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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亲侄儿矫诏骗叔父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04 14:52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时刻已到半夜了,弘时还在诉说着钱名世他们的事,允禄可有点等不及了:“我说弘时呀,皇上叫你和我谈事,究竟要说什么,你倒是说话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弘时却两眼看着窗外,一声不响地坐着,似乎是在想心事,又似乎是在琢磨该怎么说。远处,风声在呼呼地刮着,像是给这暗夜增添了更多的神密和不安。过了很长时间,弘时才试探地说:“明天皇上就要召见旗主们了,所以才特地让我问问十六叔,八叔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呢?皇上还问我,为什么几次奏闻旗主会议的事,十四叔都不在场?不知十四叔明天去不去见皇上?”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允禄心底实诚,听弘时这么一说,到不觉得笑了:“咳,我当是什么要紧事呢,你装得像是出了大乱子似的。你八叔那里有几次会议,你十四叔确实都没有去。据我看,‘八王议政’这一条是你八叔他们最盼望的。以前,他们说这些话时,总是那么闪闪铄铄、吞吞吐吐的,可今晚是一点也不遮饰地和盘托出来了。不过,又好像是在边说边议,不大像有什么预谋。睿亲王更是不同,他从头到尾都不多说话,似乎有很多顾虑。临到了,还交给我一个奏折,要我替他转呈皇上。”说话间,他拿出那份奏折来交给弘时,“你今晚不是还要见皇上吗,就顺便递上去吧。”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弘时皱着眉头接过奏折来,随手就放在案头了。他那黑幽幽深不可测的目光注视着房子里的自鸣钟,好像在暗暗地聚集着勇气:“哦,原来是这样……其实八叔要不再打心里的小算盘,八王议政之事,也不是不能对皇上说的,要紧的是不能因此引起皇权旁落。”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允禄突然一惊,问道:“什么,什么?这是皇上的话,还是你自己的话?”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弘时格格地笑着说:“十六叔,您这样看着我,在灯下瞧着怪吓人的?我说的就是皇上的话,前天和今天下午他都透出了这个意思嘛。”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允禄知道皇上的一贯态度,他当然不肯轻信弘时的话:“弘时,你小子给我听着,你十六叔是个扳倒大树掏老鸹的人。先帝在日,阿哥们之间斗了二十多年,可谁也拿我没办法。你要是想和我说话,就说皇上的原话,不要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意思’!”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弘时却不害怕这位十六叔,他冷笑一声说:“皇上叫我传的是‘意思’,我当然不能复述原话,这就叫‘照皇上说的办’!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是我的亲叔叔,我还是可以透一点给你的。嗯……头一回我见皇上时,他说,‘允禩会作事也会作人,朕心里清楚得很!只可惜他不是池中之物,真真是让人遗憾。就是八王议政,又何尝不是个好制度?太祖、太宗那时,正是我满人极盛之时,靠的不就是这个议政制度吗?’皇上见我吃惊,又笑着说,‘其余的都可以商量,就是皇权不能旁落。多几个人来治天下,朕岂不是可以轻闲一些?’。”