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金沙所有网址

当前位置:奥门金沙网址 > 奥门金沙所有网址 > 希特勒传,身处险境

希特勒传,身处险境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08 14:52

  希特勒"海狮计划"受挫,他不仅没有取得征服大不列颠的"最后胜利",而且也丧失了在地中海给英国以致命打击的机会。

  1927-1931年
  邓小平回到了内战纷纭的祖国。这以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有生命危险之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之后,在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作政治工作的四个月。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处处长。该学院是由刘伯坚(后来成为邓的领导)创建的一所培训学校。刘伯坚*是该校政治教员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书(应为邓小平。——译注)记。邓小平的公开工作有两项:一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着重宣传的是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外一项工作是发现和交结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的秘密任务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的工作之一想必是把他们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接纳了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主力部队。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分裂成两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军队中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因此坚定地反对农村的社会革命。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抵制外国势力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会妨碍国际社会及早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l926年初那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1927年3月,蒋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其所控制的省份(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长江以南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左翼国民党组织都受到袭击。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份,他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匪徒,有的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港口和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有传闻说,铁路工人波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这也许并不真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了,其中就有工会的头头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哈完饭出来时被捕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运气好,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大屠杀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它一些小工业城镇蔓延开来,而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风,也随即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工头被掉。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更在南京另立政府。4月底,左右两派最终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左翼国民党合作以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认为,湖南(毛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则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也持悲观的看法。而当时的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斯基,由于托洛斯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无一致,斯大林便指示左派统(托洛斯基的观点与毛洋东的思想并不一致。——译注)一战线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左翼国民党直接合作①。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从那以后,共产党的处境越来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左翼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一群记者说,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忠于国民党左翼的拥有实权的将军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武汉政府中撤出,但仍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已为时太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互从对方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陈独秀在整个夏天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因为害怕)。这时,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于6月份离开西安来到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出于工作之便,邓得以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寿终正寝。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离开了汉口。他和他的俄国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另外火车上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就斯大林的个性来讲,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本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他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30年代。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反犹太运动。1949年他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监狱里,享年近七十岁。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邓改用邓小平这一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像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必要时,仍一直继续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四个文件,但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其它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全新战略的过程。
  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尝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里,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员中无一名军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那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当兵,但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召开之前,已经举行过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干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征途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弄到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领导整个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末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最后率领着仅存的六百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汇合。
  随后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和士匪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了一番苦战,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认为自己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土匪出没。当时有两伙土匪占领着井冈山,毛泽东说服了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并驻扎下来,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的第三次起义12月份在广州爆发,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结果共产党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著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笔损失: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俄国人并袭击了苏朕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仍然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维汉。李与邓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刚被提开到政治局工作。现在,邓小平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阔别七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里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②。在平常时期,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繁琐,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共产党在当时是非法组织,其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个人若是叛变了,会牵连到许多人。在共产党人要积极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给国民党警察。
  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内的安全地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卫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就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每去西南的同一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在1928年或1929年年初的某一时间,邓小平结婚了。他的妻子张锡瑗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区某个小根据地任过职。邓小平是什么时候、怎么为她相识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在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援死于难产。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他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张锡援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了上海、凋任新的工作了。邓小平对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及到这次婚姻。
  对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主要的政治事件是召开了第六届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该次会议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斯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和“富农路线”受到攻击。他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甚至手腕上还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份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一致。
