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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国舅失算入樊笼,雍正皇帝

来源:http://www.tjjiayou.com 作者:奥门金沙网址 时间:2019-10-04 14:52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吴国的势力愈来愈强大,不断对外扩张,一心想称霸中原。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的夏天,吴国挟迫鲁国在鲁国的鄫城(现在山东峄县境内)举行了一次会谈,子服景伯为鲁哀公的相礼。在这次会谈中,吴国恃强凌弱,任意摆布鲁国,向鲁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吴国要求鲁国拿出一百只牛,一百只羊,一百只猪作为献礼,当时称为“百牢”。这显然是在以强国凌辱弱国,以霸主役使诸侯。鲁国不从,子服景伯说:“先王无此礼制,鲁岂敢逾越!”
  吴相礼说:“宋已献我百牢,鲁不得在其后。况且昭公二十一年,鲁曾献十一牢与晋大夫范鞅,难道今日献百牢与吴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子服景伯忿忿地说:“晋之范鞅贪而弃礼,以强晋凌我弱鲁,鲁不得不从。吴王乃仁义之君,以礼命诸侯,鲁则应以周礼之限为数。奉天子之牢不过十二,此乃天之大数也。今吴弃周礼,强索百牢,这难道是君子之举吗?”
  吴国本来是贪婪成性,暴虐无道的豺狼之辈,子服景伯跟它讲这些,纯系是对牛弹琴,所以,争执了半天,问题终未得到解决。
  回到住地,景伯对鲁哀公说:“当今时势,吴强而鲁弱,若执意不肯献百牢之礼,吴必出兵伐鲁。小不忍则乱大谋,依臣之管见,以屈从为上。”
  鲁哀公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国家弱小,就是要受强国的欺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嘛,这是当今社会的现实,只好点头应允,以百牢之礼献吴。
  可怜的鲁哀公,只看到了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却没有想到如何富国强兵,不为他国所鱼肉。
  吴国在会谈桌上取得了胜利,得意而归。消息传开,诸侯各国议论纷纷,有的称誉吴国强大,君臣英豪;有的则骂吴国弃礼不仁,有如虎狼。身居高位,手掌重权的人,多是些聋子,他们只能听到溢美赞誉之辞,有谁肯将贬抑之言灌入他们的耳骨呢?吴国君臣自然也不会例外。太宰伯嚭没有参加吴鲁会谈,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没有他的功劳,他很觉懊恼。伯嚭是个贪婪的佞臣,一向嫉贤妒能,不甘在人之下,便以大国之居,派人到鲁国去召季康子来吴禀见。他想借此机会露一手,捞一把,为自己涂脂抹粉。
  季氏宽大的议事厅里,季康子一人在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他只有三十八岁年纪,但由于整日山珍海味,吃得脑满肠肥,加以无所事事,因而过早地发福了。圆而大的头几乎是粘在肩上,中间似乎并没有脖子。脂肚挺得高高,像七、八个月的孕妇,连那宽大的袍子也遮掩不住。稀疏的胡须,淡淡的眉毛,黄而参差的牙齿,灰白的脸皮,这一切都在向人们宣告,这是个酒色之徒。他的长相与其祖父、父亲颇相似,但性格却绝然相反。季平子、季桓子虽贪婪、阴毒、凶狠,但却善动脑筋,一向不露声色,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正在运筹一个什么新的阴谋,喜欢一个人在这间大厅里盘膝危坐,面前的几案上摆着一杯浓茶,一边品茶,一边静静地想心思。季康子则不同,他本来就不学无术,又圆又大的脑壳里仿佛堆满了肉与脂,连半点缝隙也没有,加上脾气大,火性急,所以哪怕遇有针鼻大小的事,便这样热锅上蚂蚁似的坐卧不安。自从接到了伯嚭的邀请信,他就一筹莫展,食不香,睡不甜。他倒是有点自知之明,无论从学问上、韬略上、口才上、外交礼仪上、应变能力上,自己都与子服景伯相距甚远,子服景伯与哀公尚且受辱,见笑于诸侯,自己此番应邀前往,现场不是更加狼狈,后果不是更加不堪设想吗?他接受了冉有的建议,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到卫国去请子贡,但至今仍没有来到……
  子贡奉季康子之请赴吴辞谢,拜见了伯嚭。伯嚭将子贡安置到馆舍安歇,来日于太宰府详谈议事。
  第二天巳时,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来到了太宰府,车上走下了一位穿着丧服的人,这就是子贡。早有门官报知了伯嚭,伯嚭出府门一看,大惊失色,怒火中烧,正想发作,又克制了自己。因为子贡的外交才能闻名于诸侯,八年前他来说吴救鲁困齐,二人就曾打过交道,领教过他的厉害。伯嚭将子贡迎入正厅,二人分宾主坐好,问道:“先生为孔夫子高足尽知礼仪,请问国君长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其门,此为何礼?”
  子贡回答说:“此乃畏大国矣,并非礼也。倘若君臣虚国尽行,强国岂不乘虚而入吗?”
  伯嚭很感兴趣地问:“大国乘虚而入,合礼与否?”
  子贡说:“大国不以礼待诸侯,遗害无穷,必将亡国。”
  伯嚭反驳说:“大国民富兵强,横行天下,臣服诸侯,岂有亡国之理!”
  子贡冷冷地笑着说:“太宰岂不闻井娃观天,鼠目寸光吗?吴今虽强,然不久将焚宗庙,覆社稷,亡君臣,死万民,故赐特依礼着丧服,先来吊孝致哀。”
  伯嚭再也忍耐不住了,拍案而起说:“孺生休得胡言,小心割掉你的舌头!”
  子贡泰然自若,边品茶边说:“太宰休动雷霆震怒,请听赐陈述利害。若言之有理,当谢赐之美意;若出言悖谬,赐甘赴汤镬!倘先割掉舌头,赐则不能言,吴将危矣……”子贡是那样平静,那样风趣。
  “先生请言其详。”伯嚭像泄了气的皮球,重又坐下。
  子贡又呷了一口茶,咂巴咂巴嘴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赐随夫子居卫,亲眼目睹一事,太宰可有兴致一闻吗?”
  “先生但讲无妨”。伯嚭说。
  子贡说:“卫有岭邑,处于重山峻岭之中。近年来常有猛虎出没,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一邑百姓纷纷迁徙逃亡……”子贡说着,突然停住了,在津津有味地品茶。
  伯嚭竟等不及了,追问说:“后来如何?”
  子贡见问,接着说:“后来卫相国孔文子组织全国著名猎手数百名进山,捕获猛虎十八只,百姓方得以回归故里,重建家园,勤于农桑,安居乐业。”
  伯嚭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子贡转移话题说:“昔者,周大王命其三子大伯、仲雍、季历俱适荆蛮,拥有一方民众。长子大伯身着周之礼服,以周礼化民,民皆依礼行事。大伯无子,死后其弟仲雍继位。仲雍生性怯懦,国势渐弱,吴则挟持其废弃周礼,效法吴俗——剪断长发,裸露上身,刻上花纹作为装饰。仲雍之举,非为礼也,以避灾害。近者,吴鲁会谈,吴不以礼待鲁,强索百牢。吴强而鲁弱,鲁不得不从。吴伐楚灭越,侵凌中原诸国,此与猛虎毁坏庄田,捕食牛羊,伤害男女何异?吴虽强大,岂能胜过百兽之王吗?虎不知礼,恣意横行,为害甚广,最后群起而攻之。终成鼎镬中之佳肴。吴不以礼待诸侯,侵弱暴寡,肆无忌惮,结怨甚多。如今又侵凌鲁国,鲁乃周公封地,文明礼仪之邦,与齐为甥舅,与卫系兄弟。卫与强晋比邻,亲若手足。鲁、卫、齐、晋、楚、越以及为吴所害之诸国联合起来,犹如数百名猎手进山,虎再猛,岂能免于死亡?吴险如履冰,危若累卵,故赐特着丧服提前来吊,以尽故友之意。
  孺生话已叙完,请太宰割舌平怒。”
  “万望先生恕嚭鲁莽之罪!”伯嚭为难地说,“先生不愧为天下辩士,外交豪杰,一席话令嚭茅塞顿开。嚭当奏明吴王,改弦更张,以礼待天下诸侯。
  一个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哪里是一席话所能改变得了的,更何况伯嚭是个毫无信义的奸佞小人。但无论如何,子贡这次受聘出使,没有受辱,维护了季康子和鲁国的尊严。
  小小的邾国既是鲁国的附庸,却也依靠吴国,受吴的庇护。夏季的吴鲁鄫邑会谈,鲁国失利,受了凌辱,于是秋季便兴师伐邾,想挽回一点面子,捞回一点损失。哪知这一举动竟又违背了鄫邑会盟的精神,所以第二年三月,吴王应邾君之请,兴师伐鲁。孟懿子对子服景伯说:“吴兵压境,这将如何?”
  景伯对答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吴师既来,即与之战,有何可怕?况且此乃鲁违鄫邑之盟,自致祸患,有何可言?”
  吴师进入鲁国边境的第一天就攻克了东阳,向北挺进,当夜宿在五梧,第二天又驻扎在蚕室。鲁国将士公宾庚、公甲叔子、析朱钽同车与吴军交战,一起被俘,献给吴王。吴王感叹说:“同车能俱死,是国能使人,鲁不可望得也。”
  鲁大夫微虎,在帐前设立一个很高的障碍,从军中挑出七百名身强力壮的士卒,令每人跳三次,凡能跳过一次的,就可中选,最后选了三百名最精良的,组成敢死队,日夜操练,孔子的弟子有若,就是这三百名中的一员。一天夜里,吴王住在泗上,微虎带领敢死队前去偷袭,走到稷门,有人对季康子说:“吴军强大,三百名士卒偷营劫寨,等于自投罗网。此举既无害于吴,又令诸多士卒送死,何不立即停止前进呢?”
  季康子接受了这个人的意见,下令停止前进。微虎征求士兵们的意见,有若挺身而出,第一个表示坚决反对,三百名战友纷纷响应,誓与吴军决一死战。季康子为士卒们誓死报效祖国的精神和慷慨激昂的情绪所感染,立即收回了成命。微虎带领敢死队乘夜色前进,有若设巧计赚开了城门,三百名敢死队员蜂拥而入。连日来,吴军节节取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思想麻痹,毫无戒备,所以鲁国的三百名敢死队员冲入敌营,如虎入狼群,东戮西杀,横冲直撞,只杀得那吴军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溃不成军,因地理不熟而坠入泗水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这一夜,吴王换了三个地方,勉强保住了性命。
  吴王提出与鲁国谈判讲和,订立盟约。鲁哀公与季康子都同意了。子服景伯说:“楚人围宋,宋人易子而食,折骨为炊,尚无城下之盟。今吴为我杀得狼狈不堪,与之订盟,乃遗弃故国也。吴远道而来,将士疲惫,粮草不足,不久当归。
  我应乘胜追击,聚而歼之,何以与之订盟呢?”
  鲁哀公、季康子不接受子服景伯的意见,坚持与吴讲和订盟。景伯无可奈何,只好服从。景伯奉命任谈判的全权代表,来到莱门。这次谈判的气氛与去年在鄫邑不同,吴国不再那么气焰嚣张了,景伯提出的条件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了,很顺利地签订了盟约,为保盟约的实施,景伯提出自己愿到吴国去做人质,但必须将吴王的儿子姑曹留在鲁国作人质。吴执意不肯,景伯做了让步,最后双方都未留人质。
  这次吴国侵伐鲁国的战争,鲁国以弱胜强,取得了胜利,孔子的弟子子服景伯与有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充当了中流砥柱。
  季康子为了稳固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齐国刚即位的齐简公。哪知他妹妹在家里与其叔父季鲂侯私通。临出嫁之前才把实情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害怕了,不敢把妹妹送给齐简公。齐简公少年气盛,自然不肯罢休,便在这一年的夏天兴师伐鲁问罪,夺取了讙、阐两邑。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齐简公还在酝酿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侵鲁战争。
