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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回,林彪事件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04 14:52

  高其倬笑笑说:“老兄,你的难处苦处皇上都知道,皇上差我来看你,在我进呈御览的密折中都批了。告诉你,连你老兄呈上去的折子,皇上都让我看了。文镜兄,你办差办得不精明啊!李卫现在的境遇就比你好得多。在清理亏空时,他保了一批官,可是,他也把详情禀报了皇上。鄂尔泰在李卫那里,累得差点儿要死,也没能抓到任何把柄。李卫就是在站稳脚步以后,才试行耗羡归公的。他不像你,一上任就整人,一整就整得鸡飞狗跳墙。不过,皇上知道你的难处,也知道你是不避嫌隙的,这才让我来和你谈谈。”

  高其倬被李绂问得一愣一愣的,他脸一红,便马上又定下神来:“好一张利口!你既然没到过信阳,又从哪里知道了黄振国受了田文镜的冤抑?你回到京城后,曾和谢济世等人在高兴楼吃酒,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讲!”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胡期恒忙说:“大将军垂问,敢不如实回禀。”

  李绂哪在乎他这虚声恫吓啊!他直挺挺地跪着,说出的话却振振有辞:“回大人,黄振国冤抑,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和犯官是同年,可我与他从未有过杯水之交。信阳府讼平赋均,雍正四年,田文镜就报过卓异;雍正五年,他又受到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根据邸报上说的。田文镜任用匪人张球,连他自己也上本自参了。我的弹劾奏章里说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又有什么错处?我们在高兴楼吃酒时,我确实说了田文镜蹂躏读书人,也说过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偏执之人。当时,谢济世也有同感。但那时,我们谁也没说参本之事。说我们‘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这事,陈学海也在场的,把他传来一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就在田文镜这样想的时候,车铭和胡期恒二人,早已来到郑州了,年大将军虽然只是从这里路过,但那威风和架子也同样是摆得十足。临近几省的大员们,都纷纷前来捧场。请安回事的,拉拢感情的,关说是非的,恭送程仪的,什么目的全有。甘肃巡抚因相距太远没有法来,还派了他的两个儿子前来恭迎哪!大帅行辕里,不分昼夜,灯火辉煌,笙歌嚎亮,酒筵不断。前来拜会的官员们,也全是媚态毕露,馅言盈耳。与这情景相比,离得最近、来着最方便、也最应该来巴结的田文镜,却顶着不来,就显得十分扎眼了。

  衙役们上来,去掉了李绂的刑具后,高其倬又说:“绂公,昨日的座上宾,成了今日的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哪知道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分哪!但既然到了这份儿上,请老兄体谅兄弟的难处,凡问答之事,不可有一点藏匿粉饰。此案审结之后,皇上定有恩旨给你的。该替你说话的地方,我们也都不是草木之人,请绂兄把心放宽就是了。”

  喜看稻菽千重浪,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年羹尧对众人说:“都是自己人,闲话就不必说了。老胡和车大人,说说你们这里的事情吧。”

  弘时连着守了三天灵,大概真是乏透了。他苍白着脸说:“唉,闹那些虚排场干什么呢?我刚从澹宁居那边过来,有两个信儿想告诉大家:一,是曾静等已解到北京。皇上发了话,说要对他们优待。他们俩不下南狱,却关到狱神庙去。对他们的审讯也要由宝亲王和李卫负责,你们刑部的人只管看押,曾静要吃八品的俸禄。二,允祉三爷已被革去了所有的爵秩,连他世子的爵位也被革掉了。咱们这边,由其倬和从周主审,我只在这里坐纛。先给大家提个醒儿,皇上这几天气性不好,请你们都小心办差。”

  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田文镜就任河南巡抚后,一心一意地想搞出个名堂来,也一心一意地想讨好皇上。他知道皇上的心意,所以一上手,就狠抓吏治。可别看他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说出话来,还是照样不响。就说晁刘氏这件案子吧,他想抓、想办却又事事受制。不错,他拿下了臬司衙门的二十几号人,又具本参奏胡期恒和车铭两位大员,说他们“私通僧尼,卖放收贿”。哪知,这件事连和尚尼姑都认罪了。可上边却不批!吏部要让他“将二人不法实证,解部上闻”;刑部更绝,竟说“僧尼所供甚骇视听,着该员重审,评实再报”!田文镜看到这批文,简直是欲哭无泪了。他原来让车、胡二人封印待参,就是想镇住和尚、尼姑,好把案子审个水落石出的。现在妖僧淫尼的后台不倒,再审还能够审出什么名堂?看看自己身边,竟连一个真心帮忙的都没有,简直是个孤家寡人嘛,唉!