  经过整个6月份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谴责了“机会主义”(即所谓陈独秀执行的路线。陈未到会),但同时也谴责了“盲动主义”(即由瞿秋白下令发动的那种盲目的军事行动)。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十六年以后,当毛泽东自己(此处有误。毛泽东是在1939年和1940年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完整的总结的。——译注)总结出一口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到广西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联络。他们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广西省所有党的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尽管绥靖公署主任是秘密党员,省政府主(原文有误。绥靖公署主任不是秘密党员。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共产党员。——译注)席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广西只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保持着联系,而广州当时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分子手中。广西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两位的倡议。
  邓小平先从海路到达海防,然后于9月初经陆路抵达广西首府南宁。随后又有几名党员相继来到广西,包括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等候省主席出征反蒋。后来省主席的确和绥靖公署主任一道出发了。他们刚一启程,两位共产党员便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向西北进驻山区,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可靠的人占领了省军械库,军械库里有五干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二三千人在江西南部活动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省主席和公署主任的冒险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对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击溃,他们两人双双逃亡。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轮船上,命令他们的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轮船沿邕江及其北边两条支流逆流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张云逸率领的第二支部队。两支部队汇合后,接着进军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集镇百色。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策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为了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他们在12月11日这天,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斧头交叉的腹帜。在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工农苏难埃政府。两个镇均未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担任了部队的政委和前委书记。然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了第二次起义。(早在前一年的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初,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党中央不太可能(邓小平赴上海汇报工作,是同李明瑞、许卓商议后决定的,——译注)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另一方面,他至少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如何安排绥靖公署主任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受挫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那儿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谋得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与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妻子担心。
  邓在上海呆了两个月,4月份才离开。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总书记向忠发已不负责党中央的工作,而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执掌。
  邓回到了广西。这里的情况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之前统治广西的军阀,已经回到南宁并迅速调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只有大约不到二千人的兵力,战败后被赶出根据地。红七军出师南宁试图缓解红八军的压力,但也受挫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区里。
  当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邓小平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韦拔群是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几年前就开始带领一伙农民在山区活动。邓小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③。这似乎是很大胆的行动,完全按照当时中央的精神,没收地主的土地。它比毛泽东当时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过激,后来邓自己也采纳了毛的政策。也许他意识到,全面的土地改革往往造成土地收成减产,使农民的处境更艰难,而农民正是红军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1930年6月红七军离开山区,在百色周围重新开始活动。邓小平此时重返红七军并积极抓部队训练。他还着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控制了约二十个县镇,共一百万人口。
  如果党中央允许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据地是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只是边界不断发生一些变化。但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须导人一样,他们也沦为所谓“立三路线”的牺牲者。李立三推行的是共产党“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
  李立三路线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政治局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世界革命会紧随中国革命而爆发。而且蒋介石正忙于与冯玉祥和另一位北方军阀阎锡山作战,共产党在三大根据地和许多小根据地内已拥有了五万名武装力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此李立三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已拥有足够的实力攻占武汉、广州和其他大城市。攻占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军事目标。
  在李立三的宏伟计划中,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以阻止该省的反动势力向北进攻共产党军队),最终占领广州。8月,中央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又说“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时期。从邓小平以后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而在广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幸存人员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但韦拔群很快就掉头西行,使由三支队伍组成的部队失去一支力量(韦的部队后来被打败,韦被出卖后遭杀害)。另外两支队伍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带领下连续向东征战。后来表明,这次征战是五年后长征的一次预演。
  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和张云逸尽力按李立三的指示行动。他们率领军队向柳州进军,但当听说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队前往柳州时,决定撤出战斗,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⑤,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行动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分裂,邓岗便离开了他们。
  现在不太清楚,邓小平和张云逸是何时认定他们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去寻找毛泽东。据军队中一名老兵记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⑥。不过,最终还是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有一万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红七军决定到井冈山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粮食也极度匮乏。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遭到敌人袭击。有一大部分人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另一小部分人再次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成了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团聚。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队伍进入江西,来到离毛泽东最初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邓小平在这时离开了池的部队。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⑦。然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却在其创办的刊物上指控他当时叛离了红军队伍。杂志上有篇文章写道,当邓巡察回来的时候,听到营地上的枪声大作,便决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⑧。而当时的情形可能是,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那队或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去参加战斗,邓小平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不体面的,因为他不是阵地指挥官,而且的确是受前委命令前往上海。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即当他后来在1931年回到江西后,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了此事,结果证明邓小平是清白的。
  邓小平的部队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井冈山附近征战了几个月后,于1931年被收编进中央红军。
  注释:
  ①《剑桥史》第12卷,第656页。
  ②《邓小平传略》第7页。
  ③问上书,第8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同上书,第8页。
  ⑥参见袁任远《红色风暴》。
  ⑦《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⑧弗朗兹:《邓小平》第88页。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①《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②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O页。
  ③《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④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⑤同上书,第264页。
  ⑥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6-267页。
  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⑨《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⑩科克:《邓小平》,第23页。
  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①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②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③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④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于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⑤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⑥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⑦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⑧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在待机击敌。”⑨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⑩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
  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⑾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⑿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⒀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

