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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杀强贼村民齐到场竞赛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04 14:52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成功,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可以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了。这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所一直企盼的日子。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他这一喊不要紧,立刻就从北边跑过来二十多人。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满头满脸都是油汗。他们也不理会这爪是谁种的,更没看种瓜人一眼,就在瓜地里折腾上了。有的人摘了就啃;有的人尝了一口觉得不甜,随手就扔在了一边。秦凤梧高叫一声:“哎哎哎,你们怎么连个价钱都不问,这不是要明抢吗?”

  执掌钥匙的太监迟疑了一下说:“主子,他有时常犯疯病,怕发作起来会伤了主子……”

  毛泽东回国以后,立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土地改革的准备,以及各方面关系的调整等方面。一九五0年六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确定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全会还决定,要在一九五0年复员一部分军队。接着,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按照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作了部署。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哪知,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竟让那姓常的认出来了:“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不就是在船上的那小兔崽子吗?哼哼,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是让老子们给逮住了。你们那一群人都在哪儿呢?”

  隆科多厉声大叫:“你才是疯子哪!我要不装疯,早就让你们打死了!”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他这么一说,秦风梧也认出他们了,趁着那姓常的得意洋洋,没有警觉的空子,他抓起一个甜瓜就砸了过去,回头又向弘历他们呆着的地方飞跑。一边跑,一边还大声叫着:“不好了,那帮强盗又来了!”

  此时的隆科多已经从极度的兴奋中恢复了理智。他明白,这位外甥皇帝突然前来探望,既不会有什么恩典,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处分。因为,如果皇上是想杀或是想赦他,都只需要一纸诏书就办成了,根本用不着亲自来。而他心中深埋着的话,却要乘着这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全都说出来。他抻了一下自己那肮脏的袍服,理了理头上的乱发,踉跄着走到大桧树下跪倒叩头说:“罪臣隆科多叩见万岁,愿皇上圣躬安泰!”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那个种瓜人其实不是别人,正是在南京因为卖孩子被弘历救下的王老五。他刚才听孩子一说,遇上了那位公子,就想立刻上前去迎接,可没想到强人们比他早了一步。恩人遇险,他能够不去救援吗?

  雍正看了一眼周围,下令说:“这里所有的人,都全部退出去!隆科多,朕今天来看看你,你有什么话,也可以对朕说。”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闯。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王老五悄悄地对女儿说:“杏儿,我在这儿盯着,你快跑回去对你妈说,让她快点想法子。”

  “皇上,奴才是死有余辜的人。可罪臣有极其重要的机密,要密奏皇上。皇上只要听一听,奴才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因为这里有人想加害奴才……”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①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弘历他们几人,正在树下纳凉说话,也在等着秦凤梧买回来的爪。突然,从那边传过来一阵大呼小叫的声音。转脸一看,就见秦凤梧从高粱地里钻出,像发了疯似的朝这边跑来。他口中还喊着:“抄家伙,快抄家伙,响马又来了!”这时他正在上着一个土坎儿,不小心绊倒了,也就几里咕噜地滚了下来。他顾不得擦擦脸上的汗水和泥土,喘着,说着:“四爷,贼人太多,咱们赶紧朝那边村子里跑吧!”

  “你说什么?谁要加害你呢?”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就在这时,只听高粱叶子刷刷乱响,一群土匪发辫盘在脖子上,手持刀枪,已经涌了上来。刘统勋见他们不过就是二十来人,算算自己这边的力量,还能够支撑一会儿。便说:“主子,让温家的断后,邢家兄弟们护着您,我们全往村里撤!”

  雍正皇上一听说有人想加害隆科多,可就上心了。他厉声问道:“谁敢加害于你?难道毒打你不成?”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在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那一方,常掌柜的倒不急于进攻,他站在大路中央,手插进嘴里打了一个胡哨。稍等片刻,他又打了一声。这次,那边也照样回了一个哨音。两队强人联系上了,就见高粱地里刷刷啦啦的一阵响动之后,又传来匪徒的呼喊声。几个骡夫全部吓坏了,刘统勋大叫一声:“快,跟着我们一齐走。敢私自逃跑者,立刻大棍打死!”

  隆科多说:“万岁金尊玉贵之体,怎能知道覆盆之下暗无天日的事情?奴才……奴才已经背了两个晚上的土布袋了。万岁如果不来,早则明天,晚则后天,罪臣将必死无疑。”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温家的和嫣红、英英早已结束停当,下了轿跟着弘历朝前走着。温家的一见强人渐渐离得近了,便高喊一声:“喂,你们听说过山东端木家吗?你们这样穷追,难道是要抢端木老爷子的镖吗?”

  雍正诧异地问:“什么是土布袋?”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③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④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那个常掌柜纵声大笑:“别骗老子了,端木家还会接镖?他老人家已经封刀三十年了,你还敢打着他的旗号来吓唬老子?不过,我听说,你们里头有个小妮子暗器打得不错,我在这里挺着肚子硬挨,她能在三镖之内打中了我,我们就桥走桥,路走路!”