  三声沉雷似的炮声响过,中门哗然洞开。二人互相揖让着走了进去,只见大理寺卿高其倬已经率着全衙门的书吏们迎了出来。高其倬还是那副似笑不笑的顽皮相,三人刚一见礼,他就说:“从周兄我们倒是常见面,只是孙兄却难得一见。就是我这老熟人,也不敢轻易登门求教的。”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①(①指正在起草中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9日。)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邬思道摆摆手止住了高其倬的唠叨,淡然地说:“老高,你不要再多说了,帝师我是不敢当的。我也知道若不是文镜烦透了我,今天他这话也绝不会说出口来。世人都知,隐士有三:即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我这个身子,是不适宜在朝为官的。当初辞别皇上时,我就提出要归隐田园。可是;皇上说,‘既不想看你大隐,也不愿让你小隐’。所以,我就到你这里来‘中隐’了。其实,是你在替皇上养活我;而我则是‘隐’在你的身边!我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和别的师爷一样,去争名遂利呢?”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天棚又接着说,“其实,要我自己说,中隐才是最难的呀!文镜大人,你知道我多么想我的无锡老家吗?那山,那水,那梅,那雪……可是,没有圣命,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呀……”说着,他的泪水,竟潸然流了下来。

  李绂双手按在地上,仰面说道:“高公此话,实在是让人费解。你从前曾和李卫在成都一齐做事,你又是受了李卫的推荐才得入朝为仕的。那么请问高公,我曾在雍正三年时,参过李卫‘不学无术’。那么,能不能就此论定,是你和李卫串通一起来诬陷我李绂呢?上坐的卢从周大人原来也曾做过鄂尔泰的门人,鄂尔泰本人就为官云南。谢济世一直反对改土归流,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能不能说,鄂尔泰是串通了你卢从周大人挟嫌报复呢?高其倬,你问的这些话,自己就不觉得脸红吗?何况,我从鄂省返京时,曾经路过洛阳。虽曾见过田文镜,却根本没有见到黄振国。你又从哪里知道,我是和黄某勾结陷害田文镜的呢?”

  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车铭和年羹尧不是很熟。所以虽然听出了年羹尧是话中带刺,却不敢接碴。他进来后一瞧,这里还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老的,已经花白了头发;少的,似乎刚过而立,手中拿了本书,自顾自地坐在窗前看着。

  这里正在抬杠,一抬头突然看到弘时已经走进门来了,慌得他们都赶快起身行礼。高其倬说:“三爷,您进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呢?奴才们该放炮开中门的呀!”

  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不不不,我是奉诏进京的,这次是从李卫那里绕过来。也算是奉了皇差吧,皇上要我先来见见你们。”

  孙嘉淦还是那副老模样,他干笑着说:“该说你们就说,该笑你们也只管笑。我生就了这张脸,想改也改不过来。”他略停了一下说,“不过,老兄刚才所说,御史衙门是个清闲地方,在下却不敢苟同,这也正是孙某今天要说的第一件事。只因为我们过去只是在‘等’,才出现这种局面的。难道非要下边出了案子,有人举报,我们才去管吗?要真的是这样,那么又何必设这个都察院呢?”他向上一拱手又说:“皇上圣明,又一向看重吏治,这正是御使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自从有了养廉银子,大家手里都不那么穷了,更用不着仰仗外官们的鼻息来过日子。假如我们每天坐在这里吃闲饭,别说皇恩,就连这点俸禄也对不起呀!这几天下大雪,天儿也太冷,就不去说了。签押房的书吏们,请把所有的人都分成三拨:一拨去外省,一拨到六部,去的人都要牢记体察民情和纠察吏治。另一拨坐在家里汇总,理出该办的事情。这样,你们还能闲得住吗?”

  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①(①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车铭也陪笑说:“哪里,哪里,昔日黄花,早已不堪再提了。哎?你在看徐大公子的诗吗?徐大公子也赠我了一册,至今我还常放在案头哪!他的诗作,堪称海内独步呀!”

  他正长篇大论地说着,一闪眼看到刑部尚书走了进来,便立刻打住说:“好,我的话到此为止。一共是三条,诚心;敢言;不挑剔。下边请英诚老兄主持,你们也都可以再议议,有什么不妥之处,还可以商榷。”说罢,他站起身来,团团作了一揖,便和刑部尚书卢从周一起升轿走了。都察院的会,一向是互相扯皮,没完没了。他这么利索,给人们留下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毛泽东四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到后来,越来越集中搞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

  ②叶群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10月13日。

  年羹尧被皇上这东一斧子,西一榔头的话闹糊涂了。皇上一会儿说,八爷他们不老实;一会儿又说,他们可以改好。究竟哪句话是真的呢?哦,我明白了,皇上这是在和我谈心呀!昨天我见到史贻直那势头,还真有点忐忑不安,以为皇上一定不肯放过我。现在才明白,我跟皇上毕竟是一家人嘛。要不是皇上把我当作心腹,他心里的这些话,是绝对不肯向我说的。年羹尧激动地对皇上说:“主子放心好了,有奴才在外头带着兵,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小人,也不敢胡说乱动的。万岁赐才说到兄弟情份,奴才不敢插言,只求皇上善自保重。一旦皇上看到有什么意外,就告诉奴才。从这里到西疆,八百里加急,三天就可以到奴才那里。奴才一接到旨意,马上就挥师东进。看他哪个大胆,敢来抗拒我王者之师!”