  公元前485年,孔子六十七岁。
  弟子们发现,夫子的情绪近来很不好,沉默,寡言,常常独自一人到郊外的树林里或小溪旁去散步,归来之后,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内愣愣地出神,有时眼角还隐约挂着闪光的泪滴。他的食欲大减,夜间常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他穿起了素色的或缁色的裙裳,似乎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修饰了。
  背地里弟子们都在议论纷纷,不知夫子近来又在想些什么,莫非是在思念故国?或是在为自己生不逢时,道不能行而抑郁伤感吗?一天,孔子又独处室中,仿佛是在翻阅书简,但却心不在焉。颜回新得了一包名茶,送给夫子品尝,发现这情景,站在夫子身旁呆了半天,然后说:“夫子近来心绪不佳,莫非师母她……”孔子热泪盈眶地抓住颜回的双手,再次重复他那说过多少次的老话:“知丘心者,莫若回也!
  ……”
  孔子含着热泪告诉颜回说,半月前接到噩耗,夫人亓官氏病逝了。他没有声张,忍受着悲痛,默默地将泪水吞到了肚子里。
  按常理说,年近七十的人了,丧偶勿需这样哀伤,但孔子的情形与众不同。夫人的一生太辛苦,太凄清了,她丧失了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权利与幸福,自己近二十年流浪在外,即使在国内从政的那些岁月,也无暇顾及妻小,一生夫妻,几夕衾温!况且妻子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温饱、安危担忧,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抚养子女,操持家务,更是全都落在夫人一个人身上。可是夫人在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自己竟不在身边。自己不配做一个丈夫,不配做一个父亲。本来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改变这个混浊的社会现实的事业上,然而世事茫茫,岁月蹉跎,自己竟不为时势所容,更不要说有什么功劳与业绩,这怎么能不使他哀伤呢?……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齐简公终于在公元前484年春,再次兴师伐鲁,国书、高无平统率五百乘兵车直达齐鲁边境的清地(齐地,今山东省长清县东南)。这时,鲁国首都曲阜草木皆兵,人心惶恐。大权独揽的季康子急忙找来家臣冉求,心惊肉跳地说:“齐师已至清地,必为侵伐鲁国而来,依你之见,该如何防范?”
  冉求满怀信心地说:“齐师来犯,奋力抵御而已,冢宰何必惊慌。”
  “但不知如何抵御?”季康子瞪大了渴求的眼睛盯着冉求。
  冉求胸有成竹地说:“冢宰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留一家固守都城,两家随国君御驾亲征,至边境上去决一死战,必胜。”
  季康子摇摇头说:“此议难行。”
  冉求略加思索了一会说:“若不然,引狼入室,关门痛打。”
  季康子为难地摊出了两手说:“此事非吾一人所能决也,待吾与孟、叔二氏协商后再议。”
  季康子找到了孟孙氏与叔孙氏商议,两家都不同意。季康子无可奈何,只得又来找冉求,而且愤愤地说:“敌师压境,危及社稷,二氏竟不肯抵抗,居心何在?”
  冉求微笑着说:“孟孙、叔孙两家不肯出兵,情有可原。
  ……”
  “此话怎讲?”季康子余怒未息。
  冉求和颜悦色地说:“鲁之政权,全在冢宰一人。出师御敌,胜则冢宰之功,败则冢宰丧权失国,与二氏无干,二氏何以会心急如焚,历险于刀光剑影之中呢?”
  “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不成?”季康子气冲冲地说。
  冉求说:“二氏可以袖手不问,冢宰却不能不战。齐人代鲁而不能战,冢宰之耻也,将何面列于诸侯?”
  “只我一室,何以抵敌,岂不似以肉投馁虎吗?”季康子哭丧着脸说。
  冉求分析说:“鲁群室之卒,多于齐之兵车数倍。冢宰一室之甲,亦优于齐军,有何患焉?既然二氏不肯与战,国君则不必御驾亲征。请冢宰授军权与求,求将率部面水背城一战,不胜齐军,愿以头颅来见!”
  季康子如释重负似地说:“总管能救肥燃眉之急,实乃忠勇双全之壮士也!待却齐之后,肥当重酬。但不知将军尚有何求?”
  冉求说:“军士任我统率,百姓任我役使,令樊迟为副将。
  只此而已。”
  季康子说:“樊迟年纪尚轻,恐难当此任。”
  冉求说:“樊迟年纪虽轻,然有计谋,有勇力,能唯命是从。”
  季康子说:“一切依将军所言,随我奏请国君。”
  冉求随季康子进宫,季康子上朝面君,冉求在党氏之沟等候。正在这时,孟孺子走来,老远就问:“冉求,闻听你已被季氏任命为将军,将率师御敌,可真有此事吗?”冉求冷冷地笑着说:“君子之远虑,小人何知?”说着,睬也不睬地昂首望着天空,正有一只鸿鹄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遨游,飞翔,冉求感慨地长叹一声说:“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孟孺子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面红耳赤地走了过来,继续问话,但冉求却只是仰首望天,一句不答。孟孺子急了,脸涨得由红变紫,质问说:“冉求,你为何见问而不答?”
  冉求又冷冷一笑说:“子之所问,非尔之才力所能及,故不答。”
  孟孺子像挨了一记耳光,满脸火辣辣的疼,说:“你是在嘲笑我不成丈夫吗?”
  冉求说:“子若为丈夫,请将右军,随求而后,共却齐师。
  否则,父母妄生,天地错容,人类不齿也!”
  别小看冉求的这一激将法,还真管用,孟孺子立即回去整顿家甲,组成右军。孟孺子是孟懿子的长子,去年孟懿子死后,他世袭了父职。
  季康子有家甲七千,冉求从中挑选了三百名精兵,大部分是武城人,用为亲兵。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三百名亲兵一律将刀剑换成了长矛。于此同时,冉求下令组织数以千计的民工,将泗水上流凡有深水的河谷,一律开沟凿渠,将水引入泗水河畔,待命凿通,灌诸谷之水入泗水。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冉求先命老幼守都城,驻扎在南城门。然后让管周父御车,樊迟为副将,率师迎敌,将齐师诱过泗水。五天后,孟孺子的右军由颜羽御车,邴洩为副将也赶来了。
  孟孺子年少气盛,加以受了冉求的刺激与羞辱,争着先与齐军交锋,以呈威风。但一交战,便大败而逃。
  冉求的左军将士,思想也并不统一。有一公叔务人,出城时流着眼泪对守城人说:“鲁之徭役繁重,赋税多于牛毛,国君无良谋,群臣不尽力,民不聊生,何以能战而胜之?”公叔务人的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表明了一部分将士无取胜的信心。冉求左军的阵前有一条很宽的大沟,沟中有水。鲁军与齐军以沟为界,隔沟对峙。
  一天,冉求欲发起总攻,下令将士涉过沟去,与敌人厮杀。陈瓘、陈庄首先率部涉过沟去,与齐军相拼。孟之侧继后,马行到水中,抽箭打马说:“马不前也。”
  林不狃也犹豫徘徊,不肯径直前进。他的队伍中有战士说:“你迟迟不前,莫非欲逃吗?”
  林不狃说:“吾不如何人?为何要逃呢?”
  战士问:“既如此,为何不肯勇往直前呢?”
  林不狃说:“阻止恶战,足以为贤,故皆无战志。”樊迟见到这种情形,对冉求说:“将士不逾沟,非不能也,为不信汝也。我等需身先士卒,取信于将士,以得军心。”
  冉求对全军将士说:“凡不欲战者,限三刻时间,放下军械,脱下戎装,尽请归家,然非鲁人也!限三刻时间,逾越此沟。既不归家,又不与战者,处以军法!”
  冉求说完,令管周父挥鞭策马,率先蹚过沟渠,杀入敌群。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军将士,以雷霆万钧之势横越彼岸,与齐军交锋。冉求下令三百名亲兵,只砍齐军车乘的马腿,迫使其下车应战。自己也抛弃车乘,与齐军肉搏厮杀。三百名精兵以长矛对齐军的刀剑,齐军不等靠身,便被削掉了脑袋,犹如削瓜摘果一般。齐军望而生畏,丢盔弃甲而逃,溃不成军,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齐国统帅国书见状忙鸣金收兵,欲班师回国。可是,泗水滔滔,挡住了去路,欲泅不能,欲渡无船。有习水性的士卒纷纷跳下水去逃命,无奈水势汹涌,多被吞噬——齐师势将全军覆没。
  冉求、樊迟早已抛掉了车乘,正在挥舞长戈指挥将士们掩杀,高呼:“全军将士,泗水暴涨,齐军败无归路,已成瓮中之鳖矣!我等背后即为国都,如若败退,则无国无家矣!”
  冉求这一呼喊,这一动员,将士们厮杀得更加勇猛,誓欲瓮中捉鳖!……
  正在这时,季康子驱车驾临,视察战果,问冉求说:“闻听冉将军旗开得胜,吾特来祝贺,但不知我军伤亡若何?”
  冉求急匆匆地回答说:“战斗尚未结束,无法统计确数,估计将不及齐军伤亡之十一。”
  正说话间,一位探子来报:“齐军弄到十余只舟船,正欲乘夜色渡泗水逃遁。”
  冉求下令说:“封锁渡口,不得放走一个!”
  季康子忙伸手制止说:“且慢!”然后转过身来对冉求说:“兵书云,困兽犹斗,穷寇莫追。今番冉将军已给齐军致命之一击,总算教训了强齐,对鲁不可妄为,就放其一条生路吧。”
  冉求说:“启禀冢宰,齐军元气大伤,聚而歼之,如探囊取物,为何要放虎归山呢?”
  “你只看齐军元气大伤,却不见我军伤亡几何!”季康子严肃地说,“放虎归山,只是外患;损伤我家甲兵卒,却要受孟、叔二氏挟持,将遗害无穷呀!……”
  这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国难当头,季康子仍念念不忘“我之家甲”,不忘争权夺利。冉求抬起头来,以鄙视的目光注视着季康子,看着他那粗短短,矮胖胖的形象。各国的政权都落在这些大腹便便的权贵们手里,天下还有复兴之日吗?难怪痴情而固执的夫子到处碰壁,他真为夫子鸣不平!夫子满腹经纶,但手中却无起码的权柄。而这些胆小如鼠,脑满肠肥的庸碌之辈,却主宰着天下的命运,这难道是公平的吗?他紧握双拳,默默地捶胸顿足,问大地,问苍天,然而大地沉沉无语,苍天茫茫不言……
  季康子毕竟是鲁国的冢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而自己却只不过是冢宰府的一名家臣,虽然满怀雄心壮志,很想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来实现老师追求了一生的理想,但季康子却迫使他下令停止追击,迫使他下令班师,他只好服从。
  鲁国再次以弱胜强,取得了胜利,孔子的弟子冉求与樊迟又充当了中流砥柱,成了鲁国的两位英雄。凯旋之日,鲁哀公郊迎至十里长亭,人民倾城倾国出动,欢声雷动,灯火辉煌,鲁哀公举行盛大的国宴为冉求、樊迟庆功。在鲁国的历史上,只有十六年前孔子夹谷会盟取胜归来时才这样欢庆过,这样热闹过,这样排场过。
  冉求改革作战武器,令三百名精兵换刀剑为长矛,是这次战役取胜的重要措施之一。孔子曾赞扬说:“求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真义勇也。”
  席间,季康子笑容可掬地频频敬酒,说道:“孔门无将才,你的战术难道是无师而自通的吗?”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李绂刚走,老十就一脸不高兴地说:“八哥,你犯得着和这小子说了这么长时间吗?”

