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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07 18:10

童年时

★ 相对论的摇篮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定,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了1.1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280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80万捷克人。在这个地区内有着大量的捷克工事,它们构筑了在当时来说是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可与之媲美。

放学了,我家院子门口聚着一群小男孩儿,齐声喊:

  希望在哪里?光明在哪里?
  格罗斯曼,又是那个格罗所曼,向爱因斯坦投来了希望之光。
  爱因斯坦在《自述片断》中没有忘记这件事:
  “马耳塞罗·格罗斯曼作为我的朋友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这样一件事:在我毕业后大约1年左右,他通过他的父亲把我介绍给瑞士专利局(当时还叫做‘精神财产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哈勒。经过一次详尽的口试之后,哈勒先生把我安置在那儿了。这样,在我的最富于创造性的活动的1902—1909这几年中,我就不用为生活而操心了。即使完全不提这一点,明确规定技术专利权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它迫使你从事多方面的思考,它对物理的思索也有重大的激励作用。总之,对于我这样的人,一种实际工作的职业就是一种绝大的幸福。因为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这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然而大多数实际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就能够完成人们所期待于他的工作。作为一个平民,他的日常的生活并不靠特殊的智慧。如果他对科学深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我感谢马耳塞罗·格罗斯曼给我找到这么幸运的职位。”
  当时,格罗斯曼自己刚当上助教,当然没有能力替他在大学里谋一席教职。但是,他把爱因斯坦的窘迫处境告诉了父亲。老格罗斯曼请自己的好朋友,伯尔尼联邦专利局局长哈勒帮忙。哈勒是在开山筑路的年代里苦干出来的工程师,他胸襟开阔,办事果断,说到做到。他一口答应帮这个忙。1901年12月11日,报上登出了伯尔尼专利局的“征聘启事”:
  “征聘二级工程师。应征者需受过高等教育,精通机械工程或物理学……”
  爱因斯坦马上赶到伯尔尼专利局,呈上了申请书。他来到局长办公室,面对着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局长那一双锋利的眼睛,心在怦怦直跳。他知道,必须通过这场考核。父母亲希望他生活安定下来;米列娃期待他找到个固定职业;他自己,受够了学术界的冷淡,也把专利局的职位看作幸福的所在。
  局长叫他坐下,拿出几份专利申请书,要他当场提出意见。爱因斯坦缺少工程知识,不懂技术细节,这一点逃不过局长的眼睛。可是,爱因斯坦对新事物的敏锐反应和判断真伪、对错的能力,也引起了哈勒先生的注意。局长收起专利申请书,和爱因斯坦谈起了物理学,从牛顿谈到麦克斯韦。哈勒理论修养不高,但是多年的专利局工作,使他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别优劣的能力。他看出,这个说话温和的年轻人,确实像老格罗斯曼介绍的那样,是有天才的,他决定录用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搬到了伯尔尼,未来物理学大师终于走到了辉煌的起点。
  在一幢破旧的小房子里,爱因斯坦住了下来。哈勒先生已经通知他,专利局一有空缺,他就可以正式上班,在待职期间,他可以当家庭教师,以此糊口。首都有的是学生,爱因斯坦呢,他有的是物理学。于是,伯尔尼的报上出现了一则小小的广告: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联邦工业大学毕业。讲授物理课,每小时3法郎,愿者请洽。”
  广告吸引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是一副坦然成熟的心态。一个曾受业于他的学生描述当时的爱因斯坦:
  “身高约5英尺10英寸,肩膀宽阔,腰稍微有点前曲,棕色的皮肤显得苍白,长着一张引起美感的嘴,上唇留着黑胡,鼻子稍带鹰钩,棕色的眼睛十分明亮,语音欢快、法语发音准确、但略带德语口音。”
  1902年3月底,一个应广告而来的学生结识了爱因斯坦,他就是莫里斯·索洛文。索洛文是罗马尼亚人,他来到苏黎世上大学,同时希望加深自己的物理学知识。初次谈话导致后来不断见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终身友谊。
  索洛文在大学学习哲学、文学、希腊文、数学、物理学、地质学,还在医学系听课。作为阐明自然界一般观点的手段的理论物理学引起了他的兴趣。当索洛文按广告找来时,虽然爱因斯坦是在半明半暗的楼道里迎接他,可爱因斯坦那双大眼睛射出的不寻常光辉使他感到惊讶。第一次谈话就确立了他们观点和兴趣的一致。会晤接连不断,他们以长时间的讨论代替了上课。
  这样,私人授课变成了聚会、读书、讨论、探索和研究。几个星期后,哈比希特也来参加他们的讨论,他来到伯尔尼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
  通常他们都在工余和课后见面,在一起散步或在谁的寓所聚会,座谈和一起大量阅读。他们研究过斯宾诺莎和休谟的一些哲学著作,马赫、阿芬那留斯、毕尔生的新著,安培的作品《科学的哲学经验》,亥姆霍茨的文章,黎曼的著名演讲《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戴德金和克利福德的数学论文,彭加勒的《科学的假设》以及许多别的东西。
  他们还一起读过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昂朵马格》、狄更斯的《圣诞节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世界文学的其他代表作品。他们经常就某一页、某一句话引起争论,争论持续到深夜并一连几天。在米列娃搬来之前的日子里,朋友们是在一起吃饭的,午餐通常是灌肠、干酪、水果和加蜂蜜的茶。授课收入差,课又少,爱因斯坦常开玩笑说,也许沿街串巷演奏小提琴更好些。但至少他们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在谈及这几年的时候,索洛文曾引用伊壁鸠鲁的名言:
  “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
  精神的欢悦与物质贫困间的反比越大,人的身上就会产生奇迹了。
  团结、友爱、共同的兴趣、思想,使三人间心心相印,他们干脆为三人世界起了个名字:奥林比亚科学院。
  爱因斯坦晚年曾回忆起这段时间。1953年4月3日,在给哈比希特和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说:
  “敬致不朽的奥林比亚科学院:
  在你的生气勃勃的短暂生涯中,你曾以孩子般的喜悦,在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中寻找乐趣。你的成员把你创立起来,目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开玩笑。他们这么做是多么正确,我通过多年的细心观察,懂得了对此作出充分的评价。
  我们三个成员至少都表现得是坚忍不拔的。虽然他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可是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孤寂的人生道路;因为你并没有同他们一起衰老,而却像蓬勃生长的莴苣那样盛发繁茂。
  我永远忠诚于你,热爱你,直到学术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仅仅是通讯院士的A.E.
  普林斯顿3.Ⅳ.53.”
  爱因斯坦写此信的原由是,1953年哈比希特到巴黎访问了索洛文,他们回忆了半个世纪以前那些峥嵘岁月,于3月12日一起写了一张明信片给爱因斯坦:
  “敬致我们科学院的无比敬爱的院长:
  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科学院今天开了一个忧伤而肃穆的会议,虽然你缺席了,还是给你保留着席位。这个保留席位,我们始终使它保持温暖,等着,等着,一再等着你的来临。
  哈比希特
  我,这个光荣的科学院的往昔成员,当看到该由你坐的那个空席位时,也忍不住老泪纵横。留给我的,只有向你表达我的最微末、最诚挚的衷心祝愿。
  M·索洛文”
  奥林比亚科学院,相对论的摇篮!
  三人世界形成后不久,奥林比亚科学院又增加了新的成员,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同事,意大利人、工程师米盖朗琪罗温德勒的丈夫,还有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的丈夫泡利·温德勒,他也是爱因斯坦在阿劳读书时的朋友。贝索于1904年由爱因斯坦介绍进入伯尔尼专利局。他们一起工作,一起下班。贝索在哲学、社会学、医学、技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使爱因斯坦有了与之共同探讨各种新思想的至朋好友。爱因斯坦后来曾说过,贝索是他在全欧洲都找不到的“新思想更好的共振器了”。看来,贝索具有接受新思想和给它增加某些非常重要的欠缺的线条的惊人能力。
  贝索本人曾说起过关于他同爱因斯坦的谈话:“这只鹰用自己的双翼把我——麻雀——夹带到辽阔的高空。而在那里,小麻雀又向上飞了一些。”
  这是针对第一次口头解释相对论思想而说的。听完爱因斯坦的解释之后,贝索感到,而且是强烈地感觉到,科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贝索与爱因斯坦围绕这个新思想展开了持续的讨论,所以爱因斯坦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著名论文中以这样一句话结尾:
  “最后,我要声明,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曾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索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伯尔尼时期的生活紧张而有趣。
  索洛文回忆说,朋友们谈够和抽够烟之后就恭听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而有时去散步,在途中继续讨论。他们还在午夜后攀登过位于伯尔尼南面的古尔腾山。夜空的星辰把他们的思想吸引到天文学问题上,于是谈话又以新的活力重新开始了。他们在这里呆到天明并观看日出。他们看见太阳如何从地平面冉冉升起,黑压压的隐约可见的阿尔卑斯山的轮廓染上一层迷人的绯红色彩,巨大的山国以深沉的宁静感召着一群新时代的精英的灵魂。
  清晨来临了。
  几个年轻人走进小饭馆,喝过咖啡,大约9点钟以前才下山,他们疲惫而幸福。有时他们徒步到20公里外的图恩城去。步行从早上6时持续到中午,他们重又置身于阿尔卑斯山脉之中。朋友们谈起地球的历史,山脉的形成,地质学问题。他们在城里用过午饭,然后在湖畔坐下并呆上一整个下午,傍晚才乘坐火车回伯尔尼。
  此时的爱因斯坦,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
  索洛文回忆道,此时的爱因斯坦,说话缓慢、单调,时而缄默沉思。人整个儿沉浸在思维过程中,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索洛文回忆的一些轶闻趣事,很可说明这一点。
  在爱因斯坦生日的那一天,索洛文和哈比希特打算去他家吃晚饭,所以带去了他从未品尝过的鱼子酱,这也是爱因斯坦早就想品尝的东西。吃饭之前,大家一直谈着惯性原理的话题。朋友们入席后,爱因斯坦仍滔滔不绝地讲着惯性问题。他把鱼子酱送到口里,仍在继续评论:
  “牛顿说,物体的惯性是对绝对空间讲的。马赫说,物体的惯性是对遥远的星系讲的。到底谁对呢?”
  鱼子酱吃完了,演讲的人停下来,用手在桌上划了一个大问号。
  朋友们问他:
  “请问爱因斯坦先生,你知道你刚才吃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爱因斯坦反问道。
