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金沙所有网址

当前位置:奥门金沙网址 > 奥门金沙所有网址 > 奥门金沙网址雍正帝皇上,毛泽东传

奥门金沙网址雍正帝皇上,毛泽东传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04 14:52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隆科多其实早就来到了畅春园门口,不过,他没急着进去。也不是不想进,而是因情况不明,他不敢进!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刘墨林与苏舜卿虽相爱却不能成亲,他只有求雍正皇上给苏舜卿脱去贱籍。他并不怕皇上怪罪,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哪知皇上听了却一声不响地陷入了沉思,刘墨林惊呆了。他悄悄地瞧瞧皇上的脸色,更是让人琢磨不透,皇上他,他这是怎么了?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这畅春园与紫禁城可大不一样。紫禁城在步兵统领衙门的防区之内,身为领侍卫内大臣又兼九门提督的隆科多,如今独自一人掌权,要搜要查,那还不是由着他说了算!他一声令下说要进宫,哪个敢来阻拦?所以他的兵士早就在紫禁城里翻了个底朝天了。除了东西六官住着嫔妃的地方外,就连三大殿也没有放过。他原来计划着在畅春园这里也如法炮制的,因为在这里办差的是马齐。马齐是汉大臣,与自己这位满大臣不能相提并论。再说马齐已经老成棺材瓤子了,手无缚鸡之力,又没管过军务,自己说什么,他还不得乖乖地听什么。可是,隆科多太大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自己竟然栽到了马齐的千里!接到马齐那封铃着上书房大印的手谕,隆科多差点没气晕过去。这时,他才知道,这位马老夫子还真不好对付。他一边打轿畅春园,一边急急地命令徐骏,让他飞马奔向朝阳门.向“抱病在家”的八爷允禩请示机宜。

  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巴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刘墨林哪里知道,就因为他刚才一句“脱去贱籍”的话,触动了皇上久藏在心底的一段隐秘,一番隐痛。那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可雍正皇上却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怎么也摆不脱它的纠缠……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时令早到五月,晴空万里,骄阳艳日.滚热的大地上,连一丝轻风都没有。但心事沉重的隆科多,却像呆在那里一样,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全都失去了感觉。他脑子一片乱纷纷的,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是京师防务的总管,十三爷允祥病了,他出来管事天经地义。皇帝出巡将归,派人去清理一下大内和行宫的关防,移调一下早该换防的驻军,有什么不对?就是皇上有所指责,自己觉得也当得起、扛得住。大不了,不就是办得匆忙了一些嘛。可是,他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不,不能这样看!因为这次行动是八爷一手操纵的,而且八爷并没有明说,这就难了。要说是作乱造反,八爷也并没让自已拉硬弓;要说不是作乱,却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闹这一手?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这件事发生在康熙四十三年。老皇上康熙为了让皇子们学习政务,派四皇子胤祯出京考察,胤祯去的是桐城至淮安一带。这里是黄淮交界之地,涛涛黄水,像一条不服管教的长龙,年年滚动,也年年决口,历代皇帝对它都几乎是束手无策。康熙派四皇子到这里,要他实地考察一下黄淮交汇地带的水情、民情、吏治、风俗,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恰恰那一年黄淮决口,大水肆虐,淹没了良田村庄,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四爷的这趟差使就更显得重要了。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对眼前的这些事,隆科多越来越看不透了。就说八爷和弘时吧,八爷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三爷党”,是“弘时党”;可昨晚和弘时谈话时,那小子却指东说西,扑朔迷离,让人摸不着他的心思。隆科多也曾经直接了当地问过允禩:咱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八爷的话更让人犯疑。他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什么事都没有,只能走走看看,你最好别想那么多,权当是替朝廷办差,心里就踏实了;弘时却又说,都是为了父皇平安回京,你怎么干都行!隆科多夹在这二位中间,怎么做都可能对,也怎么做都可能错,他可真不知如何才好了。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皇子出京办差,视察黄淮,而且这位四爷还带来了皇上的旨意,带来了朝廷的赈济。地方官吏们可就盯上了四爷,或者说是盯上了四爷手里掌握的那些银子了。于是,当地的官员们纷纷前来,哭穷叫苦的,请安问候的,奉承巴结的,馈赠土产的……什么样的手段都拿出来了。目的只有一个,想多要点钱呗!