  朱轼在一旁说:“皇上,臣曾读过方苞写的《狱中杂记》,知道这‘背土袋’是一种酷刑,也是一种私刑。将犯人夜里绑起来,背上放一只装满了土的布袋。身子稍微弱一点的人,一夜就可弄死,而且验不出伤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英英早把那合棋子儿准备好了,可是,她看了又看,太远了,自己没有把握;嫣红也在手里扣着弹弓和铁丸,温家的却沉静地从发譬里取出一个纸包来,里面是一叠打磨得雪亮的蝉翼铁镖。她笑着说:“既然你不信我们是端木门下,那就给你送个信,好好看看吧!”说着,她把手中铁镖轻轻一捻,那镖像蜻蜓一样直飞高天,但却只是在常掌柜的头顶打旋而不肯落下。温家的小声对嫣红说:“还不动手!”嫣红见那常掌柜的正分神看着头上飞着的小蜻蜓,便心领神会,一弹弓就把铁丸激射过去。英英也抓了一把棋子儿,撒向那常掌柜的。哪知,这些玩艺虽然在他肚皮上打中了五六颗,他却仍然是神色自若,像根本就没那回事儿似的。啊!原来他练的是外家功夫!只是,弹弓和棋子儿打不倒他,那支飞着的铁蜡蜒却让人眼花镣乱。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越旋越快,越旋劲儿也越大。常掌柜的伸手想抓住它,可刚一动手,就被它一口咬着了指头;一闪身,头顶上又被扫中了一下,鲜血立刻就流了出来。那蝉翼镖竟像是长了眼睛一样,追逐着常掌柜,使他越跑越远,一直等到镖的劲儿用完了,他才站住了脚步。

  雍正怒火上冒:“谁干的?这些杀才们真是无法无天了!”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⑤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温家的又取出一枚蝉翼镖来说:“怎么样,你信不信它是端木家的独门暗器?”

  隆科多浑身都在颤抖:“奴才不知道……他们蒙了我的眼睛,绑在床腿上,又是在夜里……奴才今日昼寝,就是为了积蓄力量,好应付这一夜之苦。只要一合眼,奴才就没命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⑥,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常掌柜的拱手施了一礼说:“既然是端木老人家派人保的镖,小子哪怕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想要了。但跟着你的那个小白脸,却和我们有仇。你把他留下,自己走路吧!”

  雍正在沉思着:“唔,原来是这样。你刚才说,有事要奏朕,是什么事?”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温家的浅浅一笑说道:“他就是我们的镖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朝中还有奸臣!”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此时,那个黄水怪的弟子,在船上吃过亏的黑三却在一旁鼓动着:“常哥,别听他的。你不信别人,还能信不过我铁头蚊?那个小白脸值五十万银子呀!我们黄哥要想独吞,还能轮得上你老兄?再说,这几个婆娘点子再硬,也顶不住我们这四十多号人哪!常哥,你要放明白,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

  ”谁?”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⑦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温家的叫道:“姓常的,你是山东龟顶寨的黑无常吧?前年八月十五那天,你不是还去给端木老爷贺节了吗?你难道为了一趟镖,就想把所有的武林朋友全都得罪了吗?”

  “廉亲王!”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⑧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黑无常知道,这女人的话,绝对不是一句空头的恫吓。谁只要开罪了端木家,那他就别想在江湖上站住脚!可是,五十万银子呀,这诱惑又确实太大了。他黑沉着脸,想了又想,终于要孤注一掷了:“上!他妈的,杀光灭净,心里清静!”这一句话说出来,众土匪就“噢噢”地叫喊着又冲了上来。

  “哦,是阿其那。”雍正笑了,他知道隆科多监禁已久,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便说:“他现在和你一样,也在圈禁着哪。”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邢家兄弟在前边开路保护着弘历,温家母女在后边用暗器阻挡着土匪们的进攻。他们且战且退,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

  隆科多看了一眼雍正又说:“在廉亲王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允禩被逮后,难道没有供出他来?”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⑨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村子里锣声急急地响了起来。只听人喊狗叫,根本就听不出来了多少人,又喊的什么话。刘统勋看到形势不妙,连忙说:“看,那边有个土地庙,保住四爷,退到那里去。”

  雍正站起身来,在树下绕了个圈子说:“这棵桧树,看样子有八百年了吧。宋时有个秦桧,他也是这个桧字,你要做本朝的秦桧吗?要知道,正是因为你心术不正,才身陷囹圄的。你现在还想再攀咬别人,你活够了吗?”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⑾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土地庙到了,这里暂时还没有被土匪们占领。弘历等人定睛一看,原来这还是间新建不久的小庙,也只有正中的一座大殿。院子里,两棵大槐树,分居在庙门两旁。弘历知道,这地方早就遭水淹没了,大概是回家的人们刚刚盖起来的,所以才处处都显得仓促草率。进到庙里后,邢家四弟兄紧紧地把住了殿门,温家的娘仨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庙门口。他们想,就是有三四十人来攻,这里怎么也可以抵挡一阵了。