  “是鱼—子—酱”,朋友们齐声告诉爱因斯坦。
  “怎么?哎哟,是鱼子酱呀!”爱因斯坦惋惜地叫了起来。
  沉默片刻后,他又说:
  “不必请我这样的傢伙尝什么山珍海味,他反正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朋友们大笑起来。
  在伯尔尼,常有一些大音乐家来巡回演出,朋友们常出席他们的音乐会。有一次,捷克交响乐队要来伯尔尼举行音乐会。音乐会前夕,索洛文提议大家去听音乐会,但恰好这些天他们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休谟的书。遵照爱因斯坦的建议,他们决定放弃音乐会,代之以到索洛文那儿继续读书。可是第二天,索洛文弄到一张票,他预备好他的伙伴们爱吃的煮鸡蛋作晚饭,并留下一张便条:
  “亲爱的朋友们——请吃鸡蛋,并致敬意与歉意!”
  按时来到索洛文家的爱因斯坦和哈比希特读了便条后,用完晚饭,在房间里抽够烟才走,走时也留下一张便条:
  “亲爱的朋友——请尝浓烟,并致敬意与歉意!”
  第二天见面时,爱因斯坦紧皱双眉,气愤地责骂:
  “坏蛋!你竟敢为了什么音乐会就忽视了科学院会议!外国佬,蠢货!再有这种狂妄行为,你就要被开除了!”
  然后,他们又一起坐下来研读休谟,直到午夜之后才分手。
  爱因斯坦是在1902年6月16日正式得到伯尔尼专利局的正式任命的,聘他为三级专家,实际上就是技术审查员,年薪3500法郎。
  爱因斯坦应聘二级工程师,结果降为三级,名称也改了。但是这些对于爱因斯坦都无关紧要。他终于有了固定的职业,不必再为生活操心。他可以在工作之余,专心致志地研究他心爱的物理学了,够了,他满意了。
  爱因斯坦每天上午步行到专利局,走上四楼,坐在他那间狭长的办公室里,工作8个小时。当时,专利局里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坐椅,那些审查专利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把坐椅往后一仰,双腿翘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习惯这样,他宁可紧张、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有一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把锯子,一声不响地把椅腿锯掉了一截。他又可按自己的习惯,整个身子都埋在桌子上的图纸中。
  爱因斯坦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一个同事问他:“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公务员?”
  爱因斯坦微笑着看了这位同事一眼,慢吞吞地说,这有一个公式:
  A=X+Y+Z,
  在这个公式中,A是成功,X是干活,Y是游戏,Z是沉默。
  有一次,一位喜欢和人吵架的同事在和人吵架后,来找爱因斯坦评理。爱因斯坦听他说话的火药味儿还浓得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便笑呵呵地拿起心爱的小提琴,说:
  “来,来,我们还是来拉拉韩德尔吧!”
  这位同事忍不住笑了。因为作为德国古典作曲家的韩德尔的名字,在德语中也有“吵架”的意思。
  我们这位喜欢幽默、说话诙谐的三级专家,坐在四楼86号办公室里,审查一份份专利申请。他必须像局长所严格要求的那样,提出一针见血的意见,并且写出精确的鉴定书。当时正是人类发明欲望极为强烈的时代,专业和业余发明家,工人农民和大学生,大家都在开动脑筋搞发明,都想取得专利权。呈报上来的新发明,大部分是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东西,还有不少是永动机之类的无聊玩意儿。
  爱因斯坦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这些五花八门的新发明。敏锐的直觉,使他很快就从复杂的图纸中抓到了本质的东西。错误的、荒唐的、异想天开的,往边上一扔;有价值和新颖有趣的新发明、新创造,分别写出鉴定书,归档。一天的工作,往往不到半天就做完了。
  这时,他就可以拿出小纸片来,做自己的物理学研究了。原来,这就是他那个成功公式中的游戏Y呢!一行行数字,一个个公式,很快就写满了一张;一张张纸片,很快变成了一叠。他眼睛盯在纸上,耳朵听着门外,一有脚步声,就赶紧把纸片藏到抽屉里去。因为局长规定,上班时间不准做私事。他“偷”上班的时间做私事。不,他是在发现自然的规律,这应该算是人类最大的公事。
  8小时之后,爱因斯坦回到家里,又继续他那发现自然规律的工作,至于到什么时候结束,那谁也不知道了。上班是有钟点的,下班以后,时钟上的那两根指针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其实已没有任何作用。
  有了固定职业后,爱因斯坦在克拉姆胡同49号租了一套便宜的住房,他可以考虑成家了。在定居伯尔尼之前,爱因斯坦就有了和米列娃结婚的打算。但爱因斯坦的双亲极力反对这门婚事。1902年,爱因斯坦为此事还与母亲之间产生了暂时的不和,他的母亲不论当时还是后来,一直都不喜欢米列娃。1902年,爱因斯坦的父亲患心脏病,爱因斯坦回到米兰父亲身边。父亲终于在临终之前同意了儿子的婚事。1902年10月10日,赫尔曼·爱因斯坦逝世,葬于米兰。1903年1月6日,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结了婚。婚礼十分简单,证婚人是索洛文和哈比希特。喜庆筵席结束之后,爱因斯坦带着新娘回克拉姆胡同,走到房门口,糟糕,又忘了带钥匙!新娘只好站在新房门口,等新郎去找钥匙。米列娃知道,忘记带钥匙是爱因斯坦的老毛病了。在苏黎世上大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邻居就常听见他半夜三更站在大门口,压低了嗓音向着门缝里叫:“房东太太!我是——爱因斯坦!对不起,我又忘记带钥匙了!”
  1年多后,米列娃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叫汉斯·阿尔伯特。儿子的出生,给爱因斯坦带来快乐,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本来已经拉着专利局和物理学研究这两部沉重的车,现在又套上了家庭这部车。
  一匹马同时拉着三部车!
  这是奇迹,是人的智慧、精力和耐性极度发挥的奇迹。
  这个年轻的父亲,左手抱着儿子,右手做着计算。孩子的啼哭和他自己哄孩子的声音:“嗯,嗯,小汉斯,小汉斯!”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声音。他有一种奇妙的自我孤立的本领。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一个人,那里的声音是分子、原子、光量子!空间、时间、以太!
  这个专利局的小公务员,推着一部婴儿车,在伯尔尼的马路上散步。他迈着庄重的步子,每走十几步就站住,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纸片和铅笔,写下几行数字和公式,低头看一眼恬睡的儿子,抬头看一下钟楼上的那座大钟,又向前走去。时间到了,已经尽了做父亲的职责。他赶紧回到克拉姆胡同,把儿子交给米列娃,自己钻到一角去做他未完成的计算。
  这个年轻人,头脑里激荡着实验、假设、公式和定律,眼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手在飞快地书写,那一个个奇妙的数学符号,将构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他是艺术家,他在窥视自然的奥秘,陶醉在自然的庄严、和谐和美丽之中;他是战士,他在向茫茫的未知世界进军;他是劳动者,他写过的一张张草稿纸,可以堆成一座山。
  这个年轻人,哪里像物理学家呢?他没有受过名师的教诲,也没有在大学里占有一个席位,他连研究物理学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图书资料都没有。可是,这个年轻人有勇气,有决心,他要解决物理学中最困难的“以太之谜”。这个难解的谜,困惑了多少物理学家!现在,这个年方26岁的小公务员已经披挂上阵,他要来解这个谜了。
  爱因斯坦在心头酝酿这个问题,已有10年之久。多少次,眼前似乎闪现出亮光,再转个弯,该就是光明的境地了。可是,忽然又坠入黑暗之中。又有多少次,他似乎已经走近成功的大门,钥匙又拿在手上了。可一个不眠之夜后,他又会悄悄走到贝索那里,轻声告诉他,手上的钥匙开不了那扇大门。
  再说,大门里面究竟又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爱因斯坦手里又握着一把钥匙。他相信,用这把钥匙,总能解开那个以太之谜了。可是,在下班的路上,他拖着疲乏而又绝望的脚步,对贝索说:
  “不行,不行!一切都是错误的,徒劳无用的!”
  夜深了,爱因斯坦躺在床上,他哪里睡得着!那个谜还在折磨他。没有一丝希望,没有一线光明。但是突然,在笼罩着一切的漆黑的天幕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搏动。出现了一线亮光,黑暗裂开了。一下子,那淡青色的、杏黄色的、血红色的、绛紫色的千万道光芒,全部冲了出来。太阳升起来了,他心里的太阳升起来了,爱因斯坦立即翻身起床。他看了一眼正在酣睡的米列娃和小汉斯,悄悄走到外面的屋子,点上煤油灯,开始写……
  爱因斯坦终于找到了解开以太之谜的金钥匙。
  像山里的溪水,被巨石拦住去路,流水积聚起来,一旦溢出,即为飞瀑,奔腾跳跃,一泻千里。现在,爱因斯坦的笔在飞驰,像发狂一样……
  5个星期以后,爱因斯坦写成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以前他还写了三篇论文,连同刚写成的这一篇,一共有四篇了。在这四篇论文中,他挑了份量最轻的那篇寄到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这次,大门向他敞开了,他成了爱因斯坦博士。但是,当不当博士无关紧要,在伯尔尼的专利局、邮政局里,博士多的是。重要的是另外三篇论文,他把它们寄到莱比锡去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5年。
  可也就在1905年,哈比希特和索洛文先后离开伯尔尼。
  富于创造性的奥林比亚科学院结束了辉煌的日子。1906年5月,在给索洛文的信中,爱因斯坦不无伤感地说:
  “你去后,我再没同什么人交往。甚至同贝索在回家途中惯常的谈话也中止了。”
  1905年3月,爱因斯坦邀请哈比希特重返伯尔尼。
  “敬请阁下莅临我们无尚光荣的科学院召开的几次会议,这样就可使它的成员增加百分之五十。”
  此后不久,爱因斯坦又给哈比希特写了如下一封信:
  “亲爱的哈比希特!我们之间现在笼罩着一种神圣的沉默,如果我用无足轻重的废话来打破它,似乎是一种亵渎。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高尚的东西难道不总是遭到这种命运吗?您究竟在忙些什么,您,冰冻的鲸鱼,干瘪的罐头式的灵魂片,而……我还能把充满百分之七十的忿怒和百分之三十的怜悯都扔向您的脑袋吗?您可以感谢这后面的百分之三十,由于它我才没有把装着切好的大葱和大蒜的铁罐寄给悄悄溜去过复活节的您。您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把您的学位论文寄给我呢?难道您这可怜的人不了解,我将是高高兴兴地和津津有味地阅读它的几个男子汉中的一个吗?我答应回敬给您四篇作品,其中第一篇很快就寄去,因为我在等作者应得的赠阅本。它讲的是光的辐射和能量,是很革命的。只要您先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我,您自己就会看到它。第二篇的内容是通过研究中性物质稀溶液中的扩散和内摩擦来测定原子的实际大小。第三篇证明:根据热的分子理论,悬浮在液体中大小为1/1000毫米的物体进行着分子热运动引起的可以觉察到的不规则运动。悬浮物体的这种运动,确实已被生理学家观测到了,他们称它为‘布朗分子运动’。第四篇作品是从动体的电动力学概念出发并将修改空间和时间的学说;这篇东西的纯动力学部分准会引起您的兴趣……您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您致敬!我的妻子和已满周岁好尖声哭叫的小傢伙向您致以友好的问候!”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这还不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道、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被肢解以后,丧失了66%的煤,80%的褐煤,86%的化学工业,80%的水泥工业和纺织工业,70%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40%的木材工业。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繁荣的工业国,仅仅在一夜之间就被瓜分豆剖而破产萧条了。

