个班子好得多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秩序代替了混乱,坚定与信心代替了恐惧和怀疑。”他很高兴地看到,人们都在拼命地工作,人人都确信,“我们正在接近一场无可估量的巨大行动”。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为“霸王”战役投入战斗的登陆艇和空军的规模。艾森豪威尔确信“霸王”行动是一次伟大的战役,因此几乎不可想象,除了全力以赴,还能说什么。他在报告中说:“必须克服一切障碍,忍受一切艰苦和冒一切风险,来保证我们的打击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能失败。”

  在“霸王”行动中,艾森豪威尔所起的作用是监督大于领导。“霸王”行动是历史上最大的两栖进攻,集结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空军机群和海军舰队。它需要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投入这项工作。仅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就有1.6万多人,其中有2800名军官。此外,美、英军的集团军,军和师一级的参谋人员,都全部投入到这一行动中去。

  在这些庞大的机构面前,必须有人给这些机构作指示;必须有人作出决定;必须有人负责采取行动。所有这一切,都落到艾森豪威尔的肩上。仿佛只有他的操心是没完没了的,只有他承担着指挥的沉重负担。

  而给玛咪写信,实际上成为他惟一能摆脱“霸王”行动、能自由思考的事情。他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一些深藏在内心的感情。他憎恨战争,不愿意把大批士兵派去送死。他对玛咪说,“我希望这场残酷的战争快点结束。”

  艾森豪威尔即将面对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他得把所有的伤亡数字统计出来。计算人员的损失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想到有许多风华正茂、与约翰一样的青年与世诀别,他的心里便涌起一阵阵的酸楚。

  准备阶段,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任务则是挑选50名师一级的指挥官。他不插手英国或加拿大的将军们的挑选,但是他坚持要由他挑选美国的将军。

  艾森豪威尔认为,师一级的指挥官在战争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位置比军或集团军一级的指挥官,负有更大的责任。美国大兵们很少谈到他们所隶属的军或集团军,但对他们所在的师、对他们肩上佩戴的识别标志、对他们的师长“老头子”却极为自豪,因为士兵们认为,自己部队的最大组织便是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步兵师相当紧凑,能够独立作战,而且一个人可以完全指挥它。

  艾森豪威尔总是说,只要了解一个师的师长,就可以了解这个师,因此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挑选他所想要的师级指挥官上。艾森豪威尔所挑选的将军,有许多是他在西点军校或前线认识的,他了解他们,而且他们中大部分来自正规部队,并有作战经验。

  离“霸王”行动预定的进攻日期越来越近了。丘吉尔首相对这次行动开始尚持怀疑态度,后来,他终于了解了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一次午餐会上,他充满激情地含着眼泪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准备和你一起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如果失败了,我们一起下台。”

  在进攻前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玛咪说,“我好像生活在高压线上。”

  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想方设法使自己放松,因为他摆脱不了最后一刻的问题和烦恼。他深信,只有放松自己的人,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紧张起来。

  对他来说,最好的休息是打几把桥牌、在里士满公园骑马、以及观赏花鸟鱼虫。有几个晚上,艾森豪威尔甚至仔细地观看种子目录,计划在别墅里搞个菜园子——此举让他回想起少年时代种菜的难忘经历。想着想着,他不由自主地呵呵笑了起来,感慨道:“唉,那时才12岁。”

  除了计划种菜,他还尝试着画些素描,比如,快速地画一棵松树,或者一所房屋。当然,结果都不令他满意。他在每一幅不成功的素描上都写了“涂鸦”几个大字。

  在成千上万人的精心参与和安排下,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的惟有气象问题了。天气是无法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上计划最完善的战役,最后都免不了要受制于变幻无常的天气,尤其是海战更是这样。潮汐和月亮的情况是可以预测的,但风暴和海浪却不能。艾森豪威尔抱怨说:“这个国家的天气根本无法预测。”如果天气转坏,肯定要有人劝他取消这次进攻,这就意味着精心准备的进攻计划还得推迟几个星期,如果这样的话,无论对士气还是财力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

  艾森豪威尔走出帐篷。天色阴沉下来,并不合时宜地刮起了风。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最后决定:进攻还是等待。他想,天气根本无法捉摸,要预期同时具备完全理想的天气和合适的潮汐条件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的初步想法是:他们必须开始进攻——除非天气确实严重恶化。1944后6月4日凌晨4点,艾森豪威尔在索斯威克别墅会见他的部下。气象官员带来了不好的消息,他对艾森豪威尔报告说:“6月5日的天气将是阴有暴风雨,云层0至500英尺,风力5级。更糟糕的是,天气将很快恶化。”

  蒙哥马利插话说:“不管怎样,我要干下去。军官和士兵们都在等待着这一刻。而且,24小时以上的天气预报通常是不可靠的。”

  “不,”特德和马罗礼则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在恶劣条件下坚持作战的话,会得不偿失——在暴风中摇晃的登陆艇可能在没有靠岸前沉没,或者部队被浪涛卷上海滩,战士们将晕得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