  隆科多此时却是十分镇定,他面不改色地说:“皇上的话,罪臣不敢承受。罪臣还记得太后薨逝的时候,廉亲王就指使我作乱,但因为张廷玉把持着兵符,才未能成事。当时罪臣就对允在说,‘这可是灭门之祸呀’,可允禩却说,‘就是灭门也另有其人,你以为我想当皇帝吗?你错了’!”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罪臣偷借玉碟,也是奉了允禩的指令。他说‘有人要用’,还说‘这种事我从来都不信,也从不用这法子去治人’……哦,还有,万岁出巡河南时,允禩把罪臣叫去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让我带兵去搜园子,我向他说:‘天下已定,我就是能占了畅春园,你能坐稳这江山吗’?他笑着说,‘只要不是雍正,谁来坐都是一样’……皇上啊,奴才早已是罪该万死、零刀碎剐的人了,可至今还有人想杀臣以灭口,皇上能不想想,还有谁能在这高墙之内作恶呢?”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正在喘息未定之时,忽听庙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也有刀剑的碰撞声。温家的不敢大意,便纵身跃上房顶,这一看,竟不禁大喜过望:“四爷,我们有救了。这里的乡民们忠义,他们已经和土匪们动上手了!”

  这一番话说得让人惊心动魄,雍正和朱轼都说不出话来了。雍正回过头来瞧着朱轼,而朱轼却说:“万岁,此事非同小可,容臣细思之后,再从容奏明皇上。”他转过脸去对隆科多说:“你这样的奸佞小人,也还有脸说这些话?你既然是受了别人的挟迫,为什么却不早些说出来自首认罪?”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⑿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原来刚才那个叫杏儿的女孩子,急急忙忙地跑回村里对母亲说:“娘,快,在南京救了我的那位公子,被土匪们围住了,正在那边儿打着呢!”

  “罪臣确实是丧心病狂之人,朱相此言更使罪臣无颜。这事说起来已很久了,当初圣祖健在而群王争嫡,皇上的势力最孤。我们佟家一门,原来都是八爷的死党。先帝重用了奴才后,叔父佟国维和罪臣密商,由我来死保今上。我们还订了契约,无论谁胜,都要维护族门……可这契约不知怎么的却跑到了允禩手中……奴才也就在他们的要挟下上了贼船,而愈陷愈深终于不能自拔……罪臣从小就追随圣祖,又受了圣祖的托孤之重,本应矢志不二为皇上捐躯效劳,哪知却自甘堕落,为匪人所用,永坠地狱。生难见天日,死难见圣祖于九泉,天下虽大,可像奴才这样的千古罪人,还能有谁哪……奴才今日向主子痛陈衷曲,求主子将奴才明正典刑,以儆后世……”说到这里隆科多已是泣不成声,瘫倒在地了。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王老五的婆娘本来就是个利索人,她一听这话,不敢怠慢,三步两步就跨到外头,冲着歇凉的村民们就喊起来了:“喂!乡亲们,咱们在南京遇上的那位公子爷有难了,都快出来帮忙救救他吧,是男人的就不能忘记了他的大恩大德呀。那些个强盗王八龟孙们才只有二十多人,咱们都快出去打他们呀!谁要是不去,就是忘恩负义,就是婊子养的!”

  其实,隆科多今天还是在玩着心眼儿。以他这般年纪,这等经历,他什么事不能看透呀!刚才这番话,是他想了又想,思之又思后,才想找机会说出来的。他从监视他的太监那态度变化中,早已敏感地觉察到弘时要向自己下毒手了。但他今天却不能说出弘时的名字来,他还在防着一手!假定他扳不倒这位皇阿哥,那等着他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更重要的是,他如此一通表白,就把自己放在了“八爷党”的二流角色的位置上。不过,他虽然还存着这些投机钻营的心,但他刚才的失声痛哭,也还是真的。哪有到了眼下的景况,还安之若泰的人呢?

  ②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她这么一叫,哪家能不出来呀!他们这个村子里的人其实早就跑光了,而且大都是跑到了南京,也大都是弘历让李卫和范时捷资助回乡的。一听恩人遇难,哪个不争着出头?一面筛锣打鼓地叫人,一面操起了锄头、铁锨、斧头、镰刀和大棍,纷纷涌到村外。土匪们此时正在商量着怎么去攻那个土地庙,就被乡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土匪们单打独斗倒都是高手,怎奈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心齐胆壮的庄稼汉子呢?仓促之间,竟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散奔逃。黑无常急得破口大骂,又亲自上前进攻,这才稳住了阵脚。混乱间,王老五抽出扁担便打,一下就正打在那个黑三铁头蚊头上。黑三还算聪明,就地一滚,便逃了出去。