黄毛丫头去赶集,

★ 小公务员的大发现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3)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希特勒,这个昔日维也纳的流浪汉,在仅仅四年半的时间内,就使一个在政治上一片混乱、在军事上被解除武装、在经济上接近崩溃的德国,一跃而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所有其他的国家,甚至英国和法国,都在它的面前发抖。在这个令人目眩的跃进过程中,没有一个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阻挡它侵略扩张的道路,即使在它们有力量这样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的胆量。事实是,在他取得了最大的胜利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还曲意予以支持。而且想必使希特勒自己也最感诧异的,也肯定使贝克将军、哈塞尔以及参加他们那小小的反对派的一伙人莫名其妙的,是主宰着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那些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由于他们对这位纳粹头子的每一步侵略行动都不加回击而造成的后果。

买个萝卜当鸭梨。

  在伯尔尼的岁月里,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取得丰硕的成果,第一批研究结果的问世,就像闪电划破了时代的夜空一般。1905年,对于26岁的爱因斯坦来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对物理学史来说,则是革命的一年:相对论诞生出来了!
  在这一年,来比锡出版的《物理学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作者是同一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篇是讨论布朗运动的,用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分子的存在,它的作者在物理学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一篇是发展普朗克的量子论,提出了光量子假设,它的作者将因此获得科学界的最高奖赏——诺贝尔奖金。第三篇就是《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是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它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它的作者的名字是和牛顿并列的。
  一个26岁的青年,伯尔尼专利局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在物理学三个未知领域里,齐头并进,同时取得巨大成果,这在科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许只有1665—1666年可以和1905年相媲美。当时瘟疫席卷英国,剑桥大学被迫关闭,23岁的牛顿回到故乡乌尔索普村。他在乡居期间,发明了微积分,发现了白光的组成,并且开始研究引力问题。
  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人们也只好这样解释。
  爱因斯坦当然不这么看。
  他对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塞利希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
  他也对一位物理学界的同行说过:“空间时间是什么,别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搞清楚了;我智力发育迟,长大了还没有搞清楚,于是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结果也就比别人钻研得深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革命者。牛顿继承哥白尼、伽俐略和开普勒,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一次革命,创立了牛顿力学。法拉第、麦克斯韦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二次革命,创立了电磁场理论。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新一代物理学家,则进行了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从时间顺序看,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创造性研究中,最早的研究工作是分子物理学。
  爱因斯坦关于热运动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用统计方法分析原子、分子运动问题以及研究运动和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爱因斯坦的工作超过了奥地利天才的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和美国科学家吉布斯的研究成果,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探索深度胜过数学的论证。同时,在玻尔兹曼的思想引导下,他把概率作为热学的数学演算基础。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爱因斯坦单独研究出来的,以致有人曾对玻恩说过,“统计力学的所有具有重要特点的新发现”全是爱因斯坦搞出来的。这位年轻的研究家研究分子物理学的明确意图是想借助于可靠的结果,为他笃信的原子论的正确性提供论据,因为当时原子论还处在争论之中。
  许多人否定分子和原子的存在。他们说:
  “存在原子吗?存在分子吗?多大?什么样子的?”
  爱因斯坦相信世界是物质的。他相信原子和由原子组成的分子是存在的。但是,怎样才能用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子和分子存在呢?他开始研究分子运动论。在那些失业的日子里,他已经开始研究分子运动论。现在,坐在专利局的办公室里,他要来研究布朗运动了。1827年,英国植物学家布朗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液滴中浸泡的花粉粒子不停地在作不规则运动。后来,以发现者的名字把这种粒子的乱动称之为布朗运动。粒子越小,液体温度越高,运动就越激烈。
  几十年来,无数学者为解释这种现象的奥秘,作了种种徒劳的努力。早在爱因斯坦前20年,法国物理学家曾经猜测,布朗运动是由于悬浮粒子受到显微镜下观察不到的液体分子的不规则碰撞所造成。这种富于想象的解释,在当时不仅缺少数学基础,而且没有任何的实验证明。
  在《分子热运动论所要求的平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一文中,爱因斯坦以统计方法论证了悬浮粒子的运动速度及其颗粒大小与液体的粘滞系数之间存在着可用实验检验的数量关系。
  爱因斯坦对于以前布朗运动方面的工作并不了解,他把显微镜下可见粒子的运动看作是显微镜下看不到的液体分子运动的表征。他用统计方法,解释了在他之前波兰物理学家斯莫鲁科夫斯基论证过的这种现象,并且作出数学表述。1908年,法国物理学家佩兰通过实验完全证实了“布朗运动的爱因斯坦定律”。由于这项工作,佩兰荣获了1926年诺贝尔奖金。
  爱因斯坦关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证明了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热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它是由不规则的分子运动所引起。同时,还使原子论得到了充实,即从物理意义上说来,“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构成。
  根据爱因斯坦提出的测定分子体积方法,加上关于布朗运动的公式,能够数出分子的数目。过去,物理学一直依赖奥地利物理学家格施米德发明的近似方法,而现在可以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用精确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了。
  爱因斯坦对于热运动的研究,除了对专业学科十分重要,还在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某些自然科学家否定和怀疑原子论是没有道理的,爱因斯坦对分子观念的证明是令人信服的,以至连马赫和另一位原子论的坚决反对者奥斯瓦尔德也声称“改信原子学说”了。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说得很清楚:
  “在那些年代里,我自己的兴趣主要不在于普朗克的成就所得出的个别结果,尽管这些结果可能非常重要。我的主要问题是:从那个辐射公式中,关于辐射的结构,以及更一般地说,关于物理学的电磁基础,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在我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简要地提到关于布朗运动及有关课题(起伏现象)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以古典的分子力学为根据的。在不知道玻尔兹曼和吉布斯的已经发表而且事实上已经把问题彻底解决了的早期研究工作的情况下,我发展了统计力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热力学的分子运动论。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一些事实,尽可能地确证那些有确定的有限大小的原子的存在。这时我发现,按照原子论,一定会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悬浮微粒的运动,而我并不知道,关于这种‘布朗运动’的观察实际上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最简单的推论是以如下的考虑为根据的。如果分子运动论原则上是正确的,那么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粒子的悬浮液就一定也像分子溶液一样,具有一种能满足气体定律的渗透压。这种渗透压同分子的实际数量有关,亦即同一克当量中的分子个数有关。如果悬浮液的密度并不均匀,那么这种渗透压也会因此而在空间各处有所不同,从而引起一种趋向均匀的扩散运动,这种扩散运动可以从已知的粒子迁移率计算出来。但另一方面,这种扩散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悬浮粒子因热骚动而引起的、原来不知其大小的无规则位移的结果。通过把这两种考虑所得出的扩散通量的数值等同起来,就可以定量地得到这种位移的统计定律,也就是布朗运动定律。这些考察同经验的一致,以及普朗克根据辐射定律(对于高温)对分子的真实大小的测定,使当时许多怀疑论者(奥斯瓦尔德、马赫)相信了原子的实在性。这些学者之所以厌恶原子论,无疑可以溯源于他们的实证论的哲学观点。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表明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作出正确解释。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概念构造,事实本身就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共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
  爱因斯坦对于布朗运动的理论研究,成功地继承了过去分子物理学的工作,并使它获得完满结果。他在光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同已经取得的发现分不开的。不过,这一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具有革命性:它意味着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1905年,爱因斯坦的第一篇著作《有关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问世了。在以后的几年中,他还发表了几篇有关量子物理学的论文。
  在光的新理论中,爱因斯坦以普朗克1900年提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在热辐射过程中能量的放出和吸收都是以不连续方式进行;能量的最小数值叫量子,它的数值取决于基本作用量h——“普朗克常数”。每次放出和吸收的辐射能都是这个数值的整数倍。
  普朗克的这一发现与当时普遍认为正确的光的波动理论是不相容的。光的波动学说认为光是以波动状态连续传播的。19世纪初,这一学说战胜了牛顿的微粒说。后来,麦克斯韦和赫兹还在实验和理论上证实了这个学说。
  普朗克希望通过分析热辐射,能够解开热学和电磁学之间联系的奥秘。他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将物理学中这两个领域彼此不相矛盾地统一起来。突然,他当时面临一个事实,发现某些辐射过程具有不连续量子的特性,这一点无法纳入经典物理学世界观中去。由于在学术上,普朗克的基本态度是保守的,因此普朗克坚持不懈地企图寻求某种方法和途径把他获得的认识与经典假设调和起来。不过,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