  艾森豪威尔沉思片刻,最后决定把作战计划推迟24小时。

  6月4日晚上,艾森豪威尔在别墅进餐。饭后,蒙哥马利、特德、史密斯、拉姆齐、马罗礼、斯特朗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汇集在阴暗的餐厅里,人人带着紧张而严肃的神情,安静地等待着。

  落地窗外,雨哗哗地下着,狂风卷起活动窗棂,发出断断续续的拍击声。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似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雨水都下干才肯罢休。雨幕把一切景象都遮没了,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近处的柳枝在风中无力地飘摇着。暴风雨,给每个人的心都蒙上一层阴影。

  餐厅很大,一边放着一张大桌子,另一边放着安乐椅。一面墙上,挂着巨大的英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地图,上面插满了大头针、箭头以及其他五颜六色的符号。军官们沉闷地坐在安乐椅上,喝着咖啡,偶尔轻声细语地谈着些什么。

  晚上9点半的时候,气象官员终于带着最新的气象报告走进来。艾森豪威尔让他的部下都坐好,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

  气象官员气喘吁吁地说:“天气出现转机,正在下着的倾盆大雨将在两三个小时内停止……”

  话未说完,大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气象官员回忆说,从来没有见过一群中年人这样高兴地欢呼雀跃,许多人甚至手舞足蹈起来。

  在焦躁不安的期待中,盟国远征已是箭在弦上。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强大的军队像卷着的弹簧一样绷得紧紧的,等待着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时刻到来。”

  4. 飞越英吉利海峡

  众人把焦急的目光都集中到艾森豪威尔身上。此刻,能够作出重大决策的人只有艾森豪威尔。如果发动进攻,必须现在就决定。艾森豪威尔冷静地衡量着各个方案。末了,他坚定地说:

  “我确信,必须下达进攻命令。让我们干吧!”

  接着,艾森豪威尔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出了《进军令》。

  《进军令》发出后,拉姆齐冲出门去,开始向舰队下达命令。5000多艘船只顶着风雨,开始向法国浩浩荡荡地驶去。

  其他司令官也从椅子中一跃而起,冲出门外赶往他们的指挥所。30秒钟后,原来拥挤嘈杂的大厅里已是空荡荡的,只剩下艾森豪威尔一个人了。一分钟前,他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千百万人的命运决定于他的命令。但是现在,他则“失去”了权力。在以后的两三天里,他几乎什么都改变不了。无论是他,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使进攻停下来。哪怕是狂奔向奥马哈滩头的一名上尉,所起的作用都比艾森豪威尔大。

  艾森豪威尔现在只能坐着等待。

  艾森豪威尔学会了消磨时间。他走向阅兵码头去看一些美国士兵登陆演习,然后回到他的活动房子。百无聊赖之际,他在饼干箱上同布彻下棋,两人下了个平手。午饭时,他们谈论报纸上的各种政治传闻。飓风似的大风,把他的活动房屋吹得摇摇晃晃,雨仍铺天盖地地下着。

  望着厚实细密的雨雾,艾森豪威尔叹了一口气。

  饭后,艾森豪威尔和报界代表们走进一个帐篷,那里面等候着许多暴雨中赶来的记者。艾森豪威尔宣布:进攻正在进行。这时有电话打进来,艾森豪威尔接了电话,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挂了电话后,他似乎觉得雨声小了,他从帐篷帘向外一看,明晃晃的阳光透过云层,穿过雨雾,映进他的蓝眼眸中。他高兴地笑了。

  6月5日早上7时,拉姆齐打电话告诉艾森豪威尔,一切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接着马罗礼报告了好消息——空降成功,伤亡轻微。这时的艾森豪威尔,心满意足地坐在床上,抽着烟,开始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刚刚收到的西部小说。

  整个上午,从滩头阵地发来的消息都是零零碎碎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足以使艾森豪威尔的脸上挂着笑容。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一切顺利。作战部队士气高涨,英勇顽强,估计能出色完成任务。……从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出战斗的激情。”

  接下来的情报有喜有忧:英国和加拿大部队登陆的滩头遭到轻微抵抗;美军在犹他滩头的阵地已经巩固;奥马哈的部队遭到德军猛烈的炮火袭击。

  6月6日晚,23000多名空降兵已空投到诺曼底,57500名美军、75215名英军和加拿大部队已经登陆。156000名盟军士兵已经突破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

  接下来的几天,战果继续得到巩固。尽管前线没有一处在预定发起进攻日或一两天后完全达到最初的目标,但盟军已掌握了主动权,到处对德军施加压力。到发动进攻的第一个周末,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巩固了8至12英里深、50英里宽的桥头堡。

  6月10日,马歇尔、阿诺德和英王抵达伦敦。他们名义上是出席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实际上他们想亲自看一看这次前所未有、意义重大的进攻。艾森豪威尔陪同他们参观作战总部,并登上奥马哈滩头阵地。

  艾森豪威尔在天气上的赌博已经得到报偿。6月19日,一场强烈的暴风雨袭击了法国海岸,摧毁了一座人工港湾。人们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在6月5日决定把时间推迟15天的话,他们将遇到20年来最糟糕的天气。

  丘吉尔激动地评论说,“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战役”已使盟军重返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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