  隆科多的哭诉,深深地打动了雍正皇帝。他痛惜万分地说:“如果论起你的罪过来,朕就是将你凌迟处死、头悬国门,也抵偿不了。看着你还有一念在君父上头,朕就再放你一次。你把没有说完的话,全都写下来,密封了呈给朕看。你是知道朝廷法度的,这件事如果传到六部手里,朕就是有好生之德也救不下你了,你可要慎之又慎啊!只要你不再生出邪念来,朕答应可以给你一个天年。”他说完就站起身来,叫过侍卫索伦吩咐说:“你留下来处置这里的善后享宜。隆科多迁往他原来的房子里住,也不准限制他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这里守护的人,要全都换下来,发往——”他在紧张地思忖着。

  ③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弘历此时已从庙里出来,在看这场奇异的战斗。他立刻就看出,乡民们虽然勇敢,但一来是没有领头的,只是在各自为战;二来,又没有任何对敌作战的经验。他知道,只要土匪头子一明白过来,将队伍稍加整顿,再重新杀回,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大喊一声:“邢家兄弟们,你们全都上去,不要让他们喘气,也不要留下一个活的!”

  朱轼在一边说:“皇上,今天隆科多所言之事,关系极其重大。老臣以为,在这里守护的人应该全都解往密云皇庄,分头看管,让他们相互举发,以期弄明阴谋来由。”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答:“情况还好。”

  四兄弟闻风而动,抖擞威风就杀了过去。趁着土匪们心慌意乱之际,一下手就砍翻了五六个。其余强盗见势不妙,便一哄而散地漫着庄稼地四散奔逃。刘统勋又大喊一声:“打呀,不要让他们跑了。主子说了,拿住一个土匪就赏田十亩!”乡民们一听这话,更是来劲儿了。他们一齐行动,在青纱帐里穷追敌寇。邢家兄弟却盯死了黑无常,他跑到哪里,四兄弟就追到哪里。追着,追着,黑无常一个不留神,竟然掉进井里去了。其余的人见头领已经不见,哪还有一点儿斗志;加上地形不熟,跑都不知向哪儿跑,也全都束手就擒了。只有被王老五打倒的那个铁头蚊黑三,却趁着人们不注意,溜得无踪无影。

  “好,就依你说的办!朱师傅,咱们走吧。”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弘历当即立断,把土地庙暂作监房,挑出十几名精壮乡勇帮着邢氏兄弟看守。他自己又亲自慰问抚恤受伤百姓,每家每口不管出人多少,全都按一人七两发放赏银。这一下,忙坏了刘统勋,也喜坏了乡民们。他们放翻了两口猪,宰杀了五六只羊,就在王老五的院子里摆酒设筵。此时,滑县县令程荣青也已闻讯赶来,帮着收拾残局。众人高高兴兴地吃喝着,打闹着,无不手舞足蹈,兴奋异常。有的人早已喝得红光满面,酩酊大醉了。

  出了门后,雍正又悄悄地对朱轼说:“朱师傅,你下去后替朕好好想想,隆科多提到的这个‘有人’到底是谁?回头咱们再找时间谈。”

  ⑥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等人们散去之后,滑县县令程荣青来到弘历面前请罪说:“奴才早就接到了田制台的宪令,也沿着官道布置了一下。可是,却没想到王爷竟走了小路。我们太草率,也太荒唐了。王爷在奴才治下出了这样的事情,让奴才辩无可辩,请王爷发落。”说着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是,臣遵旨。”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弘历还没有答话,便瞧见王氏送上了热毛巾,杏儿则端着洗脚水,双双走了进来。他笑着接过毛巾来擦了擦脸,又将脚泡在盆里,一边搓洗着一边说:“这不怪你,他们都是一群外省过来的流寇。这次强人们突然袭击,多亏了槐树屯的乡亲们义勇兼备,奋勇杀敌,才使匪徒们全军覆没的。这也是贵县平日里教导有方,功劳也还是你的。”弘历说话时,那个叫杏儿的小丫头,已经在为他搓脚了。他夸了一句,“好一个伶俐丫头!”转过脸,又对程荣青说,“你就按我刚才说的宗旨来处置这个案子,并且申报给田文镜。至于我也在难中之事,你一句也不准提!听明白了吗?”

  雍正和朱轼回到大内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众位老王爷,以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格格和福晋们都已聚集在这里了。雍正笑着和他们一一招呼,又吩咐立刻开宴。他拉了朱轼的手说:“朱师傅,今天朕为母后作冥寿,所以,这里都是朕的自家人。可你却是朕和下边诸皇子的老师,你应当留下来,和大家一同欢乐。何况,你从前不是也常常陪着圣祖爷看戏的吗?来来来,大家请都入席。三哥,来,朕和你,还有老十六,老十七,哦,还有咱们的小弟弟老二十四,都坐在首席,下边大家都可以随便一些。来吧,小弟弟,快过来呀!传旨,开膳!”