  席住在头等舱。”

  隆科多又反思自己,一个名正言顺的托孤重臣,只为了那个小纸条就下了水。闹得现在人不像人,鬼又不像鬼的,一切都得听凭别人摆弄,这算是什么事儿呢?俗话说:上贼船易,下贼船难。这话真是让人越嚼越苦啊!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这一天四爷来到了淮安县城,这里早已被大水围困。只见滔滔洪水,滚滚而来,简直分不清东西南北.也看不见哪是出路。四爷当机立断,一面命县令紧急动员百姓护城,一面组织老人孩子们登上高处暂避。县令说,四爷,这城是万难保全了,我这里备下了一只船,不如请您立刻上船,咱们一起逃命去吧。胤祯火了,说你身为一县父母官,危难之时怎么能只想自己的身家性命?要逃得和百姓一块逃,丢下百姓不管,我请出王命旗来斩了你!说完他就带着家人高福,到城上察看水情去了。四爷登上城头时,天已是正午时分,只见云层厚重,黑得如同锅底一样的天上,吊着墨线似的龙尾,忽明忽暗,奔跑摇摆。紫色的,金色的火球,一上一下地炸开。雷声一阵紧似一阵,把好端端的城楼震得直打颤。黄水已经漫卷了大堤,五尺多高的浪头轰鸣着,叫嚣着,排山倒海般地向城头奔来。城里的百姓全都慌乱地四散奔跑着,他们只顾逃命,哪还顾得了救城?跟着四爷来的奴才高福,见事情不妙,拉起胤祯就跑,一边大声说着:“主子,不好了,大水就要漫城了,赶快回去上船!”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一匹骏马,从黄土大道上飞奔而来。隆科多精神一振,以为是徐骏回来送信了。哪知到了跟前才知,原来是八爷府上的太监何柱儿。他满头大汗淋漓地下了马就说:“中堂大人,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站在日头下出神?中了暑可不是小事呀!”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他们刚从城上下来,就听“轰隆”一声,城墙被滚滚而至的黄水冲决了一条大口子。一时间,这里就变成了天地难分的一片汪洋。水势汹涌,浊浪滔天,房倒屋塌的轰鸣,哭爹叫娘的喊声,组成了一片惊心动魄的惨景。他们跌跌撞撞地赶回县衙,想找那位县令商量办法,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位在四爷面前曾经信誓旦旦,说要与县城百姓和皇子共存亡的县令,在四爷刚一转脸的瞬间,就丢下全城百姓和这位王子不顾,急急忙忙地向船上装载自己搜刮来的金银珠宝。一见黄水破城,他就登上大船,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弃城而逃了!

  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

  “唔?”隆科多从沉思中惊过来,这才发现自己紧张得发呆,竟连日影移动都没有觉察到。他连忙问:“你是刚从王府来吗,可见到徐骏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多亏高福急中生智,找来了一口大水缸,把四皇子抱进缸内,他自己却扒着缸沿,顺流而下,卷进了无情的洪水……胤祯坐在缸里,开始时,头脑还算清醒。眼见得几万百姓被卷进波涛,他又是心疼,又是气愤,想着一旦逃脱苦难,非要把这个黑心的县令凌迟处死不可。可是,漂着漂着,他就在又冷又饿又惊又气之中失去了知觉……

  精神很愉快。”

  何柱儿抬头一看,李春风他们的人马正从畅春园里开出来,在门前排队,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何柱儿看得呆了,问:“中堂,他们……这是怎么了,败了?被人打出来了……”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③