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允禄目不转睛地看着弘时,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不过已经没有了敌意。弘时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说:“今天下午,我又去了畅春园。皇阿玛刚从青梵寺回来,看上去身子非常疲惫。他老人家和我说,‘当初登极不久,张廷玉曾和朕说过,他说朕和圣祖有三不能比。圣祖是幼年御极,在位的时间就长;朕是盛年登基的,享国就不能同圣祖一样久远。朕想,再不济,当二十年皇帝还是有可能的吧。可是,朕现在仔细想想,怕也未必能实现,朕自己觉得身子骨是越来越打熬不住了。看看你十三叔,他拼着命地做事,累成了那个样子;张廷玉和马齐他们也都老了;老十六挑不起大梁来;老十六守成有余而创建不足——你可以和你十六叔私下里聊聊:这些东来的旗主们,断然不会生了篡位之心,可怕的倒是自己的亲兄弟。如果能变着法子不使皇权旁落,又能让满旗老人们参政,朕得了左右膀臂,旗政旗务的整顿也就顺其自然地办下来了,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情?’我当时说:皇阿玛既有这个意思,何不召见十六叔,好好地计议一下?这不是件小事,还应该征询一下军机处和上书房的看法。阿玛说,‘这事是你十六叔牵头的,要问,得你十六叔先认可了。他要是能先问一下就最好,到明天朕再见见这些旗主们。要是都提出这个想法来,再交到军机处去才是正理。’——十六叔,您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敢胡言乱语?再说,这里和皇上只有一步之遥,我敢矫诏乱政,自取灭顶之灾吗?”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允禄终于被弘时的花言巧语打动了。想想在允禩那里听到旗主们那又是无奈又是不满的话,竟不觉有点心动,如果皇上和旗主们各让一步,也未尝不是个好办法,要是真的这样做了,自己不就能理所当然地入值中枢,指挥各旗旗主,比现在只管内务府强得多了吗?想到这里,他说:“既然皇上有这样的旨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明天就要见到主子了,就是我不说,他们也会提到‘议政’这件事的。不瞒你说,我是在全身全心的戒备着哪!我已经通知了善扑营,要他们明天在全城戒严,谁要敢不规矩,就先拿下来再说。今晚听你这么一说,我这样做倒是多此一举了。”说完,又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他那戒备的心完全放下了。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弘时拿过案头上睿亲王的折子来笑着说:“我就知道,只要一提这事,十六叔您准得犯疑。可没有想到,你还带着那么大的杀气,思谋着你这个侄儿想要造反呢?”他说着随手就打开了睿亲王的奏折,“哦,这原来是一份请安的折子,里面还夹着一份贡物清单哪!”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允禄凑过来一看,只见这个用黄绫封面的折子里,恭恭敬敬地写着: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臣王都罗恭叩万岁金安
  并呈献方物祈圣上哂纳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折子里夹着一张贡物的清单,弘时略扫一眼便笑了:“好嘛,我以为他这上头密密地写了这么多,还以为一定有不少珍贵的东西呢?原来都是些不值钱的草根树皮……”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允禄拦住他说:“哎,可不能这样说。《春秋》有言:‘厥贡苞茅橘袖,所以示天子之上礼也’。据我看,睿亲王这样做,实际上是向皇上表心迹的。就是你那句话,这些王爷们要肯上遵皇宪,就议议政又有何妨呢?”