  三人坐定后,孙嘉淦看到这里满架子都是书,便抽出一本来看,却是《堪舆家言》。换一本,又是《风水记》。连掉在地上的一本,也还是《易说地脉》。孙嘉淦笑了:“高其倬,你真可谓是武大郎玩夜猫子,难道你平时就只看这些书吗?”

  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俩人换了袍服赶到驿馆时,眼见得门前的轿子,排成大队,全在候着,而他们却可昂然直入,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年羹尧今天很是兴奋,一见他们两人进来就说:“好好好,你们终于来了。陕西、山西、山东、安徽巡抚早就来了。昨儿个我就想,来到河南,怎么不见地主呢?你们那位田大人,与我也真是无缘。我进京路过河南时,他‘太忙’;我要回西宁了,他又‘身子不适’!唉,这叫人怎么说好呢?”

  一连三天,朝廷为允祥举行丧礼。朝臣们全都按照礼部的安排,轮番地到十三爷府去吊唁,又怀着异样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出来。在这些朝廷大臣的心目中,皇上是最难侍候的。因为他不但权大无边,更因为他性情急躁、刻薄猜忌和不能容人。可皇上对允祉和允祥的话,却最能听得进去。于是,凡是触犯了圣怒的官员,都愿到允祥那里,或者备一些礼物去找允祉三爷。不管是求了谁,总是能挽回天意的。可三天之内,允祥薨逝,允祉身在不测,皇上身边的两盏明灯熄灭了,他们的宦途就更加显得吉凶难卜。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⑨

  田文镜连忙起身,打了一躬说:“臣田文镜恭谢皇上眷顾之恩!”

  这是他从云南回来后第一次到衙视事。他的清廉刚正,一直被雍朝官员们传为美谈,甚至被描绘得有点神奇了。雍正三年,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兼了云贵观风使,自那时起,他就常年驻节在外。广州一门九命奇冤,两广总督孔毓徇那么正直的官员都办不下这案子,特请了他去“观审”。他到广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了年羹尧的哥子年希尧的门,打掉了他的威风!当时,敢这样做的,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因为年羹尧还在炙手可热啊!孙嘉淦亲临栗家湾去勘察现场,询问乡民,又逮住了一个上门行刺他的刺客。雍正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之怒,派了图里琛亲赴广州去提调人犯。可是,他紧走慢跑还是晚了一步。因为孙嘉淦早就请出王命旗来,斩掉了欺压百姓的陵氏一门十口,和年希尧等八名贪官。别看图里琛威风凛凛,却落得个无功而还。孙嘉淦再次返回云南,这次他又奉调担任左都御史回到京城时,可说是早已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的大人物了。常言说:“先声夺人,”一听说他今天要“到衙视事”,哪个敢不来?又哪个敢迟到啊!这些京官们都有这毛病,怕硬的。所以,今天一早,他们就来到衙门,等着这位孙大人了。

  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说谁就有谁!田文镜正在这里发牢骚,却没注意邬思道已经走进门来,而且还恰巧听见了他的话:“好啊,中丞大人,你要是真地放我走,我从前要的银子,一两不少,全都还给你。”

  李绂傲慢地抬起头来,迈步就走进了大堂。里边的衙役们一声堂威“噢——”喊过,大堂上上下下,听不到一点声音。李绂深吸了一口气,向上边瞟了一眼。原来正中高坐的是高其倬、卢从周,西边陪审席上却坐着弘时和孙嘉淦,全都是再熟不过的人了。他自失地一笑跪了下去:“犯官李绂叩见三爷和各位大人!”

  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邬思道诚恳地说:“不不不,你不了解田大人。他刚才说的全是实话,只拿钱不做事,能算上是个好师爷吗?今天既是你们把话说到了这份上,我不说清也不行了。田大人,我其实是当今天子雍正爷的朋友。十几年前,就在雍王邸与皇上朝夕相处,直到皇上登极。我曾为皇上参赞,皇上原来也打算让我进上书房的。这就是我的真实身份,现在一点儿不瞒地全都告诉了你。高其倬,你和李卫也是朋友,当年他作县令;你在他手下当师爷。我的底细你全明白,你说,我的话有没有假?”