  当他第一次醒来时,好像是睡在一个铺着干草的小床上,旁边似乎有个细弱的声音在说话:“好了,好了,这人终于醒过来了……快,取姜汤来!”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隆科多没有理他,却问:“你刚从王府来,我问你,八爷到底是个什么打算?这种事能涮着人玩儿吗?”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胤祯被人扶起身来,灌了几口姜汤,便又进入了昏迷状态。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他再次清醒过来时已是夜晚。房子里点着一盏油灯,一个老汉蹲在桌边不声不响地抽烟,一位妙龄女子,布衣粗衫,身材苗条,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在喂他。高福在外边听到四爷醒来,三步并作两步抢了进来,趴在地上向那位老者叩头:“多谢您了,老伯,不是遇上您,我们王……我们爷就没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像捣蒜样地磕着头,却不敢说出四爷的真实身份。胤祯强自挣扎着坐了起来说:“者伯,我叫王孙龙,是北京人。多谢您的搭救,请问老人家贵姓?”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何柱儿听隆科多说话的声音不对,他抬头一看竟吓了一跳。好嘛,这位中堂大人的脸都绿了。他连忙说:“中堂,您老别生气,八爷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立时就来主持,让我先给您送个信来。咱们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嘛,千万不能下软蛋,更不能倒了旗子。哎,李春风他们过来了,您下个令,让他们就地待命。八爷说,让您先去和马中堂交涉。八爷随后就来,到时候二对一,马中堂就不能不从!”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咳,我们这个家,还怎么敢称这个‘贵’字呀?我们姓黑,是乐户家籍。唉,祖上造罪儿孙赎,积德也是为自己。救了你的是老汉的大女儿小福,这里的是我的二女儿小禄。小福借米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的。”说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走出去了。

  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

  隆科多的心急速地跳着,从何柱儿的话中,他已经闻到味了。看来,今天要动真格的了。眼见得李春风他们已来到面前,他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端着架子问:“怎么,你们的差事办得不顺,是吗?为什么全都撤出来了?”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爹爹一走,小禄拿出一个窝头来递给胤祯:“公子,你将就着吃点吧。这里四周全是水,既没菜,也没盐,姐姐出去半天了,还没回来,米能是哪么好借的?我爹刚才说的话,您听听也就是了,不必往心里去。常言说,救人一命,还胜造七级浮屠呢,哪至于就把他吓成这个样子了?”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回中堂,差使没办成。”李春风把前前后后的情形说了一遍,又把马齐写的字据递了过来。他退后一步,小心翼翼地说,“我们进去后,只看了几座空殿。所有要紧的地方,都有侍卫们守着。没有您的命令,我们也不敢动武,马中堂又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所以我们只好出来,在这里集结待命了。”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⑥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⑦

  胤祯看看小禄,昏暗的油灯下看不太清。只见她容貌虽然说不上绝色,却也透着甜净俏丽,尤其是说话爽朗,口齿伶俐,没有小户人家女孩子的羞怯。便问她:“你们救了我,是件积德的事,我自然是感激不尽,这又有什么好怕的?”

  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

  “真是一群窝囊废!他们善扑营的兵,只能单打独斗,可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隆科多真想大骂他们一顿。但又一想,这事能怪他们吗?便换了口气说,“唉,这也怪不到你们,是我们几个上书房大臣们没有事先通气。我这就进去见马齐,你们不要远离,就在这里听候我的命令!”\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小禄回身进去端出了一碗野菜汤来,一边招呼这主仆二人吃着,一边说:“唉,这都是前世造下的孽呀!我们这个家,祖上曾是前明世家,永乐靖难之前,祖上还在朝做官。可是,永乐皇帝灭了建文帝后,说我们是建文皇帝的死党,不管你原来姓的什么,全都改姓了‘黑’,而且全都划成了‘贱民’,入了‘贱籍’。从那时到现在,三百多年了,全族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得从事贱业,当戏子,当吹鼓手,当媒婆、稳婆……,而不准种地务工做买卖。这三百年里,族里一共出了九十四个节妇和两个烈女。光是去年就死了两个,一个是还没成婚丈夫就先死了,这个女孩也投水自尽;另一个是父母双亡,自己又受人拐骗,却宁死不从上吊投环而死。前任的太守听说了这件事,说难得有这样的贱籍,立志从善而不甘堕落;只可惜这节妇孝女还不够一百。那太守说,只要是凑足了这个数,他就要上表请求皇上为全族脱籍。所以族里订下了规矩,全族的人都不准在这上头出事……咳,我说这些干什么?”她突然脸一红,不再往下说了。胤祯说:“这不是你自己要说的嘛!”小禄看了胤祯一眼,就飞跑着出去了。