   圣诞节后两天,雷德尔海军元帅在柏林会见了希特勒,但是他没有在圣诞节带来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他对"元首"说,"英国在整个地中海、近东和北非所受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因此"我们曾经希望在地中海采取的决定性行动已经不再可能采取了"。

  ①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月18日。
  ②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2月1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6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37、338页。
  ⑦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⑧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⑨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2、1223页。
  ⑾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月15日。
  ⑿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⒀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由于佛朗哥多变、墨索里尼的愚蠢,甚至由于贝当元帅的年迈昏庸,希特勒的确在地中海坐失了大好的机会。意大利侵略军在埃及的沙漠中遇到了灾难,现在到了12月,又在阿尔巴尼亚的雪山中面临着灾难。这些不顺心的事件也是战争中和第三帝国的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是由于德国的朋友和盟国的软弱,他们进行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而且一部分是由于这个纳粹统帅不能了解必须采取目光远大的洲际战略。而雷德尔,甚至戈林,倒曾经敦促他采取这种战略。

   1940年9月间,雷德尔曾经两次企图扩大希特勒思想上的视野。在9月26日第二次军事会议上, 雷德尔曾与希特勒单独进行密谈。他在没有陆空军将领打扰的情况下,向他的"元首"详细叙述了海军的战略和在英吉利海峡以外的地方打击英国的重要性。

   雷德尔说,英国人一贯认为地中海是他们的世界范围的帝国的中枢,为英国力量所包围的意大利正迅速成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他建议在美国能够有效地进行干预以前,德国必须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毫不迟疑地对英国进行战争。因此,地中海问题必须在冬季的几个月中予以澄清。

   这位海军元帅的具体方案是:必须占领直布罗陀;必须由空军占领加那利群岛;必须占领苏伊士运河;必须从苏伊士通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向前推进,远至土耳其。如果达到那一步,他认为土耳其甚至苏联就在纳粹的手掌之中了。

   雷德尔心中想的是把英国赶出地中海,把土耳其和苏联掌握在德国手中。他还预言,英国在美国和戴高乐部队的支持下,会设法在西北非洲获得一个立足点,作为以后对轴心国进行战争的一个基地。他主张德国和维希法国先占领这个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以防止这一着。据雷德尔说,希特勒同意他的想法,但是希特勒说,在行动之前他得先同墨索里尼、佛朗哥和贝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他安排在10月23日会见西班牙独裁者,在第二天会见贝当,那时他是维希投敌政府的首脑,几天以后再会见墨索里尼。

   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对国内武装叛乱、保卫共和国的革命战争。1936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人民战线获胜,成立联合政府。同年7月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1939年3月首都马德里沦陷,共和国政府失败,开始了佛朗哥的统治时期 。佛朗哥在内战中获胜,是由于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给了他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他像其他独裁者一样,对于坐地分赃有很大的胃口,特别是如果能够以低廉的代价分得这些赃物的话。6月间,在法国沦亡的时候,他赶紧通知希特勒说,西班牙将参战,交换条件是把法国在非洲的广大属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给它;另一个条件是,德国向西班牙供应大量的武器、汽油和粮食。希特勒在10月23日乘专车到达法国-西班牙边界城市汉达伊, 这是为了给佛朗哥一次履行这个诺言的机会。但是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情况,例如英国顽强 地坚持下来了,希特勒碰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意外。

   这个狡猾的西班牙独裁者,并没有为希特勒的"英国已被肯定地击败"的吹嘘所动,他对于希特勒的保证也不满意。这个保证是让西班牙在法属北非得到领土补偿,而佛朗哥想要整个法属非洲,而不附任何条件。于是这两个独裁者进行了争论,一直争论了九个小时。

   据当时在场的翻译官施密特博士说,希特勒和佛朗哥的会谈是在"元首"的车厢里进行的。会谈之前双方就心怀叵测,各自定下了自己的底牌。希特勒对他的外长说,"目前我们不能给西班牙人关于转让法属殖民地的书面保证。倘使他们拿到这棘手问题的书面东西,这些饶舌的拉丁人一定会使法国人迟早知道这些事。"接着这位阴险狡猾的独裁者讲了自己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我打算和贝当谈话时,促使法国人首先和英国冲突,因此我现在不能向西班牙人提议割让这些领土。相反,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和西班牙有这么个协定,法国殖民帝国也许整个儿投向戴高乐了。"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独裁者行将会谈的性质,同时也透露了后来会谈为什么弄得一团糟的原因。