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弘时现在想的却是另一番心思:嗯,这个睿亲王手中没有实权,也管不着哪个旗,可只要一提老多尔衮功盖四海保扶幼主的名声来,排起座次,他都罗仍然要占第一位。现在他自己正和八叔争夺权力,原打算先借八叔之力,把上书房和军机处弄到手里,再除掉了四弟弘历,自己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当上太子了。可是,突然杀出来个都罗向皇上表示忠诚的事,这倒让人举棋难定了。难道这又是八叔玩的一个新花招吗?这汪混水,是越看越深了!他瞧了一眼允禄,灵机一动地说:“十六叔说得是。只是八王议政的事,连皇上也吃不准,所以才叫我们叔侄在私下里议议的。到了明天,我是没资格出头的,您要是能说句话,探探他们的心思,我们不就有底儿了吗?”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老实巴脚的允禄哪里知道,他这个说得漂亮的侄儿,要让别人打头阵,而他自己却要超脱出来,坐收渔人之利了!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次日一早,允禄就急急忙忙地出门,他自己觉得来得够早的了,可是,还是比别人晚了一步。有许多外省来京请见的官员们,鹄立在宫门,见允禄下了大轿,都纷纷跪倒叩头。内务府的官员们倒是早就到了,正在等候着办差。允禄把俞鸿图叫过来说道:“你们也太粗心了,怎么都挤在这里?八爷和各位旗主几时能来,你们怎么不去关照一下呢?”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俞鸿图连忙躬身回答说:“回王爷,奴才们哪敢掉以轻心呢?从昨晚起,奴才就在各王爷的住处安排了人,让他们随时打听,随时通报。方才探马报来说,王爷们屋子里才刚刚亮灯,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到哪!张相爷已经早进去了,他路过这里时交代说,让王爷一到,就先去军机处说说话,别的,他没说,奴才也不敢打听。几位王爷等会儿要是来了,有奴才们在这里照应着呢。再说,皇上从畅春园来到这里,还且得一阵子哪!”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这里正在说话,就见一名太监飞跑着从里面出来,先对前来候见的外地官员们说:“众位大人,今天皇上和军机处都不接见,请你们先到礼部去,等会儿和文武百官一起参加朝会。”回过头来,又给十六爷叩头请安,满面笑容地说:“十六爷,您老早啊!万岁爷昨晚已经回到大内,张相爷他们也都在军机处当值。万岁吩咐说,王爷一到,可以先去军机处说话。”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允禄刚要动身,就见眼前又落下一顶大轿,却是李绂从轿子里呵着腰出来,他便站住脚说道:“啊,是李绂呀,昨天约你到上书房来的,我却去了别处,真是对不起。方才传旨说今日有朝会,你们怕得从午门那边进去呢。”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李绂紧走两步来到近前,又打千行礼说:“哎呀呀,原来是庄王爷!卑职已经知道今天朝会的事了。从西华门到正阳门中线,是归我们直隶总督衙门布防的,我这是刚从南边看过来。他们告诉我说,杨名时也进京来了,正在这边递牌子,怎么我没看到他呀?王爷说到昨天的事,其实我也没有跑冤枉腿,倒是在上书房见到了钱济世。就借上书房一块宝地,我们俩聊了半天,我又请他吃了饭。虽然没见着庄王爷,可我们也谈得很愉快的。”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允禄说:“那是自然,你们俩是同年嘛。听说他递了密折弹劾田文镜的十大罪状,你们俩的见解一致,一定谈得不错。你手头上弹劾田文镜的折子写好了吗?我告诉你,先不要拜发,这事我们以后再说。这阵子我太忙,稍过几天就消停了。你说的那个杨名时我不大熟悉,他是从贵州来京的吗?他们现在都到午门那边去了,你上那里找他吧。”