  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

  隆科多抬腿就进了畅春园,有了八爷撑腰,他还怕的什么?自己是主管军政的宰相,皇上即将回銮,我当然要净一净内宫和行宫。你马齐一个汉大臣,有权管我吗?他来到门前时,见鄂伦岱正在这里等着他,便问:“马中堂呢?我要立刻见他!”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过了一会儿,她又转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瓢米,还抓着一把盐,看也不看躺在床上的胤祯,就竟自坐下吃她的窝头。胤祯笑着说:“姑娘,你别生气,我刚才是和你说笑的。”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马中堂在露华楼上。他刚刚吩咐了,也正要见您哪!”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那姑娘看了胤祯一眼,却仍是一声不语。就在这时,门外又进来一个小禄,手里拿着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萝卜,一边利索地切着,一边笑着说:“算你们有福,姐姐还真的借到了米。她呀,别看一天到晚不爱说话,可是人缘好着哪!”到了这时胤祯才知道,原来面前的竟是生得一模一样的两位孪生姐妹!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刘铁成呢?去叫他和畅春园的侍卫们全都到露华楼来!”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黄水一直不退,胤祯也只得与这家人相依为命。小福的心地善良和沉默寡言,小禄的多情爽朗、爱说爱笑,都给这位落难的皇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别看胤祯平日里心冷似铁,可他却是个有恩有义的人。渐渐地,他对那位叫做小禄的女孩子发生了好感,两人偷偷地相爱了,而且很快地小禄就怀上了身孕。这件事,除了姐姐小福清楚之外,别人并不知道。大水退去以后,胤祯回到朝里,调兵去捉拿那个县令。哪知,那天县令一门老小仓惶逃命,还没有出城呢,大船就撞到城跺上翻了,全家老少无一生还。胤祯又去接小禄,却不料来得晚了一步,小禄已经显了身子,而且被族里发现了。为了维护那个并不成文的族规,为了凑足那一百节烈女子之数,族长狠心地下令,将小禄当众烧死在村头的大树上。胤祯刚来到河对岸,就看见村里燃起了熊熊的火光,也看到了正在烈火中苦苦挣扎、又至死也不肯求饶的小禄。如果不是高福死命地拉着胤祯,而这位四爷又因受了太大的刺激昏了过去,他当时就要冲过去了。他没能救出这个为他献身、又为他死去的善良的女孩子,当他终于走近这里时,看到的却是那棵烧焦了的老柿树,和树上那已变成黑色的斑斑血迹,连她的姐姐小福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扎!不过我刚出来时见刘铁成在露华楼上,这会子不知还在不在。”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这幕惨景对胤祯来说是永生难以忘却的,而化成灰烬的小禄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后官粉黛三千,他却无一动心,是不是由此而起呢,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件已成往事的回忆,也只是深藏在他自己心中,而不敢把它说出来,甚至不敢想起这件事……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隆科多不再多说,便向园子深处走去。他路过澹宁居时,却看见刘铁成正在那里,而且正在向侍卫和善扑营的军校们训话。这个刘铁成原来是个水匪头子,当年康熙皇帝南巡时,亲自招安了他。他当水匪时有个外号叫“刘大疤”,粗犷凶狠,武艺高强,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识,把他留在身边,当了一名侍卫。所以,康熙在世时,他眼睛里只有一个康熙;康熙去世后,雍正让他管着善扑营,他便除了雍正之外,谁部不认。今天他下身穿着的很普通,但上身却穿着黄马褂。腰里悬着的大刀片子闪闪发光,晃得人眼都瞪不开。隆科多走来,他连睬都不睬,还在训斥着这群军校:“妈的,你们这些囚攘的饭桶,人都进了园子,才想起来禀告老子!先前武老军门在时,你们也敢这样办差吗?告诉你们,老子也不是好惹的!老子七岁走黑道,三十五成正果,前前后后杀了四五十年的人了!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凭一个鸡巴条子你们就敢放人进来?都给我好好听着,看好了园子,别管他什么骡中堂、驴后堂的,全是扯淡!不见我的令,谁敢放进一个耗子来。我刘大疤就送他一个碗大的疤!”