   西班牙专列大约在下午3点左右出现在法、西两国边界线比达索瓦河的国际大桥上。这位西班牙独裁者身材矮小,肤色黝黑,长着一对猫头鹰似的黄眼睛。当他走下列车,这时军号高奏,铜鼓齐鸣。检阅仪仗队之后,接着就开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会谈。

   希特勒一开始便洋洋得意地吹了一通德国的"胜利"。"英国早已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现在英国只是尚未打算承认这一事实"。接着,他说到了核心问题--直布罗陀。希特勒强调,只要拿下该地,就可把英国赶出地中海和非洲。他提议立即缔结一项要求佛朗哥于1941年1月参战的协议。直布罗陀将于1月10日由当年以惊人的速度攻下列日的埃本·埃马尔炮台的那支特别部队用新的方法占领之。希特勒说,德军的一个重要进攻方法是夺取"死角",即占领大炮的仰角和旋转限度以外而射击不到的地区。为了攻克这一堡垒,德军曾仿造了一个直布罗陀炮台模型,整天用这种方法进行训练。因此,拿下这一炮台,可做到万无一失。

   为了吊佛朗哥的胃口,希特勒然后提出,直布罗陀可以归西班牙,并且含糊地说,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可以归西班牙。纳粹元首把"可以"两个字拉的很长,而且显得有些勉强。并提出必须"有可能从英国殖民地弥补法国的损失为限"。

   佛朗哥起先坐着一言不发,态度让人难以捉摸,弄不清楚究竟是希特勒的建议惊呆了他,还是在考虑如何答复。接着他摆了一大堆困难,跟墨索里尼在战争爆发时的态度一模一样。他说,西班牙粮食十分紧张,眼下就缺几十万吨小麦,德国能提供吗?西班牙需要现代化的武器,德国能够提供吗?西班牙必须保卫漫长的海岸线,以防英国海军的袭击,德国能提供装备吗?此外,由外国军队攻下直布罗陀,然后把他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这不合西班牙的民族感情,应该单独由西班牙人把它夺过来。另外,西班牙必须无条件的接管法属非洲殖民地 。

   面对着佛朗哥咄咄逼人的挑战,希特勒当时说,德国坦克攻占了直布罗陀桥堡,就可以把英国赶出非洲。"把英国赶到非洲大沙漠的边缘,那也许可以做到,"佛朗哥针锋相对地说," 但要保障中部非洲免受来自非洲大陆和沙漠地带的强大攻击,那恐怕做不到。同样,对一个岛屿的袭击,也来自广阔无际的海洋。作为一名征服非洲的老战士,我心里很明白这些道理……。"佛朗哥用单调的声音不断地往下讲,希特勒越听越恼火,并且一度像他过去对待张伯伦那样,一跃而起,宣布继续会谈下去没有用了。

   他后来对墨索里尼叙述他同佛朗哥进行争吵时说:"我宁愿把牙齿拔掉三四个,也不愿再受这个罪了。"

   9个小时以后,会谈在夜晚中断,而佛朗哥没有肯定答应参加战争。希特勒在那天晚上走后,把里宾特洛甫留下来同西班牙外长塞兰诺·苏纳继续会谈,企图使西班牙人签署一个文件,至少是签订一个同意把英国人赶出直布罗陀并且不让英国人进入地中海西部的协议,但是他的这种努力没有成功。里宾特洛甫第二天早晨在施密特面前骂佛朗哥说,"这个忘恩负义的懦夫!他的一切都是靠我们得来的,而现在却不愿同我们合作。"

   希特勒第二天在蒙都瓦与贝当会晤的情况较好,但这是因为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法国投降的元凶,同意法国与它的征服者合作,以便作最后努力使从前的盟国英国屈膝。而且他同意把这个可耻的勾当写成书面的东西。"轴心国和法国在使英国尽快失败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法国政府将在它的能力范围内支持轴心国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可能采取的措施。"

   作为对这个背信弃义的行动的报答,法国将在"新欧洲"得到"它应得的地位",而在非洲,它将从法西斯独裁手中得到英帝国的领土,以补偿它被迫割让给其他国家的任何领土。双方同意这个协议要"严守秘密"。