  李绂想也不想地站起身来说:“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田文镜岂能说是无罪之人?他是河南总督,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了黄某,并且多次表彰,难道他就没有一点责任?”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竟自去了。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车铭一看,忙陪着笑脸把名帖壁还说:“请军爷上复大将军,卑职等绝不敢当,稍后立刻就去谒见大将军。”

  高其倬把惊堂木“啪”地打了下去,厉声问道:“你和谢济世是同年进士,陆生楠和谢是广西同乡,黄振国在信阳说过许多田文镜的坏话,而你又做过半年广西巡抚。把这些串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你们是互为党援。今天你既然败露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一听邬思道竟有这么高的身份,田文镜惊得呆住了。这时,他才明白,雍正皇上为什么在提到邬思道时,只说“先生”,而从不提姓名。也才知道,皇上问的那句“邬先生安”的真实含意和分量。这,这……

  谢济世被带进来了,他个头很高,又极重边幅。不仅衣服上没有一丝皱折,就连辫子也打得十分整齐。去刑之后,他还特意地又用手梳拢了一下自己的发辫。他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上坐的审案大员们。一看就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人物。

  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讲到这里,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田文镜等高其倬坐了下来,才又问:“其倬兄是进京引见的吗?”

  李绂当了许多年的官了,哪能不懂这些呢?这故做门面的规矩,他太熟悉了!这不全是大理寺审案的老一套吗?不过,高其淖说得比别人恳切随和一些罢了。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并首次提出“军事俱乐部”这个称号。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日:‘痛改’。”①(①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手稿,1959年8月2日。)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

  田文镜一边还礼一边说:“哪里,哪里,高兄这是说的哪里话,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到这里来。嗨,门上怎么也不通禀一声?这些人办差,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高其倬吩咐一声:“来人,给他去了刑具!”

  过了几天,一个波兰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时,把跟赫鲁晓夫讲的这些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两条腿走路。主要的是集体所有。”他还告诉波兰客人: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至于名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经营的不只是农业,它有工业,还有学校。②(②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这样详尽地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可能包含着消除赫鲁晓夫讲话在波兰的影响这样的意思。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⑧

  刘墨林见他如此巴结徐骏,也笑着说:“是啊,是啊,徐兄大才,确实让人望尘莫及。晚生随身带着,就是要好好拜读的。”

  李绂乍一听见传唤声,他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地就镇走了下来。两名兵丁给他打开了牢门,向他躬身行了一礼说:“我们大人请您去过堂。您这边请!”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以后庐山会议发展到十分不幸的地步,也就是党中央内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田文镜见他这样,忙走到他身边说:“先生,请恕文镜无礼之罪。唉,皇上以国士之礼待你,而我却把你看成耍嘴皮子的‘师爷’,可见我田某有眼无珠。我这里的一切。先生全都看到了,只有一个字:难!就说眼前吧,放着车铭、胡期恒两个是非之人,我就不能动他分毫!这不,我刚要请他们来议事,他们二位却跑到郑州去拜见年大将军了。临走时,连声招呼都不打,硬是不把我这堂堂巡抚放到眼里!咳,不说这个了,今天我略备水酒,给先生陪罪,也算是为高兄接风吧。”说话间,他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放着邬思道这么硬的后台,我还怕扳不倒车铭和胡期恒吗?就是年羹尧为他们撑腰又岂奈我何?

  李绂说:“犯官和黄振国之间,并无过从往来。他贪赃既然已有实据,犯官确实是误听了人言,也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别无可言。”

  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⑨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⑩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刘墨林一听“王鸿绪”这名字,就知道,车铭也是个“八爷党”的党徒。不过,他却没在脸上带出来,一笑说道:“哎呀呀,二位都是前辈高人,晚生在此有礼了。”

  高其倬却自得地说道:“我哪能和你比呀?你是除了孔子六亲不认的人嘛。其实你们都不明白,这里头学问大着哪!张廷玉原来也不信,我去看了他家祖坟的地脉后,对他说,‘这地是好地,但要伤你们家一位公子’。果然,他的儿子张梅清就夭折了。后来,他又找着我说想换块地。我告诉他说,‘人已死了,再换也换不活了。这里是块千年不遇的宝地,你千万不要换掉它’。他不信也得信!就如这次,为了给皇上选出好地,我跑遍了各地。皇上原来想在遵化建陵,想离着圣祖近一些。可我说,那里的地脉早就用尽了。这不,才又换到了易州……”他只要一说起风水来,就滔滔不绝,让别人谁也难以插言。孙嘉淦乘着他换气的功夫说:“哦,照你这说法,一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坏事,只要他能选到一块宝地,就能荫福给子孙了,是吗?”

  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

  ⑧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写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手稿,1971年1月8日。

  高其倬却没敢摆身架:“不不不,你不要多礼。我这次面圣,其实主要是替皇上在遵化造陵的事。”一说这事,高其倬就来了兴致,“钦天监的人看了一处,去年他们让我再瞧瞧,我说这地方绝对不行。你们在外边瞧着好,却没看出这里地气已尽了,不信就挖挖看。他们一挖,果然,七尺以下全是黄沙,还涌水。嗨,堪舆这一行,得我说了算,别人谁都来不了,他们不服也不行啊!这次我为皇上选风水宝地,还是邬先生推荐的哪!哎,邬先生在吗?快请出来让我见见哪!”