  山南是这次叛乱的大本营。西藏军区在平定了拉萨之后,迅即调兵进军山南,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可是,今天刘墨林却在无意之中触到了皇上的隐秘。尤其是当刘墨林说出那位苏舜卿也是“隶属贱籍”时,雍正皇上被深深地打动了。一时间,他心潮起伏,简直无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他明白如今自己已是皇帝,不能再想那早就逝去的往事,小禄也没有可能与他共享富贵了。他狠狠心把心头的不快压了下去,决心为千千万万个小禄申张正义,把明代永乐皇帝和他制造出来的虐政永远打入地狱,让数百年来繁衍成百万之众的“贱民”重见天日!想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刘墨林说:“才士风流,算得了什么大事?不过,单单为苏舜卿脱籍,又似乎不近人情。廷玉,你来拟旨:用明诏发布,即日起,为天下所有贱民一律脱籍,耕读渔樵,与庶民相同。”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隆科多怕的就是这样的话。他紧走几步,来到了露华楼上,向正躺在春凳上的马齐笑着说:“老马,你可真会找自在呀!外面是滚热乾坤,你这里却是清凉世界。怎么,我进来时看到那些请见的官员全都走了,你今天不见他们了吗?”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张廷玉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可不是件小事啊!“耕读渔樵与庶民相同”,这就是说,连王八、戏子、吹鼓手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入仕做官了。那么,全国的文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诏谕呢?会不会引起他们的反对呢?张廷玉的脑子转得很快,早年他就似似乎乎地听说过,四王爷曾和一个乐户的女子情笃意合,私订了终身。今天雍正这番处置,不过是借刘墨林之请偿还皇上昔日的夙愿罢了。可是,这话,张廷玉可不敢出口,想了想,他试探地说:“主子,如此举措,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贱民得以超脱苦难,恐怕家家都要为主子烧香磕头,立长生牌位了。不过,以臣之见,这类贱民从事贱业已久,不会种地,不能务工,也不懂经商之道,突然让他们改行去干别的,恐怕还不如干他们的老营生更为有利,所以臣以为,皇上之命可行,但最好是不要强求一律,听其自愿也就是了。再者,他们刚脱贱籍,即入庙堂,似乎也有伤风化,不利观赡。可否在脱籍两代之后,才许读书进仕,以表示朝廷尊儒重道的本旨。”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马齐坐正了身子说:“这里清风习习,自然是凉快,外面怎么能和这露华楼相比呢?宋玉有首《风赋》说得好,同样是风,就各不一样。大王有大王之风,而庶民则有庶民之风嘛!就像今天,这畅春园内外刮的不就是两种不同的风吗?”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雍正仰着脸思索了好大一会儿,心里虽然不同意,可又觉得张廷玉说的似乎是无可挑剔,才勉强地说:“好吧。你这也是老成谋国之言,就依了你,拟旨后明发也就是了。”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隆科多一愣,心想,这老夫子是说的什么呀,难道他要和我谈论古文吗?仔细一想,不对,他这是话中有话呀!他自己心里有鬼,便不敢叫真,只能装糊涂:“老马,鄂伦岱说你请我议事,我想,总不会是来听你掉文的吧?”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⑨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⑩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⑾