  ⑤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此时,东方已经大亮。隆宗门外天街上,打扫得一尘不染。晨色中,乾清门前分外端庄肃穆。几十名侍卫服色鲜亮,纹丝不动钉子一样地站在巍峨的乾清门外,使这空旷而又寂寥的天街,平添了一种肃杀之气。远远看去,只有军机处的几个小章京在指挥着一群笔贴式,忙着搬运文书。他们瞧见十六爷走了过来,一个小章京忙迎上去说:“十六爷,您怎么才来呀?方才有旨,说您一到就请立刻去养心殿见万岁,您快请吧。方先生、张相和十三爷早就进去了。”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允禄一听说别人都来得这么早,忽然有一种大事临头的感觉:“啊?你们十三爷今天也来了?三贝勒呢?”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回王爷,十三爷昨天夜里就住在军机处,要不我们怎么会搬出文书来给他腾住处呢?三贝勒也进来快半个时辰了。”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允禄这才真的着了急,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养心殿。雍正正在东暖阁里和几位大臣们说话,见到允禄进来,高兴地说:“好,好,好!咱们的大管事王爷到了——免礼吧,你过去和允祥坐在一起好了。”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允禄这才偷空打量了一下暖阁里的人们。只见张廷玉和鄂尔泰站着,弘时则跪在大炕边上,而方苞和允祥却都坐在雕花隔栅前的瓷墩上。他向皇上行了礼,这才走过去坐在了允祥下首,笑着说:“我还以为我来得最早呢,哪知却落在了各位后边。”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今天雍正的心情似乎十分好,他微笑着喝着奶子说:“今年是个吉利的年头啊!李卫那边很顺手,江南、浙江两省已经在推行火耗归公。养廉银子发下去,火耗银子收上来,藩库里比平常年境多收了四成。从各州府县里奏上来的密折看,官场里并没有多少闲话。没有人敢聚敛,也没有人敢懈怠。尤其是训导、教谕这些个穷瘦官职,还有那些个没人想干的穷州县,如今都安置得很好。许多油水特多、难处也特大的官缺,现在是大家抢着干,因为那些地方毕竟比别处多一点养廉银子嘛。李卫又抽出钱来设了些义仓,周济衣食无着的穷民。赋均、讼平、吏清,这是朕早就盼望着的盛景了。现在刚开了个头,就官吏满意,百姓满意,朕自然更是高兴了。田文镜那边比李卫难,因为河南的民风刁悍不纯,官场里更是混账。田文镜呢,又心高志大不甘落后,把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这两件大事,来了个双管齐下,务必要在麦收之前全都办完。这样一来,就引起大家不满,也很有些参劾田文镜的折子。不过,朕看都是些微末小吏们在嚼舌头。大员里头,只有一个黄振国,他治理着藩司衙门。朕看,他也是因为田文镜堵住了他的发财门路,才发这个小私意儿的。所以,朕驳了下去,交给田文镜,让他随意处置去。”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版,第215、216、212页。)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正说话间,太监高无庸托着一个大条盘,给大家端来了参汤。看样子,是雍正早就吩咐过的,每人一碗。允禄是刚刚进来的,雍正便说:“把弘时的那一碗给了庄亲王。咱们清室有家法,越是亲近,就越是要‘形远’。”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弘时连忙站起身来,端着参汤笑嘻嘻地给允禄送去,回来又跪了下来。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允祥说:“皇上,近来弹劾田文镜的折子不少,他的处境不大好啊。”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雍正端着参汤喝了一口说:“有人弹劾也不见得都是不好,大家都夸赞的也未必就真好。当初在户部催交亏空时,你不也是弄得冤声载道,最后还被圈禁了吗?那些个好好先生,那些个有党援的人,哪怕是做了芝麻大的一点小事,就马上有人出来为他歌功颂德,吹的比西瓜还要大。所以,人主和宰相们,要特别留意保护孤臣。他为朝廷办差不避怨嫌,身处四面楚歌之中,还能架得住主子的不体谅,不关爱?朕和你都是当过孤臣的,见了这情景,只能驰援,只能帮他解围,千万不能因为一点小差错就掩盖了他的大节。孤臣难当,保护孤臣的才是能主贤相!蔡珽在云南就压制杨名时,告了他贪墨。朕说,你拿出证据来再说话。观风使孙嘉淦在云南,蔡珽也说他不好。朕说蔡珽,看来天下就你一个是好人,那么朕就真的是瞎了眼了!所以,朕索性把孙嘉淦留在云南,还为他专门设了一个观风使衙门。只怕这样一来,云南的贪渎之风还会更好一些。”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弘时见有了话缝,便磕了个头说道:“皇阿玛,儿臣听说,杨名时有大儒之名,却无大儒之实。他不但反对改土归流,连火耗归公。养廉制度也都是不赞成的。其实,他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徒罢了,请皇阿玛留意,不要上了他的当。”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又说: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所得税34.5%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福利费15%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公积金30%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资方红利20.5%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⑧同上书,第80-82页。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⑧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得来,可以办好。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事。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工商界是不行的。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下是饭后所谈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什么波动?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会同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家都会想得通。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大的重要。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很快解决。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提到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②(②这里指当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办纱厂资本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家能获利多少?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⑦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⑤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⑥