  ⑧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程荣青连忙说:“这……奴才怎敢贪天之功……”

  这个老二十四,是康熙皇帝的最小的儿子,今年才刚刚十一岁。可是,就是他,竟敢在康熙晏驾的时刻,不顾众位皇兄的反对,铁口钢牙地说出:“皇阿玛说的是传位于四哥,我听得很清楚”!那时,他还只有六岁啊!所以,雍正即位以来,对这位小弟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今天又专门把他请到了上首。可是,小弟却不敢当这个照顾,他进前一步说:“皇上,臣弟不敢这么受宠。这里有多少老亲王爷,还有众位王爷。皇上爱怜之情,弟弟我心领了,还是让我去挨桌敬酒吧。”

  ⑨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就这么说!”弘历擦擦脚,舒适地站起来说:“所有人犯,你明天一早就把他们全部押送回县,要严加审讯,不得宽纵。”说完,他便起身走到院子里,挥着扇子,遥望着天上的星河,众人也只得跟着出来,规矩地站地旁边。

  “好弟弟,你真懂事了!你大概忘记了,圣祖爷在世时,你也是坐在首席的,你比弘昼还小着好多哪!朕虽然政务繁忙,可经常问着你的功课。知道你最近很有进步,朕高兴得很。既然你这么说,那就依了你,到各桌上敬完了酒,就回到朕身边来吧。”

  ⑩周恩来关于朝鲜军情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答:“恐怕好得多。”

  刘统勋进前一步说:“四爷,那个黑无常已打捞出来了。这个人,奴才以为,应该由我们带走。”

  雍正见菜品全都上齐了,才率先站起身来,向上边供着的圣祖皇帝和仁皇后拈香祝祷,这才回过身来人席。高无庸一声高喊:“开筵!开戏!”

  ⑾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嗯?”弘历好像没有听清,但又像是在紧张的思考着。秦凤梧也说:“四爷,这一伙强贼,苦苦地追杀四爷您,必定是受了谁的指示。我们带走他,由四爷您亲自审问,不也可消消气吗?”

  锣鼓常常,丝弦叮咚,名优伶世昌首先出场。他先捧着一个硕大无比的仙桃,为王母献寿。戏班头儿也磕着头捧上了戏单请皇上点戏。雍正是从来不爱看戏的,他只随便点了两出,在一旁的朱轼也应景点了。接着,自然是深懂戏理的允禄等人,也都点了些吉祥的戏文,来为太后祝福。

  ⑿[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页。

  毛:“心放下来了?”

  弘历却已经想好了,他看着程荣青说:“此仇岂有不报之理,但却不能这样做。贵县就报上一个‘匪首诨号黑无常者,被乡民诛杀’,也就是了。”

  正戏开场了,雍正的心却突然显得把持不定。隆科多的话还在他耳边响着,他看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儿子们,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升起:嗯,莫非是这几个孽种干下的好事,他们难道在重新上演夺嫡的丑剧了吗?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①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程荣青直到这时才明白,四爷并不想张扬自己遇难的事。这样一来,匪首被杀,匪众全歼,不全是县里的功劳吗?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个馅饼,正砸在自己头上,便喏喏连声地退了下去。弘历命令邢建业,“把那个黑无常带到这里来!”

  此时,台上正在演着一出叫《混元盒》的戏,这是《封神》故事里的一出。台上装神弄鬼,群魔乱舞。那个葛世昌更是使出了混身的解数,来巴结效命。只见他一个“米簸箕”,竟从三丈来高的桌子上翻下,稳稳地落在台子中央,又非常潇洒地亮了一个相。这一手来得真是绝了,所有看戏的人,无不齐声喝了一声彩:“好!”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听而不闻,不屑一顾。②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③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④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弘历回到房子里,见王老五一家都垂手在侍立着,便笑了笑说:“快不要这样。现在我们彼此都知道了身份,也就多了些形迹;可你们是主人,我是客,这不又摆平了吗?”

  正在绕桌敬酒的雍正却不由得浑身一颤,这时他正好走到弘时兄弟们坐的这一桌。就听弘时夸赞说:“这姓葛的今天是玩儿了命了,寻常戏子,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哪敢来这一手。”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⑤

  答:“大概差不多。”

  王氏上前福了两福说:“王爷,话可不能这样说。您不但救了我们全家,就连这槐树屯里的乡亲,有一多半也是您救出来的人哪!所以,您不但是贵人,也还是我们的恩人。”

  弘昼也帮腔说:“好嘛,我看了半辈子的戏了,葛世昌的堂会也叫过多次,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卖力气。这样的好角儿,难得呀!生旦净末,竟是样样拔尖……”他还要说下去,一抬头看见皇上就在自己身边,忙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他知道,为了看戏这事,自己已经挨过不少申斥了。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杏儿不言不语地走上来,端来了一盘削好皮几的甜瓜。她小声地对弘历说:“这是我刚在井里冰过的,凉着呢!爷,您就趁这凉劲儿吃了吧。”

  台上又换了一个闹剧,那葛世昌有意卖弄,插科打诨,把戏作得淋漓尽至。惹得台上台下,一片欢笑声。雍正尽管是秉性严肃又心绪不好,还是被他逗得笑了起来。他吩咐一声说:“嗯,这戏子确实是出了力,赏他二百两银子。告诉他,这会儿先不要谢恩,等散了席再过来就行了。”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⑥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弘历拿起来咬了一口,果然是沁凉香甜。他高兴地抚着杏儿的发辫说:“好丫头,你娘太疼你了,不然的话,跟我上北京去,要不了几年就出息了。”

  筵席散去之后,葛世昌正在卸妆,弘历的门客李汉三对允禄说:“十六爷,您瞧见了吗,葛世昌这小子手上戴着个大扳指哪!”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王氏连忙接口说:“爷,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全家都在想着这一天呢!痴妮子,爷要收你去北京享福,还不快点儿磕头?”