  京都名妓苏舜卿着了徐大公子的道儿,不由她不痛苦万分。刚开始时、她每天流泪不止。后来眼泪没有了,只是躺在床上,死盯盯地看着房顶出神。老鸨有点害怕了,怕她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这棵摇钱树就没了。这老鸨开行院几十年,琢磨姑娘们的心思也琢磨出门道来了。知道她一定是恨上了徐大公子,便走过来安慰苏舜卿说:“孩子,千怪万怪,只能怪咱们吃的这碗饭。妈妈知道你卖艺不卖身的志气。可妈妈也要告诉你,有这志气的不是你一个人,可又有哪一个能保得了身子干净?我说句不怕你讨厌的话,我要是想在你身上赚钱,早就有这一天了,也轮不着那个探花郎来占了先儿。可话说回来,咱们在行院里头混日子,就是冰清玉洁,也没人给你立贞节牌坊不是。前些时,我的一位老姐姐从开封来,说那里的妓院全都让田文镜给查封了。因为万岁爷有旨意,叫贱民们脱籍从良。从良,谁不想?可也得能办到啊!咱们做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不行,不开行院又靠什么吃饭?‘老鸨’这名字,你当是我愿意让人叫的吗?它好听还是怎么的?我这不也是没法子吗!孩子,咱们得认命啊!”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老八深沉地一笑说:“十弟,你见事不明啊。这个李绂,我敢说他是个心思慎密又深藏不露的人。你没见李卫那小子来到这里,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可这个李绂却是一副目不斜视的清高。这样人能干大事,可也很难对付。我就是想试一试他的水到底有多深,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唉,咱们吃亏就在于知人不明啊!”