  李绂和谢济世等人是关在一起的,都押在大理寺大堂东侧的栅栏里,每人各占一间。李绂是朝廷大员,栅栏里还备有茶水。其余的人,官职不过四品,就没有这个优待了。但不管是谁,比起刑部大牢里的囚犯来,总还是天堂一般了。

  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他傻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觉得手脚都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胡期恒却十分坦然,他和年羹尧之间不是一般交情啊!一进门就朝那老者奔了过去,亲热地说着:“哎呀呀,这不是桑军门吗?晚辈给您老请安了。大将军进京时,我没能见到您、后来一问才知,您老竟没跟大将军一块来;我想着这次还是没福相见呢,偏偏您老却又来了。我给您者预备下了二斤老山参,也没有带来。咳,您怎么也不给我个信儿呢?”

  说到这里,他向下边看了一下,见大家都听得很专注,他满意的点了一下头继续说:“学生我还年轻,没能见到前朝唐赍成他们这些直言敢谏的名臣风采,但我却知道,‘文死谏’是做御史的本份。你如果没这个胆子,我劝你最好是卷铺盖走路。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点。”

  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田文镜问:“其倬兄,这话是皇上说的,还是你自己揣度出来的?”

  今天的刑部衙门,可不同往日了。因为这里将要受审的,是李绂和谢济世一班要员哪!参加会审的不但有刑部官员,观审的还有像孙嘉淦这样的都御史,另外还有三爷弘时。所以,当别的衙门还在扫雪堆雪人时,这里却早已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靠着门旁的石狮子边上,还站着两排善扑营的御林军。他们黑压压地站在雪地里,分雁行排成了八字,更显出了这里的威严和肃穆。两人刚刚下轿,就听见门官一声高喊:“孙大人、卢大入到!放炮,开中门!”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⑦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70年12月19日。

  田文镜听到这里,当然不能再问了,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欣慰。他流着眼泪说:“皇上能知道我田文镜这点心思,我就是累死、难死,也心甘情愿了。我何尝不知道,皇上也是难啊!高兄,有件事我真不明白,车铭是八爷的人,我扳不动他并不奇怪。可年羹尧为什么也要护着他?像胡期恒这样的人,如果交给我审,他的罪名绝不在诺敏之下!他们两个,一个管着钱粮和官吏调度,另一个管的是法司。扳不倒他们,我在河南还有什么干头儿?你们大家也许都在想,这里不是有个邬思道吗?不错,他是我化钱‘聘’来的。可他只管拿钱,却屁事不办,越是要紧的事,就越是指望不上他。哼,要真是让我自己拿主意,我早就让他卷铺盖滚蛋了!”

  都察院的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也都了解他的风范。今天初次见面,猜想着他不定多么厉害呢?可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都平静了下来。右副都御史英诚是孙嘉淦的同年,也就比别人更觉得随便一些,他亲自沏了一杯茶送了上来说:“孙大人,您在外头时就是个包龙图,回到京城来,又不见一个客人。说老实话,连我也有点儿害怕你了。再加上,你这张脸老是黑着,看不到一点笑容,谁不心里发怵呢?您瞧,我们这御史衙门清寒惯了,比六部消闲得多,从来人都到不齐。今天您一来,竟是一个也不缺!”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年羹尧出京后的第五天,邬思道又奉旨回到了开封。河南巡抚田文镜见他回来,当然十分高兴。虽然他仍然不知道这位师爷的真实身份,不过却不敢拿大了。无论邬思道是否上衙门办事,也不管他在作些什么,每天一早,先打发手下恭送五十两银子以备先生使用。邬思道照收不误,却更是随便。想来就来,想走便走。有时还打个招呼,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也不照面。今儿个到相国寺进香,明天又到潘杨湖上泛舟,游龙庭、登铁塔、吟诗弄琴,越发地逍遥。吴凤阁他们几个师爷,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总是凑着机会在田文镜跟前发牢骚。田文镜也不作解释,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实在没法子了,才安慰说:“你们不要攀扯他,他一个残疾人,也不容易。再说你们得的钱少吗?也不值得为这点事呕气呀。”

  第四天一早,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来到了衙门。

  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雍正欣喜地一笑说:“哎,这就好了。朕正等着你说这句话哪!其实朕自己心里也清楚,北京城里哪能就会翻了天呢?当初,内有老八,外有老十四,朕还不怕呢,何况如今又有你在前边,朕就更能够放心了。走吧,咱们君臣在这里说话久了不太好。瞧,外边那么多人都在等着咱们哪!”