   尽管贝当作了可耻的然而是重要的让步,希特勒并不满足。据施密特博士说,他想要更多的东西,非要法国积极参加对英国的战争不可。在回慕尼黑的漫长的旅途上,这位翻译官发现希特勒对此行的结果感到失望和沮丧。10月28日上午,他到达佛罗伦萨会晤墨索里尼后,这种情绪更是有增无已。

   他们两人在仅仅三周以前,即10月4日,还曾在勃伦纳山口会过面。像通常一样,当时讲话的主要是希特勒,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通美好前途的话,其中丝毫不提他将要派遣军队到罗马尼亚一事,而罗马尼亚也是意大利所垂涎的。当墨索里尼在几天以后知道了这一点时,大为气愤。他向齐亚诺生气地说,"希特勒总是把既成事实放在我的面前,这次我要用同样的办法来教训他了。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经占领了希腊。这样,平衡可以重新建立起来。"

   墨索里尼在巴尔干的野心像希特勒的野心一样疯狂,而且妨害了希特勒的野心。因此,早在8月中旬,德国人就警告罗马不要在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冒险行动。齐亚诺在8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这完全是一个要我们在全线停下来的命令。"墨索里尼至少暂时放弃了在巴尔干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的计划,并且在8月27日写给希特勒的一封卑躬屈节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轻而易举地征服希腊的前景,对这个高傲的法西斯领袖的诱惑力太大,他认为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销他的伙伴的"光辉胜利"。

   10月22日,他决定意大利在10月28日对希腊进行突袭,他在同一天写信给希特勒,他把这封信的日期写为10月19日,暗示他打算采取行动,但是对这个行动的确切性质和日期则含糊其词。齐亚诺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担心希特勒可能"命令"他住手。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从法国乘专车回国的时候,风闻墨索里尼的计划。纳粹外长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在进入德国以后的第一个车站就停下来,打电话给在罗马的齐亚诺,主张立即召开轴心国领导人会议。墨索里尼建议10月28日在佛罗伦萨开会。当他的德国客人在那一天上午从火车走下来的时候,墨索里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元首,我们在进军!胜利的意大利军队已经在今天黎明越过了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了!"

   墨索里尼由于应该对他的朋友进行报复,感到极为高兴,因为在以前,纳粹独裁者在每次侵略 一个国家时,都没有预先告诉过他的意大利盟友。希特勒非常愤怒。在一年之中这个最坏不过的时候,对一个顽强的敌人采取这种轻率行动,有打乱他在巴尔干的计划之势。正像在稍后一些时候写信给墨索里尼时所说的,希特勒赶往佛罗伦萨是希望能防止这个行动,但是他来得太晚了。据在场的施密特说,这位纳粹领导人还是设法压住了他心头的怒火。他在匹蒂宫和墨索里尼"友好"交谈时,一点也不显露他的切齿之恨。

   希特勒刚刚回到柏林,墨索里尼的军队在希腊遭到挫败的消息就传来了,这进一步使他认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不到一周,意大利在那里的"胜利"进攻变成一场溃败。11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的总理府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不派任何德军到利比亚去支援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所领导的意大利军队,只派少数俯冲轰炸机前往埃及,袭击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和轰炸苏伊士运河。

   至于希腊,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承认,意大利在那里的进攻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从而危及了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英国人由于占领了克里特和莱莫斯而获得了空军基地,他们从这些基地能够轻而易举地轰炸罗马尼亚油田,他们还由于派兵到希腊本土而威胁了德国在巴尔干的整个地位。为了对付这个危险,希特勒命令陆军立即制定计划,用至少十个师的兵力通过保加利亚入侵希腊。

   希特勒还决定在地中海西部采取行动。为了占领直布罗陀、西班牙的加那里群岛和葡萄牙的佛德角群岛所用的代号是"菲立克斯"。海军还要研究占领葡萄牙的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的可能性。葡萄牙本土必须加以占领。这个行动的代号将是"伊沙贝拉计划",德军三个师将要集结在西班牙-葡萄牙边界,以执行这个计划。

   最后,法国海军的一些舰只和一些部队将要调出来,以便法国可以保卫它在西北非的属地以防英国和戴高乐的进攻。希特勒在他的指令中说,"从这个初步任务开始,法国参加反英战争的工作就可以充分地展开。"