  她说得口干舌燥,可回头一看,苏舜卿翻身向里,还捂住了耳朵。她知道自己说得不对路子,便又换了一种说法:“你喜爱那位探花爷,妈妈我知道;他是头一个给你开脸的,妈妈我也清楚。可妈妈还是要劝你一句,别太死心眼了,男人里没有几个好东西。我年轻时接的头一个客,也是个读书人,还是举人老爷呢!同着大伙一起吃酒时,你瞧他那正经啊,听支小曲就臊得满脸通红,说句笑话那小脸蛋就成了关老爷了!可是,来到房里,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我那天正好身上见红,他也不管不问,趴在我身上就舔我的下头,还不管前头后头全都……别看我是个娼妓,见了他那下作的模样也觉得恶心!唉,谁叫咱脱生个女人来着?依我说,吃个哑巴亏,不吭声,也就算了。这种事儿,又留不下疤痕。只要你不说,他刘探花哪里知道?他就是神仙,不也看不出来吗……”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好好好,八哥,别再说他了。老九和老十四他们俩给你请来了个神仙,不知你现在想不想见?”

  苏舜卿“唿”地从床上坐起来:“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和刘老爷没干过那样下作的事,就是干了,也是我心甘情愿!你要说就说人话,要是再作践刘老爷,那就两个山字叠起来,你给我出去!”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谁?”

  老鸨死皮赖脸地笑笑说:“哟,我的好女儿,这是什么话呀?妈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嘛。徐大公子咱们惹不起,他老子是相国,他自己是八王爷跟前的红人;可刘爷咱也惹不起啊!皇上那么看重他,让他和宝亲王一块去了前线,多抬举他呀。说话间,刘老爷可就要回来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叫我怎么向刘老爷交代呢?好孩子,千不想,万不念,你总是叫过我一声妈妈。你这没用的妈妈,也从来都没逼着你去接客。刘老爷回来,你得给他个笑脸不是……”老鸨儿说着,竟也流出了眼泪。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还能有谁呀,就是咱们前两天说过的那位国舅爷——隆科多!”

  苏舜卿号啕大哭,哭得那个惨哪!哭完了她说:“妈妈,你不要再说了,我听你的。但你得依我一条……”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1页。)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②(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l页。)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③(③转引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1、142页。)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0页。)

  八爷拍手叫好:“行,你们干得好,总算把这条大鱼给钓上来了。只要他进了这个门,就逃不出我给他预备下的这张网!”

  老鸨现在恨不得给她下跪:“孩子,说吧,你说什么我全都答应。”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②(②《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7、218页)

  首席王大臣允禩一听说把隆科多叫来了,不觉得心中一阵惊喜:“好,他来了就好。为了结成这张网,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啊!这就叫做‘装好金钩钓大鳖’,今天总算把这个老狐狸给得不理直气壮啊……康熙去世前的情景,总在他的眼前晃动,使他不得安宁……

  “马上找房子搬家,搬到那个姓徐的找不到的地方。我答应你不再哭,也不再寻死,等着刘老爷回来。”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那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当时,隆科多当着九门提督,掌握着拱卫京师的大权,有一天早晨,张廷玉奉了圣命,带他走进那个宫中之宫的“穷庐”。康熙先命张廷玉向他宣读了一份圣旨,说隆科多“勾结阿哥,阴谋造反,着即处死”。隆科多吓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惹了圣怒。但康熙却又命张廷玉读了另一份诏书。这诏书与刚才那份相反,说“隆科多忠心事主,扶佐新君,着即升职为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两份诏书,同样有效,但内容却完全相反。就是说,隆科多如果遵旨办事,扶佐新君登基,他就能得到超次升迁;否则,他就要立刻死于非命。这就是康熙对后事的安排,也就是那个有名的“生死两遗诏”!隆科多当然不傻,也当然必须遵从康熙的遗命。他宣布了圣祖皇帝遗诏,也使自己成了雍正皇朝的托孤重臣。但他的行为也得罪了八爷党,变成了八爷必欲除掉的政敌,隆科多知道,八爷与十四爷是一伙的。十四爷让他到八爷府来,他不敢不来。但是他又怎能安心地在这里听曲呢?