  李绂在下边答道:“犯官曾弹劾过田文镜是实,而且直至今日,犯官也不觉得弹劾中有什么不实之词。至于说到我们结党,我根本就不明白是指的什么?谢世济和我同年不假,他也是朝廷大员,并且还是言官,他弹劾田文镜自然也是他的权力。若说我不该弹劾他田丈镜,或是我的指参有误,我李绂自担应有之罪。若说到别处,李绂实在难以认承。”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田文镜吃了一惊,忙回过头来一看,却正与邬思道打了个照面,他羞红了脸十分尴尬。高其倬也很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来笑着说:”哟!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可真是太巧了。假如你再晚到一会儿,说不定我也要说些怪话的。”他走上前来,搀着邬思道坐下,这才又说,“先生,我刚从李卫那里来。李卫带话叫问候先生好,说您的两位夫人和翠儿处得很好,请先生不要挂念。哦,刚才是我和老田在说闲话,他也是一肚子委屈没处发作,才说了那么几句。先生您大人大量,不要往心里去。”

  “哎,那怎么能行呢!没有德的人,他根本就选不到宝地……”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高其倬听见邬思道自己报出了身份,也连忙依着规矩站起身来。他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对不知所措的田文镜说:“文镜兄,邬先生适才所说,句句是实呀!皇上还在藩邸时,就是以师礼对待先生的。李卫见了先生,行的也是奴才的礼节。就连皇上跟前的三位阿哥爷,对邬先生也是以‘世伯’相称,而不敢有一点儿轻慢的……”

  卢从周边走边问高其倬:“其倬,你最近有了什么新差使吗?”

  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年羹尧看车铭有些发呆,便在一旁说:“来来来,我为各位引见一下。这位老者就是我的中军参佐、也是我的奶哥哥桑成鼎。这位学士的大名,你们想必早已有闻了。他就是今科探花刘墨林,也是西征军的粮道、参议道。老桑,你还记得当年的事吗?那年我进京赶考,病倒在胡家湾。胡老爷子好医道啊,硬是救活了我的命,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哪!要不是胡老爷子,哪有我年某人的今天?所以,我这次路过河南,谁都可以不见,却不能不见见胡兄啊!哦,这位,就是河南藩台车铭,车大人。他是位十分干练的官员,也是王鸿绪的得意门生!”

  高其倬想,得先打下了他的威风,便一拍惊堂木问:“谢济世,你知罪吗?”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具体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雍正拉着年羹尧的手,两人边说边行地走向午门……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③

  就在他不知如何才好的时候,门上的衙役领着个人进来了。田文镜因为眼睛近视,看不太清。只觉得来人个头又高又瘦,头上戴着蓝宝石的顶子,好橡是位三品官。田文镜刚犹豫着站起身来,那人就来到面前了。哦,原来是湖广布政使高其倬。这个人田文镜早就认识了,也知道他是雍朝一位专门看风水的阴阳先生,很受皇上的器重。但他到我这里来,又有何贵干哪?正在发愣,高其倬却笑着开口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怎么,田大人当了封疆大吏,就不认识在下了?想当年,你在十三爷手下做事,奉差到四川催交库银,没和我高某打过交道吗?”

  高其倬小声而又神密地说:“我去了趟易州,给皇上看陵去了。”回头又对孙嘉淦说:“三爷一会儿就来,等他来时,我们再放炮迎接。请各位暂且在签押房里坐一下。”

  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年羹尧顿首拜

  高其倬又向卢从周谦让了一下,便说:“那好吧。”一转眼他就向外边高喊一声:“升堂!带李绂!”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哎呀,文镜兄,你太多疑,也太难和人相处了。你瞧瞧,我是那种敢捏造圣谕,招摇撞骗的人吗?你知道,皇上在未登基时就是个孤臣。他不但与众大臣落落寡合,就是和八爷相比,人望也差得多。皇上不准我复述原话,我只能说到这份上。”

  卯时正刻,都察院门口一阵锣响,大家知道,这一定是孙大人到了,连忙赶到门口迎接。孙嘉淦下了轿子,从容地登上台阶,向迎接他的官员们一拱手说:“哎呀呀,大家不要这样,在下走时姓孙,现在也还是姓孙。还是不要拘礼的好。”他边说边走,来到大堂坐下,“诸位,我们不过是久别重逢嘛,何必要这样不安呢?我今天并不办事,只是和大家见一见面儿。等会儿,我还要到大理寺观审李绂和谢济世的案子。来来来,都先请坐了才好说话嘛。”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如今机会到了,只要他们说的在理,年羹尧密奏一本,说不定还能扳倒头上这座大山呢。不过,刘墨林也在座,却又不知他是个什么背景。万一说错了,还不如不说的好。车铭是在宦海中沉浮几十年的老油条了,他明白,只要一开口,就会有是非,他得为自己多留条后路。此刻,见胡期恒看看自己,意思是让他先说。他在椅子上一欠身说:“胡大人,你是按察使,你就说吧,有什么疏漏之处,我自然要为你补遗的。”

  卢从周早就知道,说李绂等“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的罪名是无法成立的。他在一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好人,还说他是受了冤屈。可是,现在从黄某的住处搜出了两万赃银,马贩子还揭出他私卖茶引之罪。这些都已收录在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车铭和胡期恒听了这话,都觉得眼前一亮。他们甩开田文镜跑到这里,就是要向年大将军诉诉苦,再用大将军的威严,压一压田某人的气焰。

  他看看下边,没人不听,便接着说了第三点:“还有一等人,也很不可取。他办事不分轻重,见什么就写什么。拿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大作文章。你自己就先把自己轻贱了,别人还能服气吗?我今天把丑话说到前边,谁再参那些个‘某某贪污银子二两’,‘某厨师做的御宴甚咸’或者‘某某人在朝会时轻咳了一声’之类的东西,我孙某人就先弹劾你一个‘琐碎亵渎’!”