  爱因斯坦在思想方法上没有任何保守性,他很少顾及权威和因袭的教条,因而进一步发展了普朗克的思想,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他认识到,正确运用普朗克假设之后,光的学说便焕然一新:虽然光是在空间连续传播的一种波动现象,但光仅能集中于特定地点,产生物理作用。因此,光具有不连续的颗粒特性,它可以是一束光量子,即“光子”。
  爱因斯坦用下面的比喻解释过光子假说和普朗克理论的相互关系:
  “如果啤酒总是装在可容一品脱的瓶子里出售,由此完全得不出啤酒是由等于一品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组成的结论。”
  为了检验小桶里的啤酒是否由不可再分割的部分所组成,我们可以把小桶里的啤酒分别倒进一定数量的容器中,比方说十个容器中。我们用完全任意的方式将啤酒分份,听任偶然去确定每一个容器中倒进多少。我们测量一下在每一个容器中啤酒有多少,然后再把啤酒倒回小桶里。我们多次重复这种操作。如果啤酒不是由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组成的,那么在每个容器中啤酒的平均分量和所有这些容器的平均分量将是同样的。如果啤酒是由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那么在各容器之间就会出现不同的啤酒的平均分量。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小桶里只能容纳一份不可分割的啤酒。这时,整个一份啤酒每一次只能倒进一个容器,在这些容器里面所装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就十分巨大了:一个容器中装了小桶里所有的啤酒,剩下的容器将空无一物。如果小桶是由两份、三份……这种不可再分割的份额组成的,那么偏离平均分量将越来越小。因此,按照偏离平均分量的大小,即按照起伏的大小,可以判断啤酒的不可分割的份额的大小。
  我们转回来研究电磁波。让电磁波占满一个被限定的“桶”壁——由许多单个胞格所组成的某个空间容积。是否可以把这些波的能量分为随便多大数量的部分,或许我们将碰到不可进一步分割的“份额”?并且,如果辐射的电磁场是间断的,那么它的最小“份额”的大小又是怎样的呢?
  测量一下胞格中能量的分量对于平均分量的偏离——这个分量在由一个胞格转到另一个胞格时的变化,就可以解答这些问题。如果最小“份额”大,那么这种变化就大;如果“份额”小,那么变化也小。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学说,以最简炼的方式阐明了“光电效应”,这种效应的基础是光与电子之间进行能量交换。这样便解释了光束打到金属上时,能把电子从其表面拉出来。这些电子在脱离金属表面之后的动能,与光源的强度无关,而完全取决于其颜色,在紫外光的情况下,电子的动能最大。1886年,赫兹发现了这个现象,尽管许多物理学家对此作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运用光的波动学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然而,借助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却可以把光电效应阐述得清楚。紫外光是由能量高的光子、亦即冲击力大的光粒子构成,而红光是由能量较低的光量子构成,所以紫外光打出的电子比红光打出的电子的动能要大。
  10年之后,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密立根的研究证明,爱因斯坦对于光电效应的解释是正确的。“康普顿效应”是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散射现象,这是波长极短的x射线跟原子中结合得很松散的电子发生作用时产生的一种现象。1923年,这一效应证实了光子的实在性,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从此以后光量子学说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当然组成部分。
  爱因斯坦关于光的新理论,究竟超过他同时代自然科学家的思想境界有多远,这从1913年柏林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们的评论中可以一目了然。当爱因斯坦被任命为柏林科学院院士时,他们在赞扬了他在科学上的多方面成就后,要大家特别重视他的光量子假说:
  “他在探索过程中,往往会超出预想目标,比如在光量子假说方面就是这样,因而对他作出评价不会太困难;在精密自然科学中,一次冒险也不作,便不会有真正的创新。”
  光量子假说在学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整个原子物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不论是1913年玻尔提出的赫赫有名的原子模型,还是20年代初期法国物理学家德布洛伊天才的假说“物质波”,没有光量子假说都是难于设想的。
  爱因斯坦关于光的新理论,在哲学上从两个方面说来是重要的:其一,证明了普朗克在热辐问题上发现的量子现象并非是辐射现象所特有,而在一般物理过程中都有表现。这样,由于普朗克的发现而动摇了的旧的形而上学观念,即大自然不作飞跃的观点彻底垮台了。其二,爱因斯坦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光的两重性。原来光既是微粒,又是波动。于是,光的辩证矛盾得以证实。爱因斯坦的发现使惠更斯和牛顿彼此对立的光学理论统一起来,在更高一级上成为天才的假说。
  它是自然界中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后来,爱因斯坦也时常感到遗憾,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相对论之父”。他在“相对论争论”中曾经对荷兰朋友说过:“为什么总是在我的相对论上饶费口舌?我还干了其他有用的、或许是更好的事情嘛!”
  确实,爱因斯坦如果不是相对论的创始人,他仍然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有关热运动、光量子理论和固体比热等问题的研究,对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然而,相对论无疑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与他其他的研究工作相比,相对论对自然科学思想体系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它的作用远远超出哲学思想的范畴。它引起了一场最激烈的争论。也正是它点燃了爱因斯坦誉满天下的火炬。
  1911年,劳厄撰写了第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专著。他在《物理学历史》一文中指出,自古至今的物理学问题,还没有比得上空间与时间概念对人们产生这样巨大的震动。这也说明,爱因斯坦为什么对这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后来出版了千百本各种书刊,有反对相对论的,也有赞同相对论的。1905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长达30页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篇文章宣告了相对论的创生。1905年,也还在这一杂志上,他以题为《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包含的能量有关吗?》一文又作了重要补充。这两篇论文都收集在1913年相对论重要的历史文献《相对论原理》一书中,与读者再次见了面。
  对于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研究的问题,当时物理界的看法如何呢?
  19世纪,先是光学的机械理论居于统治地位。这种理论认为,光是一种称之为“光以太”或简称“以太”的弹性介质的波动。以太能穿透一切物体,而又不影响物体的运动。但是,事实上,光学研究的新成果愈来愈难以符合机械以太假说。于是,物理学家断言,可以把光看作是以太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状态被看成是电磁力场,法拉第把它抽象地引进自然科学领域,而后又被麦克斯韦用抽象得出奇的数学公式进行概括。
  光以太学说与牛顿力学所引出的“绝对空间”理论紧密相连。牛顿认为:
  “绝对空间由于它的本性以及它同外界事物无关,它永远是同一的和不动的。”
  于是,牛顿认为可以把以太看作是绝对参考体系,它决定了世界上一切运动的永恒的绝对状态。
  牛顿进而认为,也存在着“绝对时间”。他说:
  “绝对的、真正的数学时间自身在流逝着,它的本性是均匀的。它的流逝同任何外界事物无关。”
  这种观点认为,时间在均匀地流逝,并且想象在宇宙中有一种“标准钟”,人们可以从放在任意地方的这种时钟上读出“绝对时间”。后来,牛顿又谈到了“绝对运动”,这是由“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联想到的。他给“绝对运动”下的定义,亦即“物体从一绝对地点转移到另一绝对地点”。
  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是牛顿力学的根基。然而,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有明显的毛病:既然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同任何外界事物没有关系,那么怎样才能知道它们存在呢?这个问题,牛顿没有办法回答。他只能说,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是上帝的创造。后来,康德又把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说成是先验的。先验的意思就是先于经验,人一生下来就有的。这样,牛顿和康德把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捧上了先验的王国,不许人对它们有怀疑。
  不过,怀疑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人还是有的。莱布尼兹就批判过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但是没有把它们批倒。到19世纪,马赫又对牛顿的时空概念作了有力的批判,但还是没有批倒。这是因为要改变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建立在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基础上的牛顿力学,200多年来,在解决宏观低速现象的问题中,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功。直到20世纪初,在物理学中,牛顿巨大的身影仍然君临一切,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在物理学家的心里依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等到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从宏观领域进入原子和电子的微观领域,从低速领域进入光速和近光速的高速领域,以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才暴露出严重问题。
  此外,实验物理学也使人们对牛顿关于时空和运动的教条产生极大的怀疑。地球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在其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动。我们的太阳系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在宇宙中飞驰。最后是我们的银河系,它与其他遥远的银河系相比,以相当高的速度不停地在运动。那么,要是光以太是静止存在于“绝对空间”之中,并且天体穿过它运行,这种运动的结果对于光以太来说必然是显著的,而且使用精密的光学仪器也一定能够验证“以太风”。
  美国物理学家迈刻尔逊做了第一个实验。他出生于波兰,1881年曾在柏林和波斯坦做过亥姆霍兹的奖学金研究生。他的实验由于实验装置不够齐全,结果说服力不够强。6年以后,迈刻尔逊在美国使用亲自设计的高精度镜式干涉仪,同莫勒合作重复了他以前的实验。这台新式测试仪如此的精确,以致于仪器本身受“以太风”的影响都能清晰地显示出来。但是这次实验以及以后的多次反复实验,都没有看到那种现象。证明光速完全是恒定的、与光源和观察者的运动无关。“迈刻尔逊实验”是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实验之一,也是相对论的基本实验。爱因斯坦十分钦佩迈刻尔逊的实验技巧。
  迈刻尔逊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彻底否定了光以太的存在。一开始,人们还想使虚构的以太假说与光速恒定的事实一致起来,从而来“拯救”以太。1895年,荷兰物理学家洛仑兹假定,快速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会产生机构收缩(“洛伦兹收缩”),为的是用这种方法在机械世界观范畴内把迈刻尔逊实验结果跟光以太和绝对空间捏合起来。这种设想尽管十分巧妙,毕竟是人为假想,不仅明显带有目的性假说的性质,而且从长远看来不会使理论物理学家满意。