  于是,她们就搬到了前门外的棋盘街。苏舜卿果然也不再哭闹,一心一意地在等着刘墨林。这天是五月初十,正是年大将军进京演礼的好日子。苏舜卿起了个早,雇了一乘小轿就出了西直门。大街上的人真多呀!谁不想看看大将军凯旋的风光排场?谁又不巴望着能亲睹一下皇帝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就连紧靠城边的地方,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看不到头,望不到边的人群,苏舜卿一直走了十多里路,才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处可以歇脚的地方。她下了轿子,放下食篮,摆上香案,就端坐在那里等候。她的心里只有一个目的,等着队伍过来时,能看一眼自己的心上人,就于愿已足了。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现在,雍正皇帝即位已经将近半年了。除了吏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就是在朝廷内部涌动着的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又分作两支,一支是老八为首的阿哥党,另一支则是雍正的三儿子弘时。就阿哥党方面说,自然是和雍正对着干的;而雍正的老大儿子弘时,也就是那位“三爷”,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早就在各个方面极力地拢络人了,隆科多就是弘时要拉到手里的人之一。

  卯时正刻,丰台大营那边,响起了震天动地的三声大炮。接着便是一队队的兵丁举着戈矛顺序走出了营盘,在驿道两边布起了防线。只见每隔二十丈远,就是一座彩楼,彩楼两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彩楼下站着的军官,一个个手按剑柄,挺立不动,军士们也全都穿着簇新的号衣,更显得威武森严。不过,他们的这些阵势,对于心怀悲凄的苏舜卿来说,却是视若罔闻。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等着,等着。等着她的心上人,也等着她自己的最后时刻。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眼下,以八爷为首的阿哥党,正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弘时;而弘时为了自己的前途,也在极力地向八叔他们靠拢,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阿哥党想的是利用弘时这个傻小子替他们打天下,争江山。等搞垮了雍正之后,再来收拾弘时;弘时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阿哥党来挤掉父皇,逼他早日让位,为自己顺利登上宝座扫清障碍。隆科多被夹在两大权势中间,左右为难。他不知该如何对待他们,更不知要怎样才能保住自己……

  忽然,城中的拱辰台那里,也响起了三声大炮。钟鼓楼上率先撞响了钟鼓,各寺庙观字也一齐响应,遥相唱和。几乎是在同时,潞河驿那边画角齐鸣,军乐奏起了胜利凯歌。五百名校尉佩刀甩步而出,把新用黄土垫成的大路踩得一震一颤。接着,一百八十匹健骡拖着的十座红衣大炮隆隆而过。这些健骡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走起来都踩着鼓点子,也使大道上扬起了高高的尘土,看得人们目瞪口呆。苏舜卿仰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时,只见大军仪仗已经走了出来。八十面龙旗,由八十名彪形大汉擎着作前导,紧跟着出来的是五十四乘九龙曲盖,一色的米黄,只最后的两面一翠一紫。她知道这叫做“翠华紫盖相承”。华盖后面从容地走着两队军士。他们的前边是八面门旗:两面金鼓旗,两面翠华旗,和四面销金旗。队伍的后面,则是出警入跸旗各一面,一百二十名军士举着金锁、卧瓜、立瓜、锁斧、大刀、红镫、黄镫开过……此时的苏舜卿望眼欲穿啊!她眼见得这些个仪仗五花八门,看得人眼花缭乱,怎么还不见那位年大将军的影子呢?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他正在胡思乱想,门帘一挑,九爷允礻唐和十四爷允禵进来了。隆科多一惊之下,就连忙起身想要上前拜见,却被老九拦住了:“哎哎哎,我们可不敢当。你是明牌正宗的皇舅,托孤重臣,见皇上尚且剑履不解,何况我们呢?来来来,老舅,您请坐。”

  就在她急不可耐的当儿,六十四名军士护着纛车走了过来。这纛车造得非常宽大,车上的四角站着四名护纛将军。他们都穿着二品服色,手握剑柄,昂首挺胸,活像是大庙里面的四大金刚。车中的纛旗足有两丈多高,赤红流苏,明黄镶边,室蓝底色的大纛旗,猎猎飘扬,上书八个斗大的黄字: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隆科多虽然坐了下来,可是,他心里却一个劲地打鼓。这二位阿哥呢,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老九轻轻地摇着扇子,沉吟不语;老十四哪,虽然面带笑容,神清气闲,可他那两只明亮的大眼却直盯盯地瞧着他。隆科多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问:“二位爷,你们说,皇上交办的这差事,可怎么办好呢?”

  钦命征西大将军年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

  老九向在书房里侍候的太监、使女和唱曲的女孩子们怒斥一声:“你们,都给我出去!”

  “纛旗在仲春的阳光丽日下,被照得灿烂夺目。纛车的后面,才见到年羹尧的中军仪仗。十名身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骑马先行,后面是几十名中军护卫,抬着天子尚方宝剑,擎着明黄的节钺,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年羹尧。苏舜卿看见,年大将军的身边竟然没有一个相陪的人!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①(①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②(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这一声喊,吓跑了这里的所有闲人,也把隆科多吓得打了一个寒战。可他抬头看九爷时,见这位九爷脸上仍然是带着笑容。隆科多闹不清这二位惹不起的阿哥,心里到底打着什么主意。他问也不好,说也不是,竟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苏舜卿虽然是个烟花女子,可她却也是以“琴棋书绝”四绝压盖京城的名妓。大概除了没见过皇上,她什么世面没有经过呀!她知道,九贝勒从军,是皇帝处置这个不肯听命的“九爷”。所以,今天这场面,九爷是没份儿的。可是,宝亲王是皇上的爱子,宝亲王和刘墨林都是皇上钦命的劳军使,他们应该和年羹尧并辔而行的。那些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们,就是在给他当差,怎么今天宝亲王不见面了?难道是弘历亲王不想喧宾夺主,留在西宁或者在后面慢慢地走?难道是刘郎生了病不能随大军前行了?难道……她不敢再想下去,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军开过去。那长长的一队兵丁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她一个都没看清,却是在死死地盯着队伍,不敢错过了刘墨林的影子。一直到三千军士全都过去了,她这才发现,自己竟站在太阳地儿里。也才感觉到头被晒得昏沉沉的,竟有些支持不住了。她坐上了轿子,让轿夫们专找人少的地方走,越快越好,可轿子一动,她就人事不醒了……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书房墙上装着的那个巨大的自鸣钟,发出“咔塔咔嗒”的响声,这声音就好像敲在隆科多的心上,使他更加惊慌不定。就在这时,老十四一笑开言了:“隆科多,到现在你还想和我们打马虎眼,是吗?”

  在大纛车上的年羹尧,此刻正在得意之中,他怎能知道大路边上这个小女子的心事,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别的事情?他早就在一片欢声鼓乐中飘然欲仙了!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隆科多忽听此言,站也不是,坐也不对,吃吃地说道:“这这这,这是什么话?有事情二位爷直说……我们佟家虽是皇家一脉,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更没有开罪过二位爷……你们说的奴才我……我听不懂……”

  这次“班师回朝”的大典,可以说是年羹尧有生以来,最光彩,最得意,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旅行了。四月初,他们从青海出发,一路所见,全都是黄土垫道,也全都是香烛鲜花、万民欢呼迎送的场面。沿途所经的甘肃、陕西、河南、直隶四省,从入境到出境全是总督巡抚亲迎亲送。他们行的是跪拜礼,抬出来的酒席是仿膳餐,礼敬有加,如对神明。各地州府道司馈赠的礼品和“程仪”,更是堆集如山,盈屋充栋,总数少说也在百万两以上。这些钱财,当然不能带到北京来现眼,再说就是能带,也没地方放啊。他只好全都存到各地的藩库里,等回去时再捎走。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允禵还是从容地一笑:“隆科多,听不懂你就给爷好好听着!”他盯着隆科多看了半天才突然说:“今天我老十四和九爷一同,要借八爷这块宝地和你握手言和,你看如何呢?”