  副总管太监邢年进来报告说:“主子,广生楼上的字画都已贴好,筵席也已摆上,各位王爷、贝勒、贝子和大臣们都到齐了,请主子启驾!”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哪能啊!《风赋》里说的是学问,是观测风向,治理国家的学问!你看我这里,本来像你说得那样,是一片清凉世界。可是,你却在园外突然刮起了滚滚热浪。让我既见不成人,也办不了差。我倒是想问问你,这园里园外冷热不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雍正来到西华门前时,三位皇阿哥弘时、弘历和弘昼都在门前跪接。雍正下了銮舆,问他们:“你们的字都挂上了吗?”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隆科多故作镇静地一笑说:“嗨,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原来你就为的这个?好好好,只要你不说我是‘谋逆’,我就和你说道说道。前几天接到邸报,说皇上圣驾即将返京。皇上出去这么多日子,内宫的防务全都松懈了。有的太监们狗胆包天,竟然带着亲眷混进宫里到处乱串。你也知道,北京城里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什么事情出不来?允礽放出来了;允禩也还不老实;八爷有病,十三爷也有病。这么乱法,万一出了差错,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我不过要带着人来清理一下,难道就惹得你起了这么大的疑心!”隆科多越说越激动,指指窗外又说:“老马,我们俩同朝为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敬你是个前辈,想不到你把进园的人全都赶了出去,这不等于是当众掴了我一记耳光嘛!你听听,刘铁成在说些什么?谁指使他这样放肆的?‘不准放进一只耗子’,笑话,我要是真想占了这畅春园,他善扑营的那几个破兵还能挡得住?你马齐还能有这心思,坐在露华楼上,给我批讲什么《风赋》?玩儿去吧!要依着我的性子,恨不得现在就革了他刘铁成的职,扒了他这身皮,一顿臭揍,把他的匪性打过来!老马,今天这事儿咱们没完,回头见万岁,我还要再和你撕掳撕掳呢!”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弘时上前一步奏道:“回阿玛,兄弟们的都挂上去了。不过听说阿玛只选了两幅,儿子们不敢僭越,又都各减了一幅。我和五弟是两幅,四弟则只挂了一幅。”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马齐轻松地一笑,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说:“老隆,你生的那门子气哪!这事不怪刘铁成,也不怪李春风。皇上回銮,要净一下宫宇,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但,第一,要事先打个招呼;第二,进来的人要守着规矩。百姓们常说: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要我看,只要军令一下,兵遇见了兵就更是说不清!所以,我才叫他们先退出去,又请你进来商议。大清朝的上书房,其实也和明代的内阁差不多。当宰相,就要有宰相的度量嘛。你要真想撕掳,就撕掳一下也无妨。我反正连大牢都坐过了,也不怕再进去一次。要依我说呢,九门提督,本来就是提督九门的,你管好自己的九座城门,就算是办好差使了!”

  ②“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

  雍正看了一眼弘历问:“你为什么只挂一幅呢?”

  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

  隆科多一听,好嘛,马齐这老东西,把所有的事全都包揽了。而且明白告诉自己,他也要“撕掳”一下。话中套话,还有第一第二的两个把柄;又提醒自己,只要管好九门就万事大吉。他的话虚中有实,实里带虚,似讽似劝,又无隙可乘。隆科多真想一刀宰了他,可一摸身上竟没有带刀。他又想,当年马齐就押在他顺天府的牢狱里,那时为什么没想到,用条土布袋黑了这老说什么全都晚了,只好搬出八爷来壮胆:“哼,我心里没凉病,也用不着害怕吃凉药。我已经派人去请廉亲王了,我们三人共同商量,还不算‘合议’?”

  ③毛泽东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4日。

  “回皇阿玛,儿臣的字写得不好,不敢与众位书林宿儒们争短较长,更不敢污了皇阿玛的法眼。但是阿玛既然有命,儿臣也不敢不送,就选了这一幅,儿子只是因为圣命难违,勉力为之罢了。”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马齐寸步不让:“用好哇!方先生也是上书房的,还有怡亲王呢,干脆都请来好了。”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弘历这回答很让雍正满意,他高兴地说:“这样也好。今天是朕为朝廷百官们专设的筵席,你们不必入席,就在旁边给众大臣们斟酒,代朕做东。他们给朕办事半年了,应该好好地谢谢他们,你们殷勤一些,也是应当的嘛。”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十三爷病得很重,就不要惊动他了吧。”