  迈刻尔逊的实验结果使理论物理学家陷入难以自拔的思维困境,又像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但它被年轻的爱因斯坦,以无畏的剑一下砍断了。
  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从《自然科学通俗读本》深知光速的意义,从阿劳时期开始,一直在反复琢磨:倘若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那将会看到什么结果呢?联想到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和迈刻尔逊实验的否定结果以及马赫对牛顿力学基础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早先的理想实验中,相对论应运而生。在自传中,爱因斯坦这样记述着他的相对论的出发点:
  “这样,人们搞清楚了物理学中某一事件与空间坐标的时间值的意义。”
  对时间值的分析成为相对论研究的直接起点。爱因斯坦一开始就研究了同时性的概念。他的研究结果归纳如下:倘若有一种速度无限大的传递信号,那么在科学上是十分重要的,据此可以建立起相距遥远地方的两个事件的绝对同时性。不过,由于作为最大信号速度的光速是有限的,并且对所有的观察者而言又都是一样的,因而“绝对同时”没有什么物理意义,也丧失了理论依据。
  所有涉及到时间的判断,往往是关于同时事件的判断。因而,同时概念的相对性导致时间概念的相对性,这是逻辑的必然。绝对同时不存在了,那么也不会再有绝对的、对所有参考系全都适用的相同时间。从而,每一参考系都有它自身的时间,即它的“参考系时间”。正如爱因斯坦后来发现的那样,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虚空的空间中光速是恒定的。假使承认这一恒定性(这点已被迈刻尔逊实验所证实),时间相对性就是不可避免的。
  爱因斯坦的时间学说是崭新的,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位物理学家或哲学家这样彻底地研究过同时性,并且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马赫要求,把物理学中无法由经验验证的荒唐的因素全部加以取缔。马赫的这一要求,导致爱因斯坦取缔牛顿“绝对时间”概念的想法。
  由于时间和运动是彼此密切相连的,像马克思就说过,时间是“运动在量值方面的表现”。所以时间概念的相对论化,使“绝对运动”概念也失去了立足之地。一个物体或一参考系的运动,只有在与另一物体或参考系相比较而存在,并在其对比中数值也是适宜的。不存在什么“绝对运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认为,在相互作直线——非加速运动的所有参考系中,自然规律是同样有效。在它们之间,时间和空间值可以用“洛仑兹变换”这一特别的等式进行换算。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把作为光波载体的以太,从物理学世界中清除出去了。爱因斯坦认为,光以太原本只是物理学界的一个“幽灵”,他把独立的物理实体——电磁场请出来,坐在以太的位置上,这也是崭新的、勇敢的行动。尽管法国物理学家彭加勒在他之前就曾提过应该抛弃以太假说,但是他没能把这种动议变成新的自然观的基底。
  “无以太物理学”乃是爱因斯坦思想的成果。
  爱因斯坦在光的学说中引起的革命性进展,这种物理学中不存在以太的观点,即使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也长时间接受不了。就连洛仑兹,这位在狭义相对论酝酿阶段起过重要作用的科学家,直到1928年,还表示对光学现象没有以太作载体不完全理解。
  如今,先以太假说也像燃素学说中所谓在燃烧过程中从物质里跑掉、名曰“火气”的东西一样,已经成为科学的史迹。它又像其他的科学假说那样,在特定的时期内为研究工作服务,一旦完成使命,即被送进科学谬误博物馆里去了。
  抛弃光以太假说是一桩天才的破坏之作。在爱因斯坦取得的成就中,首先的建设工作是引进一个定律,即用C表示恒定的真空光速,把它纳入各种自然常数之列,运用到物理学的基本规律中去。
  爱因斯坦首次发现,光速在力学和光学中同等重要。在那儿,光速仿佛是一切过程不可达到的最高临界速度,无论怎样把力施加上去,把能量传送上去,怎么也不可能达到或超越光速,无论给初速度附加多少速度,也是徒劳。根据光速恒定这一事实,引出了相对论的两个著名的“佯谬”,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也是多少年来激烈争论的焦点所在。陷于因袭的形而上学机械观中不能自拔的那些物理学家、哲学家,都曾经坚决反对过或者无情地嘲讽过相对论的这些“荒诞无稽”的结论。即使那些想沿着爱因斯坦所开辟的崭新道路共同前进的人们当中,也有一部分在相对论上难于跟上爱因斯坦的脚步。
  其中一个“佯谬”便是快速运动着的一把尺子,它跟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了。这个问题是从迈刻尔逊实验结果提出来的,后来形成了洛仑兹的机械收缩假说。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收缩可以用两个参考系之间存在着的相对速度来解释。
  另一个“佯谬”是在快速运动的参考系中的钟,与静止参考系中的钟相比,它走得慢了。这涉及到“时间膨胀”,也叫做时间延伸或时间失真。根据这一佯谬会得出诸如这样的结果:一个乘高速宇宙飞船长时期在太空遨游的人,当他返回地球地面时,与一直留在地球上的他的孪生兄弟相比,他应该年轻得多。这是因为宇宙飞行员的生物钟以及他的一切生理过程,比留在地球上的人要慢得多。但要想使生物钟佯谬和孪生兄弟佯谬产生的效应显现出来的话,宇宙飞船的速度一定要十分接近光速;可是这一条件与现实宇宙飞行的条件相距甚远。
  只要相对时间膨胀得不到实验证明,激烈的争论就不可能中断。不过在30年代末,从激发氢原子的实验中,无可置疑地证实了时间的相对膨胀。后来,在宇宙线的研究过程中再次明确地得到了证实。由于宇宙线粒子的速度特别大,这一效应的数值也较大。
  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宣判了机械自然观的死刑,这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也是辩证法在物理学基础中的胜利。它把牛顿经典运动定律中所说的那种关于时间和运动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观点提高到辩证法的高度。牛顿定律是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极限定律。牛顿的形而上学观点方法,尽管是当时所公认的定律,但是由于物理学的发展,碰到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运用辩证思维的冲击力量摧毁这些障碍,并为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爱因斯坦以前,虽然有其他一些研究家确实已经采用形式数学的方法解决了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问题,然而爱因斯坦的功绩仍是不可低估的。
  只有个别物理学家能够当即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看作是一个天才的发现。当时著名的理论家中,普朗克首先称赞爱因斯坦的《论动体电动力学》一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普朗克在一次演讲中说:爱因斯坦时空观的“勇敢精神的确超乎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认识论上至今所取得的一切大胆成果”。确实有不少著名的专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抱怀疑态度,其中尤以实验研究家居多。
  有意思的是,曾在联邦工业大学任教做过爱因斯坦老师的数学家明可夫斯基,却是相对论的热烈拥护者。当年爱因斯坦经常逃课,明可夫斯基骂他“懒胚”。“懒胚”学生不去上老师的课,老师现在却热心学起学生的论文来。明可夫斯基把自己的助教和学生叫来,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他们讲相对论。他说,真没有想到,爱因斯坦这个小伙子能写出这样深刻的论文。教授顺便也提到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同样是非常深刻的。那是一种真知灼见,是一种美妙的数学方法。经过明可夫斯基的数学处理,狭义相对论的形式更完美了,而且指明了广义相对论的道路。
  明可夫斯基的论文在1907年发表。第二年夏天,在科隆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第80届年会上,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宣传相对论的思想,题目是“空间和时间”,他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先生们!我要向诸位介绍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是从实验物理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就是它们力量的所在。这些观念是带有革命性的。从现在起,空间自身和时间自身消失在阴影之中了,现实存在的只有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
  明可夫斯基的报告引起了巨大反响。可惜3个多月后,疾病就夺去了他年仅44岁的生命。去世前,他万分遗憾地说:
  “在发展相对论的年代里死掉,真是太可惜了。”
  由狭义相对论可得出两个重要结论,涉及质量和运动、质量和能量的相互关系。显然,目的就是阐述这些问题的辩证关系。爱因斯坦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其意义远远超出狭窄的学术专业范围。
  在爱因斯坦之前,惯性质量,即物体对运动的惯性阻抗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量。这符合牛顿形而上学的机械自然观。1895年,奥斯瓦尔德在吕贝克自然科学家大会的报告中还提出质量不变的经典观点。时过不久,1901年实验物理学家在进行高速运动电子的实验时,发现电子的质量随着速度增加而变大。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中也论证了这一事实。
  只要是运动物体的速度远低于光速,由于运动所引起的质量增加就不明显。因为在经典力学中,物体很大而运动速度很小,质量的增加往往被忽视。相反,在相对力学中,质量的增加起着重要作用。在其后的时期中,原子物理学家们在大型实验设备上,加速了基本粒子。这些实践证明爱因斯坦的学说是正确的。
  第二个结论的重要意义更为深远,其影响大大超出力学和物理学的范围,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都十分重要。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论动体电动力学》一文发表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在给哈比希特的信中写道:
  “我还在琢磨有关电动力学研究的结论。根据相对论原理连同麦克斯韦方程的要求,就可以用质量直接度量物体所含的能量;光可以转化为质量。铀元素中必然会产生质量显著减少的现象。这个想法既有趣又富于吸引力。但是我还无法知晓,上帝是对它感到高兴呢;还是在故意捉弄我?”
  这个“既有趣又富于吸引力”的想法,被爱因斯坦写进前面提过的有关物体惯性同它所含能量的关系的论文里。这篇仅三页的论文是世界自然科学史上最精悍而又成果辉煌的著作。它奠定了质量与能量“等价”原理的基础。
  爱因斯坦定律的数学公式是举世闻名的:E=MC2在今天几乎变成成语。它表明能量(E)的转换与相应的质量(m)的转换分不开;而光速(c)的平方是比例系数,表示质量可以转换为能量。这样所谓“质量亏损”也被解释清楚了。在力学、化学、热学和电学过程中,质量亏损太小,一直未被发现。但在原子物理学中它却十分重要,因为原子核的各种组元的质量总是大于由这些组元构成的原子核的质量。有人认为,欠缺的质量转换为能量,这就是将核组元拉在一起所需的“结合能”。原子力是转换成能量的质量,在人工核反应中,这种巨大的能量便被释放出来。
  爱因斯坦关于质量和能量等价性的发现,简化了物理守恒定律的内容。长期以来,彼此分立的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现在可以合并为一条定律:对于一个闭合物质系来说,质量和能量的总合在所有过程中不变。
  所有这些发现的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无须再要什么重要准备,也无须再获取什么局部成果。在已有的准备工作和成果中,有俄国列别捷夫有关光对固定的压力研究,还有奥地利物理学家哈瑟诺尔的重要探索。然而,爱因斯坦迈出的这一步对这方面的研究则具有决定性作用。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在英国统治集团中,似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人比他在10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里把慕尼黑的后果讲得透彻的了。他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之中。到多瑙河的门户……到黑海的门户已经洞开了。"他进一步指出,所有中欧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它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然而,丘吉尔并不是在朝之臣,他的话并没有引起英国统治集团的关切和注意。