  此刻,千乘万骑都跟在他的身后,簇拥着他,也护卫着他。而他自己则是坐下紫骝,手中黄缰,神气活现,威严无比。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在仰望着他,香花醴酒,望尘拜舞。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全像是倒伏的麦田一样,五体投地,不敢仰视。这风光,这排场,这非同寻常的荣耀,自古以来的人臣,谁曾有过?他放眼前望,龙旗蔽日;环顾左右,金戈辉煌。全都因为自己是功名盖世的大将军,全都在迎接自己得胜还朝!他身上穿的江牙海水四团龙袍外面,套着金灿灿的黄马褂;明黄丝绦束着黑纱战袍;顶子上的三眼孔雀花翎,在阵阵熏风中悠然地飘动。他铁青着脸,竭力抑制着激动的心情,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越来越近的京城。纛车前进中,灰暗高大,的西直门就在眼前了。年羹尧向那里瞟了一眼,见三百多名礼部司官,远远瞧见自己的纛旗来到近前,便从尚书到侍郎,全都翻身跪倒,黑鸦鸦地跪了一大片,又同声高呼。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什么什么,握手言和?我们之间从来也没有不和呀?十四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奴才不明白。”隆科多有足够的聪明,他已经从十四爷那阴晴不定的话语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不敢再坐下去了,“二位爷要是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就告辞了。”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向门口。

  “年公爵爷亮工大将军万福安康!”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老十四刚要叫住他,一直没有说话的允禟却嘿嘿一笑说:“十四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你不要拦他,叫他走吧。不过,李卫那小子刚从这里出去。我估摸着,舅舅是不敢找他的。老舅这样急急忙忙地要走,大概是去找图里琛的。科场的事刚出来,他不去打点一下能行吗?”

  年羹尧字亮工,人们对他称字而不名,是一种尊敬的表示。礼部的官员们以为,按理,他此时应该向跪迎的人们表示一下谢意。哪怕他不下马呢,起码也要拱一拱手什么的。可是,他们失望了。年羹尧连一点笑容也没有,只是略一点头便纵马入城了。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一句话说出口来,正想出门的隆科多突然又站住不走了。他不是不想走,是不能走,也不敢走了。别人不知道,可他自己心里却是清楚的。在弘时和张廷璐内外勾结,泄露考题的事上,他隆科多也插着一手哪。可这件他自己觉着做得天衣无缝的事,阿哥们却怎么知道了呢?他正在紧张地盘算着怎样摆脱这件事,老九允禟说话了:“你害怕什么呢?不就是和张廷璐做了些手脚,在一甲前十名里包揽了三名嘛。其实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还要再说一句,我们也不会在皇上面前揭穿你的。好歹咱们还有点交情嘛,隆科多你说是不是。”

  城里更是热闹非凡。烟花齐放,香雾绦绕。爆竹、起火、冲天炮,如同开了锅的稀粥似的响得分不出个儿来。一座接着一座的彩坊间,人流如潮,万头攒动;百姓们为了瞻仰年大将军的风采,挤过来,拥过去,声声呼叫,如狂如醉。九门提督和顺天府衙门的兵丁们,手牵着手,人连着人,为年大将军的三千人的仪仗开道,一个个全都累得臭汗淋漓,各家门口摆得好好的香案,也全都被挤踩得稀烂。这哪里还有什么“拱揖伏礼,虔诚示敬”?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隆科多也不是脓包,他可不想就这么低头。他更知道只要是陷进了廉亲王这个泥潭里,再想拔出脚来就不容易了,事到如今,也只有拼死一搏这一条可走的路。他狞笑一声开言了:“对,九爷说得不错。我是在张廷璐那里保下了一甲十名中的三人,可那却不是为我自己保的。这三个人里,一个是三爷弘时的人,一个是八爷府的太监何柱儿向我说的,而另一个则是十爷的人。怎么,我代人说情,还要代人受过吗?”

  按照礼部和兵部拟定的规范,这个前所未见的大军仪仗队,是应该在辰时到达指定地点的。可是,拥挤不堪的人群,完全打乱了拟好的布署。直到辰未时分,才总算走到了午门前边,这里就用不着挤了。因为年大将军的马头再高,他在这里也看不到一个百姓了。以皇叔简亲王、恭亲王为首,八爷廉亲王领衔,连同进京引见述职的官员们总共有上千的人,全都奉旨等候在此。一见中军纛旗来到,八王爷允禩一声高呼“百官跪接”!自亲王以下,全都“唰”地打下了马蹄袖,翻身跪到在地。年羹尧却仍是端坐马上,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令人心醉的场面。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好啊,我们算看错了你!原来你还真不是个人物,只能替别人说情,却不愿代别人受过。哼哼,说得真好!不过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这话也只能算是白说。我问你,八爷和十爷都是龙子凤孙,他们的奴才想要个官当当,自会有人替他们跑腿,用不着转弯抹角地去求你。更何况,你说何柱儿去找了你,又有什么凭证?你既然是两袖清风,刚才我一提到图里琛,你为什么会吓成了那样?”允禟一边说着,一边走近前来逼到隆科多的身边,“不过,爷也知道,光凭贿赂张廷璐这一条,是镇不住你这位托孤重臣的。我再问你,佟国维是怎么死的,谁向他下了毒手?说呀,你说?!”

  突然,“啪,啪,啪”三声静鞭响起。坐在马上的年羹尧吃了一惊,意识到该着叩见皇上了,这才翻身下马。此时午门的正门已经在呀呀声中洞开,三十六名太监抬着一乘明黄色的亮轿,颤颤悠悠地走了出来,当今至高无尚的皇帝就端坐在轿中。立时,丹陛之乐大作。左掖门下,三百六十名畅音阁供奉,在黄钟编磐的撞击乐声中,念念有辞地唱起了吉庆称颂的赞歌。雍正皇帝满面堆笑,徐步走下乘舆。他静静地听完歌乐,向鸽立一旁的年羹尧走了过去,亲手解掉了年羹尧身上的战袍。至此,年羹尧才算从形式上“除了甲胄”。他也就伏地叩首,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它是这样说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

  “不不不,不是我……他是我的七叔,我,我怎么会害死他……”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一517页。)

  一提起佟国维,隆科多可真害怕了。这个佟国维,当然也是皇亲国戚,早年曾经当过上书房大臣,也是康熙皇上十分信任和倚重的人物。可是,后来康熙第一次废掉太子时,曾给百官下令让群臣推荐太子,说无论百官选中了谁,就让谁来接太子的位子。这句话后来并没有兑现,因为康熙老皇上是用这方法来考验皇子,也考验群臣的。结果,不少人都上了当,在康熙的面前失宠了。八爷首当其冲,自然跑不掉。而佟国维也是受到株连的大臣中的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说起来也许有些冤枉,但康熙老皇上这一招却大出人意料之外了。佟国维是八爷党中的一名亲信,也是保八爷出力最大的人。许多大臣的保奏折子,都是在看到上书房大臣佟国维行动后才递上去的。所以康熙恨佟国维也恨得最厉害,甚至在说到佟国维时,还骂他是“无耻”。当然,“推荐太子”这事闹哄了几天,也就不欢而散了。可佟国维却因此受到“免去职务,回家反省”的处分。