   为了能够进攻直布罗陀,使英国舰队不能进入地中海,希特勒打算"再设法影响佛朗哥",使他早日采取行动。1941年2月6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西班牙独裁者。信中说,"领袖,有一件事情必须澄清: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斗争,目前不能够送任何礼物";"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进行的战斗也将决定西班牙的命运。只有我们获胜,你目前的政权才会继续存在下去。"

   对希特勒来说很不幸的是,佛朗哥收到这封信,正好是格拉齐亚尼元帅在昔兰尼加的残部于本加济以南被英军消灭的那一天。这时英军已经越过了昔兰尼加,前进了500英里,消灭了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整整10个师的军队,俘虏了13万人,缴获了1240门大炮,500辆坦克。这就难怪,佛朗哥在1941年2月26日复信时,虽然声称他"绝对忠于"轴心国,但是他提醒纳粹 领袖说,最近的事态发展已使"十月的情况大大改变",他们在那个时候达成的谅解已经" 过时了"。

   希特勒在他充满剧烈变动的一生中少有几次承认失败,这次是其中之一。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这个西班牙人的乏味废话归结起来是,西班牙现在并不想参战,而且将来也不会参战。这是极端令人烦闷的,因为这意味着暂时已不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在英国的地中海属地打击英国了。"

   1941年1月8日至9日,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隆冬的积雪现在已深深地覆盖这座高山,山上的空气看来已使他头脑清醒过来。他承认,直接入侵英国的确是"行不通的,除非使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除非德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他说,海军和空军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断绝它的供应。为了支持意大利,他决定把一些反坦克部队和德国空军中队派往利比亚。更重要的是,他将派遣由两师半兵力组成的一个军去支援在阿尔巴尼亚退却的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入侵希腊的"马丽他计划"将加紧执行。他下令必须立即把军队从罗马尼亚调到保加利亚,这样就能在3月26日开始"马丽他计划"。希特勒还详细谈到要占领法国的残余地区并夺取法国在土伦的舰队的一个计划。他说,"如果法国不听话,就必须把它彻底粉碎。"

   正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希特勒提出了入侵苏联的"巴巴洛萨"计划。他说,如果美苏参加对德战争,情况将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出现这种威胁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俄国垮台,日本就可大大松一口气,这一点则意味着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增加了。"

   "巴巴洛萨"是中世纪德皇腓特烈一世的浑号,意即红胡子。他曾企图以血腥的战争征服周围的国家,妄图称霸欧洲。希特勒决心继承德皇腓特烈的衣钵,他不仅要称霸欧洲,而且要称霸世界。

   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希特勒早在上台以前,就把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看作是谋取世界霸权的最大障碍和最终打击的目标。他曾狂妄宣称,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他一生的目的,是纳粹党的基本思想。他在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连篇累牍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了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攻击。他疯狂叫嚷,"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突进。必须把俄国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中划掉。"1940年6月2日,当德国法西斯军队还在攻打英法联军时,希特勒就扬言,"英国现在就会'理智地媾和',这样他就可以最后腾出手来,完成他的伟大而正当的事业,同布尔什维主义决一雌雄"。当西欧战事还没有结束,他就急忙指示他的军队,必须集中一切注意力,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消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希特勒德国对进攻苏联做了详尽的准备。1940年7月21日,希特勒命令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开始着手准备对俄国的作战。同年12月18日,希特勒批准了"巴巴洛萨"计划,即第11号作战指令。这个计划要求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用闪电战击溃苏联 ,并且规定对苏战争必须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内结束,最迟不得超过1941年圣诞节。因此,"巴巴洛萨"计划要求,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战役击溃苏联。

   在策略上,德国玩弄"海狮骗局",以假乱真,麻痹苏联。希特勒曾说,"要把进攻俄国造成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为此,他千方百计地采取伪装和欺骗的手法,迷惑苏联。他在英吉利海峡和加莱海峡沿岸,集结了大量的渡海和登陆船只、器材;在海岸上装配了许多假火箭;军队进行了频繁的登陆演习;甚至把大批的德军调到苏联边境,也说成是为了进攻英国而来到东方休整。临战前,他们还一反常态,在宣传上停止了对苏联的攻击,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了英国。就这样在"海狮计划"的掩盖下,德军早已把大批兵力集结在苏联的边境上。准备工作要求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希特勒狂妄叫嚣,只要"巴巴洛萨"计划一开始实施,全世界都将会大惊失色,为之屏息。