  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的厂,应赚一百亿左右。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⑦

  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⑧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⑧

  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总理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⑨

  无穷。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

  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⑩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⑩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

  ②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同,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①(①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一九五四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6年12月4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14、515页。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⑤毛泽东等同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3日。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9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⑤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⑥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

  ⑧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27日。

  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⑩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5页。

  这样,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应新情况的改造私商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⑨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页。

  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⑩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58页。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指示发出后,推动了整个私营工商业改造稳步而又协调一致地进行。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毛泽东又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①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②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合营企业产值的总和,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③

  会议中间,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7、268页。)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②(②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缅甸、锡兰④、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然而,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再也不可能照以前的步伐稳中求进了。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七届六中全会最后解决了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解决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这时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毛泽东:“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尼赫鲁:“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能适用。”

  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谈到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⑤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尼赫鲁表示赞同。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铺平了道路。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在尼赫鲁访华后一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下面是他们之间对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毛泽东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黄长水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②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章乃器: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当天中午,专列抵达天津。他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谈话。晚上,来到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

  李烛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是什么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黄长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五千多人,每周三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一万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问题解决。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十七日当晚,毛泽东就离开天津,继续南下。次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毛泽东耐心地对吴努解释说:“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做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毛泽东并表示,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到:“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胡子昂: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①(①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7日。)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一听到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l页。)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③

  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隔了两天,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②(②毛泽东给彭真、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0月28日。)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毛泽东这次讲话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就是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意思,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十二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讲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他所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思想有一些乱”这种情况在他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的重视,使他力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作出新的说明。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⑥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⑦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作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①(①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①(①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3页);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9—531页);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5、506页)。)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⑧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把一九四九年定为赎买时间的起点,这同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一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⑨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①(①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页。)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他说: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陈叔通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兴奋、愉快和感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人民的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先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去做的,而不是突然的。经过这几年的教育和具体事实证明,大家都看见了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思想也就有了转变。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工商界应当体会到这个新形势,在工作中也要提高一步,向前一步,以适应这个新形势。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朝鲜停战后,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一方面谋求建立以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永久分裂的事实。蒋介石则利用美国急于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等订立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以便把台湾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而希望借助美国军事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形成美国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复杂局面。

  李烛尘副主任委员说:前次我们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向主席汇报,有些工商业同志常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将到来一个高潮。”这不仅是一个面对新形势发展情况的预见性的推测,它将是一个必然性的现象。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作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秘密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协定规定,国民党军的编练、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地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

  荣毅仁副主任委员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一九。五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七百六十六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三十三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七千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最后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④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是美国继一九五0年六月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局游说,企图再订立一个像一九五三年十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那样的攻守协定。

  黄长水副主任委员说:从几年来私营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有毛主席、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水。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态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①(①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钧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⑩

  十一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①毛泽东在印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1日。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十二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⑤

  ②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⑥

  ③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8-173页。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④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改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⑤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三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5、176页。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8-183页。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⑦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7页。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⑧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87、191、192页。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①(①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⑨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⑩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①,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②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后来经他同意,贯通福建的鹰厦铁路破土动工,一九五七年实现全线通车。)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③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④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决议》对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⑤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页。)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①(①指李烛尘。)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5日。)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⑦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一九五七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在全国范围内,这么快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搞得很被动。后来,毛泽东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①(①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像在决定朝鲜停战之前那样的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⑧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⑨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⑩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到一九六三年,又决定延长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发。中共中央关于分两步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至此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①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问题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发展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而发展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中国经济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断解决生产中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从加工订货等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是如此,从个别企业合营到全行业合营也是如此。正如陈云所说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1月16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6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③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之行的汇报,1953年12月23日。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②(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82页。)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④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3、334页。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⑦彭德怀致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54年8月5日。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⑧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议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议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不会如同在朝鲜那样,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见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1页。

  上述问题,有一些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也看到了,他当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①(①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陈云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②(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营以后,出现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③(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⑨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的经济基础。”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2页。)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⑤(⑤同上书第7册,第310页。)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他说: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⑩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奥门金沙网址 ,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②

  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④

  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⑤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丝毫不为所动,在访问缅甸以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态度也改变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页。)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尽管如此,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

  毛泽东曾把广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比作两个大海①(①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3页。),他认为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比改造私营工商业困难得多。当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相继出现高潮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关注点转到手工业方面,提出加速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页。)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⑦

  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以后时盛时衰。近代以来,又和民族工商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绝大多数手工业一直保持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生产力结构和组织形式上,都同现代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在当时,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每人平均年征税总值四百九十万元(旧人民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每人年平均生产总值为一百七十万元。②(②《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初步显示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据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程子华回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的经验,只承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承认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程子华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③(③《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被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快的。到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急速到来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度却显得滞后了。

  ②《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③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④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①(①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页。)

  ⑤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一九五一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①(①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⑦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⑦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正式访华。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⑧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⑨

  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一九五五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⑩

  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

  ①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

  ②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

  ③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的。”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6月版,第1、2页。)

  ⑥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⑦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⑧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使其成为西亚地区性军事联盟。

  ⑨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⑩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1、213页。

  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①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②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③,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下降。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④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二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⑤

  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份量也在加重。

  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七月十五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⑥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81页。

  ②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19、220、223、226页。

  ③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④毛泽东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⑤毛泽东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⑥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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