  允禄一愣:“那有什么奇怪的?”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⑦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⑧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杏儿连忙趴在地上,磕了无数个头,起身就把弘历换下的衣服全都抱走了。

  李汉三却悄悄地说:“十六爷,您老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我一进京就听说了,这北京人和福建人一样,都喜爱男宠。女人们有‘那事儿’时要忌房事,男人要是得了痔疮,就戴上扳指,那是回避相好的意思啊!”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毛:“不下去。”

  邢建业把黑无常带了进来,王家的人见此情景,也忙退了出去。刘统勋见弘历给他递了个眼色,便坐了下来问道:“黑无常,你知道今天犯了什么罪吗?”

  允禄和允祉都听到了他这话,不由得放声大笑。不过,他们看见皇上走了过来,又强自忍住了。皇上登上御座对葛世昌说:“你的戏演得很好啊,唱念做打,都很有章法嘛。太后老佛爷在世时最爱看戏,朕今天也是为了让太后高兴才叫你们进来的。你们吃这碗饭也确实不易,高无庸你过来,把这碟子点心赏给他吃!”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柯:“他们有个晚会。”

  那黑无常却不屑地一笑说,”我知道,不就是杀头的罪嘛。说实话,从走黑道的那一天起,我就时时准备着这一天。呸!他奶奶的,二十年后……”

  葛世昌却没想到这位人人害怕的万岁爷,说出话来,却是这样地暖人心田。他高兴地叩了个头说:“万岁恩赏,奴才却不敢自用,奴才要把它带回去,让班子里的人分着吃,也让他们都能享万岁的福份。”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小人们虽都是下九流的人,可也知道,如今满天下都在念叨着万岁爷的德政。奴才还知道,万岁爷写的字,赛过了当年的王羲之,要是万岁能赏小的一个‘福’字,小的一门九族都感念万岁的恩德呀……”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又是一条好汉,是吗?”刘统勋抢过话头说:“可惜呀,你的罪不是一般的杀人越货,也不是一刀就能逃过去的。你是谋害,而且谋害的是当今万岁驾前的皇子四阿哥、宝亲王爷!你自己掂量掂量,能逃过一剐吗?”

  这葛世昌太没有眼色了,可雍正却没有生气,他说:“好吧,朕今日为母后作寿,心里高兴,就赏给你一个福字吧。”说着扯过一张纸来写好了又说,“好,你拿回去挂在墙上避邪吧。你是哪里人啊?”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陈丕显:“游泳吧!”

  黑无常惊呆了。他向上边看了一眼,只见弘历穿戴得整整齐齐,手摇折扇,正对着自己微微地点头,他那清华的神韵中带着威严,也带着龙子凤孙的高贵。黑无常愣怔了一刻才说:“事情既然已经做出来,再说什么也全都晚了,我认命就是。”

  葛世昌兴奋地说:“回禀万岁爷,小的是常州人。常州的知府就是小的表哥呀,您怎么不知道他哪?”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弘历却突然在一旁插了一句:“黑无常,听说你是出了名的采花大盗,是吗?”

  雍正的脸黑下来了:“是吗?”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黑无常急了:“谁说的?你叫那兔崽子站出来,我和他对证!我黑无常杀过官,也劫过盐船,但是我从来就不糟蹋女人!凡是黑道上的人,谁都知道我的性子。要不然,我也不敢去赴端木家的筵席!从小的时候起,爹爹就教我说,做强盗是天作孽,而玩女人则是自作孽。别看我在黑道上混,可我们也有自己的规矩。不信,你只管去查,查到一宗,就剁碎了我喂狗!”

  “哦,他现在还不是。可皇上您大笔一挥,他不就当上了吗?”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弘历听他说得真切,便有意地渲染说:“其实,人犯了罪,是杀头,是凌迟碎剐,都算不了什么酷刑。明朝时奸宦魏忠贤当国,动不动就把人剥了皮去。刘统勋,你知道是怎么剥的吗?”

  站在弘历身后的李汉三,却突然出来奏道:“万岁,孝廉李汉三要谏主子一句:葛某只是个优伶,岂可过问朝廷的职官调配?”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⑨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刘统勋一边琢磨着弘历话里的意思一边说:“奴才知道,明朝是有剥皮酷刑的。先把人杀死,再从容地剥皮,然后揎草,风干。”

  允祉此时正在出神哪!他一会儿想想戏文,一会儿又瞧见弘昼手上的大扳指,觉得十分可笑,猛然间听得李汉三这一嗓子,倒吓了一跳。忙回身喝道:“李汉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秦凤梧却说:“那是平常人干的。魏忠贤可不是这样,他是活着剥皮的。行刑时,先用热沥青浇灌全身,再用凉水一激,就能一块块地剥下来。皮虽然剥掉了,可还能再活十二个时辰呢!”