  ⑤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9年3月12日。

  吩咐完了,雍正就端正身子来到广生楼下,楼前等候的人们,一听静鞭三响,知道皇上驾到,连忙齐声高呼“万岁!”雍正满怀喜悦地走到近前说,“都起来吧,今天是以文会友,君臣大礼不要过于拘束,那样岂不乏味?来来来,大家还是先看看这些字画,评出状元来再入席饮酒吧。”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十三爷昨天去了丰台大营,他能去丰台,就也能到畅春园。八爷不也是有病了嘛。两位亲王能够带病议事,我们俩身上的担子不也可以轻一些吗?”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广生楼是东六宫中最大的一座望楼,因为楼上供着广目天王,所以叫做“广生楼”。楼下是平日祭祀用的,占地很大。楼内装有玻璃大窗,十分明亮。今天送来的字画总共有二百来幅上下,其中一半是歌功颂德的,一半是唐诗宋词。下边的人,早就得到高无庸送来的消息了,都悄悄地写好他们“选中的”字,放在身上,画品里,则大多是花鸟虫鱼,山水龙凤之类。雍正站在一幅“钟馗图”前看了好久,突然说:“这幅画神形兼备,确实不错。只可惜没有题跋,略显美中不足。谁能即席赋诗一首,为此画增色?”

  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

  隆科多紧张地思索了一下,又说:“那么,请三贝勒也来吧,他是坐纛儿的阿哥嘛。我们议,由他定。这总行了吧?”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刘墨林今天的差使是主持这场品评书画,虽然他的字写得不错,可是皇上并没有让他也来参与。听皇上这么一说,他有点技痒难耐了。再说,皇上刚刚为苏舜卿解除了贱籍,他也总得报答皇恩啊。看见没人应召,他便跃出班来请旨:“皇上,臣愿为此画题诗!”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这两个人,一满一汉,都是宰相,也都是几十岁的人了。别看他们二位说话时声调平稳安详,好像是在心平气和地商议,可心里早就恨得咬牙切齿、剑拔弩张了。他们各不相让,寸土必争,句句带刺,话中有话,已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关头。就在这时,十三爷允祥带着张雨来到了露华楼上。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45页。

  雍正笑了笑却没有说话,刘墨林趁着兴头,饱蘸浓墨,奋笔疾书一诗:

  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

  马齐高兴地说:“看看,十三爷不请自到了。”他连忙上前打千请安。隆科多也只好站起来行礼,一边还笑着说:“十三爷到底是年轻,怎么说好就好了?”

  ⑨应为20日。

  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薄碧座悬图。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允祥沉着脸走到上首说:“有旨意。马齐、隆科多听宣!”

  ⑩指《光明日报》。

  仗君扫荡妖魔技,免使人间鬼画符。

  1995年2月版,第66页。)

  两人忙伏地叩首:“臣恭请万岁金安!”