  雍正含笑受礼已毕,亲自扶年羹尧起身,响亮地说了声:“年大将军鞍马劳顿,着实地辛苦你了!”便一手携了年羹尧,另一手示意百官起身,二人径自从午门而入。允禩一声高喊:“礼成!百官由左掖门而入,在大内领筵!”众人这才站起身来,人群中也响起了一片赞叹之声。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这件事情当时是人人皆知的。可人们却不知道,就在这件事的背后,佟国维和他侄儿隆科多还悄悄地留了一手。那就是他们爷俩商量好了,佟国维既然已经亮明了“保八爷”的态度,也就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了,可是,隆科多却并没有暴露。于是佟国维就让他公开地去保四爷胤祯。他们俩看准了,反正这两个王爷其中之一,必定会接替皇位。老八胜了,佟国维也就占了上风,那时,由佟国维出面保隆科多;反之,四爷胜了呢,再由隆科多出来保佟国维。为了怕以后两人中的哪一个反悔,俩人还写了字据,订了约法,一式两份,各执其一。

  沉浸在这庄严肃穆而又充满欢乐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写着“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的大石碑下,还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当今万岁的爱弟十三爷允祥,另一位却是架着双拐的残疾人,他就是被皇上称作先生、而又被限期进京的白衣秀才邬思道。他自从在南京见到李卫以后,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除了按雍正钦定的“中隐于市”之外,别无安全可言。原来想的要摆脱朝廷羁绊,放舟江湖,笑傲风月,是根本连想也不容他想的。所以,他便安置了家眷急急地赶往京师。昨天一到,就按皇上说的那样,先去拜见允祥。允祥回来得太晚,他们两人一向情投意合,加上久未见面,都是十分想念。所以一见面就说起来没完,直到天光放亮。今天他又随着十三爷,来到午门外“观礼”。可是,他看了年羹尧的作派,却长叹一声说:“这个蠢材年亮工,他离死不远了。”

  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十七日致电王震,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四爷胜了,雍正皇朝建立了,隆科多因为保四爷登基的功劳,成了天子驾下第一重臣。他头顶上的官职越来越多,手上的权势也越来越大。按道理,他就应该用他的权力去保护佟国维,至少应该让他复职。可是,隆科多知道,这事并不那么好办。因为佟国维是被康熙皇上赶下台的,他下台又是为了拥护老八,反对当时的太子胤礽,而太子和老四是一党的。现在老四成了皇上,他怎么敢替佟国维说话呢?万一说错了,被雍正皇上骂个灰头灰脸事小,要追究起来,那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十三爷听了大吃一惊,忙问:“怎么,邬瘸子,你又要危言耸听了吗?年某这次立功可非同小可,他为皇上打稳了江山呀!如今他的圣眷还在我之上呢,你知道吗?”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隆科多反复思量,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再提了。可是,佟国维不干哪,他逼着要隆科多兑现诺言。隆科多觉得与其一直拖着,不如来个绝的。只要把佟国维害死,然后再夺回那张字据,这件事就一了百了,死无对证了。

  邬思道若有所思,他看了一眼从左掖门鱼贯而入的百官们说:“十三爷,你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年某之功,也只是为皇上打稳了江山。不过,这一仗也确实是关键的一仗,不能打败,而只能取胜。你想啊,年羹尧如果兵败,八爷就会召集八位铁帽子王爷进京,逼着皇上退位;他如果打成了不胜也不败的温吞水,国家的财力就难以支持。八爷非但扳不倒,还要防着他操纵作乱。所以,他打得实在是好。年羹尧打胜了,他自己成了战胜将军,皇上也就跟着成了英武圣主。仅这一条,就可堵住所有反叛者的嘴!但你刚才说他的圣眷在你之上,可就大错特错了。圣上是用你来安内,用年羹尧来攘外的。如今外患既除,而他又不知收敛,怎么会有好下场?”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反映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隆科多真的下手了,也真的干成了。但是佟国维被害死以后,隆科多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手里的那张字据!这件事几乎成了隆科多挖不掉、抹不平的一件心事。可是,九爷却怎么知道了呢?更可怕的是隆科多刚才说话不谨慎,说了一句“我怎么会害死他”,这不等于是自己招供了嘛。“害死他”这话让九爷他们抓住把柄,隆科多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允祥自认为对皇上和年羹尧都是十分了解的。可是,今天听了邬思道这番话,却不由得身上一阵阵地发寒。他为人善良,不愿意看到年羹尧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回过头来看了看邬思道说:“要不,等一会儿年羹尧面圣下来时,你亲自和他谈谈?”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允禟见隆科多一直沉思不语,便走上前来说:“其实,这事说大它就大,说小它就又变小了。比如说,那位曾经当过上书房大臣的佟国维,不是你隆科多的七叔吗?他是不是和你共同订立了什么约法之类的东西,或者说,你有什么字据落在了他的手中?比如说,他保八爷,而你却保四爷。在这场争夺江山的混战里,你们爷俩不管谁胜谁负,佟氏一门都是不倒翁。嗯,这主意确实不错。不过后来你又不想这样干了,于是,你的七叔就得‘生病’,他既然生了病也就要吃‘药’。假如有人趁给他送药的时候,多加了点什么,他可就‘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想活也活不成了……”

  邬思道突然转过身来,目光灼灼地看着允祥,断然地说:“要谈你们去谈,我是绝对不见年羹尧的!你明明知道,我是奉旨进京的,万岁要秘密召见,我当然恭聆圣谕;万岁要不肯见我,或者要你来奉旨传话,我都可以听命,除此之外,我什么人都不想见!”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隆科多听九爷说得这样明白,不禁一声大叫:“九爷,您……”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怕什么?我还没说完哪。”九爷悠闲地在厅里来回踱着,“佟国维当然不能不死,可是,这老东西却不知把那张字据放在了哪里,是埋在房子里了吗?找!可是他一死,原来住的那座宅子可就要换主儿。换给谁呢?皇上一道旨意颁下,那宅子就归了三阿哥弘时。这可怎么办呢?于是这急着找字据的人就又投到了三阿哥弘时的麾下。想方设法、死乞活赖地要和三阿哥换房子,而且高低换成了,可是,这位新屋主挖地三尺也没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宝贝却自己跑了。”说着老九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抖了一下,“看,它在我这儿哪!它怎么会跑到我这里呢?说来也很简单。那个该死的老东西,一发现他吃了别人给他送的是毒药,就什么都明白了。也算是他临死之前还没有完全糊涂,他把这个小条子交给了八爷。八爷哪,又把它转到了我的手中。”九爷得意洋洋的又把那纸条抖了一下说,“唉,这玩意虽小,可是它的作用却不能低估。别看它只是一张不起眼的小纸片,可是它值钱!它能值一位头上戴着‘上书房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京师御林军总管、九门提督’这么一大堆头衔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

  另一个重要补充,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3月24日。)这个重要补充,是针对当时,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春决议准备正式公布的时候,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过多地干涉农民,因而严重脱离群众这一突出情况而写的。

  “别说了,九爷、十四爷……你,你们想叫我……干什么,我都听你们的吩咐……”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好了,正戏唱完,该着十四爷出场了。他走上来拍拍隆科多的肩膀说:“别怕,老舅,你是有了年纪的人,也是身份贵重的人,寻常那些小事,我们敢麻烦你吗?今天这事,咱们心里明白就行了,对外边权当什么都没说。你该干什么,还照样地干什么。我们哪,也权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这多好啊!不过,以后八爷这里,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的。”他回头向外喊了一嗓子:“哎,你们几个唱曲的,快过来!现在不唱,更待何时呢?”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出台,是由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紧张引起的。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①(①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3页。“第一大战役’’是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与此有很大关系。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①(①“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②(②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①(①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说: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作农村“统帅”。②(②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376页。)另据邓子恢说,他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2、453页。)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

  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

  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

  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

  (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

  兵,多多益善’。”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

  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

  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

  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

  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

  头落空。”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

  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

  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

  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

  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

  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

  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

  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

  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

  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

  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①《毛泽东文集》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8—301页。)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