  李汉三不慌不忙地俯伏在地说:“王爷,要是戏子都可以干政,那么太监也可以欺君了。我是堂堂正正地贡生,谏君以正理,又何罪之有呢?”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听他们说得这样可怕,连躲在里屋的嫣红姐妹,都听得心惊肉跳。黑无常的脸色马上就变得雪白,他低着头看着地下,可两条腿却不由得籁籁发抖,只是强自镇定着一声不响。

  雍正盯着李汉三说:“你谏得好,是朕疏忽了。想昔日开元之治时,李隆基不就是宠信梨园子弟才导致了天宝之乱吗?你是哪个府的幕宾哪?”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⑩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弘历说:“佛说:世上有不可救之心,却无不可救之人。你不肯自作孽,就还有一点儿人性。”他看着已经被打掉锐气的黑无常又说,“我很赏识你不肯采花这一条,打算给你一条生路,你以为怎样?”

  “回皇上,臣是宝亲王府里的执砚清客。”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黑无常听这话音,自己还有一线生机。他突然翻身拜倒,失声痛哭起来了。

  “好,有其主必有其仆!”雍正突然转过身来问,“葛世昌,你知罪吗?”

  ①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葛世昌早就吓得浑身颤抖不知所措了:“万岁爷饶命,小人不懂规矩才胡说八道的……”

  ②[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5、218页。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允祉上前劝着说:“皇上,他不过是个戏子,知道什么?皇上要为他生气就不值得了。”

  ③同上书,第221页。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雍正早就看到刚才允祉那偷笑的嘴脸了。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雍正就更是上火:“什么?朕和他生气?他配吗?来呀,给朕拖出去狠狠地打!”

  ④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一群侍卫闻言走上前来,架着葛世昌拖了出去,打板子的声音也随即传了进来。允祉仍是不肯甘心,老着脸面劝着:“万岁,今儿是太后老佛爷的冥寿,大家欢喜……”

  ⑤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还没等他说完,就听外面葛世昌杀猪似的大叫一声。弘时生怕他喊出一声“三爷救命”来,那可要坏事了。太监高无庸进来请旨:“请万岁示下,打多少?”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雍正一笑说道:“嗬,这杀才的嗓门还真够高的。”忽然,他收敛了笑容:“打不死他,你就替他去死!”

  ⑦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高无庸匆匆地跑了出去,就听葛世昌一声大叫,便再也没了声音。

  ⑧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的修改稿,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这班戏子们全都无罪。”雍正笑着开言了,“有罪的只是葛世昌一人。加赏他们戏班子一千两银子,另外再赏五十两发送了葛世昌。高无庸,传太监都到这里来。”雍正一回头,见李汉三还跪在这里,不由得笑了:“你这个莽书生也起来吧。你谏得好,提醒得及时,是有功的。朕不怪罪你,但也不能因此一事就给你官做。你既是贡生,那就凭自己的本事去考吧,你的前程正不可限量呢。”

  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李汉三只因看不惯葛世昌男扮女相,又故弄风骚,才冒然出来说话的。此时听皇上一说,他却出了一身冷汗,叩头说道:“皇上教诲,贡生当铭记在心,以后自当努力读书养气,发愤上进。皇上适才一个‘莽’字,就足使贡生终身受用不尽了。”

  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雍正没有再接李汉三的话,却对来到殿外的太监们说:“下面的太监全都跪好了,其余的人可以全都站着,朕今天要趁机训教你们!朕今日诛杀这个戏子,就是要给你们立一个榜样,要你们都安分一些。有些太监听了宫中一句闲话,就到处散布,妖言惑众,越礼非法。朕本要抓一个来示威的,今天这个葛世昌正撞到朕手里。朕把话说到前头,这是杀鸡给猴看的。哪个人再敢妄言生事,或是知情不举者,朕绝不宽贷!”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①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来到杨尚昆住处,详细了解会议情况。②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③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④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⑤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⑥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也是十月八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⑨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三)真日⑩菲里波夫⑾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⑿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②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③德怀传记组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7月20日。

  毛泽东:“安徽大旱。”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⑤《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⑧疑为8日。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10月12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⑩真日,即11日。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⑾菲利波夫,指斯大林。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①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②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③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0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⑧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三千万吨钢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④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⑤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东路占领元山,中路进逼阳德,西路美军正作围攻平壤的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⑥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原定的阻敌方案,即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一线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进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了。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⑦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⑧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出手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这一年,毛泽东五十七岁,精力十分充沛。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十月二十三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⑨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毛泽东可能怕使人泄气,把话头一转,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敌进甚速。南朝鲜军很快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却相距尚远。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⑩

  毛泽东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⑩

  彭德怀研究了敌情,感到在敌人以师、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情况下,要想采取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办法有许多困难,搞不好会贻误战机。到二十五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松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歼敌任务已刻不容缓。