  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好了,好了,他们原来也是要通报的,却被我拦住了。我最不喜爱那些个虚套子,咱们也用不着开门放炮的,张罗什么呢?”高其倬还是那样熟不拘礼的,说起话来,也还是十分随便。

  这样一说,案子就成僵局了。高其倬传令让带谢济世,一边对李绂说:“李绂呀,你如今身在不测,要仔细思量怎样才能承奉圣意。你既然是有错,就应当反躬自省,如果你要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你呈转。”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

  田文镜摇着头说:“其倬,说实话,连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哪里去逛了。唉,千不怪,万不怪,只怪我这汪水太浅了,养不起邬先生这样的大才。你和我是老相识了,我不瞒你,田某这个巡抚当得实在是太窝囊了!”

  卢从周接着说:“今天传你来,就是要问问你和谢世济等结党营私、诬陷田文镜的事。我们只是问一下情由,然后审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还要交六部议因,由皇上亲自裁决的。”

  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一等公、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

  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车铭和胡期恒见到这阵势,已经觉得没有指望了。他们只向大将军行辕递了手本,表示了渴望一见的心情,便死死地静坐在驿馆里等候。哪知,大帅行辕的一名中军校尉却突然送来了名帖。说请胡、车二位,到大将军行在去会面。二人一见这名帖,全都惊呆了。大将军给他们送名帖,他们哪敢接受,更何况,这名帖也不同一般哪:用手一掂,大约有斤来重,不知用过多少次,也被人退过多少次了,抚摸得滑不留手。就这派头,谁人能有,又谁敢收它。原来它是用大楠竹特制的,比屋瓦还长了一倍,上面刻着两行大字:

  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④

  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⑥

  年羹尧瞟了一眼刘墨林又说:“哎,话不能这样说。河南的事,我本来是不想管,也不该管的,何况田中丞也没有来。不过,万岁多次说,要我沿途‘观风’,我不问一下,以后皇上朱批下来,我一问三不知,也不大好。就算你们说的是一面之词吧,你们说,我们听,权当作是闲聊好了。至于怎么处置,以后皇上自有章程的。”

  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关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②(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

  ①毛泽东在吴法宪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4日。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2、253页。)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①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在会议的巨大压力下,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②(②毛泽东对张闻天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8日。)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⑤

  跃上葱茏四百旋。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从这段话里,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看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近一年内,他一直致力于纠“左”,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这次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却主要在右的方面。这多少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从反“左”一下转为反右。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①(①毛泽东给黄克诚的信,手稿,1959年8月24日。)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①(①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子。1961年平反。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①

  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

  毛:不怎么样。

  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庐山会议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已经作出正式结论,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4、105页。

  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这些干部,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③”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④”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多少铁,就要多少运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09页)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4号。)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④

  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

  ⑦毛泽东同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5日。

  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⑨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整个会议被紧张气氛所笼罩,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在第二个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①(①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指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

  ①毛泽东在吴法宪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4日。

  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有了。”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手稿,1971年9月13日夜。

  谈到路线问题,他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

  ⑨据李伟信1971年11月22日交代材料。

  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我六月讲一O七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⑦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70年12月19日。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黑手高悬霸主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②”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③

  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么,

  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

  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这次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甚至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这些话,实在讲得太过分了。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⑩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⑥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对这个问题的揭发和追逼,使得这次全会的气氛极不正常,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彭德怀为了顾全大局,一再作了检讨。他后来回忆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②(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12日。

  热风吹雨洒江天。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⑨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最后说:

  ⑨毛泽东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8日。

  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④《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0年11月16日。

  “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彭德怀是在访问东欧等七国后立即上山的,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他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48号。)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故园三十二年前。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又过了一段时间,九月九日,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当即将此信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并加批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②(②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9月9日。)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

  ②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10日。

  倾向,在这里讲讲。”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桃花源里可耕田?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云横九派浮黄鹤,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

  ⑩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⑥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四个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毛泽东对争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①(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第181—213页。)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他估计“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③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5日。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6号。)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浪下三吴起白烟。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⑧”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②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①《“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日-24日制订。

  ‘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⑦《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5页。

  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③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严厉的批判。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个简报,影响最多,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于去年

  ④[唐]杜牧:《七绝·赤壁》。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②(②彭德怀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⑤

  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③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1-212页。

  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关于改指标问题,毛泽东说: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④”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⑤