   这就是这个德国独裁者在1941年开始时对全球战略的新部署。

   希特勒打算,在"巴巴洛萨"计划能够在春天开始以前,必须把位于巴尔干的南翼掌握在手中,并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到1941年2月的第三周,德国人已在罗马尼亚集结了一支68万人的大军。准备通过保加利亚大举进攻希腊。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大战中,由于对谁是胜利者没有看准而吃了很大的亏,它现在又打错了算盘。保加利亚政府相信了希特勒所谓他已经打赢这场战争的保证,并对得到南边希腊领土而获得一条通向爱琴海的通道的前景感到眼花缭乱,因此它同意参加"马丽他行动",至少允许德国过境。李斯特陆军元帅和保加利亚的陆军总参谋部在1941年2月8日秘密达成了一项大意如此的协定。2月28日晚上,德国陆军部队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保加利亚的战略阵地,保加利亚翌日参加了三国条约。

   比较强悍的南斯拉夫人不是这么听话的。德国人为了把他们拉进自己的阵营施用了许多诡骗手段。3月4日到5日,希特勒非常秘密地把摄政王保罗亲王召到伯格霍夫,对他进行惯常的那一套威胁,然后是利诱,表示要把萨洛尼卡送给他。3月25日,南斯拉夫首相德拉吉沙·斯维特科维奇和外相亚历山大·辛卡尔-马科维奇到达维也纳,他们两人是在头天晚上为了躲避敌对的示威而偷偷溜出贝尔格莱德的。他们到达维也纳后,在希特勒面前,代表南斯拉夫签字参加三国条约。这两位南斯拉夫大臣回到贝尔格莱德不久,他们的政府和摄政王就在3月26日夜里被若干军官领导的一次群众起义推翻了。年轻的王太子彼得抱着雨水管滑下来,逃过了摄政官员的监视,被宣布为国王。虽然杜森·西莫维奇将军的新政权立即表示愿意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柏林可以清楚看出,它不会接受"元首"要南斯拉夫担当的傀儡地位。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愤怒的群众向德国公使的汽车吐唾沫,高呼:"宁死不做奴隶!""打倒签订协定的卖国贼!"表示了他们对纳粹德国的蔑视和维护祖国主权的决心。

   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希特勒勃然大怒,这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时刻之一。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要对南斯拉夫进行报复。4月6日黎明,他的军队以压倒的优势,像潮水一样扑向南斯拉夫和希腊,德国飞机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4月13日,德国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开进了残破的贝尔格莱德。17日,南斯拉夫陆军的残余部队在萨腊耶伏投降,国王和首相乘飞机逃到了希腊。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举起了革命义旗,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游击战争。

   在6个月的战斗中,使意大利人丢脸的希腊人,无法抵挡李斯特元帅的由15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其中4个师是装甲师。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大约4个师,共53000人,开往希腊。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北部的希腊军队在4月23日向德国人投降,并且也硬着头皮向意大利人投降了。四天后,纳粹的坦克隆隆地开入雅典,在卫城阿克罗波利斯挂起了万字旗。此时,英国人再次拼命设法从海路撤军,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敦刻尔克撤军的行动,差不多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面对这一情况,丘吉尔号召英国人民在新的失败面前,切勿悲观失望,或惊慌失措,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为了鼓励斗争中的人民,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朗颂了英国诗人克拉夫的著名诗句: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那光芒岂 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

   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希特勒并不只是在巴尔干使他的昏庸无能的小伙伴摆脱困境。当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队被歼之后,希特勒 虽然很勉强,但是终于同意派遣一个轻装甲师和一些空军部队前往北非。在那里,他安排由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全面指挥意大利-德国部队。隆美尔是一个大胆泼辣、足智多谋的坦克军官,他在法国战役中作为一个装甲师的师长而驰名一时。这个被称为"沙漠之狐"的将军, 勇猛顽强;他在12天中收复了昔兰尼加,包围了托卜鲁克,并抵达了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国在埃及和苏伊士的整个地位再次受到威胁。

   在这些"胜利"面前,希特勒更加昏昏然了,他认为入侵苏联的时机成熟了。他规定"巴巴洛萨"计划要在1941年6月22日开始。从此,一场伟大的惊天动地的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在苏联国土上开始了。

本文由奥门金沙网址发布于奥门金沙所有网址,转载请注明出处:希特勒传,身处险境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