  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

  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

  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

  是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

  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

  作社。”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

  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

  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

  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

  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

  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

  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

  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

  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

  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

  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

  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

  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

  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

  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基础。”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

  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

  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

  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

  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

  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

  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

  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

  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

  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

  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

  领导,稳步发展。”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6月版,第301—306页。)

  以上是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些基本思想、理论观点及具体工作部署。第一,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关注点,已由互助组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第二,强调个体所有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解决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矛盾。第三,提出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第四,规定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发展道路;但又提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建立初级社,乃至高级社。第五,对发展合作社的态度是,只要条件具备,数量上多多益善,规模上能大则大。要打破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一定慢的观念。这里说的条件,指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第六,再次重申检验合作社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是看是否增产。毛泽东这些基本思想,在以后指导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又发展了,强化了。

  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即所谓“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自发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就是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

  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了这个决议草案。会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又作了修改。十二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公布。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分析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并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规定了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决议指出:“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1、662页。)

  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较,第二个决议有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第一,从分析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出发,提出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决议说,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2、663页。)第二,把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修改这个决议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这是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②(②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段话,在形成正式决议时又有修改。其中“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改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突然上升而引起的”改为“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第三,规定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这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人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四,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上,如果说,第一个决议强调“稳步前进”,第二个决议则又加上一条“积极领导”(完整的提法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在积极领导和推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忽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已经注意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潮流中可能发生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情况,提示各级党委注意这个问题。在决议修改时,增加了一节关于保护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内容。毛泽东看后说:“第七节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①(①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稿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13日。)根据他的建议,这一节又引用了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中关于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单干农民的两段话。其中“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一句,是毛泽东修改第一个决议时加写的。

  决议规定了近年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两个决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一九五四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一百七十多万户。

  在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至十八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发展到三十万或三十五万个;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达到一百三十万或一百五十万个,人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一九六。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①(①这里是指初级的农业合作化。)

  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六月三日中央转发这个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概括,这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同时进行两个革命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原来的报告中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1954年6月7日。)(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新思想、新概括,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又大大地发挥了。

  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机械化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不是的。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他认为足够的农业机器是农业合作社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至三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目的是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这时,全国又有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二万个。根据各地的要求,会议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春耕以前发展到六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翻了一番。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这是个大发展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这次会议,明确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讨论时,会上有些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土改依靠贫农,生产依靠中农”;有的认为,新中农不能依靠,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抗社会主义;有的主张以“依靠新中农”来代替“依靠贫农”的口号;有的主张,“贫农和新老中农都应成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经过讨论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取得一致认识。认为贫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依靠力量,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最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理由不依靠他们。土改以后上升的新中农,他们经济上升的道路和老中农不相同,一般都会积极拥护社会主义,这一点同土改后的贫农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因此,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30)这是自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在党的文件上,对合作化的阶级政策表述得比较完整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初,仅短短的两个月,全国办起三十八万多个新社。这些新社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农村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加上一九五四年遭受严重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一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一方面粮食收购数量增加,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早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知》决定,“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具体说来,按照三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基本上完成或者超过了原定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社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二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集中研究当前农村情况和国家粮食购销问题。会议根据各地的反映,认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这里面有互助合作运动过粗过快的原因,但主要是农民对粮食统购心中无底,感到收购的过多,给自己留用的太少。因此,会议确定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粮食年度征购数为九百亿斤,与上一年度大体相当,认为征购九百亿斤这个向农民要得较少的数字,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的让步,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农团结的步骤,这是完全必要的。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于三月三日发出。

  这时,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三月五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当中,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人社。毛泽东在给林铁的信中说:“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给林铁的信,手稿,1955年3月5日。)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收到黄炎培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很快回信,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3月14日。)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毛泽东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据杜润生回忆:“在三月八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人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③(③《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l页。)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说,发展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④(④《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09页。)

  三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①(①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页。)这个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同一月十日中央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一月十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一九五四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一九五五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7页。)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三月二十四日会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合作化的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三月二十五日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化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③(③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7、318页。)

  浙江接到电报后,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还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到浙江解释《意见》精神的杜润生的建议,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杜润生四月十一日在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①(①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9页。这里所说的“下粮食之马”,指减少征购,合理销售。“下合作之马”,指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去掉虚假成绩,集中全力巩固真实成绩。这些都是就浙江省的情况说的。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6页注[1]。)他在浙江省委会议上又说:“中农不向社投资,闹着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不下马,误了春耕生产,并影响工农联盟。”②(②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5页。)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这一段全国的整社工作,总的看,提出的措施是及时的。得力的。在整顿中,既肯定了成绩是主流的一面,又正视存在的问题,使合作化运动在巩固中发展。对不能巩固的合作社,能够妥善处理,保护了农民搞合作化的热情。全国共减少二万个合作社,由六十七万变为六十五万个。

  这年四月间,六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

  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根据原先商定的精神,继续贯彻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变化并不了解。

  四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①(①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3页。)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五月五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②(②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受中共中央委托,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4月21日至5月7日在北京召开。)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4、425页。邓子恢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4日。)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第二天作总结的时候,没有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④(④《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1页。)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九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①(①毛泽东同邓子恢等谈话记录,1955年5月9日。)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一九五五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①(①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1955年5月6日。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09页。)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这次会议,从下午一时开到晚上十时。

  会上,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毛泽东提议江苏要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在会上重新报上一九五六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②(②同上书,第314页。)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毛泽东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明显的变化。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省份。这一次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①(①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经(指经济作物)六业的人。)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②(②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③(③刘少奇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发言中曾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有些怀疑,但是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发现了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至指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④(④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中央农村工作部认真研究了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的讲话,二十八日向中央表示,要按照大发展的精神,重新修改替中央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

  六月八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去年);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记录,1955年6月14日。)会议批准了到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还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②(②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的附件。)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到继续发展(一年间由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社),这是指导方针上的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充满乐观,对这个一年翻半番的计划仍不满意,觉得少了,建议翻一番,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某些边疆地区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六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回到北京。六月二十五日,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到达北京。从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七日这十几天里,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七月九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③(③刘建勋,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从中午十二时谈到下午五时四十分。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②(②档案。访问王谦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邓子恢为什么坚持一九五六年合作社只能发展到一百万个而不能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呢?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③(③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他还认为:我们党的干部有这种特点,就是有任务都要超额完成。如果订计划超过一百万个社,下面执行起来就会更多,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合作社减产。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调阅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报告,而且对每个报告都写了一些话。关于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示:“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毛泽东还表扬了一个关于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①(①韩庆余1955年7月整理的毛泽东听取警卫战士汇报的情况和谈话记录。韩庆余,当时担任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一中队队长。)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向有的省委书记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七月二十六日,他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一九五四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毛泽东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说:一九五四年全省减产百分之四点八,而初级社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平顺、武乡等二十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百分之三点八。全省的大牲畜,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年递增率为百分之十。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陶鲁笳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②(②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4—156页。)

  山西是老区,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地方。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其中提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一百零三万余个,而不是毛泽东要求的一百三十万个。二十九日,毛泽东将这份简报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文字(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记录了他此时此刻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许多思考。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一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手稿,1955年7月29日。)在此之前,七月二十六日他同陶鲁笳谈话时,就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即将作出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决策时,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从正面想问题,也从反面想问题,他特别牵挂的是增产还是减产的问题。这反映了他的某种担心,他要力求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农业大减产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错误。

  七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个电话汇报,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①(①《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柯庆施来京开会时,把这份电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人员。他在记录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②(②《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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