  遍地英雄下夕烟。

  ⑤周恩来等七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31日。

  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

  ⑤毛泽东同刘丰、刘建勋、王新等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16日。

  这些批语,使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调子越来越高。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

  八月十六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

  ④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③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讨稿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30日。

  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毛泽东特别讲到“秀才”问题。他说: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十六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地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毛泽东接着说: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

  当然,“九一三事件”留带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

  陶令不知何处去。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引者注)不晓得做了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本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在八月十六日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据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④(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26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2号。)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若干年以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9、260页。)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①(①这是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的节录。其中讲到公社问题时说:“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他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当然,“九一三事件”留带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毛泽东的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怀等主要的几个人。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

  ③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5日。

  为有牺牲多壮志,’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

  ⑦毛泽东就黄永胜等人检讨问题写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71年4月11日。

  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在这一年半中间的进步,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②(②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8号。)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毛泽东说,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不同意,说是对半开。第一个出来为即将召开的八中全会批彭定调子的,是林彪。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指七月二十三日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他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⑥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92页。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人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的批评,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和党内党外所谓右的势力在遥相呼应。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秀才”②(②当时所称的“秀才”,主要指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们和一些与会者的一种看法,也反映了会议上的一种气氛。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一山飞峙大江边,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

  ⑤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的批示,手稿,1970年12月16日。

  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①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3日。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来说也是好的。”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

  敢叫日月换新天。

  ⑧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写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手稿,1971年1月8日。

  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庐山会议错误地决定“反右倾”,使得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很不巩固的纠“左”付之东流,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就是很难避免的了。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就是锋芒对着右倾。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⑧

  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冷眼向洋看世界,

  九月二十四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①《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②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②(②关于两本书,毛泽东说:“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所说的《哲学小辞典》应为[苏]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③(③毛泽东《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手稿,1959年8月15日。)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②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②(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40页。)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谋害毛泽东的具体部署,林立果曾报告林彪和叶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说不紧张是假的。”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然后,又历数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8页。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⑦

  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七月十七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9页。)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彭德怀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O七0万吨。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十六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讲话记录,1959年7月1O日。)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⑧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里,也讲到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他写道:“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个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他会斟酌的。”①(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5、276页。)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同志们自已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

  ⑧同上书,第45页。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①(①王任重日记,1959年8月21日。)

  ⑤同上。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世界大战,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谈到总路线,他说: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⑦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②(②毛泽东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的批语,手稿,1959年7月29日。)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1964年4月2日,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⑨”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⑩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

  ……

  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

  毛:不怎么样。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①毛泽东在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24日。

  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团结的愿望出发。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0页。)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

  ④林彪的这个手令,在“九一三”当天为周宇驰(因叛逃未遂自杀毙命)所携带,周死前撕碎了手令。经公安部门对手令碎片进行复原并作技术鉴定,确认是林彪本人所写。1980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有关部门再对此件进行技术鉴定,得出“字迹是林彪所写”的相同结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

  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

  ⑧同上书,第45页。

  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办成。”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②(②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9年7月13日。)

  ⑩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代材料。

  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由此而来。”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⑦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③(③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

  ⑧毛泽东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

  ⑥毛泽东听汪东兴汇报后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1日。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八月十六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

  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

  ⑤同上。

  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八月十日,在对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①(①毛泽东对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0日。)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会议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⑧毛泽东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11日。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③(③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

  ⑨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2月19日。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③(③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手稿,1959年8月1日。)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②

  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③

  彭德怀的信,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⑩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那个简报,影响最多,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①

  毛泽东是要充分肯定成绩的,但他也并不完全赞成那些护短的人。他希望把缺点、错误尽快改掉,取得主动,以利继续跃进。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他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③(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2页。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④熊向晖:《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见《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0-33页。

  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剥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如克诚②(②克诚,即黄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月2日。)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

  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0”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谋害毛泽东的具体部署,林立果曾报告林彪和叶群。⑥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

  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②(②庐山会议档案。)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④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毛泽东作这篇讲话的时候,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已感到不满,担心这样会全盘否定去年以来的成绩,不过他讲话的语调还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并且说,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关于对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从局部来说,从一个问题来说,缺点、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肯定总路线,同时又说路线正确与否要用十年时间的实践来证明。他承认“大跃进”中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说来,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国民经济平衡受到破坏,只是暂时的,认识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总之,他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还是那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成绩是伟大的”这个方面。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⑧

  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别梦依稀咒逝川,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红旗卷起农奴戟,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①(①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

  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

  ⑤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的批示,手稿,1970年12月16日。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

  ④《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0年11月16日。

  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提出: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从八月十日至十六日,毛泽东连续写了几个长篇批语和通信,对彭德怀,对所谓“军事俱乐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批判,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十一日的讲话。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摆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⑩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⑨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2月19日。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⑧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①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②叶群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10月13日。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⑤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③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⑨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7-76页。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九月二十四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②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⑩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30日。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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