  ①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不要让人们在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②见195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但是,南朝鲜军仍然分兵冒进,其中一个团的一部已经到达距中朝边境只有几公里的楚山,向中国境内炮击。二十七日,这个团发现处境不妙,调头南撤,途中被志愿军包围。熙川以南的南朝鲜军两个营为了接应该团南撤,与志愿军在温井以东地区交战。二十九日,志愿军一个军将这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③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南朝鲜军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失利,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①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手稿,1950年10月15日1时。

  ⑤这是河北西部太行山一带的四个水库。

  ②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07页。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③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王稼祥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⑧鉴于1958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59年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正在准备制定二五计划的后三年(1960-1962)补充计划。

  ⑤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5日。

  ⑨指钢产量1962年的计划数字。李富春在1959年11月2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现在看,到1962年,我国的钢产量将有可能达到三千万吨左右”。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5页。

  ⑩以上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份记录,这个记录没有标明日子,据分析,是在1959年11月30日与12月2日之间。

  ⑦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毛泽东确实想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留有余地的要求作出来的计划,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⑧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标的硬任务下面,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7、108页。

  这个讲话,提出大后方的问题,包括全国的、各大区的以及各省的。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提出三线建设布局的先声。

  ⑩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这个讲话,从回顾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历史,说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十年的经验问题。

  十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

  按照这个讲话的思路,毛泽东的认识在继续深化。

  美骑一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十一月三日凌晨,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①

  彭德怀当即下令,追歼逃敌。四日,歼灭英军一个榴炮营和美军一个加强连。但是,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跑不过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至三日黄昏,敌军主力已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五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国朝野引起种种猜测。美国军方估计,中国入朝参战的目的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为了边境安全和拆除鸭绿江水电站设备;第二是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是为了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①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②由美第十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江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距鸭绿江五十公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十一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③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④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十一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第九兵团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九个军三十个师三十八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却估计中国在朝鲜的军队为六万到七万人。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从十一月六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二十四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当晚,恰逢月圆之夜。这是志愿军夜战最理想的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二十六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向志愿军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时,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主力沿小路疾行,不顾美机威胁,以十四小时前进七十公里的速度,于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九军南撤退路。随后,他们又主动西插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另一条退路。正面的志愿军四个军乘势猛攻,分割围歼当面之敌。二十九日,西线敌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令美骑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北上接应,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三所里、龙源里。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在敌军的南北夹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三所里、龙源里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兵、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军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振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地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六个字。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十二月一日,敌军见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批辎重装备,转向靠近西海岸的安州方向突围。

  他接着写道:

  与此同时,东线第九兵团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反攻。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⑤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十二月三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⑦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⑧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他的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⑨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⑩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①[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6、277页。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②《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1、272页。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1月13日。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⑤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460页。

  不断革命。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85、186页。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③

  ⑦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⑧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

  ⑩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战。

  人们熟知,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当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过那样多的书的,恐怕不多。他曾说过(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④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七分钟。⑤毛泽东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读书生活结束的那一刻。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①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0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十二月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十一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②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③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减员达四万余人。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大批冻饿减员。④西线的运输车辆不过三百辆,而运输线却要比第一、第二次战役延长近两倍。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御寒的棉大衣和棉鞋。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回忆: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这次战役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的。一九五0年除夕之夜——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四日进占汉城,五日渡过汉江,八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有鉴于此,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团结,起了重大作用。一月二十日,彭德怀立即在志愿军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并决定,在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把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⑤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⑥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⑦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0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选》了。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⑧,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⑨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搞了一个土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戒心也没有。什么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人个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这些意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接着他说: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读教科书期间,一九六0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与会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分别在会议的各小组会上进行了传达。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⑩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①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②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13日。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又很自信。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⑤《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68页。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手稿,1949年6月1日。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⑦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72、273页。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⑧王稼祥曾在1949年8月1日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⑨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0日。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⑩以上五封信,均引自毛泽东手稿。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0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选》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①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①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的信,手稿,1959年12月3日。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②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③

  ②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④

  ③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稿,1959年12月。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⑤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⑥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⑦

  ④毛泽东在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演讲,1939年1月28日。引文中的“三百五十九日”,是按中国农历算的。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⑤毛泽东病历,1976年9月。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⑧

  ⑥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⑨

  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⑩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7日。

  ①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⑩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2日。

  ②愈之,即胡愈之。

  ③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见《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5、146页。

  ④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65、36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3页。

  ⑦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⑧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⑨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⑩毛泽东同长征、艾迪的谈话,1956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①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②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二月七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③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④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⑤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⑥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⑦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⑧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⑨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⑩,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1月14日。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1月28日。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④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⑤《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页。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⑦访问叶子龙谈话记录,1996年5月27日。

  ⑧李得胜,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代号。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9页。

  ⑩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当时,听完彭德怀的汇报,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毛泽东宽慰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①

  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②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四月十一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③”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④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⑤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⑥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⑦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合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⑧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⑨

  ①《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2、164页。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5月26日。

  ④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⑤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3日。

  ⑥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⑧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⑨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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