咬一口,死辣的,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张伯伦对希特勒要什么就给什么的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之行,还有最后那一次决定命运的慕尼黑之行,挽救了希特勒,使他有了下台的梯子,把他在欧洲、在德国、在军队中的威信,提高到几个星期以前还无法想象的程度,这一切也把第三帝国同西方盟国相抗衡的力量提高到无可估量的程度。

叫你黄毛丫头挑大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法国来说,慕尼黑是一场大灾祸。法国的统治集团,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原来法国拥有一百多个正规师,而且还同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力量是足可以制服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捷克被肢解了。原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35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国军队失去这支力量,无异等于失去一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誓言相信呢?同法国的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能听到的答复是:价值不大。这些首都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尚未太晚的时候,同希特勒搭上桥,谋求保全自己,免遭大害。

起哄声中,一个黄头发的小女孩“嗖”地撒丫子朝家里跑去。那就是我。

  ① 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前线的干部的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23日。
  ④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的电报,1944年4月22日。
  ⑤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的电报,1944年8月3日。
  ⑥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⑦ 毛泽东对即将赴前线的干部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⑧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⑨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9页。
  ⑩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6月5日。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年6月5日。
  ⒀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1944年5月22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2月15日。
  ⒇《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页。
  (2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58页。
  (29)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2月19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页。
  (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2页。
  (31)《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
  (33)《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1945年7月3日。
  (34)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

   然而,对希特勒来说,慕尼黑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满足。他认为,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东方大规模夺取生存空间和在西方同法国在军事上决一雌雄的前奏。在德军进占苏台德区还不到10天,希特勒就着手军事部署来并吞默默尔和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了。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我小时候有两个外号,“金丝猴”和“罗马尼亚人”。因为我头发金黄,皮肤煞白,还长了一个大鼻子。我痛恨这两个外号,痛恨自己,为什么长得和别人不一样。