  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6、187页。

  一笔狂草如疾风骤雨,写得酣畅淋漓,众人还没来及喝采,雍正急急说道:“再加一首!”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圣躬安!”允祥向下看了一眼又说,“圣驾于昨晚已到京城,在丰台大营驻驾。命我传旨:着马齐、隆科多即刻到丰台见驾。钦此!”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扎!”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一听圣驾已到北京,隆科多和马齐两人都不觉愣了。他们对望了一眼,又连忙叩头谢恩。隆科多想,好你个马齐呀,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不是给我摆圈儿跳吗?马齐却是另一种想法:嗯,看来老隆是在试探我呀!他既然知道圣驾已经返京,还和我来这一套,是想抻抻我的本事,看我能不能办好这差使吗?告诉你老隆,你看错人了。我马齐早在你当顺天府尹的时候,就人阁为相了。老朽不才,但比你见的世面多!你想给我玩儿把戏,算你找错门了。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刘墨林几乎是不加思索,提笔就来: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允祥见他们二位这模样,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并没有点破,还是带着微笑说:“怎么,二们宰相还在钻牛角尖吗?”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进士头衔亦恼公,怒髯皤腹画难工。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马齐说:“怡亲王,外面的情形,您全都看到了。隆大人一声不响地便要来换防,我职责所在,能不出来说话吗?我们俩就是这么点过节。”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终南捷径谁先到?按剑输君作鬼雄!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隆科多不和马齐正面说事儿,却咬定了刘铁成:“我这不是来和你马齐商量的嘛!他刘铁成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他怎么可以张口就骂我呢?谁是他的后台,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好了。”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好!”雍正皇帝见他才思如此敏捷,不禁击节赞赏,“不但诗好,字写得也好。你还能再写一首吗?”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允祥抬腿向楼下走去,马齐和隆科多也只得紧随其后。允祥边走边说,似乎是漫不经心,可话中却带着指责:“你们都是大臣,有什么事可以商量着办嘛。就是有了不同的想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八哥、我、还有两位皇阿哥都在京城,这里还能翻了天?刚才我进来时,已经训斥刘铁成了。我告诉他,园中的侍卫亲兵们要各归岗位,不准集结!你们两人的争执,我看就算了吧,和气致祥,和气生财嘛。舅舅,您说是不是?”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刘墨林略一思忖,提笔就写: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隆科多正在想着怎样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开脱呢,十三爷刚才的话他根本没听见。现在问到了头上,他不知怎么回答:“是是是,奴才明白。”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何年留影在人间?处处端阳驱疠疫。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他们刚刚走到园门口,就见一乘大轿落下。八爷允禩从轿中钻出来,他一见允祥已经先他一步来到畅春园,心里猛然一惊:哎?允祥不是在病中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呢?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呜呼!世上魍魉不胜计,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允祥却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打招呼:“八哥,多日不见了,听说你也在病中,怎么今天这样巧,我们偏偏都到这里来了。我是来传旨的,不便向八哥请安。皇上已经回到京城,现在正要召见马齐和舅舅他们。你也是议政王大臣,既然遇上了我,是不是也一齐去见见皇上啊?”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仗君百十亿万身,却鬼直教褫魂魄!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老八一听这话,却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心想:我刚刚计划好了的事,怎么又被打乱了呢?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雍正皇帝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了,连声夸奖之后,又传旨说,“这幅画可谓一品,字也堪称一绝。可收进三希堂去留传后世!今日各人所选的字,都写了名次交翰林院去秉公评定——开筵!”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众臣工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随着皇上走了进去,参加这难得的御赐盛宴。张廷玉边走边想,这幅“钟馗图”,是今科殿试第四名曹文治所画,皇上如此看重它,恐怕不仅仅是刘曹二人诗画双绝,而是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钟馗这个捉鬼的英雄,最需要用他来镇慑妖魔,革除弊政,剪除敢于反抗的厉鬼,平定政局啊!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情深意切地嘱咐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⑥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⑦此前,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⑧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⑨到三月三十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⑩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①薪巴,藏语,农民。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6-200页。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③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9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④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3月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27页。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⑤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5日。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33页。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⑩毛泽东对1959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注,手稿,1959年3月30日。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①。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引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卜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④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钢产指标降低了,要不要公开修改六中全会公布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成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有人建议,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公开修改,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结果,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维持原来的四大指标⑤,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他说: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⑦

  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十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

  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

  在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⑧

  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⑨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⑩

  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

  ①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页。

  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蓣之末’,大概是成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

  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

  ⑥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豁谷’

  ⑦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⑧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9年4月17日。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⑩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4月26日。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六月十一日,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毛泽东把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②(②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农业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他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17日。)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五年。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②(②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

  隔了仅仅两天,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党组送来一个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一九五九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④(④关于这个情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见该书下卷第725页。)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最近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番的决心,很快将报告批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④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①(①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⑿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50页。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①(①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④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⑾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页。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在十三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①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②,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③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毛泽东又经武汉来到长沙。他准备回故乡韶山看一看,然后上庐山开会。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尽力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走。他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然而在有的问题上又有些犹豫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能够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总是部分地否定了最初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应当肯定,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而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认识到。在他看来,既然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快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这个想法,可以在他的一个批注中得到证明,他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④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同时也感到纠“左”还有一些阻力。他想借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六月二十八日,他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⑤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事情却又发生突然的变化。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0页。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②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

  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1页。

  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

  ④毛泽东对李先念1959年6月11日关于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的批注。李先念在报告中说:“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

  ⑤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39页。

  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

  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

  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

  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

  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

  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

  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

  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

  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

  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

  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

  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

  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

  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8,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①(①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75页。)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这些代价太昂贵了。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本文由奥门金沙网址发布于奥门金沙所有网址,转载请注明出处:奥门金沙网址雍正帝皇上,毛泽东传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