   默默尔是波罗的海沿岸一个大约有4万人口的港口,是在凡尔赛条约以后从德国划给立陶宛的。既然立陶宛比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小,还要弱,夺取这一城市对德国军队来说,实在算不了一回事,而希特勒在这个命令中也只是说,它应予"归并"。对捷克斯洛伐克,则要求"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扫荡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

我妈告诉我:“等到18岁你的头发就变黑了。”因为她的一头金发就是18岁那年变黑的,小时候抚养她的大娘还给她吃过乌鸦肉。我妈是河南人。据说河南开封在宋朝时进来过一支犹太人,世代繁衍同化了,所以在河南有许多黄头发、白皮肤的后代。我想我有可能是其中一个。

   这对第三帝国说来又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希特勒第一次想动手征服非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在过去6个星期之内,他一直在私下或公开向张伯伦担保,苏台德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尽管英国首相在相信希特勒的话这方面容易受骗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他确有一些根据可以认为,德国独裁者在吸收了原来住在德国境外而现在住在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以后是会罢休的。希特勒不是一再说过他在第三帝国之内不要一个捷克人吗?但是张伯伦忘掉了,这位元首在《我的奋斗》中多次以狂妄的口气宣扬德国的前途在于向东方征服生存空间。一千多年来,这块地区一直是斯拉夫人占着的。

少女时

   慕尼黑会议结束不久,新任捷克外长弗朗吉席克·契瓦尔科夫斯基,在10月14日卑躬屈膝地到慕尼黑来朝拜,乞讨希特勒手中的那一点残羹剩饭,并且问德国是否准备同英国和法国一起保证他的国家大大缩短了的边境时,希特勒鄙夷不屑地回答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担保不值一文钱……只有德国的担保才有用。"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我长成了一个胖姑娘,“穿上显瘦”是我对衣服唯一的审美标准。五楼住着一个漂亮纤细的女孩小红是我的好朋友,每天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仰着脖子喊她下来玩儿。所有的男孩都看着她,围着她,仰慕她,而我也那么愿意和她在一起,这便注定了我将成为一个不会嫉妒的人。

   可是,到1939年初,仍然迟迟不见这种担保,理由十分简单。希特勒并不想给予这种担保。这种担保会影响他紧跟着慕尼黑会议以后就定下的计划。很快就根本不会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了,还要有什么担保呢? 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得引诱斯洛伐克分裂出去。

在人艺学员班里排《西施》时,我最好的朋友罗历歌演女主角西施,王姬演宫女甲,有大段独白。剧本里,在她的大段独白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写着“宫女乙惊恐状”。我就是宫女乙,整个剧本里只有这6个字属于我。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些。

   10月17日,也就是在捷新任外长会见希特勒之后三天,戈林就接见了两个斯洛伐克领袖斐迪南·杜尔坎斯基和马赫,还有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领袖弗朗兹·卡马辛。杜尔坎斯基是新近取得自治地位的斯洛伐克副总理,他向戈林保证,斯洛伐克所真正需要的是"完全独立,同时与德国建立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十分紧密的联系"。同一天,外交部的一项秘密备忘录中曾提到,戈林决定,斯洛伐克的独立必须予以支持。"一个没有斯洛伐克的捷克国家,更可以受我们自由摆布。斯洛伐克境内的空军基地在对东方作战时十分重要。"这就是10月中旬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青春时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亲德的新政府竭力讨好希特勒,它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也已逐渐认识到这 个国家的命运已经定局了。为了取得希特勒的欢心,捷克内阁在1938年圣诞节以前就解散了共产党,并且解除了日耳曼人学校里所有犹太教员的工作。1939年1月12日,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强调说,他的政府"将在各方面满足德国人的愿望,以此来努力证明它的诚心善良"。同一天,他还促请驻在布拉格的德国代办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即将并入德国"之说甚嚣尘上。

我从人艺学员班毕业后,参演了话剧《红白喜事》,获得文化部的一个大奖。获奖者中年轻女演员只有我一个,得了奖金,提了级别。跟我同在一个化妆室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演员,她那天当着我的面“问”我的同学:“哎,你们班这次提级的都是那种特会拍马屁、特虚伪的人吧?”

   为了想探明这点残山剩水还能不能挽救,契瓦尔科夫斯基最后说服希特勒答应于1月21日在柏林接见他。这是一幕极悲惨的景象。虽然对捷克人说来,接踵而来的下一幕还要更惨。捷克外交部长在这个不可一世的德国独裁者面前摇尾乞怜,希特勒当时盛气凌人的样子达到了极点。希特勒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于德国的克制才免于惨遭浩劫。虽然如此,捷克人若不改弦易辙,他还是要"消灭"他们。他们必须忘却自己的历史,他们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是听,这是捷克唯一的自全之道。具体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退出国际联盟,大大缩减它的军队,参加反共公约,在外交政策方面接受德国的指导,同德国订立优惠的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未经德国同意,捷克不得建立任何新工业,解雇一切对德国不友好的政府官员和报刊编辑。最后还有,像德国人那样,根据纽伦堡法律"纽伦堡法律 "是希特勒纳粹党于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通过的《帝国居民法》和《血缘保护法》的总称,旨在剥夺犹太人及其他非"优等民族"的政治和人身权利。,宣布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同一天,契瓦尔科夫斯基又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听到了新的要求。后者威胁说,捷克人若不立即悔过自新,并且照办德国人要他们做的一切,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

我听了这话,眼泪流下来,我当时“恨”死了这个每天毕恭毕敬喊她“老师”的女人。我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扎她的自行车胎。她这样心胸狭隘的人,一定会被气疯的。

   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下一场现在可以开幕了。由德国政府所煽动起来的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分裂运动,已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如果不把它们镇压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就会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肯定会占领布拉格。然而,如果分裂主义者被中央政府压下去,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也会利用由此引起的纷乱,照样进军布拉格。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但是第二天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第三天和后来几天也一样没想起来。

   捷克政府在反复犹豫之后,最后只是在对分裂主义者挑衅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了第二条道路。3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博士解散了卢西尼亚的自治政府。3月9日夜间,又解散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第二天,他下令逮捕了斯洛伐克总理提索神甫、都卡博士和杜尔坎斯基,并且宣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戒严。这个对柏林百依百顺的政府一共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勇敢行动,然而这个行动却很快就变成了使它遭到毁灭的一场惨祸。

挺长时间以后,我又遇见她。她慈眉善目,拉着我的手问:“丹丹你好吗?你在忙什么?”

   哈查总统任命斯洛伐克自治政府代表卡洛尔·西多尔代替提索出任斯洛伐克的新总理。西多尔于3月11日回到斯洛伐克的首府布腊提斯拉伐,当天就召集了新内阁会议。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会议突然被一群奇怪的不速之客打断了。奥地利的吉斯林、纳粹省长赛斯-英夸特和奥地利的纳粹党组织领袖约瑟夫·贝克尔,率领五名德国将军闯进了会议厅,要阁员们立即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如果他们不这样宣布的话,希特勒就要实行军事占领。

我发现我其实从来也不恨她。我不会恨人,所以总是很快乐。

   西多尔是反对同捷克人割断一切联系的,因此迟迟不决。但是第二天,提索神甫就从他据说是受软禁的一个修道院里逃了出来。他本人虽然已不再是阁员,却以"总理"的身份要求立即召开内阁会议。第二天早晨,这位矮小圆胖的神甫就被德国人装上飞机送到柏林,接受希特勒的训示。这位纳粹元首愤愤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完全靠德国的恩惠才得以免于进一步被肢解",德国已经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克制";然而捷克人却还不知道感恩戴德。"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情况变得无法容忍了,过去的贝奈斯精神又在借尸还魂了。"希特勒要斯洛伐克立即宣布"独立",德国予以保护,否则就用武力解决,希望斯洛伐克马上就此作出决 定。

中年时

   提索虽然当时没有表明自己的决定,但却回答说,斯洛伐克人"将证明自己不会辜负元首的恩惠"。那天,在德国外交部一直进行到深夜的会议上,德国人帮助提索起草了一份让这位"总理"一回到布腊提斯拉伐就发出的电报,宣告斯洛伐克独立,并且迫切要求"元首"保护这个新国家。它使人想起刚好一年以前由戈林口授的赛斯-英夸特那份吁请希特勒派遣德国军队到奥地利的电报,两者几乎一模一样。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还起草了一份斯洛伐克"独立"宣言,并且把它赶译成斯洛伐克文,让提索带回到布腊提斯拉伐。第二天(3月14日),这位"总理"就向议会宣读了这份宣言。会上有几个议员提出至少还该对它进行一下讨论,但就连这种提议也被日耳曼民族领袖卡马辛压了下去。他警告说,要是对宣布独立再有任何耽误的话,德国军队就来占领了。在这样的威胁面前,狐疑满腹的议员们只好屈服。

有一天爸爸打电话叮嘱我说:“丹丹,女人啊,千万不能太厉害。”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独立"的斯洛伐克就这样在1939年3月14日诞生了。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缔造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至此已经寿终正寝。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布拉格领导人,又一次帮了希特勒的忙,完成了自己国家的最后一幕悲剧。老态龙钟、不知所措的哈查总统请求希特勒予以接见。希特勒慷慨地答应了。这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有一个舞台,演出他一生事业中最厚颜无耻的一场戏。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痛定思痛,我想过去的确是我太能干了,太霸道了,表现得太“聪明”了,我爸说的“厉害”指的正是这些。爱一个人,要长久地像宠孩子一样宠着他,任由他去做喜欢的事,高兴的事,让他生活得轻松自在,让他一想起我就笑。

   这位德国独裁者在3月14日等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光临"的时候,舞台上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在他的巧妙摆布之下,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都已宣布独立,因而布拉格政府手里现在只剩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块捷克人的土地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英国和法国曾担保其边境完整的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了;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一起作出庄严担保的张伯伦和达拉第早已"下台退场"了。这就消除了任何引起外国干涉的危险。但是,为了要做得加倍保险,他就要强迫这个登门求见的软弱昏聩的哈查,接受他本来打算用武力达到的解决办法。用这种办法,他就可以使人感到那确实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正式请求他这样做的,就像并吞奥地利和慕尼黑会议所已经证明了的一样,在欧洲只有他一个人完全掌握了这种兵不血刃就使人亡国的新手段。

有时候先生和他的朋友出去吃饭,或在外面玩到很晚,我一定不打电话去追问。我会给他发个短信:“门给你留着,灯给你开着,千万不要考虑我,我睡了。”

   希特勒还演了一场活报剧来欺骗德国人民和其他容易受骗的欧洲人民。捷克总统抵达柏林时,受到了一个国家元首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正式的礼遇。车站上排列着仪仗队,德国外交部亲往迎接贵宾并且塞给总统的女儿一束鲜花。总统一行在豪华的阿德隆饭店最好的房间里下 榻。那里专门为哈查小姐备着巧克力糖,那是希特勒亲自送的礼物。当年迈的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到达总理府的时候,那里还有党卫队的仪仗队向他致敬。

很快,他的短信便回来:“大妮儿是我永远的、完整的最爱。”

   可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悲剧,就是在隆重的外交礼节的掩盖下发生了。1939年3月15日,是决定捷克命运的一天。那天子夜,希特勒在总理府一个只亮着几盏青铜吊灯的房间里,接见捷克总统哈查和外长瓦尔科夫斯基。当他们一走进这个黑沉沉的房间,犹如进入龙潭虎穴一样阴森可怕。这时哈查已经预料到有什么大祸在等待他了。早在他的火车还没有离开捷克国境的时候,他就得到布拉格来的消息说,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重要的捷克工业城市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而且沿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境摆好了阵势。因此这位身材矮小、年迈龙钟的总统,一来到柏林就尽最大的努力,不去得罪这位强邻。他深深地懂得,希特勒的军队已从三面包围了他这个已缩小得可怜的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契瓦尔科夫斯基,也像他的上司一样,力图从里宾特洛甫的脸部表情领会意图,唯恐因吃不透而惹恼了里宾特洛甫。在商务方面,他表示准备搞一个关税同盟,给德国以普遍的优惠待遇;在政治方面,也几乎以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予以默许。这位个子矮小,肤色黝黑的外长,有一句话充分说明了他摇尾乞怜、奉承讨好的模样。"帝国部长先生,倘使我们可以的话,在外交方面我们总是希望 依靠你的。"

人到中年,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可是,这一切依然毫无作用。对希特勒说来,捷克好比是斗牛士手里一块刺激牛的红布。他早就决定要从地图上抹掉这个国家。因此,会谈一开始就是一副悲惨的场面。希特勒说," 和贝奈斯政权相比,目前情况丝毫没有变化,贝奈斯虽不当权了,但贝奈斯的思想在新捷克斯洛伐克依然存在。"最后,他声色俱厉地说,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他的一片好心,如果贝奈斯的倾向不完全消失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国家完全消灭。3月12日,他已下令德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并且下令把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

我和先生谈话时从不避讳我们从前失败的婚姻,在不断地追溯中我渐渐明白,那些曾令我忿忿不平,以为“不可原谅”的人与事,其实自有它存在的情理。我理解了英达,他在我心里仍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好人。如果说他的性格并不完美,是因为他在童年吃了太多苦,他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进了监狱。他没有成年人的保护,也没有得到爱。我也理解了其他给我带来伤害的人。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性格不同,运气不同,你无法要求每个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都善良和充满理性。

爱因斯坦传,幸福深处。   希特勒说完之后,就请客人出去。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对这两个苦命的人加紧施加压力。他们硬是围着桌子追逐哈查总统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外长,一次又一次地把放在桌子上要他们投降的文件掷到他们面前,把笔塞到他们手里,不断地重复说,要是他们拒绝的话,纳粹军队就把捷克消灭。在这可怕的威胁面前,哈查昏过去了。戈林就让守护在旁边的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打针抢救,使他醒了过来。总统总算恢复了一些,能够拿得住德国人塞给他的电话听筒,在里宾特洛甫下令接通的专线上同他在布拉格的政府讲话。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内阁,并且建议投降。然后,莫雷尔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他的精神多少又好了一些。这样,已经完蛋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又踉踉跄跄地回到阿道夫·希特勒的面前,在他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时间是1939年3月15日清晨3点55分。

除了需要法律介入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原谅的。

   在所谓双方发表的会谈公报上写着:"元首和总统(希特勒与哈查)在会谈中,以坦率的精神研究了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全中欧这一部分的安宁与和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并为了实现最后和平,他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给德国元首手中。元首接受了这一宣告,并且表示他愿意把捷克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并且保证他们的民族能够生活在自治的条件下,按照合乎他们的特定的方式得到发展。"

现在时

   至此,希特勒诡辩欺诈的伎俩也许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他狂妄地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这天早上,我刚一开机便收到一条短信:“我是邮局,给我回电话。”我立刻把电话拨过去,并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问他:“您有什么事?”

   据他的一个女秘书说,希特勒在签字以后,冲进他的办公室,拥抱了每一个在场的女人,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我平生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

   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希特勒就从捷克斯洛伐克掠夺了95亿马克的金钱和100多万枝步枪、43000多挺机枪、1500多架飞机、2100多门大炮、500多门高射炮 、300余万发炮弹、10亿发子弹和400多辆坦克。占领了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斯科达。并把大批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男女掳去当兵和服劳役。由此大大加强了希特勒德国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它的战争实力。正如纳粹二号头目戈林一个月后对墨索里尼所讲的:"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巨大的生产能力转归德国而产生的经济因素,它显著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能力。不仅如此,如果发生更大的冲突,德国现在毋需保留一个师的兵力去防御那个国家了。"

   希特勒和其他一些纳粹头目们,他们没有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末日可能就是德国法西斯末日的开始。他们怎能想到呢?从1939年3月15日的黎明开始,引向战争,引向失败,引向灾难的大路已经平铺在他们的面前了。这是一条又短又直的路。希特勒一旦走上这条路,顺势而下,就是要停也停不住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危难的日子里,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动一动来挽救它,虽然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它们都曾庄严地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受侵犯。

   非常出人意料地是,尼维尔·张伯伦在3月17日,也就是希特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两天,突然感到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受骗了。他重新举出了希特勒的历次保证:希特勒曾经说过,苏台德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他不想要一个捷克人,而现在他却食言背信了。

   3月31日,在希特勒进入布拉格之后16天,张伯伦告诉下院说:"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到波兰的独立,而且波兰政府认为必须尽全力予以抵抗的行动,英王政府将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给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我还可以加一句,法国政府也授权我明白表示,它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持同样的立场。"

   究竟是谁替希特勒敞开了方便之门呢?正是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西方绥靖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深刻地揭露了这些绥靖主义阴谋家们的险恶用心,指出:"这些阴谋家们,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这就是绥靖主义的反动本质。

   张伯伦一伙原来打算给希特勒打开东进的大门,玩弄纵虎伤人的阴谋。他们以为奉送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会满足希特勒的侵略欲望,殊不知侵略者的欲壑难填。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在被迫接受慕尼黑协定时对英、法部长们所讲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国家是否会从慕尼黑作出的决定中得到好处,但肯定无疑的是,我们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在我们之后,其他人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

   历史果真是无情的,玩火者必自焚!希特勒在"抹掉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向下一个猎取对象动手了。正是:纵虎贻患,必定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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